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疑其眩”
沈约编修《宋书·乐志》的“吴鼓吹曲”中，还有一首为“彝陵之战”刘备集团全军覆没以后两国重新通好所作之曲《通荆门》，全文是：
《通荆门》者，言大皇帝与蜀交好齐盟，中有关羽自失之衍，戎蛮乐乱，生变作患。蜀疑其眩，吴恶其诈，乃大治兵，终复初好也。《汉曲》有《上陵》，此篇当之。第八。
荆门限巫山，高峻与云连。蛮夷阻其险，历世怀不宾。汉王据蜀郡，崇好结和亲。乖微中情疑，谗夫乱其间。大皇赫斯怒，虎臣勇气震。荡涤幽薮，讨不恭。观兵扬炎耀，厉锋整封疆。整封疆，阐扬威武容。功赫戏，洪烈炳章。邈矣帝皇世，圣吴同厥风。荒裔望清化，化恢弘。煌煌大吴，延祚永未央。
右《通荆门》曲，凡二十四句，其十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其中谈到了“中有关羽自失之衍，戎蛮乐乱，生变作患”。何出此语？这也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吴蜀同盟之间的互不信任；另一个则是荆州民心归向。不妨拈来续论。
应该说孙、刘两家“盟友”彼此猜忌已非一日，而曲注所谓“蜀疑其眩，吴恶其诈”正是两大猜忌点。《吕蒙传》叙蒙分析荆州大势说：“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就是吴人看法的典型代表，还成为后世“帝魏”派的论据。如青年苏轼《诸葛亮论》就批评“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22］再后来“帝蜀”派占据上风，“蜀人之诈”又成为“状诸葛多智而近妖”的源头。枝蔓不提。
自从《三国志演义》绘色绘声地描写了诸葛亮江东“舌战群儒”之后，一般读者心目中，吴人之“眩”似乎已缺失依据。其实此处所谓“眩”者，“迷惑”也。即《荀子·正名》“彼诱其名，眩其词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之意。《吴书·陆凯传》言凯上谏孙皓疏，亦有“游戏后宫，眩惑妇女”之语，二字属连，亦此之谓。［23］也可引申为“诳言虚语”，“大言假话”。如述袁曹交兵时，顾徽向曹操夸耀江东“山薮宿恶，皆目化为善，义出作兵”［24］以制止曹氏觊觎之心，而实际上却一直怨恨蛮夷不宾。外言炎炎，而其实不逮然（参下文）。裴注转引之吴人《吴书》，先后叙述冯熙、赵咨、沈珩在吴危难之际使魏，每以“带甲百万”等语夸大吴之实力及备战状态。除冯死于魏外，其他使者或令曹丕“善之”而“魏人敬异”，或“引珩自近，谈语终日”，因而“频载使北”云云。可知吴人载记中的“眩”言炫事，几乎成为东吴外交使节的义务职责。而西盟蜀而偷袭蜀，北臣魏又背叛魏的事实反差，不能不令东吴的外交信誉受到极大的损害。
更惊人的是，吴人还曾利用随于禁遣返的魏臣浩周为其大胆“眩”言，在曹丕面前“口陈指麾”，甚至“以阖门百口”来担保孙权的一片忠诚，以致曹丕“既信（孙）权甘言，且谓（浩）周为得其真”，［25］为吴立国争取了战略时间。只是这段记载不出于吴人之手，结局当然也不圆满。
《吴书》描绘设计擒拿关羽事，多有踵事增华之言，尤以吴范之事叙得神乎其伎：
权与吕蒙谋袭关羽，议之近臣，多曰不可。权以问范，范曰：“得之。”后羽在麦城，使使请降，权问范曰：“竟当降否？”范曰：“彼有走气，言诈降耳。”权使潘璋邀其径路，觇候者还，曰：“羽已去。”范曰：“虽去不免。”问其期，曰：“明日日中。”权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权问其故，范曰：“时尚未正中也。”顷之，有风动帷，范拊手曰：“羽至矣。”须臾，外称万岁，传言得羽。
叙来一波三折，尽得跌宕之妙，但故事的空间距离颇有问题。按吴范位置应在公安城孙权的总指挥部，而潘璋则在当阳漳乡的前沿指挥所，两地直线距离至少也有数百里。不意千里动静，几经变化，仍不出其掌心。风帷初动，须臾即报，信息交流竟然如此迅捷，无异于今日之电话、手机、“伊妹儿”矣。裴松之于此引《蜀记》云：
权遣将军击羽，获羽及子平。权欲活羽以敌刘、曹，左右曰：“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议徙都。今岂可生！”乃斩之。
且为此疏云：
臣松之按《吴书》：孙权遣将潘璋逆断羽走路，羽至即斩。且临沮去江陵二三百里，岂容不时杀羽，方议其生死乎？又云“权欲活羽以敌刘、曹”，此之不然，可以绝智者之口。
也是由此处质疑。显为后人踵事增华，敷演成为当时正在流行的“志异小说”，而于史家体例殊不相合。这在《吴书·周瑜传》叙“赤壁火攻”中体现得更为突出，事实上《吴书·周瑜传》关于“赤壁之战”经过的描述，显与《魏》《蜀》两书相关描写均有歧异，且与《吴鼓吹曲》及王粲《英雄记》的相关资料亦有很大差别。或者这就是三国故事虚构化的开始，以此证明吴人“赤壁争功”的合法性，从而为背叛盟约，偷袭关羽制造根据。以其枝蔓，另文再议。［26］
