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意失荆州”？

至于关公失守荆州是否“大意”，也有很多质疑。

首先关羽在出师北伐之时，并没有忘记防范东吴。《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言：

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

又《吕蒙传》注引韦昭《吴书》：

将军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说之。翻至城门，谓守者曰：“吾欲与汝将军语。”仁不肯相见。乃为书曰：“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知得知失，可与为人；知存知亡，足别吉凶。大军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举，此非天命，必有内应。将军不先见时，时至又不应之，独守萦带之城而不降，死战则毁宗灭祀，为天下讥笑。吕虎威欲径到南郡，断绝陆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将军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则失义。窃为将军不安，幸熟思焉。”仁得书，流涕而降。翻谓蒙曰：“此谲兵也，当将仁行，留兵备城。”遂将仁至南郡。南郡太守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

可见吴军本来是借两军同盟，不禁物资交流之便，故假扮商贾，骗过斥候，“白衣渡江”；虞翻再以失职之罪，生死之抉，要挟公安守将傅士仁，然后再下江陵城的。［11］

又《吴书·虞翻传》复言：

后蒙举军西上，南郡太守糜芳开城出降。蒙未据郡城，而作乐沙上。翻谓蒙曰：“今区区一心者，糜将军也。城中之人，岂可尽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钥乎？”蒙即从之。时城中有伏计，赖翻，谋不行。

如果此言可信，则荆州守军也曾试图反抗过。虞翻两度立功，也是他进入荆州城后恣意嘲弄于禁，忘形得意的资本。

其实关羽是否“大意失荆州”，宋人认识就不一致。如北宋曾公亮主编的实战兵书《武经总要·前集》卷四就以为：

所谓实而备之者，关羽讨樊，多留兵备公安、南郡是也。

认为关羽在防范孙权方面并无疏忽。“大意失荆州”其实源于朱熹的一个说法。由于南宋理学正统观急于帝蜀，同时推崇诸葛亮辅佐刘蜀锐意北伐，“兴复汉室”的不世殊勋，称得上“古今完人”。既如此，则于导致蜀汉未克全功的“荆州之失”，总要在孔明、关羽之间找出一个“责任人”来，就面临两难选择。恰好陈寿批评过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颇类南渡以后的骄镇悍将；而诸葛亮与刘备“鱼水之欢”，唐朝以来就是儒士艳羡的“君明臣贤”典型。故南宋儒士利用“话语霸权”，以“恃才疏卤”之名，将“失荆州”的责任尽归关羽。朱熹认为：

先主不忍取荆州，不得已而为刘璋之图。若取荆州，虽不为当，然刘表之后，君弱势孤，必为他人所取；较之取刘璋，不若得荆州之为愈也。学者皆知曹氏为汉贼，而不知孙权之为汉贼也。若孙权有意兴复汉室，自当与先主协力并谋，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整顿得起时，便与坏倒！如袭取关羽之类是也。权自知与操同是窃据汉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灭曹氏，且复灭吴矣。权之奸谋，盖不可掩。平时所与先主交通，姑为自全计尔。

或曰：“孔明与先主俱留益州，独令关羽在外，遂为陆逊所袭。当时只先主在内，孔明在外如何？”

曰：“正当经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关羽恃才疏卤，自取其败。据当时处置如此，若无意外龃龉，曹氏不足平。两路进兵，何可当也！此亦汉室不可复兴，天命不可再续而已，深可惜哉！”［12］

