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之初，面对中医药证候规范化、现代化、诊断和疗效评价等关键科学问题，为进一步揭示中医证候核心内容，建立系统的辨证方法新体系，王永炎院士和朱文锋教授分别撰文阐述关于建立辨证方法新体系的学术主张，并分别提出了证候要素及证素的概念，开辟了中医证候研究的新领域，在中医药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证候的认识，目前的主流认识是对疾病状态下人体生理病理整体反应的概括。这一整体反应是包括病位、病因、病性、病势、病理、症状、邪正关系、机体状态等多维的“界面”。因此，王永炎院士将证候的特征概括为“动态时空、内实外虚、多维界面”，并提出证候要素的概念来表征、规范证候的研究，进而构建辨证方法新体系。

所谓证候要素，是指组成证候的主要元素，是对证候病因、病机的表征。理论上来说，所有的证候都可以由证候要素及其作用的靶位组成，亦可称为病性类证候要素和病位类证候要素。“证候要素”主要着眼于病因，“证候要素靶位”着眼于病位，二者分别与症状相联系。如在“寒湿困脾”证候中，寒、湿是证候要素，脾是证候要素靶位。王永炎院士的研究团队在病机层面提出了6类，29个基本证候要素，即外感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内生五气：内风、内寒、内火、内湿、内燥；气相关：气虚、气滞、气郁、气逆、气脱、气陷；血相关：血虚、血瘀、血脱、血燥、出血；阴阳相关：阴虚、阳虚、阴盛、阳亢；其他：毒、痰、水。每个证候要素要在病位层面上进行靶位的厘定。任一证候要素或证候要素靶位都具有不同于其他证候要素或证候要素靶位的特异性症状、体征及其组合。从宏观范畴讲，证候要素具有以下特征：①组成证候的最小单元；②每一证候要素都有不同于其他要素的特异性症状；③临床所见的所有证候都可由证候要素组合而成。从证候要素的应用而言，证候要素又有如下特征：①降维降阶，使证候界面有限化；②升阶，使证候构成因素之间相关关系定性和定量化；③升维，全面把握证候的个性特征。

将证候要素及其靶位融合在一起则形成了如下的特征：①内实外虚：对某一证候要素或其靶位而言，临床出现的稳定性与特异性较强的症状和体征常是判断该证候要素或其靶位的主要依据，也是评价临床干预效果的主要依据，称为“内实”，而较弱的症状和体征则称为“外虚”。②动态时空：针对不同的发病部位（空间）和不同的发病阶段（时间），证候要素及其靶位存在着明显的动态演变规律。③多维界面：认为证候要素涉及3个界面，即外感病邪、内生病邪、七情内伤、饮食居处、先天不足、外伤、寄生虫等病因界面；虚寒、虚热、实寒、实热、真寒假热、真热假寒、寒热错杂等病性界面；虚实夹杂、真实假虚、真虚假实等病势界面。而证候要素靶位也常被分为脏腑、形体（包括膜原、玄府）、官窍、经络（络脉）等界面。

由此而将复杂的证候分解为内容相对清晰、数量相对局限的“证候要素”与“靶位”，再通过各证候要素间的组合、证候要素与其他传统辨证方法系统的组合等方式形成一个能够体现中医证候临床复杂多变情况的多维多阶的非线性辨证方法新体系。

基于证候要素的概念，王永炎院士带领的研究团队提出了辨证方法新体系，提出：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病证结合、方证相应是辨证方法体系的中心理论。“证候要素”和“应证组合”是构建辨证方法体系的两个重要环节，这两个环节的关键在于“降维升阶”。“降维”是把复杂的证候系统分解成较为简单的证候要素来研究，“升阶”则是进行应证组合，即通过证候要素之间的组合，证候要素与其他传统辨证方法的组合，建立多维多阶的辨证方法新体系。这一辨证方法新体系通过提取证候要素、厘定证候靶位、进行应证组合的步骤，按照据证言病、病证结合、方证对应的主要原则，进行系统对照、回顾验证、互补互动的深层次的证候研究。