吴、蜀两地皆以才辩之士辈出而称道于世。然当同为弱势，彼此不相佩服，一度兵戈相见之外，亦不断有口角纷争穿插其间。此为“大背景”中之“小过节”，但亦对两地后世之文化走向不无影响。“蜀疑其眩”即其一也，值得拈出，略申数言。
《吴主传》曾云，有“蜀使来，称蜀德美，而群臣莫拒。权叹曰：‘使张公（昭）在坐，彼不折而废，安复自夸乎？’”此或为敷衍“舌战群儒”故事之张本。俗云“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大概受此刺激，此后无论在蜀在吴，每当与蜀人论辩，吴士每奋勇争先，必撄其锋，而屡载之于吴史，津津乐道，风气亦为之转移。如记叙彝陵战后吴使郑泉奉命通好，谈及蜀已称汉帝号事：“刘备问曰：‘吴王何以不答吾书，得无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凌轹汉室，终夺其位。殿下既为宗室，有维城之责，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而于是自名，未合天下之意，是以寡君未复书耳。’备甚惭恧。”［27］直接羞辱到刘备头上，显有报复之意。［28］其实此前关羽不就正是在荆襄“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之际，被孙权背后捅一刀的吗？吴人之《吴书》竟将郑泉之言书之于史，可谓善于强词夺理。亦可参见诸葛恪与蜀使费祎应对嘲难，吴人“咸称善焉”。［29］蜀使张奉以姓名嘲吴臣阚泽，泽不能答，薛综即以地名嘲骂：“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复自伐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喜笑，而奉无以为答。”［30］请注意这两次嘲难都有吴士旁观应和，不谓无因，可供治三国外交史者补注一笔。
其于后世影响甚大之两事，亦容略为申言。吴人君臣之间雅好争嘴斗捷，每逞口角之胜，后亦备载于《三国志·吴书》中。如《张纮传》引环氏《吴纪》叙纮孙张尚与孙皓谈论“柏中舟”与“松中舟”等事，孙皓反目，发怒收尚，百官公卿“诣宫叩头请，尚罪得减死”事。又如《王蕃传》注引《吴录》：“（孙）皓每会，因酒酣，辄令侍臣嘲谑公卿，以为笑乐”云云。东晋南朝以后，随着江东文士数量增多、地位提升，此风渐次浸被，《世说新语》已多有描述，尤以宋后为甚，即蜀人苏轼亦以此著称。朝士大夫彼此以姓名籍贯谑虐嘲骂，从此成为中国官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叙者每以其为雅谑韵事，亦不乏以此结怨而相倾轧败坏政风者。历代笔记稗史多有载记，事烦不引。［31］
又两宋重臣多出江左，宋人记叙与辽金元之“北使”打交道时，亦每以斗诗论词之尖新、讲说清谈之奇峭来嘲谑摧折对手，复以私记夸耀笔端，辗转录入笔记稗史，喋喋不休，以与荣焉。今之国人每言“阿Q之精神胜利法”，溯源追根，造始之端，其源于此乎？［32］
《吴书》瑾传曾述诸葛瑾“为人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雅弘。”“与权谈说谏喻，未尝切愕，微见风采，粗陈指归，如有未合，则舍而及他，徐复托事造端，以物类相求，于是权意往往而释。”而其子诸葛恪却“辩论应机，莫以为对”。可谓橘生于淮，水土异也。按驳难辩论原起于东汉儒学今古文经学之争。建初四年（79）汉章帝亲临白虎观，大会今文经学群儒，讲议五经异同。“省章句”，“正经义”，敕为《白虎通义》一书。佛教宗派新入中土，也把天竺辩风带了进来。《世说新语·假谲篇》云：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由“旧义往江东”，就怕连饭也没得吃了，即可推知中原谈习本与江左大异其趣。而后来道恒却与竺法汰弟子昙壹、慧远等“大集名僧”论“心无义”说，“据经引理，析驳纷纭”，“就席攻难数番，问责锋起”，［33］成为一时潮流。盖缘晋室东迁，进入江东的人文环境之后，中原旧习、西来梵风与江东嘲难交相煽炽，发为“清谈”，遂使汉末月旦人物之“清言”、魏晋言近旨远之“谈玄”更上层楼，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之大端。此节应有专书论述，论者幸当留意之。［34］
元人郝经《曹南道中憩关王庙》诗云：
传闻哨马下江陵，青草湖南已受兵。壮缪祠前重回首，荆州底事到今争？［35］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有《晋书·东晋南朝地理形势与政治》一条，曾作精辟分证，略谓据有荆州实为“控制上游强兵，以夺取建康中央政权之经验教训”的大事，且言“周瑜在刘备入蜀之前，早已规取益州，实为卓识，惜其志不果。‘王浚楼船下益州’，则‘金陵王气黯然收’。”不妨参看。
我以为，《吴书》及《江表传》等所以违背史书体例，多有增饰之言，首先“赤壁争功”而为刘备“借荆州”作铺垫，又以“借荆州”作为“袭荆州”的合理性张目，也是吴人善“眩”的一个证据。后人不察，贻误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