从疑者提问的角度看来，诸葛何以没有亲镇荆州，也是当时检讨“荆州之失”责任的普遍疑问之一。

苏轼早年论及孔融，尝有“世之称人豪者，才气各有高卑，然皆以临难不惧，谈笑就死为雄。操以病亡，子孙满前而咿嘤涕泣，留连妾妇，分香卖履，区处衣物。平生奸伪，死见真性。世以成败论人，故操得在英雄之列”之说。［13］元儒承接此说论及孔明，也有“（曹）操之临死，何为而咿嘤涕泣？畏诸葛也。分香卖履，有求为黔首不得之念……视公如龙，视操如鬼之论，信矣！虽然，亦不都荆州之失也。”［14］的说法，认为《隆中对》没有把荆州作为北伐根据地，是一个疏失，而非关羽之过。故元至治《三国志平话》叙及“失荆州”事，尚无关羽“大意”的说法。后来理学正统观念经由元、明成为儒学共识之后，此说开始占据上风。复缘明代《三国志演义》整理诸儒以宋明理学史观匡正前说，遂使关羽长期背负“大意失荆州”之名。即使关公达到全民崇拜，封王封帝，儒生仍不改其谳。以至发为“演义”，凝为成语，家传户诵，至今未已。

清代对于关羽尊崇已达于斯极，“乃文乃武，乃圣乃神”。乾嘉学派著名考论史家，常熟人赵翼曾条分缕析，总结诸说，以《三国志》记述为据，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借荆州”说法的谬误，认为：第一是此说“皆出吴人事后之论”：

“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也。《江表传》谓：破曹操后，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刘备，而刘表旧吏士自北军脱归者，皆投备，备以所给地不足供，从孙权借荆州数郡焉。《鲁肃传》亦谓：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肃劝权借之共拒操。操闻权以地资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后肃邀关羽索荆州，谓羽曰：“我国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权亦论肃有二长，惟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此“借荆州”之说之所由来，而皆出吴人语也。

第二是荆州主权原为刘氏父子所有，而不在孙氏。孙氏所以参加赤壁之战，目的只是为了借盟自保：

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与人也。荆州本刘表地，非孙氏故物。当操南下时，孙氏江东六郡，方恐不能自保，诸将咸劝权迎操，权独不愿。会备遣诸葛亮来结好，权遂欲藉备共拒操，其时但求敌操，未敢冀得荆州也。亮之说权也，权即曰：非刘豫州，莫可敌操者。乃遣周瑜、程普等随亮诣备，并力拒操。（《亮传》）是且欲以备为拒操之主，而己为从矣。又曰：将军能与豫州同心破操，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是此时早有“三分”之说，而非乞权取荆州而借之也。赤壁之战，瑜与备共破操。（《吴志》）华容之役，备独追操。（《山阳公载记》）其后围曹仁于南郡，备亦身在行间。（《蜀志》）未尝独出吴之力，而备坐享其成也。

第三是刘备才被曹操视为敌手，故赤壁战后孙权仍然竭力拉拢刘备以自固：

破曹后，备诣京见权，权以妹妻之。瑜密疏请留备于京，权不纳，以为正当延挈英雄，是权方恐备之不在荆州以为屏蔽也。操走出华容之险，喜谓诸将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耳。”（《山阳公载记》）是操所指数者惟备，未尝及权也。程昱在魏，闻备入吴，论者多以为权必杀备，昱曰：“曹公无敌于天下，权不能当也。备有英名，权必资之以御我。”（《昱传》）是魏之人亦只指数备，而未尝及权也。即以兵力而论，亮初见权曰：“今战士还者及关羽精甲共万人，刘琦战士亦不下万人。”而权所遣周瑜等水军，亦不过三万人，则亦非十倍于备也。

第四是刘备承袭荆州牧后南征四郡，孙氏亦未有异议：

且是时，刘表之长子琦尚在江夏，破曹后，备即表琦为荆州刺史，权未尝有异词，以荆州本琦地也。时又南征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皆降。琦死，群下推备为荆州牧。（《蜀先主传》）备即遣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收其租赋，以供军实。（《亮传》）又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羽传》）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在南郡。（《飞传》）赵云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云传》）遣将分驻，惟备所指挥，初不关白孙氏，以本非权地，故备不必白权，权亦不来阻备也。

