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动物园》：颠覆传统的书信集

《动物园，或不谈爱情的信札，或第三个爱洛伊丝》（Zoo，или письма без любви，или Третья Элоиза，1923）（以下简称《动物园》），是什克洛夫斯基自传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作品，由什克洛夫斯基与其情人俄裔法国女作家艾丽萨·特里奥利亚之间的34封通信组成。全书充满着丰富的隐喻，通过二者之间的书信形式，将文艺评论、政治新闻、文学理论等不同体裁黏合在一起。20世纪著名的评论家兼作家、什克洛夫斯基的学生金兹堡一语中的地称《动物园》是一本“我们时代最为温柔的书”。[120]

从文体角度而言，《动物园》毫无疑问属于书信体小说。所谓书信体，通常是指“由一个或几个人物写的书简来推进叙述”[121]，在具备多个书写者的书信体小说中“作者可以通过各人的书信对同一事件进行记录、描述以表达多种观点，而无需介入文本叙事。”[122]

从文学创作史来看，书信体小说并不少见，继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与卢梭的《新爱洛伊斯》（The New Heloise，1761）发表之后，欧洲文坛便掀起了书信体小说创作的风潮。几十年后，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掌握了欧洲书信体创作的艺术，写成了带有欧洲文化印记的俄国式同名小说《书信体小说》（Роман в письмах，1829），将书信体小说的创作形式引入俄国；到了19世纪40年代中期，另一位俄国著名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穷人》（Бедные люди，1846）则标志着俄国书信体小说创作的巅峰。然而，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体小说还是有着各自不同的文体特征：前者是用10封书信组成的小说，（其实）普希金笔下的无论是书信体小说还是诗体小说（Роман в стихах）虽然尚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体裁，但已成为文坛上破旧立新、向18世纪的陈旧文学体裁发起的挑战；与普希金小说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穷人》则是带有男女主人公之间书信情节的叙事性小说，这种既有作者叙述又贯穿主人公书信的小说在文学史上也有“书信体小说”之称，但普希金书信体小说直接命名为“书信体小说”（“Роман в письмах”），其小说命题与其自身体裁同名，这明显的是对西欧文学流行体裁的一种模仿；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体小说名称《穷人》则更突出于批判社会、同情小人物题材的叙事性文体，因此其书信体小说（“Эпистолярный роман”），则更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体裁特点。不过，无论是普希金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体小说，毕竟都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经典小说范畴，至于20世纪什克洛夫斯基笔下的现代主义书信体小说《动物园》，无论是题材还是体裁，则显然是对19世纪传统的书信体小说的变革或突破。

从题目上看，《动物园》是对传统的书信体小说的革新。虽然什克洛夫斯基的《动物园》一书明显是对卢梭书信体作品《新爱洛伊斯》的模仿，然而，若是兼顾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便不难发现，什克洛夫斯基的创作并不仅仅是对传统书信体小说的延续或承继，更多的是对传统书信体小说的突破甚至颠覆，作者在创作中明显是对西欧乃至普希金书信体小说的一种戏仿，是什氏“书信体创作准则的重新认识，其小说的任何一个组成片段都有别于传统的书信体形式和内容”。[123]

从形式上而言，《动物园》也是对传统书信体小说的革新。传统的书信体小说几乎都是严格按照通信的格式来罗列内容，每封信都以对收件人的称呼为起首语，中间加以文字内容，文字内容常与上一封信件紧密联系，而后以寄信人的署名和日期为信件结尾。而在《动物园》一文中，作者与其情人之间的信件却经常不具备书信格式要求的基本要素：信件开头必备的呼语经常被通信双方省略，而书信的落款也总是不知所踪；书信之间的相互关联并不紧密，作者写了整整30封信，情人却只回复了4封；更为奇怪和违反常规的是，作者常常抽离书信往来的情境对信件进行整理编辑，几乎在每封信的开头都有导语，寥寥数语概括出信件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虽然男女主人公相互往来的34封信件构成了一个看似完整的故事，但那些并不合乎书信标准的信件完全可以拆分成逻辑独立的散文。

