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候的相关概念是伴随着中医学对人体认识的由浅入深而产生和发展的。作为中医学理论和学术发展中的独特概念，历代医家对证候的定义和认识各异，古今文献对证候概念内涵、外延的相关记载亦不统一，厘清证候相关概念及其演变过程是保证中医证候现代研究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最基本条件。

在中医学对疾病认识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的概念表述，如證、证、症、征、候、证候等。要正确理解证候的概念，首先应了解相关术语文字的沿革及含义的演变，从而理解其现代的含义。

“證”字在《说文解字》的释义为“告也，从言，登声”；《玉篇》中释为“验也”；《增韵》中为“候也、质也”。在《后汉书》和《宋书》中分别有“采前世成事，以为證验”“探摘是非，各标證据”的记载，可见“證”的最初本义为证据、证验。在1915年《中华大字典》中载有“證”字的八项含义，其中一项即为“病證也”，明确了“證”作为病象的含义。事实上，“證”也是历代用以表述疾病状态的规范字，在历代中医典籍中一直用“證”而不用“証”。

“證”与“証”在古代为形义皆不同的两个字。“証”字最初并无病象之含义。在《说文解字》中释义为“谏也，从言正声”，“谏”字为“証也”，二者互训，可见“証”字原义应为证明、作证之义。至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中称“証”为“證”的俗字，“今俗以証为證验字，遂改《吕览》之証为證”，故此古代的“證”字又演变成了“証”字。至1964年《简化字总表》将“證”字简化为“证”字，于是“證”由“証”演变成了“证”而代表疾病的证据、征象之义，并逐渐被医家提炼、演绎为中医药学的特有概念。此外，“证”字还作为“症”的古体字和“病”的同义字，“症”字未出现前皆写作“证”。

“症”字据考是元代才出现的“证”的俗体字，1915年《中华大字典》中释“症，俗证字”，其所引原始文献为元代郑德辉《倩女离魂》中“症候”一词。最早以“症”指示疾病者是明代万历进士谢肇淛的《五杂俎·物部》“人有阴症寒疾者”。明代吴有性《温疫论》指出“病證之‘證’，后人省文作‘証’，嗣后省‘言’加‘疒’为‘症’”，表明證、证、症三字的演变。后明清许多医学著述以“症”命名，如《症治答难》《脉症治方》《杂症汇考》等，出现以“症”代“证”或“症”“证”并用的趋势。说明“症”乃古“證（证）”字之本义，特指与病变有关的证据、证明。1964年《简化字总表》中将“症”变为与“证”并存的规范字，在中医学中用于表示症状和体征。

征为“徵”的简化字。《广韵》中释“徵”为“證也，明也”；《礼记·中庸》中“虽善无徵，无徵不信”和《康熙字典》中“徵，或为證”的释义说明“徵”字与“證”字有相通之处，在中医学典籍中具有证验、象征之义。

“候”字在《说文解字》释为“伺望也”，表示“候人道路，迎送宾客之官”之义；《康熙字典》释为“又气候、證候”；而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凡觑伺皆曰候，因之以时为候”，可见“候”字包含观察的过程、观察的现象及时候等义。在中医学中，《素问·五运行大论》曰：“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用“候”表示所获知的各种表现，即如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候”皆可作“疾病征象”之义，这里的候与证并没有明确的区分，都表示病变的表现。因此，中医文献中常将证与候连在一起合称证候，指疾病的症状。

证候即“证”和“候”的合称，是中医学专有的概念术语。中医典籍中可见较早地将证与候连称的是晋代王叔和整理的《伤寒论》，“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在《脉经》中证候一词也多有应用，如“声色证候，靡不赅备”；晋代葛洪的《肘后方》序言中亦有“故备论证候，使晓然不滞”。此时的证候应最接近证、候二字的原义，为疾病及其变化的表现。因此，1947年首版《辞海》中解释说：“证者，谓之体内病状发现于外，如事物之有对证也。候者，病之转变，随乎时期，如伤寒证，旧说七日为一候是也。合言之，则曰证候。”

证型是中医所特有的概念，即证候类型的简称。证候的分型虽由来已久，但证型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在古代并未被提及。证型从证候概念中逐渐分离为一个新名词应该始于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在近年来病证结合的研究模式产生之后在临床和科研上被广泛使用。证型是将现代的证候概念中疾病当前阶段的病位、病性等本质概括成的一个规范表述，是一种诊断名称，而临床中较为常见的、典型的、规范的证候分类，则可称其为证型。

中医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实践而形成了独特的辨证论治体系，产生了六经辨证、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辨证、三焦辨证等多种辨证纲领，并发展了相应的治则、治法、方药，而贯穿其中的关键核心一直是证候。长期以来，历代医家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对证候有着不同深度和广度的认识，形成了证候概念产生和发展的轨迹。随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对证候概念和内涵的认识不断趋于规范和深入，但时至今日仍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共识。有研究者从近20年的文献资料中查出证候概念的相关表述有30余条，涉及证候的训诂、证候原始考证及各家对证候概念的发挥等。现对证候概念的不同认识及其演变轨迹作一梳理。

