第五节 “仁”的丰富内涵

一 善性仁心

在人性论方面，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很多人认为：孔子没有明确性善性恶，指出人生来本性都很相近，随着各自生存环境的变化，每个人的习性就会产生差异，其实暗含了性善论的意思。孟子明确地认为人性本善，人之为善是人的本性的表现，人之不为善是违背其本性的。《孟子·告子上》提出：“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在这里，孟子认为：水的本性是向下流，人性生而有善就像水向下流一样；当然，人也可以通过击打等手段使水向上流，这是违背水的本性的；就像人受到私利贪欲的诱迫而变坏一样，不能说人的本性就不善。至于从人天生的性情来说，则是可以为善的，这就是人性本善的意思。至于有的人行为不善，那不是天生资质的原因。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具有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的萌芽，这是人异于禽兽、高于禽兽的本质的特征。孟子的性善论作为儒家的正统思想，传播广泛，影响深远，以至于宋代启蒙读物《三字经》开篇就云：“人之初，性本善。”

孟子提出“四心说”来深入讨论性善论。《孟子·告子上》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在这里，孟子从探讨人性的角度出发，回答学生关于人性是否天生善良的问题，认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心是每个人都固有的，所以人性是天生善良的。这是孟子以心论性，对人本性的界定。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良心”的作用。但是，光有良心并不能说明人性便是善的，因为良心只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假若没有表现出来，便无法断定性是善还是恶。良心即道德本心，人人固有，是先天本体；“四心”是良心的发用，是后天情感、理性和意志的集合。也就是说，“良心”与“四心”是体用关系。关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与仁、义、礼、智“四德”之间的内在联系，孟子在《公孙丑上》中从正反两方面论道：“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四心”是“四德”之发端，没有“四心”就不会有“四德”。“四心”是孟子的“性善论”立论的基点，说明“性善”是以“心善”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对于此点，前贤多有论述。徐复观说：“孟子所说的性善，实际上是说的‘天之所与我者’的‘心善’。”“孟子在生活体验中发现了心独立而自主的活动，乃是人的道德主体之所在，这才能作为建立性善说的根据。”[104]唐君毅也说：“孟子言性，乃即心言性善，及此心即性情心、德性心之义。所谓即心言性善，乃就心之直接感应，以指证此心之性之善。”[105]在孟子看来，人性之所以是善的，就在于人具有“四心”。

孟子指出：“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仁就是人的本心，就是“不忍人之心”，即怜悯、体恤别人的心。《孟子·公孙丑上》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仁心就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根本，是为政者推行仁政的根本，所以儒家讲仁爱之本乃是人之为人的仁爱之心，有仁爱之心才能够爱别人。

二 孝悌仁本

儒家认为“仁”始于亲情，是一种亲情之爱，这就是孝悌之道。郭店楚简载：“爱，仁也。”[106]“不亲不爱，不爱不仁。”[107]“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爱人，仁也。”[108]“仁为可亲也，义为可尊也，忠为可信也，学为可益也，教为可类也。”[109]据说子思所作《中庸》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以亲爱自己的亲人就是最大的仁。《孟子·告子下》云：“亲亲，仁也。”《孟子·离娄上》云：“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礼记·大学》云：“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这些都充分说明儒家的仁爱始于亲情，仁的实践是沿着血缘关系而具体展开的。而在人的亲情之爱中更为重要的是对父母之爱——即孝和对兄弟之爱——即悌，所以《论语·泰伯》载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论语·学而》提出了孝悌为仁之本：“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何晏的《论语集解》曰：“言孝弟之人必恭顺，好欲犯其上者少也。”“本，基也。基立而后可大成。”“先能事父兄，然后仁道可大成。”儒家的仁爱精神是从对父母的孝开始，延伸到对兄弟的悌、对朋友的信、对天下人广泛的爱，乃至对万物的珍爱。孝悌究竟是“仁之本”还是“为仁之本”？如果解“为”字为“是”字，即当作系词使用，则孝悌是仁的根本；如果解“为”字为“做”字、“行”字，即当作动词使用，则孝悌是“行仁”的根本，而不是仁的根本。

在先秦，人们把孝悌视为仁之本的思想很普遍。郭店楚简以“孝”释“仁”，以“孝”作为“仁”的根本特征和最高表现。《唐虞之道》说：“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杀，爱天下之人。禅之重，世无隐德。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皆由此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这一说法显然是关于《论语》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说的推论。《管子·戒篇》云：“孝弟者，仁之祖也。”[110]《吕氏春秋·孝行览》云：“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养……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曾子还说：“民之本教曰孝……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体此者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仁与孝悌是统一的，仁始于爱亲人，孝悌为仁之本。

