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和证是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获取的对疾病的认识。“病”与“证”的概念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医药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过程中的主线，尤其是现代医学传入中国后，中、西医两种医学模式的碰撞与交融，使得“病”和“证”的概念都被赋予了更多新的内容，“病”和“证”的关系也成为中医学界关注的热点。理清“病”和“证”的概念内涵是中医证候现代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病，在《说文解字》中释为“疾加也，从疒丙声。”是指“有特定病因、发病形式、病机、发展规律和转归的一种完整的过程”。最早的关于疾病的记录见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随后，在《山海经》中出现了以疾病病理特点和发病情况命名的疾病，如“瘕疾”“肿疾”等。至《五十二病方》中则详细列出了52种疾病及其对应的医方283首。中医学理论体系下的“病”有其自身的特点，每一个病都有其各种不同的临床特征，各个不同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转归，构成了各个不同疾病的一系列异常变化的全过程，有其病因、病理、病位、辨证分型、治疗方药、预后转归等一整套理论体系。而现代医学的“病”则建立在西医学理论体系基础上，以研究人体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的结构与功能的病理变化为特点，根据疾病病因及病理的需要，进行相应的药物治疗。在命名上，中医的“病”往往从整体观出发，或以病因性质命名，如伤风、伤暑之类；或以突出症状命名，如腹泻、眩晕之类；或以病机之所在命名，如郁证、痰饮之类。而现代医学则更多根据其物理或实验诊断对疾病进行命名，如结核病、病毒性心肌炎、糖尿病等。虽然中西医对病的理解完全相同，病名不能完全对等，但均是反映疾病发生、发展的全过程。

证概念的历史源流已在前文中备述，现代中医认为：“证”是指“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它包括了病的原因、部位、性质以及邪正关系，能够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病理变化的全面情况。“证”也是在中医学发展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概念，其涵义也不断从最开始的表象走向疾病的本质。可以看出，“证”是反映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特征，是以病机为核心的疾病认识体系。相对而言，现代对“病”的认识重在把握疾病的全过程，而中医对“证”的认识则重在阐明疾病的各阶段本质。有研究者认为证比病更具体、更贴切、更具有可操作性，而也有研究者认为病是第一层次，证是第二层次，病规定证，证从属于病；病是整体，证是局部；病贯始终，证是阶段。这也就产生了对病证关系认识的不同理解。

疾病概念体系与证候概念体系都是为了认识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指导疾病防治。中医学中的“病”与现代医学的“病”其内涵仍存在不同。中医学中的治疗是由“症”到“病”再到“证”的多次反复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辨病长于从疾病的全过程、特征上认识疾病的本质，强调始发病因以及病理过程；辨证重在从疾病当前的表现判断病变的位置与性质，强调与疾病有关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机体整体反应特性。“病”与“证”是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有不同的内涵，分清病与证的本质才能在学术上更好地认识证候，在实践上更好地指导治疗。

病与证的关系在中医理论产生的时期就早有体现，如在《黄帝内经》中治疗颈痈病时，对于颈痈之气滞证用针灸行气祛邪，对于气滞血瘀证则用砭石破血逐瘀，可以说是同病异证治疗的体现。《黄帝内经》中的辨病、辨证方法虽还不够细致、完整，但已注意到病证差异及病证结合的问题，为今后病证结合理论提供了思路和理论基础。随着临床的不断实践，到了《伤寒杂病论》时期，对病证关系的认识则更为深入，并以此奠定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伤寒杂病论》中将病、证和症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通过“依症辨病、据病辨证和随症加减”的基本方法，建立了病、证、症结合论治的诊疗模式，所体现的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理论和实践则更加丰富。由此，关于病、证异同及其相应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治则成为中医学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到现代医学引入以后，病与证的关系又融入了现代医学中“病”与中医“证”新的内涵。自20世纪60年代提出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同病异证、异病同证）的理论后，“同病异证”和“异病同证”作为对病证关系的解读在中医学学术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一种疾病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同一患者在不同阶段可以出现不同的证候，患相同疾病的不同患者由于体质的差异，即使在疾病的同一阶段也会表现出不同的证候，此即所谓“同病异证”；同样，不同的疾病，由于患者的体质因素相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出现相同的证候，这称为“异病同证”。与此相应，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殊，这是以证为核心的。有学者认为证与病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对证而言，同证异病时，证是共性，病是个性；对病而言，同病异证时，病是共性，证是个性。病证结合将有利于阐明疾病的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更深刻地认识疾病的本质。而同病异证、异病同证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医证候理论中的证病异同，有学者将“同病异证”和“异病同证”形象地称为病证关系的“经纬论”。同一疾病表现为几种不同的中医证型，而同一种证型可散见于不同的疾病，它们一起代表了病证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