证候二字起初是分论的，而证字最初用于医籍中的本义多指现代所谓的症状而言。在《列子·周穆王》中载“其父之鲁，过陈，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证”，此处的“证”即是告之的病情，也就是症状。而《黄帝内经》中分别用到“证”“候”二字也均指症状之义，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也”，以及《素问·五运行大论》中“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难经·十六难》中说：“假令得肝脉，其外证：善洁，面青，善怒；其内证：齐左有动气，按之牢若痛……有是者肝也，无是者非也。”这里“外证”“内证”均指疾病所表现出的临床症状。至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所用证字颇多，而其含义则有不同，有时指疾病的症状，如“阳明病外证云何”“结胸证悉具”等；有时指一类症状，如桂枝汤证、柴胡汤证等。随着对证候合用及对“证”的认识发展，证候逐渐从症状表现向疾病整体表现的方向发展，尤其是现代医学“症状”的概念引入，使证候与“症状”脱离开来。

中医学有关疾病的命名，经常以证来表示某种或某类疾病，如“痹病”“血证”“喘证”“痿证”“厥证”等。如《伤寒来苏集》中认为六经辨证“非专为伤寒一证立法也”，这里的“证”即伤寒一类的疾病。而古代文献中常用“病证”一词，可见当时对候、证候、病的表述并没有明确区分，证有时也是病。这种对病、证、候和证候之间缺乏明确区分的情况一直延续至唐代。宋·王硕《易简方》曰：“六淫外感，七情内贼，停寒蕴热，痰饮积气，交互为患，证候多端。亦有证同而病异，证异而病同者，尤难概举。”这里已将病、证分开来说。随着后续证候概念内涵和外延的不断丰富，病与证的区分逐渐明显，尤其是现代医学疾病概念的产生，使中医学的“证”更加独立于现代医学的“病”，从而也产生了针对病证关系与病证结合概念的讨论。

关于“证”在中医古籍中的含义可能因为不同的语境而具有不同的含义，如《伤寒杂病论》中“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两个“证”字的含义明显不同，后面的“证”字应该已不是单一的症状或体征，而是特定症状组合的形式。在《伤寒杂病论》中所列各方基本都有与之相应的症状组合，而这些症状组合即反映了疾病的本质。如“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小柴胡汤主之”中所列症状组合即小柴胡汤的“证”。有学者推测是人们发现某些症状、体征和脉舌可同时发生在疾病中，而证候就是用来概括这一群症状体征的，而这一群症状、体征一定不是简单地组合，而是有联系的。也有学者直接将证候表述为“在天、地、人、病的综合影响下出现的机体反应表现于外的症候群”。事实上症状组合和病机是有机的统一体，是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本质的关系，对证候的理解一定要深入到疾病的本质层面。单纯从症状群的角度去认识证候仍没有抓住其概念的真正内涵，更不能等同于现代医学中所谓的“综合征”。

随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证候的概念内涵逐渐从疾病征象中得到升华，走向认识疾病根源和本质的层面。早在《黄帝内经》中就认识到病机的问题。《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提出“谨候气宜，无失病机”“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并归纳了病机十九条，执简驭繁。《伤寒杂病论》中很多“证”字即是病机与症状组合的有机统一，如“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里前面的“证”是临床表现，后面的“证”则更接近于病机的辨识或诊断的结论。陈无择在《三因方·尿血证治》中云：“病者小便出血，多因心肾气结所致，或因忧劳、房室过度，此乃得之虚寒……不可专以血得热为淖溢为说。”这里所说的“尿血证”，既包含了“血尿”的症状，又有“忧劳、房室过度”“心肾气结、血热”的病因、病机内容，其内涵有了更深层次的内容。同样，刘完素在《宣明论方》中对煎厥证的论述“煎厥证，主热。阳气，烦劳积于夏，令人煎厥，目盲不可视，耳闭不可听……”，也将症状和病机有机地结合。病机和证候是中医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而现在看来，虽然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但绝不是同一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在机体病机和相应症状概括基础上，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到证候不仅仅与疾病相关联，而且是包含体质、精神、环境、时空等多种因素在内的综合表现或状态，由此将证候的内涵进一步延伸到人体病理变化总体特征和疾病本质的层次上，这也是目前关于证候概念最被广为接受的观点。明代初期的《万氏妇人科·调经章》对月经不调的治疗提出：“大抵调治之法，热则清之，冷则温之，虚则补之，滞则行之，滑则固之，下陷则举之……随其证而用之，鲜有不效者矣。”显然，“随其证而用之”之“证”当指热、冷、虚、滞、滑、下陷等病理诊断结论而言。孙一奎《赤水玄珠》“凡例”中指出：“是书专以明证为主，盖医难以认证，不难于用药。凡证不拘大小轻重，俱有寒热虚实表里气血八个字，苟能于此八个字认得真切，岂必无古方可循？”等等诸多论述中的“证”均指“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类，即关于疾病病因、病位、病性等的病理概括。

