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冰

承晓彬教授不弃，要我为她即将出版的新著《什克洛夫斯基形式主义小说创作研究》作序，我自然欣然允诺。的确，从2013年至今的7年中，晓彬教授带领她的研究生团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什克洛夫斯基研究领域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令人艳羡不已。他们取得的成绩即便我这个旁观者也能说出个大概，比方说围绕什克洛夫斯基研究，争取了一个国家社科项目（这本身就很难得），发表了十多篇核心期刊论文，翻译并出版了3部什克洛夫斯基的专著，在社会和学术界赢得广泛好评。

说来惭愧，我在走向治学道路之初，也曾深中什克洛夫斯基魅力“之毒”。当年，就是什克洛夫斯基的一篇《情节布局手法与一般风格手法的关联》这个肥饵，吊足了我这条游鱼的胃口。从那以后有一段时间甚至到了非什克洛夫斯基不读的地步，可见“中毒”之深。我在充当什克洛夫斯基“粉丝”的时候几乎到了目中无人的境界。我的旧作《什克洛夫斯基评传》（载《西方著名美学家评传》，下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便是在当时阅读什克洛夫斯基早期著作的基础上，根据印象写出的一篇人物肖像。实话说，直到今天，我在动笔涉及什克洛夫斯基时，仍然无力摆脱当时的精神氛围或引力场。如今，我早已走出蛊惑我的什克洛夫斯基“怪圈”，但我仍然不能否认其早期著作焕发出来的无穷吸引力。在这样的魅力面前，我始终都只有俯首称臣。我至今认为什克洛夫斯基早期著作，灵气勃发，思维隽永，风格独具，文思超拔，涉笔成趣，文采斐然，可以推测，其作者在写作之时，身心处于完全自由的心境，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挤压和胁迫，是精神完全松弛状态下的自然抒发，因而有苏东坡式的文思泉涌，不择地而出之势。什克洛夫斯基的风格，兴许也部分地受到其前人瓦西里·洛扎诺夫、列夫·舍斯托夫的影响，用一种文采斐然的口语体，融合了叙事、抒情、议论、描写等诸多因素于一体。其早期名著《马步》多采用寓言方式讲解深奥的学理，却能收到深入浅出、言简意深之效。作为“陌生化”的首倡者，什克洛夫斯基自己行文中，就不乏“陌生化”的笔情墨趣。其《感伤的旅行》袭用前人的旧书名，却别出机杼，剑走偏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令人一读之下，便有“中弹”之感。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把一些令人惊悚的恐怖意象，安置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下，真的使人有陌生、奇特、新奇而又恐怖的“被俘虏”感。真正体现了“陌生化说”把相距遥远的物象并置于一处从而使人惊悚的效应。我固执地认为要想对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说有真切的理解，不读他早期的著作，终究有隔阂。

我想，当年什克洛夫斯基“登高一呼”，便风响影从，应者云集，除了他为文坛带来的文艺学新思想自身所具有的魅力外，其个人的超强吸引力和魅力，也是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么说绝非夸张之词。这个被什克洛夫斯基以超强的个人魅力召唤到文艺学现场中来的流派，一举颠覆了旧的文艺观，而刷新了整个20世纪世界各国的文艺学。它所带来的革命性变革的痕迹，时至今日，仍斑斑可见。在俄国形式主义运动的发展史上，每处节点上都闪动着什克洛夫斯基的身影：1913年的最后一天到1914年的第一天晚上，当年还不过是一个在校大学生的什克洛夫斯基在“狼狗”艺术家咖啡馆所做的演讲，不啻为俄国形式主义呱呱落地的第一声啼哭。那也是什克洛夫斯基的成名日。他的一夜成名就系于此。从那以后，什克洛夫斯基和俄国形式主义运动，便成为可以相互替换的同义词。从那以后，什克洛夫斯基就成为这个文艺学运动的灵魂人物，这个运动的顽强生命力，宗旨和初心，就全面而又深刻地体现在什克洛夫斯基身上。说明什克洛夫斯基的人格魅力具有攻城拔寨之威力的最佳例证，可以以艾亨鲍姆为例。1918年以前，作为一个采用哲学方法从事文艺学研究的青年学者，艾亨鲍姆已经在文坛小有名气。此前，他应该不止一次听过什克洛夫斯基和未来派在群众集会上的鼓动和宣传演讲。他们为了达到使听众震惊的效果，不惜身穿奇装异服，举止怪异，言语粗鲁，无理取闹。在这种场合下，台下一般都是嘘声一片，满堂喝倒彩声。某次在看过类似表演后，艾亨鲍姆在日记中不由地咤叱道：“不啻为疯子的呓语”。一切的一切都发生在1918年这一年。事情的转变就发生在艾亨鲍姆和什克洛夫斯基初次相识之际。也不知什克洛夫斯基对艾亨鲍姆施了“什么魔法”，居然使这位年资比其稍长、对其主张一直持不理解和抵触情绪的艾亨鲍姆，幡然醒悟，摇身一变而成为“奥波亚兹”的“三巨头”之一，而且，作为“投名状”，艾亨鲍姆还献上了他的名文《果戈理的“外套”是如何写成的》。此后，在整个俄国形式主义运动危机时期，在什克洛夫斯基短期出国期间，艾亨鲍姆甚至作为奥波亚兹发言人，出面应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抨击并进行自我辩护。按照艾亨鲍姆的说法，什克洛夫斯基的生命完全都由文学这种细胞所组成。当然，这个运动后来取得那么大的声势，产生了那么巨大的影响力，和同样具有非凡人格魅力的奥波亚兹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艾亨鲍姆和尤·特尼亚诺夫——也大有关系。两人都口才绝佳，粉丝众多。当年讲课时，教室里都挤不下。讲课时从始至终听众响应热烈，掌声不断。在俄国形式主义运动的极盛时期，用另一位以研究俄国形式主义为职志的俄裔美籍教授维·厄利希的说法，俄国凡有港口的地方，都必定有一个奥波亚兹分子。总之，什克洛夫斯基的名字，差不多已经成为俄国形式主义运动的代名词和化身，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