宋明理学家把注重仁与孝的问题纳入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中，把“仁”向形而上学层次发展，展开了“仁”与“孝悌”关系讨论的新维度。据《二程遗书》卷一八载有学生问程颐：“‘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盖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几曾有孝弟来？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11]程颐否定了“由孝弟可以至仁”，而认为行仁是从孝悌开始的，但这只是实行仁道的一件事而已，说孝悌是实行仁的根本是可以的，可是说孝悌是仁的根本就不行了。朱熹的《论语集注》“其为人也孝弟”章引程子曰：“孝弟，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112]这就在文本基础上对仁与孝悌的关系进行了仔细分析，作了新的扩展，提出了“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的仁孝关系说。

朱熹的《论语集注·学而》注释“其为人也孝弟”章说：“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113]朱熹所谓的“根本”是指仁道，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是一种先验的道德理性，是万善之源；所谓“仁道自此而生”，就是说“仁道”要由孝悌开始，并不是以孝悌为“仁性”之根本。《朱子语类》卷二十载有人问：“孝弟为仁之本？”朱熹曰：“论仁，则仁是孝悌之本；行仁，则当自孝悌始。”[114]所谓“论仁，则仁是孝弟之本”，是说仁是人的内在本性，孝悌只是人本性的外现。他说：“仁便是本了，上面更无本。如水之流，必过第一池，然后过第二池、第三池。未有不先过第一池，而能及第二第三者。仁便是水之原，而孝弟便是第一池。”[115]“孝根原是从仁来。仁者，爱也。爱莫大于爱亲，于是乎有孝之名。”[116]朱子认为：“仁”是终极的“本”，在此“仁”本之上“更无本”了。“孝弟”是从“仁”里面发出来的，有“仁”始有“孝弟”，无“仁”则无“孝弟”。也就是说，心性才是根本，孝悌只是枝叶。人具有孝悌之心，则自能行孝悌之道。所谓“行仁，则当自孝悌始”，即行仁应当从孝悌开始，也就是说孝悌是行仁的根本。他说：“爱亲爱兄是行仁之本。”[117]“人若不孝弟，便是这个道理中间跌断了，下面生不去，承接不来了，所以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118]“孝弟为仁之本”是指孝悌是实行仁道的开端，故为“本”。

三 泛爱亲仁

儒家还提出了“泛爱众”的博爱思想。孔子教育弟子“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这是说“仁”不仅要爱亲，而且要“泛爱众”。“泛爱众”即广泛的爱众人，包括爱亲人、友人、邻人、国人，甚至可以爱敌人。这样，以“爱亲”为根基的“仁”就有了更高层次的道德规定，这是“仁”由“爱亲”而推及“泛爱众”的一个重要的伦理升华，显示了儒家思想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对于其中“泛爱”的“泛”，宋代邢昺注释为“宽博之语”，“泛爱众”是讲“君子尊贤而容众，或博爱众人也”。希望人尊贤容众，博爱众人，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邢昺认为孔子之言是：“言君能博施济众，何止事于仁，谓不啻于仁，必也为圣人乎！”“博施济众”是儒家内圣“仁”发于外王事业的极致，孔子认为就是古代圣王如尧、舜可能也做不到圆满，如果能够把事业做到博施济众就是圣人的境界了。他还把亲情之爱推到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身上，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对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如果能够以对亲兄弟那样的态度与情感相待的话，那就是“泛爱众”的体现。孔子提倡人与人之间要充满爱心，对人要温、良、恭、俭、让，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通过“忠恕之道”落实仁爱。孔子要求国君“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要求国君节约用度，惠爱百姓，不要无穷尽地使用民力，要给百姓休养生息的时间。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是说：敬爱自己的父母，也要敬爱别人的父母；爱护自己的孩子，也要爱护别人家的孩子。人不要把自己的爱局限在狭隘的空间里，不要太自私。《弟子规》把这一宝贵思想发挥为“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就是说，只要是人，就是同类，不分族群、人种、宗教信仰，皆须相亲相爱。

孔孟的泛爱众思想被后儒进一步阐发为儒家式的“博爱”，即在血缘亲情基础上把爱加以扩展的广博之爱。《孝经》宣扬以博爱教化民众的理念：“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先代圣王见教化可以化民成俗，所以他先以身作则，倡导博爱，使民众效法他的博爱精神先爱其亲，所以没有遗弃自己亲人的人。《孝经》提出和阐发的“博爱”观显然是对孔子“泛爱众”的引申和发展。孔安国的《古文孝经孔氏传》于“是故先之以博爱”下注云：“博爱，泛爱众也。先垂博爱之教以示亲亲也，故民化之而无有遗忘其亲者也。”把“博爱”释为泛爱众，强调博爱首先要爱亲人，进一步教化民众各爱其亲。