从直观的症状到客观的体征，从症状组合到病机状态，证候概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中医学对疾病认识的不断深入的过程。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中医学术界对辨证论治和证候展开了广泛讨论，关于证候的内涵认识也趋于统一，即证候是机体在某一时间段内病理变化本质的反映。正如王永炎院士等对证候的概括：“证候是一种有机整合的功能态，又是人体生理病理的整体反应状态，具有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多维界面的特征。”

除此之外，现代医家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证候的认识，如证据说、反应状态说、症候群说、综合概括说等。这些关于证候概念的“各家学说”虽然没有达成共识，但无疑是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证候内涵进行的探索和阐释，推动了对证候概念、内涵及其本质认识的深化。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确立现代中医学的证候概念和辨证论治体系以来，针对证候的认识和研究逐渐走向规范化、现代化。至1984年，《中医基础理论》（第5版）教材中对“证”所做的定义为：“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由于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出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因而它比症状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了疾病的本质。”1986年，在全国中医证候规范研究会议上对“证”的概念做出的界定是：“证候是疾病发生和演变过程中某阶段本质的反映，它以某些相关的脉症，不同程度地揭示病因、病位、病机、病势等，为治疗提供依据。”2004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中医药学名词》中证的定义是“对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变、病因、病性、病势及机体抗病能力的强弱等本质的概括”。上述几种定义的核心思想即认为证候是疾病的某一阶段本质的反映，而后续大多关于证候的定义都延续了上述观点，只不过在具体文字表述上有所差异。可见，中医学对证候概念和内涵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不断发展、与时俱进并趋于一致的过程。

一个科学概念是人们对客观对象的认识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的概括。由于人们对客观对象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且客观对象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之中，所以任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证候是中医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只有采用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方法，明晰证候内涵的历史演化，理解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人体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梳理对证候内涵认识的发展轨迹，才能科学、准确地界定证候的概念，指导证候现代研究的发展方向。

证候概念同自然科学中的所有概念一样，其形成过程经历了从经验积累到前科学概念，从前科学概念到科学概念，进而与原有理论体系相融合的基本环节。其形成轨迹是随着人类对疾病认识的逐渐深入而演化的，即从最早在甲骨文和马王堆医书中从疾病的表象认识开始，到《黄帝内经》中对疾病或症状相关内容的分类，从《伤寒杂病论》中对现象本质的把握，到后世逐渐与中医理论体系的融合，最终形成了证候这一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对任何概念的认识都需要经历从直观表象到客观本质的过程，而对于直观表象的观察和经验的积累则是概念产生的开始。证候概念所反映的客观对象是人体生理、病理，同样是以直观表象的认识开始的。在证候一词尚未出现之前，古人对人体病理变化的直观认识是疾病或症状，也即是直观的表现。在甲骨文的殷墟卜辞中已有“病”（疒）字，解释为“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即对人病状的描述，其中有对患病部位的描写，如“疒首”“疒耳”“疒眼”等。另有对疾病症状的描述，如耳鸣、下痢、失眠等。至马王堆出土的马王堆医书中，对疾病的描述已由单一的疾病表象扩展到多个症状的综合认识，如《足臂十一脉灸经》中：“足泰阴脉……其病：病足大趾废，胻内兼痛，股内痛，腹痛腹胀……善疛”，以及《五十二病方》中：“痔，有蠃肉出，或如鼠乳状，末大本小，有空其中。”以上可以看出当时对疾病的认识既有客观的表象，又有主观的感觉，也就是现代所说的症状，是关于疾病的最直接、表浅的认识。至武威汉代医简中已经明确记载有“伤寒”“伏梁”“痹”“痈”等病名，也包括“久咳上气”“手足臃肿”等症状，但对人体病理的认识仍停留在现象的观察层面。因此，这一时期证候一词尚未出现，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处于对具体现象的观察和总结的阶段，对客观对象的本质认识还很表浅。

在经历了零散、表浅的直观认识和经验积累阶段，人们对所观察到的各种表象信息逐渐融合看待，进而形成“类别”的观念，也就是概念形成的前期——前科学概念阶段。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人们发现许多疾病的表现多数不是单一的，经常同时出现多种临床表现。到《黄帝内经》中已经开始对这些复杂症状进行归类，不再单纯是现象上的描述和经验式的治疗，如《素问·咳论》中将咳嗽分为“五脏咳”“六腑咳”等十一类；《素问·痹论》中将“痹”分为行痹、痛痹和寒痹三类，这也标志着中医学对疾病的认识已从单纯经验积累阶段发展到系统理论总结阶段。除此之外，《黄帝内经》中已开始注重对疾病病因、病机的规律性认识，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阳盛则热，阴盛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寒伤形，热伤气；气伤痛，形伤肿。”而《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提出“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并提出了具体的病机十九条，从病机层面对疾病进行执简驭繁的把握。可以看出，《内经》中已经形成关于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认识体系，利用中国古代哲学中阴阳、五行等概念对病症进行归类。由于当时人类的认识水平有限，《内经》中对疾病、病因、病机的理解仍是建立在与风、寒、暑、湿、燥、火等自然现象联系的基础上，是基于“象”层次上的认识，还没能透彻地认识疾病本质。因此，这一时期人们对人体生命活动的认识仍然是表象和直观的，虽然已经有了“以类行杂”的疾病、症状分类模式，但证候尚没有作为一个科学概念进入中医理论体系之中，而是“证”的前科学概念时期。

