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感伤的旅行》：包罗万象的回忆录

《感伤的旅行》（Сентиментальн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1923）是什克洛夫斯基在侨居柏林期间撰写的一部体裁新颖的散文体小说，它与《动物园，或不谈爱情的信札，或第三个爱洛伊丝》《第三工厂》一起构成了什克洛夫斯基的自传三部曲。《感伤的旅行》是三部曲中篇幅最长的作品，主要记录了1917—1923年间作者辗转于国内外的各种曲折经历。从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到国内战争，作者以回忆的自述方式，讲述了自己在西南前线为临时政府征战，战斗失败后被苏维埃政府政治审查的经历与心理感受，描绘了作者转投红军后在彼得堡动荡不安的生活及侨居芬兰、柏林后的游离岁月，“表达了作家对待革命、战争及新旧政治文化更迭的体会和感悟，记录和描写了作家本人的心路历程。”[104]什克洛夫斯基本人在其另一部散文集《汉堡计分法》中这样坦露该书的创作背景：“《感伤的旅行》是我在芬兰时期创作的，只用了十天的时间……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在任何十天的期限内写出作品，我对这本书酝酿已久，只不过是用十天时间来倾注全部。”[105]

该书问世之际，时逢布尔什维克政党对文化严格限制之时，由于什克洛夫斯基在革命和内战期间所任职的孟尔什维克指挥员的身份，更是因为其书中所涉及的敏感政治话题，《感伤的旅行》一经成稿便难逃被禁的命运，直到1990年才获得在苏联出版的机会。该书于1923年率先在柏林出版后引起俄国侨民学界的强烈反响，当年一位名叫斯捷普的学者称此书具有“敏锐的视角”“清晰的思路”“叙事的速度”[106]，而文学评论家、诗人伊万诺夫则认为：“《感伤的旅行》是坚实的、诗一般的，它如此引人入胜，像冒险小说一样，除了优美的语言，还有深刻的人性。亲历的回忆录，如史诗一般宏大，丝毫不显得苍白无力。”[107]该书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方面都超越了传统小说的书写模型，其独特的体裁样式引起文坛和学界广泛关注。

我们知道，俄国文坛从19世纪中期开始涌现出趋于杂糅性体裁的文艺散文，如赫尔岑的自传性回忆录《往事与随想》，20世纪以后这些杂糅体裁作品日益兴盛并逐渐泛化，直至出现“语文体小说”。俄国当代文学理论家哈利泽夫在《文学学导论》一书中对小说体裁的杂糅性问题进行过专门阐述。他认为，“近两个世纪文学的长篇小说化，标志着它已经‘越出’体裁典范的框架，同时也标志着对先前的体裁之间的分界线的抹擦。”[108]而这种界限模糊的非典范型的文学体裁，却是“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对任何一种变换、改革、革新都是开放的……”[109]

单从书名来看，《感伤的旅行》毫无疑问是一部旅行记，但从书名的副标题“文学回忆录”及书中内涵而言，却又不能以一个简单的“旅行记”而断定其体裁。该作品的广阔篇幅涵盖了各种体裁的融合，其中包含着作家的自传性回忆录、批评家的文学论见等。也就是说，《感伤的旅行》是一部打着“旅行记”的旗号、穿着“回忆录”外衣，将各种不同的体裁巧妙纳入麾下的包罗万象的“语文体小说”。虽然作者以自己在地理上和心灵上的“旅行”作为小说中串联事件、加工素材的明线，但从根本上来说，情节的发展是自由的，作者在有限的旅行空间里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材料的填充，这就在最大化地丰富着小说的内容，而这些填充的“材料”，成为新的文学体裁的合法载体。催生出这种新文学体裁的杂糅性，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审视《感伤的旅行》的杂糅体裁。