“同病异证”主要强调“病”与“证”之间的异质性，现代更多地被用来指导疾病的中西医结合临床治疗。现代医学的疾病诊断注重患者共同的病理基础，但对体质、年龄、性别、生活环境等带来的个体差异则顾及不够，或即使有所认识，也缺乏有效的干预手段。而“同病异证”则恰恰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所体现的个体化特色，能优化对个体间差异的认知和处理，以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来归纳同一疾病患者的不同证型，并指导中医的治疗。通过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能兼顾患者群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同病异证”是对“同病”的补充和完善，并不是一味地强调“异证”，使同一个疾病的患者被“异质化”。事实上，同一疾病的患者，因其基本相同的病理、功能和代谢的改变，尽管个体之间会有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同病”前提下的“异证”。同病虽可以异证，但其病则一，也就是其基本病理机制是一致的，那么其主症可贯穿病变的全过程，即同病异证，异中有同。如肺痨病，虽有肺阴亏损、阴虚火旺、气阴耗伤、阴阳两虚等不同的证型，但该病的咳嗽、咯血、潮热、盗汗等主症则均可出现于上述四证型之中；又如消渴病，虽有上、中、下三消之分，但仍以多饮、多食、多尿及形体消瘦的“三多一少”的典型症状为其基本特征。

“异病同证”则主要强调“证”的同质性，现代更多地被用来探索中医“证”的本质。由于证候是在致病因素作用下，机体内外环境各系统之间相互关系发生紊乱所产生的综合反应，是反映疾病处于某一阶段病因、病性、病位、病势等病理要素的综合性诊断概念。在中医辨证论治过程中，某一最基本的证型中包含着若干可分辨的有意义的不同病理状态，而引起这种现象的主要因素是导致这类证候的疾病不同。也就是说，不同的疾病可能出现中医理论所阐述的相同的证候——即异病同证，它是不同疾病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病位相同、病性相近、病因同源、病势吻合的状态。同时，异病同证不仅强调证与病之间的同质性，也注重证与病之间的异质性。“证”又受着病人个体体质和不同疾病的自身变化规律的影响，所以“异病同证”中的“证”在基本病机大体相似的情况下，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如构成证候的主症、次症、兼症必然有区别，所处的地位也各有区别，不同疾病的发展转归也不同。如同为脾虚证，大便溏泻和食后腹胀喜按均为其构成要素，但是，病胃脘痛的“脾虚证”主症是食后腹胀痛，不一定出现大便泻；而泄泻病之“脾虚证”主症则以大便泄泻为主，食后腹胀则为次症或可不出现。临床上出现的“异病同证”现象并不是指在整个疾病全过程中完全采用相同的治法方药进行治疗，而主要指在疾病发展过程中一定阶段的同治，且治法大体相同，方药却多有差异。所以我们不仅要根据证候的基本属性，运用“异病同治”的法则，解决病证的共性，还要重视这些具体的病机变化。

病证结合即辨病辨证相结合，是一种在临床诊疗中既注重辨证论治又重视对病的诊断，包含了多种结合形式及治疗措施的临床及研究体系。辨病是对疾病的病因病机、病情的发展、预后等从整体上的把握；辨证注重根据病情某一发展阶段的病理特点而做出阶段性判断。病证结合不仅从纵横两个角度认识疾病，而且在每一具体疾病的限定范围内体现中医证候的演变规律，对中医证候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医学走向现代化的突破口之一。“病证结合”源流久远，目前已几乎贯穿到中医药临床和科研的每一个环节，也成为中西医结合研究领域的研究范式。在不同的病证结合模式下，从以病统证和以证统病的不同角度，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研究和探索。

中医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辨病与辨证的区分。随着不同时期的发展，辨病与辨证的结合在不同时期都得到了发展和完善。现代医学传入以来，病证结合的理论和模式也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在先秦时期，甲骨文及《五十二病方》《黄帝内经》等文献载有很多明确的病名，形成了病证结合的雏形；到东汉《金匮要略》记载了70余种病名，是最典型的、最有实用价值的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专著，奠定了病证结合的理论基础。如对百合病的论治可谓早期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典范，在治疗上既有专方，又强调根据具体辨证而选方论药。

隋唐时期《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等著作均对疾病进行分类后再进行辨证论治，初步形成病证结合理论。