随着医疗实践的深入和认识的提高，人们逐渐注重探寻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疾病本质。到《伤寒杂病论》中已经赋予“证”以更深层次的含义，也标志着这一时期的中医理论和实践已由朴素的直接经验观察发展为对疾病规律性认识的阶段。在《伤寒论》中，常以“辨某某病脉证并治”作为标题，而《金匮要略》中更分不同的疾病予以“辨证施治”，说明此时“证”已经从“病”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概念。这一时期，不同含义的“证”字常常混用，可以指疾病，如“结胸证，其脉浮大，不可下，下之即死”；可以指症状的组合，如“桂枝证”表示用桂枝汤治疗的“发热，汗出，恶风，脉缓”等症状的组合；另外就是指疾病的内在机制或本质，如“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中，后一个“证”即表示在明确了疾病变化的内在机制的基础上针对疾病的本质进行治疗。因此，到《伤寒杂病论》时期，人们开始通过对症状组合的规律性总结来把握疾病的本质，用“证”来认识经过科学抽象后的疾病本质属性。虽然这一时期还没有明确提出疾病的本质性到底是什么，但已对病机与症状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如《黄帝内经》中的“病机十九条”，《伤寒杂病论》中“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说明当时的“证”是病机与症状组合的有机统一，也代表着“证”作为新的概念的产生。

“证”作为一个独立概念产生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其与中医药理论体系的结合。“证”的概念在从萌芽到产生时期必然与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其他概念发生联系，只有这样，它才能融合入中医理论的系统性涵义，从而真正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科学概念。《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其中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腑、经络等概念为“证”转化为科学概念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决定“证”这一概念在中医学的属性和基本的发展方向。《伤寒杂病论》在建立“证”的概念时，将其与中医学体系中其他概念圆满地融合，并弥补了《黄帝内经》中缺乏具体实践方法的不足，使中医理论和实践体系更加丰满，如在《黄帝内经》中“三阴三阳”概念的基础上，建立六经辨证纲领，并在病因、病机、症状等内容上保持一脉相承。在此过程中，“证”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内涵和外延也逐渐明确，其内涵就是病机及其相应症状的统一，而其外延则是与疾病本质相关的内容，包括病因、病位、病性、体质、环境等，从而形成了“证”在中医学体系中的科学概念。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和发展的，人类对于客观对象本质的认识也同样在不断地深入和提高，相应的科学概念也会不断发展。证候反映的客观对象是人的生理、病理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巨系统。证候作为一个中医药科学概念产生后，也随着人类实践能力和认识水平的提高，处于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中。隋唐时期，大量医学著作产生，影响较大的包括《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等。在这些著作中开始明确证候的内涵，对疾病病机以及其复杂的症状表现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阐述，开始注重证候的分类与鉴别、证候与病因、证候与脏腑的关系，并开始形成脏腑辨证纲领的雏形。

这一时期，对证候学研究成就最为卓著者为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该书将内、外、妇、儿、五官、口齿等诸类疾病分为67门，载述病源证候共1 739论，对各科病证广收博采并逐个深入论述，在证候、病因方面多有新的认识，是我国最早的病源证候学专著。如《诸病源候论·风病诸候》中论述中风、风癔、风痱、风痉、偏枯等候，都是中风病之常见证候。《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中也多先论病因证候，后述治疗医方。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用“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将证候按脏腑、寒热虚实等进行概括和分类，并明确提出肝实热、胆实热、肝虚寒、胆虚寒等具体的证候名称，也是较早的关于脏腑辨证的理论认识。又如孙思邈详尽地描述了贼风和附骨疽两者之异同，指出贼风痛而无热，久不化脓，附骨疽痛而壮热，久则化脓，将两种性质不同的病证明确地区别开来。也可以看到隋唐医家都注意到证候的分类和鉴别，然而对病、证、候还没有明确的区分，如王冰注《黄帝内经》时仍将证与病作为同一个含义的词来使用，说明当时证候内涵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还没有得到完全体现与推广。从这一时期开始，证候概念的内涵，即以病机为核心的疾病本质，逐步确立，其后虽历经演变，但这一证候内涵始终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宋金元时期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受宋代理学“新学肇兴”的影响，医学学术和教育受到重视，为这一时期中医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时期各派医家辈出，在证候、脏腑、气血、病机等方面广泛地进行阐发，提出了三因说、脾胃学说、攻邪说、脏腑辨证说、火热论、阴证论、相火论等新的学说，各家学术争鸣，也促进了对中医证候内涵的认识和发展。

