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维克多·鲍利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Виктор Борисович Шкловский，1893—1984），是20世纪俄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在20世纪初提出的“陌生化”（остранение，又译“奇异化”）概念，在文艺理论界一度引起强烈反响，却在30年代苏联文艺学界受到质疑和批评，后来因被西方学界广为接受、传播甚至推崇，80年代以来再次回到学界视野。德国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在其之后提出的“间离性”或“间离效果”（defamiliarization effect）概念，就是受到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概念启发而产生的，而同样受其影响的西方文艺理论也是屡见不鲜。值得注意的是，什克洛夫斯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还是一位卓越的作家，他一生创作了诸如小说、回忆录、传记等数量可观、样式丰富、颇有文学价值的艺术散文（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проза）。这种艺术散文，体裁新奇、赫然，叙述方式表现为碎片化，打破了以往小说、回忆录、传记等传统文学的书写范式。这种小说具有明显的散文倾向，而其回忆录、传记等散文又具有特定的小说意向。同时，什克洛夫斯基几乎所有的艺术散文都兼有说理、文艺评论等语文学品格，这种文艺作品在俄国被称为“语文体小说”（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或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抑或西方所谓的“元小说”（metafiction；俄文为матароман，或метапроза）。诚然，“元小说”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概念。
什克洛夫斯基出生在彼得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鲍里斯·弗拉基米洛维奇·什克洛夫斯基是一位中学数学教师；叔叔伊萨克·弗拉基米罗维奇·什克洛夫斯基（1864—1935）是著名的政论家、批评家和民族志学家。什克洛夫斯基的哥哥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1889—1937）是彼得堡神学院的教师，也是一位语文学家、但丁语翻译家，由于参加东正教兄弟会彼得格勒协会而遭到枪杀；弟弟则是一名社会革命党人，早在1918年就被枪杀；姐姐于1919年死于彼得格勒。从家境上看，什克洛夫斯基受到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但兄弟姐妹均在革命年代早逝。
什克洛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多次谈及自己中学学业极差，后来勉强从一所“制度宽松但却是最差的学校”毕业，但很早就表现出在文艺理论方面的天赋，且在一个名为《春天》的杂志发表过处女作。什克洛夫斯基从小就喜爱俄罗斯文学，中学毕业后，进入彼得堡大学历史语言学系学习，听过一些著名学者，如苏联东方学家克拉奇科夫斯基（1883—1951）、俄国及波兰语言学家库尔德内（1845—1929）等人的课程，并深受这些学者的影响。
什克洛夫斯基一生经历了苏俄革命战争风云，也经历了20世纪俄国文艺学思潮争斗流变、创作方法及风格等从“多元化”到“一元化”再到“多元化”的曲折发展过程。
早在1914年前20年，风华正茂的什克洛夫斯基积极参与文学活动与社会政治生活。他很早就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从中学时期就尝试进行文学创作。1913年12月，他在咖啡馆“流浪狗”（Бродячая собака）作了题为《未来派在语言历史上的地位》的报告并引起轰动。他最初是以未来主义理论家身份出现在文坛的。1914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学术探索小册子《词语的复活》（Воскрешение слова），旨在为未来主义做辩护，书中认为文学艺术有自己的内在发展规律。这本小册子也是什克洛夫斯基文艺理论的起点，其形式主义文艺主张初见端倪。不久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作为志愿兵参战，并更换过若干个战斗岗位，于1915年回到彼得格勒，在装甲车学校供职。这期间，他同一些志同道合的语文学者，如雅库宾斯基、波利瓦诺夫、勃洛克、雅各布森等人结识，并于1916年成立“诗歌语言研究会”，简称诗语会或“奥波亚兹”（ОПОЯЗ），开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文学。1917年，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了影响深远的《作为手法的艺术》（Искусство как приём，又译《艺术即手法》），该文后来被公认为俄国形式主义宣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陌生化”这一概念。