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中文同声传译的特殊要求

陈峰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在经过长期多个回合的激烈斗争之后，在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全会上按投票表决方式，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简称为“两阿”）牵头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第2758号决议，这一立即生效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他们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中国非常重视和积极参与联合国这个多边外交舞台的各项活动，在多个会场用中文频频发言阐述中方立场，长期被忽略的中文作为联合国的正式语文之一，在联合国的地位也迅速提升，培养中文专业同声传译及笔译工作人员的紧迫性也随之凸显出来。成立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的设想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1979年秋，联合国与中国外交部和教育部三方达成合作协议，借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宝地和师资开设联合国译员训练班（United Nations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Training Course），简称“译训班”，四年后改称联合国译员训练部（Programme），目的是为联合国培养科班出身的正式翻译，尤其是开始每届只限10名的同声传译（后几届随需求饱和而递减）。此举开了中国同声传译专业培养教育之先河，也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为发展多边外交迈出的重大一步，对日后中国同声传译事业的全面发展树立了很高的标杆，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合作三方商定将联合国译训班作为研究生课程，首届招生只向大学英语教师、外语工作者和外语研究生开放。跟现在大不一样的是，中国在1966年前的十七年里培养的外语研究生少之又少，如我就读本科的中山大学外语系在十七年里，只招收了三名学生。1978年才开始恢复招收少量研究生。所以，当时的研究生学历是很难迈过的门槛。1980年秋第二批招生时，译训班扩大招生面，允许“大学应届毕业生”报名应考。这时，学制只有三年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七六级学生甫毕业，所谓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即刚步入三年级第二学期的“文化大革命”后首届通过全国高考入学的七七级学生。招生简章规定，凡通过考试获录取者，一律获得大学本科毕业资格。

可以说，当教育部颁发译训班前两届招生简章时，“同声传译”对我们几乎所有学生来说，是头一回听过的新名词，更别说“同传”二字了，就连我们的大学老师也一头雾水，即使是参加译训班领导和教学的从北外抽调的精干老师（其中两人提前送到欧盟的前身——欧共体接受三个月的翻译培训）对中国能否按要求培养出合格的联合国同传译员，心里也没有几分把握。

经过三方积极合作，在全国范围优先招生，再经过历届师生们的刻苦奋战，作为中国第一个专业同声传译摇篮的联合国译员译训班终于拿出了一份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先后共为联合国培养了十二批学员，为联合国输送了急需的大批口笔译人才，其中有一些早期毕业生在联合国“服役”期满回国后，成为中国外交等战线的干将。前三期毕业生在联合国“服务”五年后按当时中国政策规定回到外交部长期工作的，有现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前驻联合国常驻代表及现任对台办主任刘结一、现驻希腊大使章启月（刘结一夫人）、原外交部副部长及港澳办副主任何亚飞、驻伊朗大使庞森。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和涉外政策的放开，后来招入的毕业生大多留在联合国纽约总部、日内瓦、维也纳和内罗毕三个办事处和设在曼谷的亚太经社委员会（ESCAP）长期工作，直至退休。就讨论议题覆盖面和代表出席的政治层次而言，坐落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最为重要。联合国译员训练班在中国办了十二期之后，圆满完成了其使命，同时也因联合国不再拨经费，遂于1993年停办，最后一期只有五名正式同传学员，包括曾在外交部原翻译室工作、后来在联合国工作过两年的朱彤和外交部翻译司上一任司长张建敏。现在的北外高翻学院就是在原译训班的师资、资料和教学方法基础上办起来的，甚至所用的教学大楼和配有同传间的三百人礼堂，都是当时联合国出资建成的。

四十年之后，在中国的大中城市里，人们对“同声传译”乃至“同传”早不陌生，甚至有不少人将其美誉为“金饭碗”“金领”，在一些新闻报道中被断章取义、哗众取宠地描述为“时薪数千”“日薪过万”“一天的收入等于白领一个月的工资”，紧紧捉住了人们的眼球和胃口，使众多不知情者简单将此数目乘以一天八小时，一年二百五十多个工作日，结果是浮想联翩，或自叹不如，或趋之若鹜，或望子/女成龙。记得我一次前往一所中国名校的外国语学院，正好听到学院大楼门前路旁一位母亲在力劝即将参加高考的女儿：就报同传或外交专业，毕业后收入会很高的！

目前，中国国内设有同传教学课程和同传实验室的高校林立，英美欧澳也应如饥似渴的中国留学生的需求而先后开设了多个同传专业课程，京上广等地的自由职业或兼职同传早已成行成市，业者日众，甚至出现一些自誉为“九段”的译手。笔者本人也先后到过北外、上外和广外的高翻学院及中山大学翻译学院、美国马里兰大学等多所高校进行教学，对一些学生和翻译比赛参赛者的干劲和潜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以说，国内外一些高校和同行对同声传译的基本要求和基本训练方法早已熟悉，但对联合国的同声传译工作性质、规程和业务要求，不少抱有翻译志向的学生、在高校从事翻译教学的老师乃至国内外同传业者也许还是不甚了解。此文谨对联合国中英/法同传（目前有两名在职中法同传）的要求略为介绍一二。