宋代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将疾病的病因、病机、发病过程归为外因、内因和不内外因三类，对病机学说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其相应的证候论述也有了更深一层的涵义，如《三因方·尿血证治》中：“病者小便出血，多因心肾气结所致，或因忧劳、房室过度，此乃得之虚寒……不可专以血得热为淖溢为说”。这里所论“证”治，既包含有“小便出血”的症状，又包含“忧劳、房室过度”等病因，还包含“心肾气结、血热”的病机内容，是对这些内容的概括，其内涵和外延比隋唐以前丰富得多。金元时期，对“证”的论述更加丰富，如刘完素将火热病分为表证和里证，外感表证用防风通圣散、双解散辛凉解表，表里双解；里证投大承气汤或三一承气汤下其里热，承气汤合黄连解毒汤解毒攻下。张元素在《脏腑标本虚实寒热用药式》对疾病的论述中，涵盖了证候的脏腑归属、症状表现、病因属性等。再如李杲《脾胃论》中对脾胃病证的论述同样是症状和病机的有机结合。这些论述与《伤寒杂病论》中的体例已大不相同，是从理论推导病变机理，然后通过病机指导用药。可见，宋金元时期已经以病机层次上的疾病本质作为论治的根据。

宋金元时期中医理论的发展，尤其病机理论的飞跃，使中医学对疾病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入。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的不同学派学术观点的争鸣，也极大地促进了对疾病病变机制的认识和辨证论治体系的完善。“证”作为对疾病本质的认识成果，自然而然地吸收了这些新理论、新学说，其病机内容更加丰富，不断注入了藏象、阴阳、精、气血津液等多方面的理论成果，进而使证候概念的内涵更加深刻。

受宋金元时期中医学学术争鸣与理论创新发展的影响，明清时期诸多医家在辨证理论、病机理论、藏象学说、气血津液理论、治则与治法等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如张介宾阐发完善阴阳学说与二纲六变；赵献可、孙一奎等探讨肾与命门理论；李时珍、汪昂、王清任等对脑主神明理论的探讨；李中梓论脾与肾的关系；王清任阐述活血化瘀理论；吴有性首倡瘟疫病因为戾气；叶天士与吴鞠通创立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纲领；程国彭总结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汪绮石等对虚劳病机与治法的详论；唐宗海对血证的病因、病机、证治的探讨，这些都为中医证候概念和辨证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土壤。

宋金元时期完成了证候概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明清时期则进一步完善了证候概念的临床应用，即对辨证方法体系的完善。在《伤寒论》六经辨证方法和金元时期脏腑辨证方法的基础上，明清时期又创立三焦辨证和卫气营血辨证，并且完成了中医学辨证方法的总纲领——八纲辨证，从而对证候的概念起到了统领疾病表象和本质、指导临床实践的作用，进一步充实了证候理论。孙一奎在《赤水玄珠》凡例中说：“是书专以明证为主……凡证不拘大小轻重，俱有寒热虚实表里气血八个字。”张三锡在《医学六要》中说：“锡家世业医，致志三十余年，仅得古人治病大法有八：曰阴曰阳，曰表曰里，曰寒曰热，曰虚曰实，而气血痰火，尽赅于中。”而最明确地提出八纲概念的则是清代的程钟龄，他在《医学心悟》一书中专设寒热、虚实、表里、阴阳之辨，提出“论病之原，以内伤外感四字括之，论病之情，则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而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至此，证候概念从最初的直观材料和经验积累逐渐形成了中医学理论中的科学概念和理论体系。

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科技和现代医学思想的引入，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也相应产生了新的发展，推动了证候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秦伯未、任应秋、姜春华、邓铁涛、赵金铎、欧阳锜等为代表的医家分别撰文著书，全面阐述和介绍了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确立了辨证论治在整个中医诊疗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有关证候概念内涵的研究则更趋深入和丰富。对证候概念的定义也逐渐取得共识，尤其是1984年《中医基础理论》（第5版）教材中对“证”的概念定义得到大多数中医学者的认可，即“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由于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出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因而它比症状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了疾病的本质。”在此基础上，人们开始重视对证候本质的更深层次内涵的特征的探寻，如认为证是整体体质反映特征和整体同环境之间、脏腑经络之间、细胞之间及细胞与体液之间相互关系紊乱的综合表现；认为证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有临床表现的一种机体反应状态等。另有学者从系统科学角度，将病机和症状、时间和空间等因素融入证候概念的表述中，将证候概念表述为“证候是四诊信息表达的人体生理病理反应状态的概括，它的基本特征是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和多维界面”。证候作为中医学的核心概念不断得到升华。之后，近现代的中医学者们借助现代科学理论，围绕着证候本质、证候规范化、证候动物模型以及证候的现代科学诠释等诸多领域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和探索，为中医学迈向科学化、客观化、现代化方向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对证候概念内涵取得共识后，人们认识到证候研究过程中的一证多义、一证多名等情况对证候研究和临床诊疗带来困难，迫切需要对证候进行规范化、标准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证候的规范化、标准化研究又逐渐成为中医学界研究和探索的重大课题，包括证候概念的规范、证候命名的规范、证候诊断标准的规范等。随着学者们的重视，证候规范化、标准化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一些“行标”“国标”不断制定出来。然而，由于这方面工作难度较大，目前很多证候规范的认可程度很低，推广范围较小，权威性与约束力也较差。有学者统计近20年中医证候规范研究的7种书籍中描述的常见证候多达1 700余种，其统一表述的名称不足10%，至于证候分类与诊断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则更为突出。面对这一情况，中医界也开始不断探索新的理论和方法来阐释中医证候概念和辨证体系。如王永炎院士引入系统复杂性科学理念，针对证候的多阶、多维、多变量与动态时空的特征，对证候进行降阶降维、降阶升维或降维升阶，并提出“证候要素”的概念来建立“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的辨证体系。朱文锋教授也提出“证素”的概念作为疾病病理本质的要素，提出证素辨证新体系。这些都对中医证候概念的升华、中医辨证体系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在不断促进着中医证候的规范化和临床应用研究的发展。