第五是“三分鼎立”大势已定，刘备集团不仅立足有据，而且扩张迅捷，吴人始有“吃亏”感觉：

迨其后三分之势已定，吴人追思赤壁之役，实藉吴兵力，遂谓荆州应为吴有，而备据之，始有“借荆州”之说。抑思合力拒操时，备固有资于权，权不亦有资于备乎？权是时但自救危亡，岂早有取荆州之志乎？羽之对鲁肃曰：“乌林之役，左将军寝不脱介，戮力破曹。岂得徒劳，无一块土？”（《肃传》）此不易之论也。

最后结论是“借荆州”之说为吴人事后的“狡词诡说”，流为历史“耳食之论”的：

其后吴、蜀争三郡，旋即议和，以湘水为界，分长沙、江夏、桂阳属吴，南郡、零陵、武陵属蜀，最为平允。而吴君臣伺羽之北伐，袭荆州而有之。反捏一“借荆州”之说，以见其取所应得。此则吴君臣之狡词诡说，而“借荆州”之名遂流传至今，并为一谈，牢不可破，转似其曲在蜀者，此耳食之论也。［15］

而鼓吹曲《关背德》中，分明表现了对关羽“称兵北伐，围樊襄阳，嗟臂大于股，将受其殃”的焦虑担忧，倒是真实地反映了孙权、吕蒙等人的心境，可为赵翼辨析增添有力证据。

此后有人重新追究当年“荆州之失”，清人矛头开始对准诸葛亮。如乾隆时姚范就说吕蒙“袭江陵”，陆逊“守峡口以备蜀，而蜀人当时之疏忽如此。吴人之眈眈于荆州，而忌关羽之成功，不待智者而知，而当时（蜀君臣）若付之度外……蜀之谋士，当不若如是之疏，陈氏（寿）或不能详耳”。道咸时黄恩彤也言“蜀之君臣，但喜其（羽）胜，不虞其败”。吕蒙、陆逊“用奇兵而蜀不防”。曹操前后共遣徐晃等十二余军以救樊城，“而蜀不闻遣将，增一旅以援羽……岂非失事机也哉！”［16］但是文人私语毕竟抵不过《三国志演义》的公开流行，所以“大意失荆州”之说仍然占据上风。［17］

近年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原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会会长朱大渭撰文认为：关羽不仅派糜芳、傅士仁驻守江陵、公安（其中公安城就是刘备修筑，专门用来防备孙权集团的），又在附近沿江设置了“屯候”（仿佛长城防卫的烟墩），以便随时侦察动向，及时报告信息。沿江屯候、公安、江陵内外套城，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防备孙权的四道防线。而且江陵距樊城前线只有一百八十公里，当时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只需一天多就能赶回。因此在关羽看来，对吴国的防范可说是万无一失。他还进一步认为，“失荆州”的真正原因在于诸葛亮《隆中对》的判断有误：

《隆中对》把荆州作为蜀国北伐中原的一个战略据点，忽视了“荆州在扬州上游，关系吴国的安危，孙权对荆州是势所必争的，否则便不能有吴国”。刘备、诸葛亮在夷陵之战以前对此始终无深刻认识，从而反复同吴国争夺荆州，把蜀军主力十余万消耗在荆州战场，刘备、关羽也为此丧命。故蜀国庞统、法正、赵云皆主张放弃荆州，集中主力北上争夺雍、凉和关中，并有吴国为援，如此蜀国形势当会改观。既然刘备、诸葛亮未觉察其战略计划的错误，所以对吴国必全力争夺荆州毫无思想准备。他们把蜀汉两大战略据点之一的荆州重任只交给关羽一人担当，以一人之智力如何能对付魏、吴两大敌对强国？而且，在关羽北伐紧要关头，又不给予一兵一卒支持。所有这一切，皆源于《隆中对》所包含的错误因素，未据政治形势发展而加以修改。明乎此，再看前述关羽败亡的五条原因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条。另外，第一、二、四、五条，皆属客观因素，而非关羽的主观力量所能克服。因此，我认为荆州的失守，主要责任不在关羽，而是蜀国战略方针失误造成的。关羽虽有一定责任，但其忠于职守，以身殉职，应无所非议。［18］