在病机层面，首先要提取证候要素，可以以6类29项基本证候要素为基础，根据新的四诊信息数据，或新的分析结果来进行修正完善。证候要素的提取可从古今文献和大量的临床经验中发掘，也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大规模的临床流行病学调查。证候要素确定之后，以证候名称下面的病机层面的症状内容为依据，进行深入的数据分析，以合理的方法提取各证候要素下属的内容，根据各症状权重，区分出主症、次症与兼症。

在病位（即证候靶点）层面，要在传统的脏腑、六经、经络、卫气营血、三焦等辨证方法的基础上，将证候要素进行病位层面上的交叉。首先通过对各辨证方法下所属病位层面的内容进行合理的信息学数据计算，厘定这几种辨证方法相关的证候靶点，并进一步研究每一靶点的下属内容。在病位层面的研究初步完成之后，必须进行专家问卷调查，并同样根据反馈的专家评估意见进行调整修订。

在证候要素的提取与证候靶点的厘定后，辨证体系的初步框架基本形成，而接下来的应证组合是回归完整体系的关键步骤。在临床实践中，病机与病位是不能分离的，既没有脱离了病位的病机，也没有离开了病机的病位。而“病机层面”“病位层面”都必须回归到多维多阶立体交叉的复杂系统中去，才能被灵活运用。那么，这种回归的关键步骤就是应证组合。所谓应证组合，就是对应临床证候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组合，“证候要素”与“证候靶点”都不可能游离于“应证组合”而单独使用。临床证候的情况可能是多种多样，应证组合的方式便随之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具体的临床证候可能是单要素，也可能多要素组合；可能是单靶点，也可能多靶点。这些不同的应证组合方式，使辨证方法体系不再是一种由各种具体证候单纯的线性联系组合的平面，而具有复杂的多维多阶立体交叉的非线性特征，通过清晰的证候要素表达与应证组合规律的寻找，这一复杂的辨证方法体系具有可控性。

在这一辨证方法新体系下，研究者们从证候要素提取、证候诊断模型、证候分类及证候演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应用。在证候要素提取和演化规律上，常利用现代数据挖掘技术对证候要素进行提取和分析，尤其是无监督的数据分析方法，如聚类及对应分析、因子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复杂系统熵聚类等。如张氏等分析了SARS疾病的证候要素及其演变规律为疫疠毒火、液耗津亏；湿浊、瘀血致气伤，进而亡阳，导致厥、脱。证候要素靶位及其演变规律为：口鼻→肺（络脉、膜原、玄府）→心络；张氏采用非条件Logistic多元逐步回归筛选外感病因的症状，发现外感病因的证候要素是风邪、寒邪、热邪、湿邪、燥邪、病气、外毒、疟邪和内伏风邪；王氏等对424例冠心病患者临床资料进行二值Logistic回归分析，提取了冠心病心绞痛8个主要证候要素，并发现病机变化随冠脉病变程度的加重有一定规律；刘氏等提出动态关联度系数聚堆法进行中风病的证候要素提取，提出中风病“风、火、痰、瘀、气虚、阴虚阳亢”6个主要证候要素；等等。在证候要素诊断模型方面，王氏等运用支持向量机方法对名老中医辨治冠心病的8个常用证候要素予以分类，并求得各子项的权重值，对定量诊断进行了探索，其他应用的方法还有决策树、双层频权剪叉算法、贝叶斯网络等。另外，大量研究从文献分析或临床流行病学角度将证候要素理论应用在临床多个系统疾病中，发现各系统疾病的证候要素分布，为揭示疾病证候分布提供了参考，并完善了辨证体系。