可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文字语义的变革与中医学的学术变迁，使得证候的相关术语和概念诸多，含义错杂，应用混乱，相应地也产生了诸多关于证候概念认识的理论和学说。而经历了对证候概念和内涵认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与时俱进并不断发展的过程，人们已经基本得到了对证候概念内涵的一致性认识。从中医学对证候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可以看出，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对证候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不同，但总的趋势是不断深入的，是逐渐由表象到本质的过程，证候概念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外延也越来越广泛。纵观整个证候概念认识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认为：证候是中医学对于疾病本质的认识。

证候是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是中医临床中立法、遣方、用药的依据，也是中医学诊疗体系的核心与纽带。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医药现代化成为学界探讨最多的中医课题之一，而关于证候的现代认识研究也在不断被人们探索和发展。作为中医理论体系中的关键环节，用现代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揭示证候的科学内涵、规范证候的诊断和评价是推动中医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在证候本质、证候规范化、证候动物模型以及证候的现代科学诠释等诸多领域，学者们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中医学迈向科学化、客观化、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证本质研究方面，自1959年沈自尹院士带领的研究团队，鉴于“有诸内必形于诸外”的指导思想，开始探寻“证”的物质基础。该研究团队关于肾本质研究的成果，在中医学界引起很大的震动和反响，引领了证本质研究的热潮。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采用现代数理、生理、生化、病理、生物学等手段，从整体、系统、组织、细胞和分子的不同水平对证候的本质进行研究。所谓证候本质研究的实质是寻找和确定中医证候的客观检测指标，对证候进行定量表征和判断，进而通过辨证微观化最终实现微观辨证。

经过证候实质研究的几十年探索，研究者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根据中医理论，分别从五脏证实质、阴阳证实质、寒热证实质、血瘀证实质等不同的角度和多水平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①在五脏证实质方面对多种证型进行了各种客观指标的研究。例如，研究发现肾阳虚证与17-羟皮质类固醇降低的关系，其延迟反应是继发于垂体功能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中特定部位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乱，提示肾阳虚证的主要发病环节可能在下丘脑。中医证候涉及现代医学多个系统的功能变化和指标改变，因此脏腑证候实质通常涉及多个方面，如脾脏证本质的研究多从生化酶学、免疫学、微量元素等方面进行；心证实质研究则集中考察心功能、血液流变学、免疫学、自主神经功能、生化学以及细胞生物学和基因学等指标；肺证本质主要从肺功能、心功能、血液流变学、细胞能量代谢、自主神经功能状态、微量元素、生化学及免疫学等方面着眼；而肝证实质研究多从自主神经功能状态、血液流变学、肝血流图及生化学等方面进行。②关于阴阳证实质的研究较多的是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如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更年期综合征等，其指标的选择多涉及到环核苷酸、内分泌和免疫功能、血清微量元素、血液流变学、自主神经功能等方面。③寒证和热证的实质研究则主要以自主神经系统功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测定了尿儿茶酚胺、cAMP、cGMP、PGE ₂、PGF _2α等的变化与证候的关系，探讨其与寒、热证的能量代谢变化关系。研究认为寒证时机体物质代谢，特别是分解代解受抑制，能量产生不足；而热证时则相反。一些学者还注意到寒热两证与肾上腺皮质、生殖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的关系。④对于血瘀证实质的研究则更为广泛和深入，多从临床方面研究各病种血瘀证客观指标改变的情况，从而归纳出带有普遍性的客观监测指标。如1986年11月第二届全国活血化瘀研究学术会议修订的血瘀证诊断标准中列出了7项血瘀证检测指标，包括微循环障碍、血液流变性异常、血液凝固性增高或纤维活性降低、血小板聚集性增高或释放功能亢进等。也有其他研究提出了不同数量的血瘀证诊断标志指标，虽各项标准的客观指标略有差异，但也可反映出血瘀证本质结果的趋同性。随着研究的深入，证的实质的研究对象从肾、脾、肺、心、肝五脏不断扩展到气血阴阳，而证候的标志物也从单一水平向多个层面、从单一指标向多个指标进行综合性发展，在证候实质的挖掘中不断深入。