1918年初，什克洛夫斯基回到彼得堡，在冬宫的艺术—历史委员会工作，参与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阴谋，并成为社会革命党人。此后，他去了基辅，任职于汽车装甲营，并参与了颠覆乌克兰盖特曼政权的活动并以失败告终。由于政治上不成熟给他带来很多困扰，他决定不再参加政治活动。1919年初，他返回彼得格勒，开始在艺术学院讲授文学理论，同时参加彼得格勒的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Серапионовы братья，1919—1929），在文学创作理念上给予其中一些成员很大的影响，成为该团体文学创作上的精神导师之一。
1922年初，有逃亡海外的社会革命党人在柏林出版回忆录，旧案重提，什克洛夫斯基恐受牵连，为了避免被捕，于3月24日从彼得格勒穿越冰面逃亡芬兰，辗转抵达德国柏林。但很快他就对流亡生活感到失望，又于1923年末写信给苏维埃政府申请返回俄国。回国后，他生活在莫斯科，成为“列夫”（ЛЕФ）文学团体的成员，也一度同未来主义者——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克鲁乔内赫、布里克等人走得很近，但他的文学思想和美学观点很快受到“拉普”（РАПП，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指责。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罗赞诺夫》（Розанов，1921）、《情节的展开》（Развёртывание сюжета，1921）、《马步》（Ход коня，1923）、《文学与电影》（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1923）、《感伤的旅行》（Сентиментальн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1923）、《动物园，或不谈爱情的信札，或第三个爱洛伊丝》（Zoo. Или письма не о любви，1923）、《芥子气》（与弗谢·伊万诺夫合著，Иприт，1925）、《散文理论》（О теории прозы，1925）、《第三工厂》（Третья Фабрика，1926）、《汉堡计分法》（Гамбургский счёт，1928）等大量文学理论及介于小说和理论之间的艺术散文。这些文学创作奠定了他在文艺学界，尤其是理论界不可撼动的地位，由此被视为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精神领袖，还与迪尼亚诺夫、艾亨鲍姆并列被称为文学革命的“三套马车”。
20世纪20年代后期，什克洛夫斯基及其形式主义学派开始被文艺学界质疑和批判。20世纪30年代以后，什克洛夫斯基本人也愈来愈认识到形式主义理论的不合时宜性，被迫转到文学本体研究之外的社会历史研究及文学批评，并着手创作历史小说和人物传记。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有：《莫斯科居民马特维·科马罗夫》（Матвей Комаров，житель города Москвы，1929）、《马可·波罗传》（Марко Поло，1936）、《费多托夫大尉》（Капитан Федотов，1936）、《关于普希金小说的札记》（Заметки о прозе Пушкина，1937）、《记事簿》（Дневник，1939）、《革命与前线》（Революция и фронт，1940）、《米宁和波扎尔斯基》（Минин и Пожарский，1940）、《相遇》（Встречи，1944）、《关于俄国经典作家小说的札记》（Заметки о прозе русских классиков，1955）、《画家费多托夫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художнике Федотове，1956）等。当然，在这些创作中也有承继之前的文学本体研究，如《关于俄国经典作家小说的札记》就是一部研究俄国经典作家创作诗学的文集。
50年代中期直至去世前，随着苏联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俄国文艺学界也开始对形式主义学派重新评价。当时苏联文艺学界认为：形式主义学派在基本的价值观上是错误的，但具体研究方法和成果具有创新性。不过，什克洛夫斯基依然迫于外界压力而一度转向电影学或电影诗学研究，他的《爱森斯坦传》（Эйзенштейн，1973）一书获1979年苏联国家奖。当然，他的主要精力还体现在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上并且日臻成熟，这一时期著作有：《赞成与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札记》（За и против.Заметки о Достоевском，1957）、《历史小说和故事》（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1958）、《艺术散文·思考与分析》（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проза.