汉初贾谊的《新书》有“德莫高于博爱人”之语，认为最高的德行就是能够博爱大众，与孔子的“泛爱众”显然一致。

董仲舒说：“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春秋繁露·离合根》）这些都是由仁爱推衍的泛爱（博爱）之意。

徐幹的《中论·智行》云：“夫君子仁以博爱，义以除恶，信以立情，礼以自节，聪以自察，明以观色，谋以行权，智以辨物，岂可无一哉？”把“仁”解释为博爱，为君子修养之首。

孔颖达等人撰《五经正义》多次提到“博爱”，并将“仁”与“博爱”联系起来，如《礼记·表记》载：“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孔疏云：“此一经申明同功异情之事，三者之仁，其功俱是泛施博爱，其事一种是未可知也。”这里以“泛施博爱”释“仁”，是对仁的博爱内涵的进一步深化。

唐代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博爱之谓仁”，是来自孔子的“泛爱众”，直接以“博爱”释“仁”。

宋欧阳修的《乞出表》之二云：“臣闻愚诚虽微而苟至，可以动天；大仁博爱而无私，未尝违物。”这是强调通过“仁”的扩大以实现博爱无私的境界。

孙中山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对仁的博爱精神进行了现代阐发，极为赞赏韩愈对“博爱之谓仁”的解释，认为“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即如‘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与夫爱父母妻子者有别。以其所爱在大，非妇人之仁可比，故谓之博爱。能博爱，即可谓之仁”。[119]如此则“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120]孙中山提倡博爱，是要唤醒人们的仁爱良知，使之博爱人民，乃至博爱人类。

四 爱物惜命

儒家把“仁”推到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形成了“爱物惜命”的思想。孔子虽然没有把“仁爱”推及物的明确论述，但对自然界的生命充满了怜悯之情。《论语·述而》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思是说：孔子钓鱼用竿而不用系满钓钩的大绳捕，射鸟但不射巢中的鸟，这就充分体现了孔子爱物及取物有节的思想。《礼记·祭义》引孔子的话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孔子把仁爱推广到生物，认为不以其时伐树或不按规定打猎是不孝的行为。

《论语·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是常见的句读。按照这种句读，何晏的《论语集解》引郑玄注：“重人贱畜。”邢昺的《论语注疏》曰：“此明孔子重人贱畜也。”朱熹的《论语集注》曰：“不问马，非不爱马，然恐伤人之意多，故未暇问。盖贵人贱畜，理当如此。”通常将此解为珍重人而轻贱畜生。也有人这样句读：“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否）。’问马。”马厩着火了，孔子首先询问饲马的下人有没有事，得知人没有问题后才问马。可见孔子先关心人的伤亡，后关心马的伤亡，重视生命的价值，只是在人和牲口之间优先强调人。这样理解似乎更好。据《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载，孔子之守狗死，孔子谓子贡曰：“路马死则藏之以帷，狗则藏之以盖。汝往埋之。吾闻弊帷不弃，为埋马也；弊盖不弃，为埋狗也。今吾贫无盖，于其封也，与之席，无使其首陷于土焉。”故事是这样的：孔子家的一条看门狗死了，孔子让他的学生子贡去帮他埋葬，并叮嘱道：“按照一般的做法，马死了是用旧的帷幕把它包起来埋葬的，狗死了是用旧的车盖把它覆盖着埋葬掉。为什么人家不把旧的帷幕扔掉，也不把旧的车盖扔掉呢？是因为他们要给这些动物预备着。现在我贫困不堪，连个旧的车盖也没有。你一定要弄一张旧席子，把它好好裹起来，不要让它的头被泥土弄脏了。”孔子为什么要这样近乎庄重地安排学生埋一条死去的看家狗，而不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食其肉，寝其皮，或将其随便弃之荒野，任野兽撕食？原因是孔子一生推行仁德，其所思、所行无不以“仁”为出发点和归宿。如此葬狗，正显示了孔子对动物的悯爱之情是出于践行“仁爱”的自觉。

孟子主张对待别人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推人及于万物。他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即从亲爱自己的亲人出发，推向仁爱百姓，再推向爱惜万物，这就形成了儒学的“爱的连锁”。从“仁”的角度看，“亲亲”是仁的自然基础，“仁民”是仁的核心和重点，“爱物”则是仁的最终完成。对万物的爱心实际上是仁需要完善化的内在逻辑要求。孟子还说：“恩足以及禽兽。”“君子远庖厨。”（《孟子·梁惠王上》）有修养的人要把爱心推及动物，不亲自宰杀动物，以保持仁爱之心。