然而，随着证候本质研究的深入，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包括盲目追求现代医学指标的高、新、多，而忽视与中医理论的有机融合；结果特异性差、可重复性差，甚至相互矛盾，对中医临床辨证的价值十分有限；仅从病理指标出发，很难找到与证候相对应的真正实体；忽略了证候的综合性、动态性、双向性等复杂的特点。归纳起来，证候实质研究的传统目标是追求指标的高特异性，而研究结果的特点却是弱特异性。导致证本质研究困难的重要原因还在于中、西医学哲学思想基础、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差异，对疾病的认识角度也不相同，如一味地用西医的指标来表征中医的证，用还原论指导下的线性思维方式将中医的证归结为某一物质基础，则忽视了证的整体性、系统性、恒动性、复杂性、模糊性、时间性，致使证本质的研究难以取得大的突破。

中医学的证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系统，很难找到一种方法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其本质揭示出来。因此，我们更应该运用相关领域的成果，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处理复杂系统的方法，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相结合，按照证候的中医思维揭示中医证的实质。

面对证候实质研究的瓶颈和困境，很多学者开始探索利用新的学科和技术平台来研究证候，而系统生物学与多组学的方法恰恰为中医证候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后基因时代，系统生物学统领下的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和代谢组学在展示生命一般过程的同时也注重个体差异，其整体观、个体观、动态观与中医学思想不谋而合；各组学在生命研究中对象不同、各有侧重，而多组学的研究方法则可能更切合证候研究的需要，从而更科学地阐释证候本质。中医证候的系统生物学研究一般是综合数学、信息科学和生物学等多学科知识，在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和代谢组等各个层面开展组学研究，通过数据的整合建立证候的诊断模型，定量地研究和预测中医证候的生物学基础。

众多学者利用系统生物学方法，分别在基因组、蛋白质组、转录组、代谢组等多组学层面对证候本质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和研究。①在证候与基因组相关研究方面，主要研究基因差异表达和基因多态性与证候的相关性，进而反映个体证候差异。如有研究利用基因表达谱分析探讨RF阴性和RF阳性类风湿关节炎寒热证候的基因表达差异，提示了类风湿关节炎的寒、热证候差异；有研究筛选到H22荷瘤小鼠3个阶段4个证候的垂体基因表达的差异，揭示部分可能的阳气虚证标志基因；有研究筛选系统性红斑狼疮不同中医证型的差异表达基因，发现热毒炽盛证和阴虚内热证基因表达具有一致性；还有研究对糖尿病冠心病的中医证候与ACE基因多态性关系进行探讨，认为D型等位基因可能是糖尿病冠心病肾阳虚证发生的内在因素。②在证候与蛋白组相关性研究方面，多从整体角度分析蛋白质成分、表达水平与修饰状态、蛋白质相互作用关系角度来揭示其与证候的相关性。以蛋白质双向电泳和新型质谱分析为技术平台，研究不同条件和状态下蛋白质组的性质和变化规律，是后基因组时代的研究重点。如有研究在肝郁证大鼠模型中获取差异表达蛋白质，主要涉及免疫、神经内分泌和营养物质代谢方面；有研究还发现冠心病不稳定型心绞痛血瘀证的血浆差异蛋白，发现痰瘀互阻证和气虚血瘀证患者中分别升高和下降的蛋白。③在证候与转录组学的相关性研究方面，主要从基因转录水平实现对生物及细胞功能的全部情况解析。有研究检测H22荷瘤小鼠早期邪毒壅盛证和气虚证、中期阳气虚证、中晚期气阴阳虚证4个常见证候RNA的转录与剪接，发现不同时期基因转录表达与疾病证候的关联，提示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组织基因转录的差异是H22荷瘤小鼠不同证候重要的物质基础。④在证候与代谢组学的相关性研究方面，研究生物体在一定条件下的代谢产物，以此反映基因、蛋白表达异动的结果，观察代谢物表达与证候的相关性。如有研究通过对肝郁脾虚模型的血浆代谢表型研究，发现模型组醋酸、乳酸、酪氨酸、低密度脂蛋白和3.44mg/L的未知化合物的谱峰峰形改变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可能作为肝郁脾虚证的生物标志物；有研究观察了气虚血瘀证大鼠的尿液组成变化，发现气虚血瘀证大鼠尿液甲酸、肌氨酸酐、α-酮戊二酸、柠檬酸、牛磺酸、氧化三甲胺、琥珀酸、马尿酸等成分的含量与正常大鼠相比有明显差别，提示其与气虚血瘀证的发生机制有关；另有研究发现乳酸、丙氨酸、缬氨酸、琥珀酸、苹果酸、硬脂酸、花生四烯酸、果糖等8种代谢物与“血瘀”病理的血液流变学指标改变具有一致性，可作为冠心病心血瘀阻证的代谢性生物标志物。

虽然证的整体性、复杂性与系统生物学理论存在着共通之处，然而由于多组学整合和高通量集成目前仍存在着较大的困难，而目前对证候的研究也并没有深入到多组学层面上的系统研究。单纯的组学仍可能只是大规模的还原分析，又回到了机械还原的证候研究老路。另外就是面对多组学的海量数据，多学科的融合和方法利用还不够。因此，需要加强多组学数据的整合利用研究，弥补单一组学的不足和缺陷，充分利用多学科交叉、多层次信息的综合分析来阐释证候本质。