小说副标题中“不谈爱情的札记”，看似是对小说主题的概括，会使读者们产生看到书名就会理解小说内容的错觉，实际上并非如此，直到仔细读罢全文读者才会明白，虽然从第三封信起，作者就与情人达成禁谈爱情的共识，但在“不许谈爱情”的限制下，作者实际上是将对情人的显性的爱意化作潜性的倾诉，爱情其实隐喻地流淌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作者以陌生化手法为依托，与爱情相关的一切被演化成一个个相关的语文学术语：“女人使错误具体化。错误发生了”[124]“在女人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句法逻辑”[125]“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婚姻，我们的逃跑——只不过都是心理动机。”[126]。连情人对作者的拒绝，都委婉地以与文学相关的例子来顾左右而言他：“你说，你知道，堂吉诃德是怎么造出来的，但是你却不能造出爱情书信。”[127]

以书信框架为载体，在不谈爱情的主题下，作者寄情感于内容，用文评、政论，回忆、哲思和抒情代替谈情说爱，各种体裁指向性鲜明的文字被杂糅在往来的书信间。以书信集中的第九封信为例：在信件开篇，作者就运用隐喻的手法，将爱情比作军人服的义务兵役——要保护好自己的哨岗，面对女主人上一封信抛出的“你爱我么？”，作者将它形容成巡查岗哨。借由着这个巧妙的隐喻，作者边回忆自己曾经从军时守卫岗哨的情境边将思维发散到塞万提斯的小说上：“职责：爱、不见面、不写信，并记住，堂吉诃德是怎样造出来的。”[128]在这里，读者往往会对爱情的责任与堂吉诃德小说关系产生疑惑，于是接下来，作者引入对塞万提斯创作的述评，并对堂吉诃德这个小说人物的产生动因加以概括——“睿智加疯癫才生出堂吉诃德这个典型”[129]。到此，作者似乎挑明爱情的真谛是智慧与疯狂的结合，但其书中对小说的分析并没有结束，他继续将《堂吉诃德》中的一些相关片段加以散化，带着精短的文评掺杂在琐碎日常的内容里。行文流转到二分之一的时候，他又借着在西伯利亚服役时的回忆，引入对象征派诗人别雷的论述，用大量的篇幅对别雷的诗歌方法、“人智说”理论进行探讨分析。就在读者们被书信中的文论哲思所吸引，已经快要忘却这是一封倾诉思念的情信时，作者又笔锋一转，在快到结尾处扯回纷飞的思绪，回归到信件开头的隐喻上来：“就是我站岗时自己创造的精彩演讲。我站在那里，很无聊，像一个年轻士兵那样，点数着过往的行人。”[130]把上述的体裁混合归一于书信的倾诉和爱情的隐喻之下，变得近乎情理。

一言以蔽之，以上各种奇特的、不符合信件往来常理的创作和安排，几乎脱离了传统书信体所规定的形式框架。作者不再受制于书信往来的连贯性和拘泥于情节的完整性，经常随心所欲地将任何理论的、政治的、艺术的片段置入原本是书信体裁的文本之中，这样一来，作品便成为作者囊括各种内容、思想、理论的校验场。正如迪尼亚诺夫在评论这类新型小说时所指出的那样：“《动物园》的有趣之处在于，在情感充沛的信件里，突然会插入杂文或者是艺术科学类的研究，杂文和小说像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文学与理论的结合……”[131]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动物园》是一种新型的书信体小说，是一部体裁别具一格的“语文体小说”。它呼应“不谈爱情”的主题，以男女主人公的信件为串联载体，将诸多类型的文本杂糅其中，隐蔽性地表达出“不谈爱情却充满爱情”的主旨，却最大限度地呈现为其语文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