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仁爱的现代传承与普遍价值

一 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

儒家以仁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进一步将仁推演为人道为本，其实质是以仁道为本。儒家经典《中庸》、《孟子·尽心下》、《礼记·表记》、《孔子家语·哀公问政》都引用据说是孔子说的“仁者，人也”，这是说“仁”与“人”在基本内涵上是相通的，强调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孔子把人从殷周天命神学中解放出来，以“仁”作为他的思想的核心，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系统地建成了一套人学思想体系，为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奠定了基础。郭沫若把孔子的“仁学”称为“人的发现”。[121]张岂之认为：“《论语》中多处为‘仁’规定界说，其特点是：‘仁’不是以祖先神的崇拜为出发点，而是以人的理性为基点；不是以氏族群体为出发点，而是以个人修身为基点；不是以维护一方而牺牲另一方为出发点，而是力求照顾到人际双方的利益为基点。孔子将‘仁’解释为‘爱人’就显示了这样一些特点。”[122]张立文认为：“孔子的仁学，核心是讲人，是人的哲学升华。”[123]

孔子以后的儒家思想家大都强调以“仁”为核心的人道思想。《孟子·尽心下》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注疏》一说孙奭疏曰：“孟子言为仁者，所以尽人道也，此仁者所以为人也。盖人非仁不立，仁非人不行。合仁与人而言之，则人道尽矣。”朱熹的《孟子集注》说：“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二者合起来就体现了完整的人道。换句话说，人之为人的根本道理就在于人具有“仁”这一德性，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和特征，也就是说，具有了仁才能成其为人。张载说：“仁者人也，当辨其人之所谓人。”（《张子语录·语录中》）宋儒真德秀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是仁也，有是仁而后命之曰人，不然则非人矣。”（《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这些说法从正反两方面诠释了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和特征。

儒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仁道原则，确认人有行仁的能力，人不仅是被爱的对象，还是施人以爱的道德主体；人作为道德主体，其为仁的意愿及行为就是主体自身力量的体现。《论语·颜渊》中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论语·述而》中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在践行仁这点说，人是具有充分的意志自由和主观能动性的。为仁是作为人主体的道德选择，人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也应当作自己的主宰。正如成中英所说：“孔子引用一个传统的德性观念，来展现一个人格实现的理想，来显示一个社会价值的目标。这个观念就是仁。仁，人也；人，仁也。他把人、仁作为一体两面，即理想与现实、本体与方法的互用和整合。他用仁整合人，用人发挥仁。仁既是一整体，也可以是一方法；人既是一方法，也是一整体本体。人、仁互为体用，互为本体与方法。所以，人与仁有互相作用、相互完成。仁，从字形看，是二人在一起，表示一个整体内涵的互通性。仁是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沟通。仁既可以用来扩大人的存在范围，也可以用来解决生活秩序问题，实现人的价值目标。这就是孔子的人生哲学，也是孔子的社会哲学，还有一个潜在的本体哲学，即人的本体哲学。”[124]这样，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形象地说“仁”就是人生命的核心。

当今社会产生的一些问题，其根本原因是有的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即仁。仁的缺失导致他们不懂孝悌之道，不能亲爱亲人。有的人对别人不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不能以忠恕之道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导致人际关系恶化。仁的缺失进一步造成有的人不能泛爱大众、亲近仁德，而是玩世不恭或者悲观厌世。仁的缺失造成有的人为官却不能正己正人、道德齐礼。仁德之缺失也导致有的人暴殄天物，为一己之享乐或为赚黑心钱而残忍地杀害动物、特别是珍稀动物，贪婪地盗取自然资源，使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恶化。仁的缺失也导致有的人缺乏信仰，没有敬畏之心。所以，我们要发扬光大儒家优秀的传统仁学思想，立仁之大本，本立而道生，使人人走上正道，铸就多层次的道德人格，造就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

二 仁爱的现代传承

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可见“仁”的基本内涵就是“爱人”。那么，我们现在要怎么传承仁爱思想呢？