Размышления и разборы，1961）、《往事》（Жили-были，1962）、《列夫·托尔斯泰传》（Лев Толстой，1963）、《弓弦·论似中之不似》（Тетива.О несходстве сходного，1970）等，并出版了自己的三卷本文集《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文集》（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3-х томах，1973）；此外，他还发表了《迷幻的力量》（Энергия заблуждения，1981）、《散文理论》（О теории прозы，1982）等名作，后者是继1929年的《散文理论》之后的续篇。在去世前，他又出版了两卷本文集《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文集》（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2-х томах，1983），补充了之前未收入三卷本中的一些论著。20世纪60—70年代以什克洛夫斯基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论受到法国结构主义者追捧，随后这种影响传到苏联俄国。80年代以后，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迪尼亚诺夫等形式主义学者的著述，以其极具个性的艺术感知力、颇具创新意识的文艺主张，在俄国文艺学界被重新认识。
1984年12月5日，什克洛夫斯基逝世，葬入莫斯科的昆采夫斯科耶墓地（Кунцевское кладбище）。
作为“奥波亚兹”学派的主要成员，什克洛夫斯基文学创作自然离不开其理论求索宗旨，特别是其毕生探索的“陌生化”理论。学界关于“陌生化”理论已有很多的界定和阐述。“陌生化”一词，是什克洛夫斯基在1914年发表的《词语的复活》一文中提出来的。这一概念还在《波捷勃尼亚》《作为手法的艺术》《托尔斯泰笔下的二元对立》等多篇文章中不同程度地被提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成其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受如同你所见的视象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时；艺术是一种体现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1]
“陌生化”理论的提出，很大程度上与现代心理学发展息息相关，现代心理学所谓的感觉事实，即人们基于一切习惯性体验的自动性。“如果我们来研究感受的一般规律，就会发现，动作一旦成为习惯，就会自动完成。譬如，我们的一切熟巧都进入无意识的自动化领域。谁要是记得自己第一次握笔或第一次说外语的感受，并以之与自己后来第一万次做这种事时的感受相比较，就会同意我们的意见。”[2]而这种现象的缘由在于“我们平时的步行是自动的，但在舞蹈中，这种自动性消失了——身体的动作具有了艺术材料的意义。”[3]所以，常居海边之人，海涛声阵阵却能习以为常，忽略其存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亦是如此。一旦一些词被反复使用，人们对其感觉便会变弱。什克洛夫斯基列举了托尔斯泰日记中的故事：托尔斯泰常常自己打扫房间，一天他在打扫时，伫立在一张长沙发前，一时竟记不起刚才是否已经给它掸过灰尘，因为这个动作经年累月重复已成为习惯性的、无意识的和自动化的动作。这样，无意识地掸过灰尘之后又忘记是否掸过就和没有掸过一个样。所以他借用托尔斯泰的话得出结论：“如果许多人的全部复杂生活都不自觉地度过，这种生活如同没有过一样。”[4]什克洛夫斯基认为，为了恢复对艺术的审美感受，艺术家有义务将生活陌生化，使生活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的眼前。所以，陌生化就是表现生活中不会出现的事物或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事物并以此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极大地颠覆了自古希腊以来就有的所谓文学是对客观世界的模仿，对现实生活的真实而准确的再现的传统认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就是因为它是一种有意识地偏离、变形或异化的艺术形式，亦即用反常的、奇异的形式表现熟知的事物，增加艺术感知的难度，延长审美欣赏的时间。这一理论得到了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多数成员的认可，很快成为该团体的核心理论，成为什克洛夫斯基毕生追求的文学信念和诗学维度，他也是以此为出发点开启文学创作及批评的。