首先，体裁的杂糅性体现在作品的结构上。《感伤的旅行》一书，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线性描述、平铺直叙的，什克洛夫斯基是将三个时期创作的不同部分相互杂糅，按照大致时间脉络但却将其拼凑而成书的。第一部分为《革命与前线》，于1921年出版，而后于1922年出版了名为《尾声》的续作，后来在1922年至1923年期间，作者对前两部分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将增补后的第二部分改名为《书桌》。正因如此，小说前后的叙述风格有所差异，从整个结构上看，就好似两个部分的体裁杂糅：《革命与前线》偏向于记叙的风格，在内容上注重对事件详细的回顾记录，语言上平实朴素，分段自然，长短有度；《书桌》偏向于抒情和议论，语言上零散跳跃，常常不按逻辑单句成段，字里行间总是透露出一种淡淡的感伤情绪。这两个明显风格迥异的部分，却依然因为回忆录体裁的包容与开放性特征，以回忆为线索，按照时间的顺序合乎逻辑地结为一体。

其次，在《感伤的旅行》中杂糅进各种故事情节。回忆录本身就具有包容性，而文学材料的选择更使之具备了相对自由的构思。在“时间”的显性线索之下，作者不是按照回忆的方式构建连贯的情节，而是任意地安插不同向度的、情节各异的内容，形成鲜明的叙事方式。于是，在本是自传小说中又出现了对于“诗歌语言理论研究会”“谢拉皮翁兄弟”等文学团体情况的介绍：“奥波亚兹——它的意思是：诗歌语言研究会”[110]，而“在‘谢拉皮翁兄弟’当中，有个理论家伊利亚·格鲁兹杰夫，是鲍里斯·艾兴包姆和尤·特尼扬诺夫的学生。冬末又来了一位诗人，叫尼古拉·吉洪诺夫。”[111]在记叙事件的时候引入了作者自己对普希金、勃洛克、罗赞诺夫、索洛维约夫、托尔斯泰等作家的文评：“普希金、托尔斯泰在俄罗斯文学中因超出人们的认识范围而安然无恙，如果他们被注意到了，那么就不会被放过。”[112]，“《十二个》是讽刺性作品。它甚至不是用四句头的文体创作的，它用的是‘因循守旧’的文体。”[113]“我读过的所有作品当中，作为对战争近乎真实的描写，我能想到的只有司汤达的滑铁卢和托尔斯泰笔下的战斗场面。”[114]由于作者身为语文学家，因此记录一切与文学相关的东西似乎变得合情合理，与高尔基、谢苗诺夫、未来主义者、谢拉皮翁兄弟等同僚的日常会面都被作者随意写入书中：“我经常去高尔基家……，而高尔基家里总是充满了笑声”[115]，“我还记得，大家聚在斯洛尼姆斯基的房间里，我们用桌子的后壁板烧炉子。伊万诺夫坐在床上开始朗读……”[116]

除此之外，什克洛夫斯基甚至在小说中还置入战争时期的军情电报、扼要的报刊新闻、对政治激烈的讽刺、作者与朋友之间互通的书信便条，曼德尔施塔姆、弗拉季斯拉夫等人的诗歌，甚至摘录了火车厢体上的简短文字：“夜里我给塔斯克发了一封引起惊惶的电报∶‘已视察库尔德斯坦军队。为了革命和仁爱我要求撤离部队’”。[117]“这大约是三四年前的事……朋友写信给我说∶‘我克制着内心活下去的愿望，我不准许自己想家。让我害怕的只有一点……’”[118]即使在小说的结尾处，什克洛夫斯基也不忘完整地引述自己的朋友拉扎力的一篇手稿。

以上这些复杂多样的体裁，借助“回忆”的契机，围绕“旅行”的主线，通过记叙、议论、抒情等方法被什克洛夫斯基创造性地黏合拼接成一体，使《感伤的旅行》成为一部包罗万象的语文体小说。正如学者沙姆什针对该书的杂糅特性评价的那样：“我们面对的是俄国文坛上的异常现象，是如此奇异的风格……将一些东西黏合在一起……形成了特定的敏感的特征……”[119]这种大胆的杂糅尝试，贯穿了什克洛夫斯基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这也正是什克洛夫斯基语文体小说的鲜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