（一）要有仁爱之心。儒家认为：心为人的主宰，一个人是否具有仁爱之心，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心肠好不好、心善不善。心地是否善良是评价一个人、考察一个人、认识一个人最重要的标准。我们经常说：人心向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这就告诉我们要有爱心，行善事。我们看这个“爱”字的繁体字——“愛”：“一飘三点雨，宝盖来顶起，朋友躲下面，爱字记心里。”观察繁体的“愛”字结构，“心”是放在正中间的，意味着心中要有爱，对他人的爱要发自内心。

（二）要自爱。儒家强调仁爱要从自爱开始，以自爱为起点。我们经常说要爱别人、帮助别人、理解别人，其实学会自爱才是对一个人最基本的要求。汉代扬雄说：“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敬诸。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未有不自爱敬而人爱敬之者也。”（《法言·君子》）这段话强调了人要自尊自爱。自尊自爱是关爱他人的必要前提。丧失了自信心和责任感的人，容易做出致使别人受到损害的行为。自爱不是自恋，而是自律、自尊、自强。一方面，按照推己及人的原则，一个人如果不知自爱，没有爱自己的情感体验，如何能够爱人呢？自爱与爱人是相通的。另一方面，自爱不仅是自己的事情，还需要在“人—我”关系中实现，即有被他人尊重的要求。一个人如不自爱，那怎么能让他人来爱自己呢？在学会自爱的基础上，一个人才能更好地帮助别人、理解别人、爱护别人。有的人沉溺于黄、赌、毒，主要是不知自爱，伤害了身体，败坏了德性，触犯了法律，滑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孝经·开宗明义》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有的人不讲孝道，不知从父母的角度珍爱生命、重视生命的价值，轻则沉溺于吃喝玩乐，过得昏天黑地；重则因一朝之忿出手伤人。不知自爱，最终会害人、害己、害社会。还有自杀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三）要爱亲人，即血缘亲情之爱。关于爱亲人，主要体现在孝悌之道方面。儒家非常重视孝悌之道，主张处理一切人伦关系都要从孝悌做起，孝悌是实现“仁”的根本。《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爱人”要从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开始。《孝经·圣治章》又云：“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这种说法是符合道德逻辑的。一个人连生他、养他的父母都不肯亲爱，还能指望他对别人有仁爱之心吗？仁爱思想是从家庭血缘亲情引申出来的，一个人只有首先爱自己的亲人，才会去爱他人。离开了亲情之爱，仁者之爱就成为无根之萍、无本之末。这几年很多地方开展了国学和传统文化教育，在民间讲《弟子规》、《孝经》，已经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和积极的社会效应，基本上形成了全社会的共识，我们还需要在具体细节方面更扎实地落实，以达到更持久的效果。

（四）要“泛爱众”，即爱一切人。孔子又将亲情之爱推广开来，提倡人与人之间要充满爱心，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强调对人要温、良、恭、俭、让。孟子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心中有仁，就能爱戴别人；能爱戴别人，别人也能爱戴你。心中有礼，能尊敬别人，别人也能尊敬你。爱戴和尊敬都是相互的，这就教导人们要对他人友爱、尊敬，要能与他人和谐相处。孟子还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敬爱自己的父母，也要敬爱别人的父母；爱护自己的孩子，也要爱护别人的孩子。人不要把自己的爱局限在狭隘的天地，不要太自私。如果我们心中有仁爱，便会把周围的一切人、物、事放在心上，关爱自己身边一切需要关爱的人，善待他人，扶贫济困，伸出自己的手，力所能及地去关心、帮助他们，哪怕是和自己有过仇怨的人。

（五）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儒家还把仁爱之心推向天地万物，达到仁者与天地万物成为一体的境界。天地生人及万物，所以人与天地万物应该和谐相处，这对于今天的环境保护工作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儒家“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要求人把自己与天地万物看成一个生命体。既然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生命体，人就要认识到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的重要性，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爱就是对自然的敬畏、关心和尊重。爱护自然环境也要“从我做起，从身边事做起”，每个人以生活中的小事来强化爱万物的观念，如少用一次性筷子、不吃野生动物、上街买菜自带篮子、短途出行骑自行车、不践踏草地、做好垃圾分类以及节约用水、用电等等。