到宋金元时期，医家已形成了以辨证为主的病证结合模式，如《素问玄机原病式》中记载了大量“病证相依”和“证方相存”的条文。这一时期，在辨证论治学术方面有很大的进步，学派蜂起，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在临床中更多地注重辨证论治，辨病论治也相应深入，对后世乃至当今都有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病证结合理论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清徐灵胎在《兰台轨范·序》中说：“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能识病名，而后求其病之所由生。知其所有生，又当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状所由异，然后考其治之法。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其论点很有代表性。温病学派医家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见解，叶天士提出的“卫气营血辨证”和吴鞠通创立的“三焦辨证”等创造了以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为核心的温病病证结合模式。

近代以后，汇通医派开创了西法断病结合中医辨证的模式，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使其在实际运用中较为片面、简单，但是“中体西用”的思想对病证结合模式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如引起现代医学界广为注意的代表性方剂石膏阿司匹林汤。现代以来，对病证结合模式的理解百家争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病证结合模式的发展。陆渊雷、施今墨、金寿山、岳美中、姜春华、朱良春、祝谌予等也都倡导病证结合的临床实践，关注病证结合的重要性。岳美中教授认为“按证候用药是《伤寒》，按病用药是《金匮》”“余谓中医治病必须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相结合”。上海姜春华教授指出：“中医除掉以西医的病为主体外，还要根据中医辨病的原则去辨病，同时也根据中医辨证精神去辨证。”

中医重宏观整体辨证，西医重微观局部辨病，这是中西医各自的优势特征，已成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辨病与辨证的结合就是两种医学优势的结合与互补的落脚点，也是两种医学在思维方法论层次上的结合。目前，对于病证结合模式的认识，一般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中医辨病结合辨证论治；二是现代医学诊断疾病结合辨证论治。

第一种模式即传统病证结合模式，以辨病为主体但又不忽视辨证的重要性。此种模式下，对证研究的较多而对病研究的较少，且中医学病名如呕吐、腹痛等这类病名较为笼统、直观，使中医辨病的应用空间受到限制。此外，中医有些疾病的诊断较为模糊，也不利于证候研究的开展。如“呕吐”一病，可涵盖急性胃炎、急性胰腺炎等多种疾病，而这些疾病的西医发病机制和临床表现的差异导致其证候特点亦有较大的区别。

第二种病证结合的模式下，主要是察西医之病，辨中医之证。首先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现代医学理论和思维方法对疾病做出明确诊断，弥补中医学在诊断判定和疗效评判标准方面缺乏规范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医的辨证思维进行分型，确定治则治法，遣方用药，从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现代医学对于疾病的命名更为规范，如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样的现代医学病名，较中医“胸痹”更能反映疾病的基本病理特点。借助现代医学的“病”来命名，按照中医辨证论治原则，综合考虑疾病因时、因地、因人等所表现出的不同证候，确立符合临床实际的证型，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治法方药，成为目前病证结合研究的主要方式。

在中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模式下，有学者提出中医辨病论治的思维模式，并归纳如下：一是针对疾病的病理改变，立足中医认识，无论何种证型，均可采用相同或相似的药物治疗；二是运用现代诊察手段，探索隐症或无症疾病的病理改变的病因病机，进行针对治疗；三是同一疾病，病理状态出现变化，可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

在西医诊断疾病与中医辨证论治的结合模式下，有学者也认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辨病随证施治，即基于西医疾病明确诊断，采用中医辨证诊疗思维，明辨其基本病机和证候，根据不同病机和证候而确立治则治法并遣方用药，即同病异证、同病异治。二是据病分期而辨证论治，即根据疾病不同阶段的病机特点进行分期，再根据不同分期的病机特点而辨证论治。三是专病专药结合辨证论治，即疾病常常存在着主要病机和基本证候，这一主要病机和基本证候又常常受到多种因素，如年龄、体质等影响而出现病机和证候的差异，治疗上应针对主要病机和证候而制定基本治法和方药，在此基础上进行辨证加减，即有学者提倡的同病类证、同病类治。

此外，还有学者将病证结合分为以下三种形式：一是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分型相结合，即西医作疾病诊断，中医辨证分型，依证立法进行治疗；二是无证从病，无病从证。即在二者中的一方无法诊断时，根据另一方的情况进行诊断治疗。三是舍证从病，舍病从证。临床上遇到病与证在处理方法上有矛盾时，经过分析，可以舍弃一方，而根据另一方的诊断结果进行治疗。

病证结合的研究是现代中医药临床及学术发展的实际需求。在病证结合的研究模式中，根据病与证的主从关系，又可分为以病统证和以证统病两种形式。当前，以病统证的诊疗和研究形式被广泛应用，而面对以病统证模式的局限性，以证统病形式能够提供很好的补充或支撑，以证统病的形式也在中医药临床研究和中药新药研发中得到重视。