国内外学界关于“奥波亚兹”及其主要代表什克洛夫斯基的文艺理论研究成果丰硕，特别是对什氏“陌生化”概念及其诗学理论的探讨已发表很多论著，对“陌生化”这一概念的应用研究也屡见不鲜。由于“奥波亚兹”学派提倡关注艺术创作的内在形式，关注诗歌和散文的内在艺术规律，关注艺术手法和风格嬗变的历史规律，所以被国内外学界冠以“俄国形式主义”（Русский формализм）称号，其实，这一称号明显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命名。实际上，“奥波亚兹”学派成立的初衷是倡导用“形式方法”（формальный метод）研究文艺学，所以有学者称之为“形式学派”（Формальная школа）或许更为合适。正如有学者写道：“‘形式的方法’的取得似乎不太成功，它遭到旧的学院派文史专家和苏联意识形态部门两方面的愤怒攻击。这使得刚刚开始的意趣盎然又颇有前景的集体研究，无法继续进行。”[5]但为了避免引起歧义，我们在表述上暂且保留国内学界惯用的称谓。
俄国对于什克洛夫斯基学的研究，无论是其文艺理论还是文学创作都已达到空前高度。什克洛夫斯基学研究首先始于“奥波亚兹”形式主义学派内部。早在“奥波亚兹”阶段，在俄国形式主义学者之间就已彼此关注，迪尼亚诺夫、艾亨鲍姆、雅各布森、托马舍夫斯基等人对什氏都有过评论，较为典型的如艾亨鲍姆的《形式主义方法的理论》[6]一文；形式主义学派内部都互用术语，如什克洛夫斯基将戏仿理论应用在对《堂·吉诃德》和《项狄传》的研究上，而托马舍夫斯基与迪尼亚诺夫则与之互补并逐渐完善。此外，巴赫金等诸多学派也都对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情节等理论进行过对比分析和论述，其中巴赫金与梅德韦杰夫合著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7]全面剖析了文艺学界形式主义运动，评价了形式主义学派包括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观、文学史观的优缺点，成为国外深入研究什克洛夫斯基的重要论著。
1930—1950年间，形式主义学派一度受到苏联学界的批判，什克洛夫斯基在苏联文艺学界也受到了否定性的评价，如1936年《真理报》针对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作品严厉谴责形式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掀起了一场波及文学、绘画、音乐等各个艺术领域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直接导致形式主义者退出苏联文艺学界或纷纷改行。总体来看，该时期关于什克洛夫斯基的研究是碎片性的、不全面的，因为这些研究多带有构建或辩论目的，对于什氏及其形式主义文艺理论的考量并非是主要诉求，世界观或意识形态批评盖过方法论或学术批评。
1960—1980年间，伴随着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俄国塔尔图—莫斯科文化符号学派等兴起，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在西方受到追捧，什克洛夫斯基的文艺理论也逐步回到苏俄学者视野。著名符号学家Ю.М.洛特曼就受到形式主义者的影响，将符号学研究与形式主义理论联系起来；此外，迪尼亚诺夫读书会出版的系列文集对形式主义研究贡献也十分巨大。
值得关注的是，苏联解体后形式主义学派再度成为俄国和西方学界的热点。特别是什克洛夫斯基去世后至今，关于什氏文艺理论的研究成就斐然。奥地利学者О.А.汉森-廖维在《俄国形式主义：基于陌生化诗学基础上的方法重构》[8]一书中提到了什克洛夫斯基及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Я.С.列甫琴科的《另一种科学——俄国形式主义者的传记探寻》[9]以传记文学分析为主，夹杂着对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理论及批评研究；М.В.乌姆诺娃在《让东西变得有用且愉快：奥波亚兹文学与批评理论中的先锋策略》[10]一书中有大量篇幅介绍什克洛夫斯基的批评理论，该书代表当下形式主义研究较高水准；В.С.利沃夫在博士学位论文《形式主义学派文学批评》[11]中则基于理论史背景考察包括什克洛夫斯基在内的“奥波亚兹”三巨头的文学批评；В.С.别列金在《什克洛夫斯基传》[12]一书中还对什克洛夫斯基的生平与创作进行了具体的梳理和阐述。
至于俄国对什克洛夫斯基散文创作的研究，总体上看，起步要晚于对其文学理论的研究。苏联时期，由于政治的缘由，什克洛夫斯基全部文学遗产没能与读者见面，相关的学术研究亦不多见。直到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政治氛围的转暖和文学政策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才开始把目光投向这位形式主义理论家的散文创作，尤其是苏联解体后，除了研究其文艺理论著述外，还大量涌现出研究其文学创作的成果。
俄国对于什克洛夫斯基散文创作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А.П.楚达科夫是什克洛夫斯基散文创作的最早研究者，他的《询问什克洛夫斯基》[13]等文章对什氏做过诸多论述；М.О.楚达科夫、Е.А.多杰斯的《一部小说的原型》[14]一文则针对什克洛夫斯基本人作为文学原型进行研究；而首次提出“语文体小说”概念及什克洛夫斯基语文体小说属性的则是В.И.诺维科夫的《语文体小说：世纪初的新型旧体裁》[15]一文；接着还陆续出现了几篇关于什克洛夫斯基小说创作的情节、自传性、作家作为小说主人公等论题的文章：如С.И.巴瓦尔佐夫的《与什克洛夫斯基有关的情节：发现的喜悦》[16]、С.И.扎哈利耶娃的《什克洛夫斯基早期思想及其历史中的形式主义》[17]、С.Н.泽恩金的《理论家的冒险：什克洛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18]、Т.Ю.赫梅利尼茨卡娅的《角色中的语文学——什克洛夫斯基》[19]等文章，还有А.В.格罗莫夫—科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什克洛夫斯基20年代的小说》[20]等。在以上研究成果中，以下几篇文章尤其备受关注。