证素的概念是朱文锋教授在总结历代医家辨证思想和各种辨证思维特点、方法和内容的基础上提出的。朱文锋教授认为：“证素”即辨证的基本要素，通过对证候（症状、体征等病理信息）的辨识而确定的病位和病性，是构成证名的基本要素，是辨证的基本单元，是建立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统一体系的基础。

根据证素的概念，需要明确以下问题。“证素”是对病变本质所作的判断，而不是现象，所以说证素不是证候。但证素的确定，必须以病理表现为根据，即以症为据，从症辨证。证素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病位和病性，涵盖了病因的内涵。证素是对疾病病理本质所作的判断，不是机理分析，故又不应等同于病机。病性证素反映疾病的病变本质，而病位证素反映了病变部位，二者密不可分，不能只重病性，忽略病位。病势本质上可归属于病性，并不能并列于病性之外。

据证素的基本特征和临床实际，学者将基本的证素分为50项左右。其中，病位证素有20项左右，包括：心神（脑）、心、肺、脾、肝、肾、胃、胆、小肠、大肠、膀胱、胞宫、精室、胸膈（上焦）、少腹（下焦）、表、半表半里、经络、肌肤（皮肤、肌肉）、筋骨（关节）；病性证素约33项，主要有：（外）风、寒、湿、（外）燥、火、暑、痰饮、水停、虫积、食积、脓、气滞、气闭、血瘀、血热、血寒、气虚、气陷、气不固、气脱、血虚、阴虚、亡阴、阳虚、亡阳、精（髓）亏、津（液）伤、阳浮、阳亢、动风、动血、毒。此外，尚有五官专科病位9项：肉轮、血轮、气轮、风轮、水轮、耳、鼻、咽（喉）、齿（龈）。

证素概念的提出，更多的是建立在将“证候”理解为证的临床表现的基础上，按照其定义，证素具有如下基本特征：证素是根据证候而辨识的病变本质；证素主要指辨证所确定的病位和病性；证素的内容是根据中医学理论而确定的；证素是构成证名的要素；病性证素是对正邪相争的本质概括；证素为具体诊断单元而非分类纲领；证素有一定的组合规则；某些证素间可有重叠涵盖关系。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色和精华，但中医辨证的普遍规律、思维认识特点到目前还未被深刻揭示。中医辨证过程中还存在着各种辨证方法相互错杂、辨证分型复杂而不规范、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等问题。为此，在各家研究的基础上，朱文锋教授提出构建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新体系，将辨证的精髓归纳提炼为辨病位、病性证素，以证素辨别为核心进行辨证，认为只要把握50项左右证素的基本特征和组合规律，便抓住了辨证的核心和本质。

朱文锋教授认为，“辨证”是根据中医学理论，对证候进行分析，认识其病理本质——证素，并概括为完整证名的思维认识过程。由于任何复杂的证，都是由病位、病性等证素组合而成，因此准确判断证素，便抓住了疾病当前的病理本质，并可执简驭繁地把握灵活复杂、动态的证。根据证候，辨别证素，由证素组合为证名，这就是新的“证素辨证”体系。证素辨证体系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约800个临床信息的规范、量化；50项证素的规范、基本特征、判别和组合规律；由证素组合成的约150个常见证的诊断标准及判别方法；疾病中证素的分布规律、演变规律。其中最关键的是对症状与证素之间的计量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即明确每一症状在不同证素中的贡献。

在“证素辨证”体系中，证候→证素→证名是辨证思维过程的三个层次、台阶和步骤。中医辨证具有多维复杂性，各证候与各证素之间有着广泛联系，各证素可组合成无穷的证名。证候、证素、证名三者之间，形成复杂的“三阶双网”结构，以辨识证候为基础，辨别证素为关键，辨定证名为目的。在具体的辨证过程中，朱文锋教授还提出了对症状与证素间的定量判断方法，即明确每一症状在不同证素中的贡献度。将病人所出现症状的贡献度权值之和（以100作为通用阈值，根据病情的轻重与复杂程度进行调节）作为确定各证素（如心、胃、气虚、血瘀等）是否成立的依据，最后将达到诊断阈值的证素进行有机组合，从而构成完整的证名诊断。