其次，陈寿曾言关羽“刚而自矜，以短取败”。但在镇守荆州时他是否“骄傲自满”，其实也有异说，不特“拒婚孙吴”一事。如马超归蜀，被待为上宾，关羽致书责问，诸葛答书一事，李贽就认为这是一出“双簧”：

孟起来降，其心未测，不先有以弹压之，反复未可知也。惟孔明深谅先主之心……得此则孟起野心自化，毋复他虑。［19］

而顾炎武在议论韩愈当年因不拘礼法，被劾罢职之事时，则以为关羽此举是维护刘备人主之尊：

至于山阳公《载记》言：“马超降蜀，尝呼先主字，关羽怒，请杀之。”此则面呼人主之字，又不可以常侪论矣。［20］

至于关羽防守虽然严密，但最终仍未能阻止吴人得手的原因，还有一重解释。

《三国志》尝言关羽与吕蒙都喜读《左氏传》，是因为《左传》集中汇集了春秋时代的各种战例，与《孙子兵法》这类战争哲学的论著相比，更适合行伍出身的将帅理解。钱锺书说：

《宋史·岳飞传》：飞“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喜“野战”，宗泽授以阵图，飞曰：“阵而后战，兵家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赵括学古法而墨守前规，霍去病不屑学古法而心兵意匠，来护儿我用我法而后征验于古法，岳飞既学古法而出奇通变不为所囿；造艺、治学皆有此四种性行，不特兵家者流为然也。岳飞好《左传》，当亦是为学兵法。《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注引《江表传》记孙权自言：“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因劝蒙：“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早以《左传》及《左氏外传》属“兵书”。［21］

钱氏且谓《春秋》所言兵事甚多，涉及许多组合谋略，结盟、毁盟，也是外交、军事组合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春秋无义战”，但盟友间“不宣而战”，“当面叫哥哥，背后掏家伙”的战例，自孙吴“偷袭荆州”之前尚且未有。

“兵法”或者今言“军事学”向来都是实践性、经验性极强的领域。二战时日军偷袭珍珠港也是西方战争史未曾遭遇到的战例，以致罗斯福总统是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卑劣、无耻的民族”这样的词语作为开头向日本宣战的。战后东京法庭审判东条英机，辩护律师布列尼克辩称日本对珍珠港的攻击“并非偷袭”，意图利用东西半球时间差进行诡辩。检察官反驳时特别指出日本向美国递交最后通牒电报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以后才送达，而且偷袭得手后日本才播发了天皇裕仁的宣战诏书。对比之下，关羽是在吕蒙托病、陆逊继帅后才开始襄樊北伐，《吴书·陆逊传》载有襄樊大捷时《与关羽书》一通，犹言“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云云，卑词甘言，誓重同盟；背后乃收买叛将，不宣而战，令人猝不及防，无疑是中国军事史上的“创新”战例。以此载明典籍，给后世“军事—外交”的组合谋略平添了许多变量，这在辽、宋、西夏、金、元之际又开始表现出来。

战争行为从来就不属于单纯“道德评价”范畴，故以今人视野观之，面对如此心思细密、富于算计而又没有任何道德顾忌的亲密“盟友”，关羽当初即欲不“大意”，亦未必能够也。

俗谚向有“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的说法，本文亦无意于此做什么“翻案”文章。况且“骄兵必败”作为对于后世将帅，乃至其他各种事业决策人的警示，当然是一个普适真理。随着谋略学的泛化，结盟、背盟、叛盟偷袭之类情事，在后世“党争”“商战”的博弈中层出不穷，防不胜防。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意失荆州”无论归责于谁，倒不重要了。况且连诸葛亮、关羽这样的“文化英雄”都避免不了这个规律，更具有惕厉后人的意义。但如以“大意失荆州”作为品评历史人物的千古定谳、不刊之论，则恐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