А.О.拉祖莫娃可谓什克洛夫斯基“语文体小说”的系统研究者。她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形式主义通往艺术散文之路》[21]、《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语文体小说”：发生与诗学》[22]，其与М.u.斯维尔德洛夫合写的《什克洛夫斯基——卡维林和金兹堡散文中的人物》[23]等，都是将什克洛夫斯基散文创作研究引向高潮的重要论著。
此后，一些学者还着眼于对什克洛夫斯基散文作品的文本分析，兼顾探讨其散文创作的历史文化语境及其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关系等，如：В.В.卡尔梅科娃的《曼德尔什塔姆与什克洛夫斯基：文学与人的关系》[24]、Н.В.拉古诺娃在《什克洛夫斯基作为语文体书信小说的〈动物园，或不谈爱情的信札，或第三个爱洛伊丝〉》[25]、О.Ф.拉多辛娜的《“语文体小说”的作者与博学读者的对话》[26]及其《作为20世纪历史文化现象的语文体小说》[27]等文章，以及Я.С.列甫琴科的专著《另一种科学——俄国形式主义者的传记探寻》[28]等。
这些论著都是在解读什克洛夫斯基20年代艺术小说基础上阐述他的文艺理论及其诗学主张，指出其小说的形式主义理论蕴含及其艺术手法，如什氏散文的杂糅性、游戏性、陌生化手法等。研究表明，俄国学界无论对什克洛夫斯基文艺理论还是小说创作研究都日臻成熟。
值得一提的是，俄国学界在研究什克洛夫斯基小说创作时提出了“语文体小说”这一概念。А.О.拉祖莫娃认为，什氏小说是由科学通往艺术的必经之路，这条道路建立在文学与语文学、艺术与科学交汇互融的基础上，《动物园，或不谈爱情的信札，或第三个爱洛伊丝》就是一部充满语文学倾向的书信体小说；拉祖莫娃的另一篇文章《20世纪的语文体小说》[29]则是研究俄国语文体小说发展历程的总结性成果，作者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该文学体裁的根源及其发展脉络，认为正是以巴赫金为首的巴赫金学派和形式主义学派之争促进了这类文学体裁的发展，而巴赫金和形式主义者争论焦点则在于小说材料组织究竟是基于共时性还是历时性；此外，该学者还与М.斯维尔德林合写《什克洛夫斯基——卡维林和金兹堡散文中的人物》[30]一文，指出什克洛夫斯基不仅仅是其散文中的作者还是其中的主人公，卡维林和金兹堡两位作家还将什氏作为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即人物原型，譬如，卡维林的长篇小说《爱吵架的人，或瓦西里耶夫岛上的晚会》中的主人公涅克雷洛夫就是“镜子中的什克洛夫斯基”[31]，金兹堡《记事簿》中所讲述的传记人物同样是“显微镜下的什克洛夫斯基”[32]。
Т.Ю.赫梅利尼茨卡娅的《角色中的语文学——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33]一文则着眼于什克洛夫斯基的文学个性与其文学主人公的关系，指出什克洛夫斯基小说主人公往往被封闭在文本的材料和风格中，与作者的文学个性密切相关，因此当阅读其自传三部曲的任何一部之后总会想起另外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34]
Н.В.拉古诺娃在《什克洛夫斯基作为语文体书信小说的〈动物园，或不谈爱情的信札，或第三个爱洛伊丝〉》[35]一文中，认为什克洛夫斯基的书信体小说中所具有的结构与修辞上的革新使该书成为地道的“语文体小说”。
О.Ф.拉多辛娜的《“语文体小说”的作者与读者的对话》[36]一文研究了“语文体小说”中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关系。文章指出，“语文体小说”的特殊体裁及内涵要求读者必须拥有良好的学识背景和深刻的领悟能力；该作者在另一篇名为《作为20世纪历史文化现象的语文体小说》[37]一文中还将“语文体小说”视为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体裁现象进行研究，梳理了俄国“语文体小说”的发展脉络及其文艺学特点。
Я.С.列甫琴科在《另一种科学——俄国形式主义者的传记探寻》一书中也大篇幅地涉及什克洛夫斯基文学创作和理论创作的交融特点。他将什克洛夫斯基作为形式主义学派代表之一进行论述，并从体裁选取、语言运用、创作手法、情节母题等多个角度对其多部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认为其小说是对早期欧洲小说的模拟，什氏早期理论研究关注的是文本的横向组合关系，而1921年以后的理论研究则更侧重于文本的聚合关系。此外，列甫琴科还指出传记和自传是“个体独白的存在形式”[38]并提到什氏将生活素材插入小说中，使小说成为描写生活的文学传记。在他看来，形式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积极地参加社会交往，而对这种交往的书写则既不属于纯生活描写也不是纯理论阐述，而是由二者所构成的第三种智能存在，即“科学”与“传记”的结合。