基于证素的辨证体系提出后，研究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索，包括利用证素进行证候的标准化、规范化研究；利用文献整理、流行病学调查、专家咨询等方法，结合数据挖掘、信息处理等多维的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进行证素辨证的计量分析和判别研究；通过建立“证候辨证量表”，制定证素诊断标准等。比如利用贝叶斯网络、神经网络、粗集理论、Meta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从大量的数据中发现证候在证素判断中的贡献度、证素与证素间的组合规律、证素与证名间的模式识别关系等。另外，还有研究利用实验方法研究证素与现代生化指标的关系。如有研究者探讨了中医证素与血液、肾功能之间的关系，发现尿素氮与寒、饮显著负相关；肌酐与饮显著正相关，与气虚、亡脱显著负相关；尿酸与肝、血瘀、阴虚、阳亢、胃、肺、少腹、气逆显著负相关，与气滞、气虚、血虚、肠非常显著负相关等。也有学者采用“证素辨证”积分的方法进行计算，发现阴虚病理与血小板计数呈正相关，实热病理与血细胞比容、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平均血小板体积呈负相关。

证候要素和证素是为了统一辨证体系而提出的中医学领域的新概念，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证候要素和证素是关于中医证候具有意义的内涵最小单位，证候要素和证素的提出使得纷繁复杂的证候转变为数量有限的证候要素或证素，从而使证候理论研究进入到新的领域。证候要素和证素的提出都是为了建立能够揭示辨证普遍规律、操作性强的中医辨证理论体系和方法，从而更好地辨证和提高临床疗效，是关系中医学自身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鉴于二者在许多方面容易引起混淆，导致在应用过程中存在可能的混乱，有必要将二者进行对比，加以阐释其中的共性、区别和联系。

在概念的内涵方面，王永炎院士认为，任一证候都是由若干证候要素和证候要素靶位组合而成；而朱文锋教授认为，证素是辨证的基本要素，每个证名都是由证素相互组合而成。证候要素包含了疾病病机方面的要素及其作用靶位，而证素也分为病性要素和病位要素，但二者在本质上都是构成证候的基本要素。如“肝肾阴虚证”既可以拆分为“肝”“肾”两个证候要素靶位和证候要素“阴虚”，也可以拆分为“肝”“肾”和“阴虚”三个证素。

历代医籍中都涉及类似于“证候要素”的相关概念，如《素问·至真要大论》将各种证候分别归属于心、肝、脾、肺、肾、上、下、风、寒、湿、火、热，即所谓“病机十九条”；《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泄”之论，都显现出证素或证候要素基本的雏形。后世历代医家对证候的论述都会涉及组成证候的“要素”。当代著名医家方药中先生《辨证论治研究七讲》总结了辨证的整个思维过程，称第一步为定位，包括脏腑经络病位；第二步为定性，包括阴、阳、气、实、血、表、里、虚、风、火、湿、燥、寒、毒14项，这种论述已和证候要素或证素十分接近。王永炎院士和朱文锋教授共同参与起草的《中医临床诊疗术语国家标准》中明确提出了辨证过程中辨病位和辨病性的概念，并将其中的基本辨证元素划分为三类，总计77项。可见，二者提出前提都是为了证候标准化。

证候要素和证素都将自身定义为辨证诊断的最小单元，揭示了辨证的基本规律、实质与关键，并奠定了辨证规范化的基础。临床上的病情虽然千差万别，极其复杂，并处于变动状态，然其本质则无非是证候要素/证素的多维排列，掌握这一辩证统一体系，便为把握复杂的辨证方法找到了执简驭繁的要领。