三 仁爱的普遍价值

“仁”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具有普遍价值，可以统摄和包含其他诸多德目，由百姓日用通于天地万物，诚所谓儒家“以求仁为宗，以浑然天地万物一体为仁，充周于未发，条理于发见，体如是，用如是，真可谓表里无间而始终一贯者矣”。[125]仁在儒家思想中体用兼该，表里无间，始终一贯。从道德修养来说，人的一切道德行为都与仁有关。“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礼记·儒行》）所以，仁统摄诸多德行。王国维曾论仁与其他诸德的关系说：“孔子之仁，为包容其他一切诸德之普遍之德，即对己之德，与对家族及社会国家等之德，皆存于此中。但先以家族间之德为根本，然后渐推及社会国家。故以孝弟为本，而综合忠信义礼智等诸德，即普遍之仁。故仁为德之全称，其他不过其一部分而已。”[126]仁为德之全称，仁包众德就是仁的普遍性的体现。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以血缘亲情之爱为价值源泉的。以血缘亲情为纽带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是人类社会早期文化的共同特点，但是其他文化后来都经历了断裂和转移，淡化了血缘亲情，只有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文化一直以此作为基础，并将此一脉相传发展到今天。

儒家的仁爱形成了同心圆的层递扩展特征，这是符合共同的人性和心理逻辑次序的。当然，在中国古代，由于立足于血缘亲情而形成的宗法家族制度的局限，这种扩展在社会上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

儒家仁爱思想可以以拟血缘亲情之爱的方式得到扩展，如《论语·颜渊》载孔子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孔子三千弟子”吟诵《论语》中的五句名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德不孤，必有邻。”“礼之用，和为贵。”其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是强调以血缘亲情之爱来对待普天下的人，尽管这些人与自己并没有血缘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师徒如父子、桃园三结义都是这种思想的典型表现。

“感通”是这种方式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儒家仁爱思想以“感通”为本性，认为：人不仅能自我觉醒，以内心真诚的感情认识自己、悦纳自己，还能觉察他人的感受与需求，体察他人的内心，产生相应的尊重与关爱之情，与他人感通。有感必有应，感、应是相互的。人与人有感应，人与万物也有感应，这是一种爱的信息的交流。无害人害物之心，而有爱人爱物之心，被爱之人和物必然会感而应之。

杜维明认为：儒家的一些基本思想——仁、义、礼、智、信与西方一些观念一样，具有普遍价值，可以互相参照学习，而其中“‘仁’的价值应该是所有其他价值的基础，乃至其他价值的前提，这是儒家思想的一贯之道”。[127]仁的最基本含义是爱人。《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离娄下》直接提出“仁者爱人”。唐君毅曾说：“仁之表现只是此心境之直下流露。其主要者即在爱人。人之能爱，乃依于人我无间之心境。唯其人与我无间，然后能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即是打破人我之隔阂，使人我之情相通，而表现此人我无间之心境于外。”[128]杜维明认为：“仁爱的仁是人作为人的体现，也就是最像人的人，最符合人的各种要求，能够代表基本的理念和价值。”[129]“一个仁爱之人必定是怀有信任意识和值得信任的。出于同情和怜悯，一个仁爱之人可以在人际和文化之间铺陈一张不断扩展的关系网络。”“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学习仁爱之道都是所有古典教育的内容。当我们走过人类历史上或许是最野蛮的一个世纪后，学习仁爱之道就成为当代世界中富有深刻意义的挑战。我们承认个人尊严是一种不可回避的价值，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学习如何以仁爱的方式来对待人，无论是一个贫穷老弱的白人、一个中国商人、一个犹太教的长者、一个穆斯林的阿訇、一个年轻富有的黑人妇女，还是其他什么人。这就要求我们具备一种能力，即不仅将那差异视为威胁，还将它视为一个人性的机遇。”[130]因此，学习仁爱之道、以仁爱之心待人接物是儒家修身做人的基础。推而广之，这在当今世界也具有普遍价值。

儒家仁爱思想的理想目标是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大同世界。《孔子家语·礼运》中写道：“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这充分显示了古圣先贤的博大胸襟和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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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阮元：《揅经室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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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赵在翰辑：《七纬》下，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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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6页。