С.Н.泽恩金的《理论家的曲折经历——什克洛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一文在研究什克洛夫斯基自传三部曲时称《第三工厂》是一部充满隐喻的小说，是作者以文字来回击政治上打压之作。他指出，《第三工厂》作为传记文学，同时也是“社会现实的具体延伸”，即作家写《第三工厂》的目的在于，通过回顾历史来梳理自己的过往，并试图在风云变幻的灾难性世界里寻找自己的位置，因此称该作品“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个人的、妥协的传记，最终比国家政权从整体规模上所创建的官方‘历史’更有价值，更有生命力。”[39]
А.В.格罗莫夫在其副博士学位论文《什克洛夫斯基20年代的小说》[40]中全面分析了什克洛夫斯基20年代散文体小说的继承性、艺术特色及其对20世纪俄罗斯小说发展的影响。他指出，什克洛夫斯基色彩鲜明的文体风格，无论是来自学术论坛还是作为一位政论家、批评家和“形式主义者”的基调都震惊于世。该文阐述了什克洛夫斯基文学理论和美学观，分析了俄罗斯文学体裁类别及自传文学形式，并以《感伤的旅行》和《动物园，或不谈爱情的信札，或第三个爱洛伊丝》为例探讨了俄国20年代小说体裁风格的独特性。
总之，俄国关于什克洛夫斯基的研究至今已近百年，研究态势此起彼伏，80年代以后开始呈上升趋势，主要围绕其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包括陌生化诗学理论、电影理论等方面研究。新世纪以来，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研究视角趋于宽泛和多元，研究观点也更为开放和包容；而关于什克洛夫斯基散文创作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其个别散文作品的语文体风格、陌生化手法等相关问题的探索，并多以自传三部曲为例简要分析其语文体特征，如第一人称叙事角度、多重叙述视角、文学和理论的互渗、文本结构的独特性等。但这些成果并没有深入解释这类小说创作的文学渊源，也很少对自传三部曲之外的，如历史人物传记、作家传记、艺术家传记等其他传记作品进行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对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的创作诗学研究还不够系统，尚未形成体系，较少涉及什氏散文创作之于俄国文学及批评中的美学和诗学价值。
我国关于什克洛夫斯基的研究远落后于国外。什克洛夫斯基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尚以译介为主，如：什克洛夫斯基等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托多罗夫编选《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90年代则出版了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汉译本（刘宗次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21世纪以来，学界关于什克洛夫斯基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关于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理论研究一度成为研究的热点。但多数学者依然限于从形式主义理论背景下研究什克洛夫斯基文艺观点，研究内容多涉及诗语、陌生化、叙述类型、艺术审美等问题。其中在陌生化理论内涵、陌生化理论横向对比及运用陌生化理论分析文学作品等方面着力颇多，如张冰的《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俄国形式主义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杨向荣的《西方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刘万勇的《西方形式主义溯源》（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等都是研究什克洛夫斯基文论的重要参考文献；此外，赵毅衡、丁国旗、谢天振、钱佼汝、孙绍振、邹元江、冯毓云、程军等许多学者在研究形式主义文论中也有所涉及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理论；而杨燕的《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则是21世纪以来专门研究什氏诗学理论的学术著作。与此同时，国内期刊界也陆续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形式主义及什克洛夫斯基的研究成果，我们在此就不做具体罗列和概述。