厄利希指出：尽管说“俄国形式主义的主体部分乃是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个人脑力劳动的产物”的说法不无过甚其词之嫌，但“不承认什克洛夫斯基在俄国文学研究界在组织和表述形式主义方法论酵母方面所发挥的极其重大的作用，同样也是错误的和不公正的。在奥波亚兹诞生后的最初岁月里，什克洛夫斯基通过他发表的众多文章和演讲，对这一运动的方法论立场和批评策略所产生的影响，要大于这一运动的其他代表人物。”[1]什克洛夫斯基以其对于新文艺学的理论建树，当之无愧地成为奥波亚兹当然的“主席”。20年代末，当特尼亚诺夫和雅各布逊私下酝酿成立“新奥波亚兹”时，也许诺其以奥波亚兹当然的“主席”之职。因此，说什克洛夫斯基是俄国形式主义运动的“灵魂”，绝非一种夸张修辞格。

年少成名的什克洛夫斯基，在那个血火动乱的时代，也曾拥有过一种动荡的青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个有着那样一种性格的什克洛夫斯基，可以想见是不会自甘寂寞的。他以志愿兵的身份走上前线，还曾担任临时政府派遣到前线的政委助理。在前线，当阵线行将溃退之际，什克洛夫斯基高举战旗，跳出战壕，率领一个团的士兵投入进攻，从而扭转战局，转败为胜，但他自己腹部受了贯通伤。战后他因功而由科尔尼洛夫亲自为他颁发四级格奥尔基铁十字勋章。1918年，他又因参与社会革命党人的密谋活动而被追捕。为了逃避追捕他逃到基辅，在那里参加了破产了的试图推翻盖特曼斯科罗帕兹基政权的行动。为了履行他为一位女性熟人许下的诺言，送一笔巨款到彼得格勒，他又偷偷潜回莫斯科，但在火车上，他被一位曾经盯过他梢的契卡认出，因而不得不从行进中的列车上逃跑，步行回到首都。这次，他找到高尔基——他的忘年交和好朋友——后者为了他的案子，亲自找了斯维尔德洛夫。斯维尔德洛夫用联共（布）中央专用公文纸书写了一份命令，下令中止对什克洛夫斯基的追捕。同年，什克洛夫斯基决定终止一切政治活动。1919年初，他回到彼得格勒，并受高尔基之邀，参与了“世界文学”出版社文学理论讲习班所属艺术翻译讲习班的教学工作，而这个讲习班就是后来在苏联文坛享有盛名的“谢拉皮翁兄弟”，而什克洛夫斯基也成为这个闻名遐迩的文学团体的助产士之一。1920年，什克洛夫斯基因与人决斗之事而离开彼得格勒，出发寻找到乌克兰寻求温饱的妻子。其间，他曾先后参加多个红军部队作战，足迹遍及亚历山大洛夫卡、赫尔松和卡霍夫卡。1922年，对社会革命党人的逮捕行动再次展开，什克洛夫斯基为了逃避抓捕，通过结冰的芬兰湾潜往芬兰。此后，从1922年4月到1923年全年，他短期生活在德国的柏林。在此期间他出版了他的早期名著《马步》《动物园，或非关爱情的书简》《感伤的旅行》。1922年末，什克洛夫斯基通过他的《动物园》一书的最后，向苏维埃政权发出了一份公开信，表示投诚，请求允许他回归苏联。从此结束了他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而专心致志地研究他的“散文论”。