汉代董仲舒进一步将孔子的“仁者爱人”引申到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爱护，把仁爱的道德范畴从人扩展到鸟兽鱼虫，提倡博大的爱。他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春秋繁露·仁义法》）人之为人，最关键的是仁爱人民；再往下以至于鸟、兽、昆虫，没有不爱的。如果没有这样广大的爱，怎么称得上仁呢？他还说：“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春秋繁露·离合根》）在他看来，广泛地爱护一切生物，才能表现出仁爱来。

北宋张载以仁爱之心体悟到人与人、人与万物息息相通、血肉相连的内在联系，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伟大思想。他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这就是说：天底下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天底下的万物都是我的朋友。

北宋二程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属己，自与己不相干。”（《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这就是说：有仁德的人能够把天地万物与自己看成是息息相关的有生命力的一个整体，把天地万物看成是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故能爱人爱物，如同爱己。据《宋元学案·伊川学案上》载，程颐为经筵侍讲时，“一日讲罢未退，上（宋哲宗）折柳枝，先生（程颐）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因为有儒家爱物惜命的思想起作用，所以程颐以师者的角色自觉地来规训皇帝。又，《二程集·伊川先生年谱》载：“（程颐）尝闻上在宫中起行漱水，必避蝼蚁。因请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诚恐伤之尔。’先生曰：‘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则天下幸甚。’”程颐听说赵煦皇帝在吐漱口水时避开蚂蚁，以免伤生，便给予皇帝高度赞扬，并借机神色非常庄重地教诲皇帝把这样的仁爱之心推及四海之内。

明代吕坤说：“满腔子是恻隐之心，满六合是运恻隐之心处。君子于六合飞潜动植、纤细毫末之物，见其得所，则油然而喜，与自家得所一般；见其所失，则闵然而戚，与自家失所一般。位育念头，如何一刻放得下！”（《呻吟语·谈道》）这段话的意思是：满心胸都是恻隐之心，满天下都是运用恻隐之心的地方。君子对天下的飞禽走兽、动植物、纤细毫末之物，看见它们得到了适宜的生活处所，就会油然而欣喜，和自己得到了一样；看见他们失去了适宜的处所，就悯然而悲伤，与自己失去了一样。希望万物都各安其所、各遂其生的念头，怎么能放下一刻呢！

明代东林学派著名学者高攀龙在《高子遗书·家训》中认为：“少杀生命最可养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间何等苦恼，我却以日用口腹，人事应酬，略不为彼思量，岂复有仁心乎？……省杀一命于吾心有无限安处，积此仁心慈念，自有无限妙处。此又为善中一大功课也。”他要家人待客时少用肉肴，兼用素菜，以少杀生命，积仁心慈念。明代袁了凡在《了凡四训》中说：“何谓爱惜物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恻隐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积德者积此……前辈有四不食之戒，谓闻杀不食，见杀不食，自养者不食，专为我杀者不食；学者未能断肉，且当从此戒之。”我们对这些文字诠释如下：什么叫“爱惜物命”？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人人都有恻隐之心。追求仁爱的人、积累德行的人要积累这份善心。贤明之人有“四不食”的禁忌：听到宰杀声音的不吃，看到宰杀场面的不吃，自己喂养的不吃，专门为我宰杀的不吃。人们无法断绝吃肉，且先从这几条来戒除。

郑板桥在《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中对这个问题也作了很深刻的论述。他说：“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至于发系蜻蜓，线缚螃蟹，为小儿顽具，不过一时片刻，便折拉而死。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劳，一蚁一虫，皆本阴阳五行之气缊而出，上帝赤心之爱念，而万物之性人为贵，吾辈竟不能体天之心以为心，万物将何所托命乎！”最后又特别叮咛：“我不在家，儿子便是你管来。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而姑纵惜也。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这是郑板桥写给弟弟希望其帮忙教育孩子的信。他晚年得子，甚是喜爱，但是由于在外做官，不能在孩子身边教导，于是写信请弟弟帮忙管教，希望弟弟不要溺爱孩子，要教子孙学会体天地仁爱之心，不要玩虐小生命，“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由此引导孩子明白人无高低和贵贱之分，要把仁爱普及众人。康熙为子孙编写的《庭训格言》中说：“仁者无不爱。凡爱人爱物，皆爱也。”作为帝王尚这样认真教诲、严格训饬子孙，希望他们能够爱人、爱物，况且普天下的劳苦大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