以病统证，即以病为出发点，对同一疾病（包括合并其他疾病或疾病的某个发展阶段等多种情况）包含的不同证的分布、演变、核心病机进行探究。在现代病证结合模式下，以病统证的研究占据了主导作用。

现代医学疾病多是以其“病理生理”变化为依据而诊断的，具有明确的排他性，而无论何种疾病均有其独特的病理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在其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病理变化基本一致，临床症状也大致相似。“以病统证”主要着眼于疾病自身的病理变化和病情演变规律，首先借助现代医学对疾病的分析，实现疾病共性规律与个体个性特征的有机结合，弥补单纯辨证论治的不足。如肝豆状核变性，是铜代谢障碍的疾病，现代医学认为本病患者排铜发生缺陷，大量的铜盐沉积在肝、脑、肾等组织中引起组织损害，故治疗以驱铜为主。因该病临床表现大多见四肢震颤，行走不稳，言语謇涩，时流口涎，舌红苔薄黄，脉弦数等，故中医辨证多认为其属肝风内动，理应以平肝息风为治，药用珍珠母、牡蛎、龟板、鳖甲、白僵蚕等，但因此类药物含有高铜，服之反使病情加剧。而以病统证的模式下，建立在“病”诊断基础上的辨证施治体系中则能够弥补这种不足。

如何运用中医辨证施治理论去认识现代医学疾病中某一发展阶段所反映出的共性，也是以病统证模式下“病证结合”研究的重要内容。如冠心病统领下的血瘀证与活血化瘀法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中医临床诊治能力的提高。对冠心病血瘀证病因病机理论的系统继承、总结和发挥，也为心脑血管病以活血化瘀为主治疗和向其他学科辐射奠定了理论基础。不可否认，以病统证的方式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而且易于被现代科学体系主导的科研工作所认可。仍不能忽略中医学与西医学两个理论体系的差异。以病统证也存在以下局限：一是受西医诊断的局限，即只有在明确西医诊断前提下，方能实现中医辨证治疗，对于西医诊断不清或无法确诊的疾病，如果按以病统证的形式就会缺乏依据；二是难以总结病机规律及特点，对不同疾病在一定的阶段中可能存在基本相同或相似的病机和证候规律的总结受到局限，不利于中医辨证论治优势的发挥。

以证统病，其核心是以证为出发点，以证为纲而以疾病为目，突出证辨识治疗而采用的诊疗和研究形式，对不同疾病中的同一证进行深入研究，综合归纳其证的共性及与疾病相关的特点。这种模式可以涵盖“以证统中医的病”和“以证统西医的病”，更能够代表中医药辨证论治的特点，是目前证本质研究的主要思路，也在中药证候新药研发中逐渐得到重视。

以证统病立足于证候来讨论疾病，讨论病证结合。辨证论治是中医诊疗的特色，是中医数千年来疗效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因此，中医证候有着超越疾病界线的功能，同时，也不排除疾病的特异指标。因此，以证统病可以探讨相同证候见于不同疾病中的同中之异，确定同一证候统一的辨证施治标准和因病而异的辨治要点。如中风、冠心病、糖尿病、肾病等各病在发展的某一阶段均可出现气虚血瘀的证候表现。又如六味地黄丸治疗肾阴虚证，在中医临床中广为应用，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得到不断发展和创新，应用范围不断扩大，肿瘤、慢性肾炎、更年期综合征以及自身免疫病如红斑狼疮、重症肌无力等数十种疾病表现为肾阴虚证者均可运用其进行治疗。另外，以证统病也是研究证本质的重要研究思路，如微观辨证的提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以证统病根据症状、体征制定辨证标准的前提下，用疾病的微观指标来辨别和识别证（即微观辨证），以发挥现代医学微观地认识机体的结构、代谢和功能特点的优势，能更完整、更准确地从本质方面阐明证的物质基础。

目前，“以证统病”的研究并不多，而且在很多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阻碍。如在以证统病的研究思路中，在不同的疾病中如何定义出现了“同证”，如何诊断和评价等问题。另外，“同”和“异”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使是同一种证，由于不同疾病的影响，也可能在证诊断标准、主症和次症、特异性临床表现等方面存在差异。

在中医证候现代研究过程中，辨病和辨证是两种必不可少的辨识疾病病位、性质的方法，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把握好病，能从总体和纲领上把握人体状态；把握好证，能抓住疾病当前阶段的病机特点。无论是以病统证还是以证统病，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单纯辨病或单纯辨证的局限，对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和促进中医证候学术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