至于国内对什克洛夫斯基散文创作的研究，则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90年代以来，学界先后出现了对什克洛夫斯基散文作品的一些译介和研究成果。在一些世界散文集中收有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片段，如严永兴编译的《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俄罗斯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崔宝衡和王立新编译的《世界散文精品大观·家园篇·温馨的摇篮》（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王家新和汪剑钊编译的《灵魂的边界：外国思想随笔经典》（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文集，所收集的片段主要是什克洛夫斯基的自传三部曲前两部《伤感的旅行》、《动物园，或不谈爱情的信札，或第三个爱洛伊丝》中的个别章节；再就是安国梁等译的《列夫·托尔斯泰传》（海燕出版社2005年版），这是国内出版的唯一部什克洛夫斯基关于作家传记的译著。此外，近年来，笔者和郑艳红、杨玉波等也出版了什克洛夫斯基自传三部曲《动物园·第三工厂》（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感伤的旅行》（敦煌出版社2014年版）及历史人物传记《马可·波罗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等译著。
国内关于什克洛夫斯基散文创作研究十分匮乏。近年来，笔者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形式主义诗学视野下什克洛夫斯基散文创作研究》，除了对什克洛夫斯基散文作品进行译介之外，还专门探讨了什氏散文创作诗学并发表了相关论文；[41]同时还指导了几篇硕士学位论文专门探讨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体小说[42]，代表了什克洛夫斯基散文在国内研究的最新成果。
综上可见，国内关于什克洛夫斯基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只有近30年的学术史，有关什克洛夫斯基的文艺理论，特别是其陌生化诗学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些研究尚限于从形式主义学派角度解读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理论。21世纪以来，有关什克洛夫斯基的研究出版了专著，但也仅限于对其诗学理论的研究，而关于什氏颇具现代意义的散文创作却一直关注较少，研究成果也乏善可陈，尚没有系统研究什克洛夫斯基散文创作的学术专著。
纵观什克洛夫斯基一生的文学创作，可以说什克洛夫斯基是一位能产型文艺理论家，他在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革新背景下，以“陌生化”文艺理论一举成名，高举形式主义先锋学派大旗，开创了俄国文艺理论的新时代；同时，什克洛夫斯基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学作家，他所创作的艺术散文，以精妙的笔触记录自己及同时代人的复杂的心路历程、俄国从白银时代到苏联时期文艺形态的历史变迁。无论是理论探索还是文学批评，传记书写还是文艺杂谈，什氏的文学创作都极富艺术个性，值得后人仔细品评和深度挖掘。什克洛夫斯基的文学创作，除了学界早已熟悉的“陌生化”理论，颇具影响力的还有他的散文创作，其中文学回忆录，如自传三部曲《感伤的旅行》、《动物园，或不谈爱情的信札，或第三个爱洛伊丝》及《第三工厂》等就是其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散文。如前所说，这类文学作品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其独特的体裁样式、奇异的书写风格及新颖的艺术手法。
在什克洛夫斯基的艺术散文创作中，故事讲述伴随着艺术感悟，生活描写夹杂着理论阐述，文学与非文学兼容并蓄、互为勾连。这类体裁介于描写和叙事之间、散文和小说之间、文学和文论之间，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散文或小说，可谓一种杂糅性的散文体小说。俄国学者安德罗尼科夫这样评价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创作：“否定和远离传统的体裁，每一次都是超越体裁之上的，而且是从未有过的形式。”[43]
进一步说，什克洛夫斯基具有现代性和先锋意识的艺术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变体，是作家对传统书写的一种文学革命，亦是理论家对其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所做的文学实验。这种艺术散文被许多俄国学者称为“语文体小说”。实际上，即便是什克洛夫斯基的文学理论创作，在体裁上也同样具备这种变革性品格。他的文艺理论著作，譬如最著名的《散文理论》一书，也都是用这种散文体式或语文体式创作的。为此，我们需要对什克洛夫斯基这种极具先锋性或实验性的文学创作做系统研究，分析阐释其艺术散文创作对“陌生化”理论的验证和呈现。