证候的动物模型，是根据中医学证候理论的基础和原则，在动物体上模拟和复制人类的各种临床证候，是中医学从经验医学过渡到实验医学的重要环节之一，是中医现代化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之一。证候的动物模型研究稍晚于证本质研究，证候动物模型紧跟证本质研究并为其服务。经过30年的发展，中医证候动物模型研究逐步成熟并走入正轨，已成为中医证候研究方法、理论、临床研究和实践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中医药现代化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许多研究者在中医证候模型的建立和评价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经过多年来的探索，中医证候动物模型的造模方法基本可分为三类，即西医病理模型、中医病因模型和病证结合模型。①西医病理模型主要的特点是有特异的病理改变，虽然没有直接的中医理论依据，但病理机制较为透彻，故可从多角度、多途径探讨证的本质。比较经典的有利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复制肾阳虚证模型，利用利血平复制脾虚证模型，利用肾上腺素复制血瘀证模型，等等。但由于缺乏中医理论的回归，病理模型造模方法在学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②中医病因模型的特点是强调模拟临床病证形成的原因，将病因施加于动物身上，力求造成的模型和病人的临床主要表现一致，并突出中医理论的指导作用。比较经典的有耗气破气法制作脾虚证模型，夹尾法制作肝郁模型等。但是此类动物模型的中医证候属性仍然值得深入验证，一是因为中医病因多为非特异性的因素，即一种病因可致多种病证，多种病因又可致同一种证；二是外部诱发因素或致病因素需要与机体内在因素相互作用才是导致中医证候的关键，通过中医病因复制证候动物模型难度仍然较大。③病证结合模型即在明确的疾病模型基础上建立证候模型。如有研究者采用主动免疫加脱氧胆酸钠和阿司匹林水溶液交替饮用法进行慢性萎缩性胃炎造模，在此基础上用耗气破气加饥饱失常法建立脾虚证模型，采用夹尾加肾上腺素注射法建立肝郁证模型，采用甲基硫氧嘧啶（MTU）饮用法建立肾虚证模型。但简单地将病理模型与中医病因模型叠加则可能增加了证候研究的困惑。

虽然目前已形成一批相对成熟的中医病证动物模型，如肾虚证、脾虚证、血瘀证、血虚证、寒热证、厥脱证等，但动物模型无法模拟人的心理、情志活动，无法进行舌、脉诊，不能恰当地反映病位、病性、邪正盛衰的变化等问题，使其应用价值和指导意义受到限制。研制符合中医证候特点、造模方法稳定的动物模型，特别是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仍然是中医药科研中值得重视的研究内容。

随着中医证候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认识到，中医证候的研究要借助现代新兴学科技术，利用多学科的方法研究中医证的新理论、新认识。在中医学与新兴科学的不断交流和碰撞中，多学科的理论和技术被用于中医证候研究，如现代哲学、数学、分子生物学、现代物理学、信息学、复杂性科学、人工智能科学等都被引入来阐释证候内涵，并逐渐出现多学科融合研究认识的发展态势。

新的现代科学理论为学者更多地认识世界、了解自然开辟了新视角，提供了新途径、新方法，也基于这些方法对中医证候提出了许多崭新的科学认识。王永炎院士从传统哲学和中医原创性思维的高度，从象思维出发，以复杂巨系统的观点，探索证候的哲学基础和文化属性，认为证候概念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象思维背景下具象整合的象-素-候-证的病机。有研究者认为中医学与现代物理学有着诸多的联系，尤其是光（量）子理论与中医理论的特征基本一致，提出将电磁场与中医“气”特征进行分析对比，进而来表征中医的“气”。另有学者从生物系统“耗散结构”本质的基础上提出描述生物辐射行为的相干性理论，通过探测具有量子效应的光量子数，来探知生物系统自身整体反应状态和外界逆境状况的信息，并提出中医证候是机体电磁辐射形成的量子叠加态，而辨证施治就是调整病理情况下的电磁辐射场量子叠加态，使其转变为健康情况下的状态。利用复杂性科学理论，学者认为证候所面对的是复杂生命现象的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具有典型的开放性、层次性、涌现性和高维性特征，提出中医证候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的多维多阶的复杂系统，复杂性科学的引进对于证候规范研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也有研究者认为，中医证描述的范围和西医学的非稳态负荷描述的范围大致相当，证描述了非稳态负荷的类型。另外，利用数学、统计学、人工智能科学等方法，学者们在中医证候的规范化、证候分类、证候诊断、证候疗效评价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索。

可见，中医学术界利用现代多学科方法对证候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遍及理论、临床、实验等各个领域，摸索出了一些值得沿袭的理论、方法、技术，也发现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现象和结果。然而，证候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时至今日我们仍未能彻底回答。中医学是一门研究人体生命的科学，现代每一门科学与其他各门科学的发展都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否则这门科学就会失去生命力。随着对中医证候的多学科深入研究，证候的内涵会逐渐得到科学解释。中医学就是在多学科的相互渗透和促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中医现代化研究工作中，也必须是多学科的融合研究、多观点的相互启发，才能促使中医药学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