[27]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50、256—269页。

[28]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50、256—269页。

[29]李泽厚：《谈“恻隐之心”》，载http://www.aisixiang.com/data/156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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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吴光：《从孔孟仁学到民主仁学——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32]《全唐文》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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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桂思卓：《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页。

[35]《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36]《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120、27、8、194、123、129页。

[37]《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120、27、8、194、123、129页。

[38]《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120、27、8、194、123、129页。

[39]《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120、27、8、194、123、129页。

[40]《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120、27、8、194、123、129页。

[41]《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120、27、8、194、123、129页。

[42]《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120、27、8、194、123、129页。

[43]《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20—121页。

[44]《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20—121页。

[45]《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页。

[46]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壹，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30页。

[47]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壹，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30页。

[48]《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2页。

[49]《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39页。

[50]《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42、266、113、13页。

[51]郑万耕：《横渠易学的天人观》，载《周易研究》1997年第1期。

[52]《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42、266、113、13页。

[53]《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42、266、113、13页。

[54]《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42、266、113、13页。

[55]《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4、4、120、154、16—17页。

[56]《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4、4、120、154、16—17页。

[57]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88页。

[58]《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4、4、120、154、16—17页。

[59]《二程集》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95、697页。

[60]《二程集》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95、697页。

[61]《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4、4、120、154、16—17页。

[62]《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4、4、120、154、16—17页。

[63]《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391、29、33、120、184、60、59页。

[64]《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391、29、33、120、184、60、59页。

[65]《二程集》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36、1174页。

[66]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壹，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2页。

[67]《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391、29、33、120、184、60、59页。

[68]《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391、29、33、120、184、60、59页。

[69]《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391、29、33、120、184、60、59页。

[70]《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391、29、33、120、184、60、59页。

[71]《二程集》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36、1174页。

[72]《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391、29、33、120、184、60、59页。

[73]《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391、29、33、120、184、60、59页。

[74]《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4、274、33、16、15、366—367、74页。

[75]《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4、274、33、16、15、366—367、74页。

[76]《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4、274、33、16、15、366—367、74页。

[77]《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4、274、33、16、15、366—367、74页。

[78]《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4、274、33、16、15、366—367、74页。

[79]《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4、274、33、16、15、366—367、74页。

[80]《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4、274、33、16、15、366—367、74页。

[81]《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5、105、285、439、153、153页。

[82]《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5、105、285、439、153、153页。

[83]《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5、105、285、439、153、153页。

[84]《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5、105、285、439、153、153页。

[85]《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5、105、285、439、153、153页。

[86]《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5、105、285、439、153、153页。

[87]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67页。

[8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91页。

[8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7、107、109、111—112页。

[90]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7、107、109、111—112页。

[9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7、107、109、111—112页。

[9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7、107、109、111—112页。

[9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29页。

[94]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60页。

[9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4—465、467页。

[9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4—465、467页。

[9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7页。

[9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7页。

[99]钱穆：《朱子新学案》第1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77页。

[100]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80页。

[10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5—467页。

[102]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6页。

[103]刘大钧主编：《儒学释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38、344、349页。

[104]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8—151页。

[105]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106]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79、80、80页。

[107]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79、80、80页。

[108]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79、80、80页。

[109]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79、80、80页。

[110]杨伯峻认为《管子》此句与有子“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欤）”是同样的意思。（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页。）

[111]《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3页。

[1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8页。

[11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8页。

[114]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3、463、472、463、461页。

[11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3、463、472、463、461页。

[11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3、463、472、463、461页。

[11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3、463、472、463、461页。

[11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3、463、472、463、461页。

[119]《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页。

[120]《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121]《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1页。

[122]张岂之：《儒学·理学·实学·新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123]张立文：《略论郭店楚简的“仁义”思想》，载《孔子研究》1999年第1期。

[124]《成中英文集》一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1页。

[125]《潘子求仁录辑要》，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序》第3页。

[126]《王国维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127]杜维明：《否极泰来：新轴心时代的儒家资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9页。

[128]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129]杜维明：《“仁”既是体验的，又是超验的》，载中国孔子网：http://www.chinakongzi.org/zt/ruxuedahui/guandian/201709/t20170914_143904.htm。

[130]杜维明：《对话与创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