其实，这些年中，什克洛夫斯基的学术研究——散文理论——始终都未曾中断。即使是逃亡途中，他也孜孜不倦地勤于著述，有时候甚至躲在疯人院里，在躲避追捕者时仍笔耕不辍。按照什克洛夫斯基的自述，奥波亚兹的活动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同一年，这也就意味着，一种新的文艺学理论，是伴随着烈火硝烟一起来到这个世界的。有一次，什克洛夫斯基在实验雷管时，心里仍惦记琢磨散文的原理，结果雷管在手里爆炸了。幸好威力不大，但他也在战地医院里躺了好长时间。战友们都说什克洛夫斯基“爆炸”了。1920年10月，什克洛夫斯基被遴选为彼得格勒俄罗斯艺术史研究院教授。从1921年到1922年初，什克洛夫斯基在彼得格勒的《彼得堡》《艺术之家》《书之角》杂志发表文章，出版专著《革命与前线》（后被纳入《感伤的旅行》），参加谢拉皮翁兄弟团体的集体讨论。无论什克洛夫斯基所执持的信念对与错，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即他差不多是以一个宗教信徒般的狂热，投身于新文艺学理论的建设的。有鉴于此，其早期文章中与今天国际学术界通行的论文规范多有不符之处（如引文不确、出处不祥等），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笔者冒昧地以为，诸如此类的“毛病”，都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看到一点新思想都没有但却绝对符合所有论文规范的所谓“论文”满天飞，然而，那些真正在学术史上开天辟地、开启一个新时代新纪元的文章，往往并不那么中规中矩，修短有度。

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身为名人的什克洛夫斯基在那个能在一定限度内容忍极端的年代，是怎样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呀。受象征派理论的影响，那时的什克洛夫斯基们，难免不有时把生活当作自己从事“行为艺术”的舞台：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这正是那个以“建设新生活”为艺术最高宗旨的时代的突出特点。在这种条件下，作为具有鲜明个性的什克洛夫斯基，和作为一个作家的什克洛夫斯基，常常会发生身份混淆的现象。一定意义上什克洛夫斯基文风，不多不少正是他人格的写照。他有一句名言，即不是我们在写书，而是时代在借助我们的笔书写自己。在这个两军对垒，阵线分明、壁垒森严的战场上，什克洛夫斯基独能游刃有余地自由游走于对立的两极之间，同时受到对立双方的青睐和重视。过去，我曾经以为1930年发表《一个科学错误的纪念碑》之后的什克洛夫斯基，江郎才尽，从此被贬入另册，销声匿迹，三缄其口，和曾经轰动一时震动天下的俄国形式主义一样，“泥牛入海无消息”了呢。近来，读了新近出版的俄文版《什克洛夫斯基评传》，才知道自己走入了怎样一个误区。也许我们对什克洛夫斯基的“误读”还不仅以此为限。其实30年代以后的什克洛夫斯基，在宣布放弃先前的观点立场之后，却不其然地获得了“天马行空”般的“轻松”和“裕如”。历史为什克洛夫斯基关闭了一扇门，却另外打开了十扇门。不能坚持过去一直坚持的理论主张的什克洛夫斯基，走上了把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结合起来的形式社会学探索之路。这种探索无论成功与否，但作者“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犹可追”的补错态度，十分可取，无疑为他赢得了好感。

许多人都说，什克洛夫斯基能在那样一个极左的时代毫发无损地活下来，堪称奇迹。在那样一个风云奇诡、险象丛生的时代，而他却独能游刃有余，左右逢源、八面玲珑。除了40年代初批判世界主义时稍稍受到些波及外，他的后半辈子基本上风平浪静，人生之路一平如砥。他仍然忙于紧张的创作，继续写作散文论即小说论著作，写电影剧本，在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讲课。还曾得过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章。可以说一辈子顺风顺水。与此同时，他作为文化名人，自己也被其他文人作为人物原型写进各类作品中。同样也是著名作家的布尔加科夫笔下的米·谢·什波良斯基（《白卫军》），即以什克洛夫斯基为原型。我们从这一人物形象身上，不难发现什克洛夫斯基的某些性格特征。当时，以什克洛夫斯基为原型的文学作品，还有奥·德·福尔什《疯人船》中的茹卡涅茨；瓦·阿·卡维林《爱闹事的人或瓦西里岛之夜》中的涅克雷洛夫；瓦·尼·伊万诺夫《乌》中的安德列伊申；阿·帕·普拉东诺夫《地槽》中的谢尔比诺夫。

如今，历史似乎已经走过了一个轮回：当年被当作过街老鼠而人人喊打的俄国形式主义，“好风凭借力”地“青云直上”，再次成为学界新宠。经过岁月的磨洗（而岁月是最公正的法官），奥波亚兹“三巨头”留下的著作，已经成为他们留给后代的一笔丰厚的遗产和20世纪文学经典。当然，对待这笔遗产，全盘接受不加批判也是不可取的，但其合理的部分、符合“科学”精神的部分，却依然需要我们认真梳理，从而达到去粗取精，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的目的。而这正是今天我们的文学研究者大有可为的地方。晓彬教授及其团队所做的工作，即有类于此：他们采用科学的诗学方法，从什克洛夫斯基留下的一堆堆的话语山岳中，爬梳、整理出一种科学的体系与合理的诗学架构、逻辑框架，也许这一逻辑架构就连身为作者的什克洛夫斯基自己也未曾意识到，但却能够合理地阐释和说明什克洛夫斯基特有的风格特征。这样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什克洛夫斯基理论体系。当然，这样的阐释固然有其存在的权利，但也不具有排他性，而是欢迎别人对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做出更有价值的理论概括和学理解读。这也是真正的科学探索者应当采取的态度。

希望晓彬团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2020年9月5日于京师园

[1] [美]V.厄利希：《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学说》，张冰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