证候要素和证素源于同一理论、同一标准，但并非同一概念。证候要素早期称为证候因素，共规定了29个基本的证候因素，认为可对疾病出现的证候进行简化分解，使用时再实行组合，所有要素均为病性属性，并无病位属性。之后，定义了“证候要素靶位”的概念。在辨证中引入证候要素这一概念的目的是降低证候的维度，便于分析探讨其病机，实现辨证的目的。而证素早期也被称为“辨证要素”，表示辨证的基本要素，由病位、病性证素组合，经分析筛选提取规范的通用证素约有50项。

证候要素的研究模式更加重视病证结合，研究也多以病证结合方式进行，即“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模式。如早期研究课题“中风病证候学与临床诊断的研究”即以中风病为对象，总结出“风、火、痰、瘀、气虚、阴虚阳亢”6个主要中医证候因素，奠定了该研究模式的基础。此种研究模式更加体现了“专”的特点，能够针对某一疾病进行更准确的辨证。证素的研究模式则较少按照病证结合的模式，更注重证素的“广谱性”，以期达到广适应、多用途的特点。如研究基于5 800个病例资料，通过“双层频权剪叉算法”明确证素、常见证的特征证候，明确各症状的诊断贡献度，建立起证候与证素、证型间的非线性映射函数，使隐性变量转化成显性参数，将模糊信息变成清晰数据，以期使之成为统一的“证素”。

在应证组合上，证候要素研究者从开始就认识到了应证组合的重要性，并从文献研究和临床实际探讨了应证组合的相关规律。证候要素应证组合是其辨证方法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证候要素应证组合研究不仅要阐明证候要素应证组合规律，而且要研究证候要素在应证组合过程中的复杂关系，充分重视证候的内实外虚、多维界面的特征，建立具有较强实践意义的证候要素应证组合方法。而证素理论的应证组合更多是指如何将证素组成为证名，如病人存在心、肺两个病位证素，又存在气虚、阴虚两个病性证素，组合起来就变成了多种情况：心气虚、心阴虚、肺气虚、肺阴虚、心气阴两虚、心肺阴虚等，这就需要对证素的证名归属进行判断。

基于证候要素和证素建立的辨证新体系也存在一定差异。证候要素辨证理论认为证候均由若干证候要素和证候要素靶位组合而成，其中证候要素是对证候病因病机的表述，证候要素靶位是关于证候要素发生部位的厘定，两者具有“动态时空”“内实外虚”“多维界面”“非线性关系”的特征。在辨证过程中是以中医“意象思维”“病证结合”模式为基础，按照“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病证结合，方证相应”的“象、素、候、证、病、方”层次递进的证候辨证理论体系，明确了中医证候研究的时间序列，确定了“提取要素，厘定靶位，应证组合”的证候要素辨证内容。

证素辨证理论体系则将证素定义为辨证的基本要素，通过对证候（症状、体征等病理信息）的辨识确定病位和病性，将证素作为辨证论治的核心和关键。证素是对证的概念进行最小单位的解构和划分，体现出中医辨证内容及思维轨迹，具有一定的组合规则，证素间可有重叠、涵盖关系等基本特征。证素辨证体系是通过证候—证素—证名的过程，形成复杂的三阶双网结构，其辨证思维过程分三个层次、三个台阶、三个步骤。证素辨证体系中还存在另一种常见证的诊断方法，即由证候直接辨别证型。作为实现证名诊断的关键一步，证素间的组合需要经过建立数据库后通过数据挖掘建立模型，形成应证组合规律。

证候要素和证素是中医证候研究的新生力量，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医辨证的过程，实现中医客观化、现代化。学科的交叉、争鸣与共识都是促进学科发展的不同形式，这些新理论、新观点无疑也都促进了中医证候研究的进步。辨证的最终指标是临床疗效，无论是证候要素还是证素辨证都有待于接受临床实际效果的检验。同时，在今后研究中，二者都应该重视互相取长补短、达成共识，以临床为平台，以实证为依据，共同促进中医证候研究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