本书是在课题组研究什克洛夫斯基形式主义诗学及散文创作的系列成果基础上修订、完善的。主要围绕什克洛夫斯基散文创作的渊源、什克洛夫斯基的语文体小说、什克洛夫斯基的传记体小说、什克洛夫斯基小说的陌生化叙事及什克洛夫斯基散文创作的文学影响等五个专题，探讨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创作及其形式主义诗学特征，具体如下。
第一章，主要探讨什克洛夫斯基的“语文体小说”：梳理和阐述这类体裁的文学渊源，其所处于巴赫金与形式主义论辩的文学语境、其散文创作与同时代俄国小说家罗赞诺夫及西欧传统小说家斯特恩的文学承继关系；论述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的语文体特征，即文学与科学的共融、作者与读者的对话、文学和理论的互渗，以及回忆、书信、文评、政论等各种体裁的杂糅性；阐释《感伤的旅行》作为旅行小说或冒险小说、《动物园》作为颠覆传统样式的书信集，《马步》作为理论性散文集等语文体特征。
第二章，主要探讨什克洛夫斯基的传记体小说：分析什氏在早期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式微之后转向传记文学创作的可能动机，以文学回忆录《第三工厂》为例考察其自传体小说的美学和诗学特征，如该作品中的生活传记与文学传记、回溯历史与创造个性的紧密交融，及其“声音”“亚麻”等潜在的母题意蕴；以《马可·波罗传》为例考察其历史人物传记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其书写艺术；以《列夫·托尔斯泰传》为例考察其艺术家传记的文艺美学价值、辨识其笔下新传记与传统旧传记的差异。
第三章，主要探讨什克洛夫斯基小说的陌生化叙事风格：阐释《感伤的旅行》中叙事的口语化、非情节化、动态化、疯癫化、延宕化等故事体小说风格；《动物园》中的讲述或叙事、为讲述而讲述、为加密而制动、为解密而裸露等元小说风格；以及《第三工厂》中的语义的转移、蒙太奇、假定性等隐喻性小说风格。
第四章，主要论述什克洛夫斯基散文创作的文学影响：阐述什克洛夫斯基与作家金兹堡、与现代小说革新先行者“谢拉皮翁兄弟”的文学渊源及其承继关系；什克洛夫斯基与纳博科夫、普拉东诺夫等俄国现代作家的诗学对话关系。
课题研究过程中以本人撰写各章节内容为主，同时课题组成员杨玉波参与了第二章第三节，郑艳红参与了第三章第一节第四个小问题的初步撰写，以及侯佳希、韩静帆、焦洋三位硕士参与了个别小节内容的初步撰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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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俄]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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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俄]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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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Громов-Колли，А.В.，Проза Виктора Шкловского 1920-х годов，Дис.канд.，МПГУ，2004.
[41] 赵晓彬：《书写传记·恢复个性：什克洛夫斯基散文体小说“第三工厂”初探》，《国外文学》2015年第4期；赵晓彬、侯佳希：《〈感伤的旅行〉：什克洛夫斯基“语文体小说”初探》，《外语与外语教学》2015年第2期；赵晓彬：《纳博科夫与什克洛夫斯基诗学对话探微》，《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赵晓彬、刘淼文：《什克洛夫斯基与“谢拉皮翁兄弟”》，《俄罗斯文艺》2017年第2期等；杨玉波：《丝绸之路的文学想象：什克洛夫斯基的历史传记小说〈马可·波罗〉》，《俄罗斯文艺》2016年第1期；赵晓彬：《什克洛夫斯基笔下的〈列夫·托尔斯泰传〉》2019年第2期；等等。
[42] 韩静帆：《什克洛夫斯基散文体小说的陌生化手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2015年；侯佳希：《什克洛夫斯基的语文体小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2015年；焦洋：《什克洛夫斯基的传记作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2015年等。
[43] Андроников，И.Л.，“Шкловский”，в кн.：И.Л.Андроников，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2），Москва：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75，С.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