同声传译作为一项专业，对翻译的基本素质、训练和经验有其最基本的要求，中国也相继出台了一些资质证书，近十几年来组织了一系列全国性比赛。不过，就对专业要求和招聘考试的难度而言，莫过于联合国的征聘考试。当历年从译训班毕业并通过招聘考试被列入联合国备用人员名单的历届毕业生基本使用殆尽之后，联合国于2005年开始每隔4—6年在全世界招考中文同声传译，以补充新血。2018—2019年举行的是第四次这种招聘考试，面向全球。每次报考者都有逾千人之众，第一次考试的参加人数甚至远超2000，但每次能闯过资格审查、笔试、口译考试和面试几关的幸运者都不超过两位数，为时一年后于2019年3月结束的招聘考试，经过重重筛选，最终仅录取八人。

联合国对同声传译的要求很高，这是其机构和工作性质及讨论问题的覆盖面所决定的。

许多人把联合国跟安理会简单等同起来，其实不然。联合国工作的三大支柱是世界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落实到具体主题，则包括预防冲突、维和、重建和平、裁军、领土纷争、财务、金融、国际会计标准、海洋、减贫和扫贫、经济、贸易、卫生、妇女、儿童、环境、气候变化、老龄、残疾人、教育、卫生、工业、科技发展、两性平等、可再生能源、鱼类、难移民、法律、宗教、文化、新闻……不一而足，而每一项又可以再细分，每一分项都可以成为任何人毕生专攻的领域。所有这些领域又都囊括在含有17个总目标和169个指标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里（可称为联合国的第二个“十五年计划”，第一个是2000—2015年的千年发展计划——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就专职部门和机构而言，除了联合国的六大机关—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之外（正在改革的秘书处就有现存的政治部、维和部、管理部、新闻部、大会事务部、外勤部、安保部及其他机构），联合国系统内还有多个预算和运作相对独立的基金和方案（funds and programmes），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国际贸易中心（ITC）、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UNDC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UNCDF）、联合国志愿人员（UNV）、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UNIFEM）、联合国粮食计划署（WFP）、联合国水资源组织（UN WATER）、联合国人居署（UN HABITAT）、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UN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还有更加独立的专门机构（specialized agencies），包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国际劳工组织（IL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UDO）、世界旅游组织（UNWTO）、万国邮政联盟（IPU）、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世界气象组织（WMO）、世贸组织（WTO），还有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国际刑事法院（ICC）、国际海底管理局（ISA）、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及世界银行集团。联大、安理会和经社理事会下设的其他办事处、常设委员会、制裁委员会、特设机构、工作组和研究所更是数不胜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机构讨论和处理的题目包罗万象，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和知识范围。加上各国代表和特邀专家、发言嘉宾来自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宗教背景，发言中所涉的历史、知识、立场、审视角度和阐释方式往往会俨然不同，甚至有时乍听起来令常人觉得难以捉摸，不可思议。要做到在任何时候都能瞬时理解、转换并用目标语言正确、完整地传递出任何有关信息、主张和词句，不啻是一大挑战，而这也是联合国同声传译有别于社会上或国家部委同行的地方之一。

记得我们在译训班学习时，联合国派来进行长期教学的词汇专家Ian Hamilton先生在第一堂课就跟我们强调，联合国的翻译必须成为a walking encyclopedia（会走路的百科全书），不仅仅要了解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世间一切），还要知晓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宇宙万物），因为联合国关心讨论的问题不光从天上到地面，还涉及地下和深海乃至原子、中子、质子、粒子，而且也不仅限于我们这个星球——联合国就设有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COPUOS），而裁军审议委员会、裁军谈判委员会现在每年都就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空间卫星碎片等问题进行异常激烈的辩论，不时会涉及核当量、卫星捆绑火箭、乏燃料、贫铀弹、中子等技术性问题。

就微观世界而言，记得有一次六委讨论深海探矿和海床洋底富钴锰铁结壳的相关发展前景问题。这种矿产资源我还比较熟悉，因为这是总部设在牙买加的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工作重点之一，而我多次去该机构参加年会。但那天请到联合国总部的主讲专家着重讲述的是从深海海山具有极度高温的hydrothermal vent（热液喷口）周围发现的新微生物、它们长期繁殖所产生的金属和其他多样性物质及这些生化物质用于药物生产的前景，里面涉及很多生物化学和医药词汇，而这些发言都是在没有事先跟口译员打招呼、不提供讲稿或提纲的情况下限时进行的。

跟外面同传不一样的是，我们在联合国的会议通常是前一天晚上才得知被分配到次日上午哪一场会工作，下午两点左右才知道当天下午三点被派往哪一场会（得知后有时还要从家驱车近一小时赶往联合国），而会议议程通常都是到会场后才能得到，即使有时能得到发言名单，基本上也是会议期间才提供的。有时一场会提早结束，翻译就会立即被调往另一个已开到一半的会议。会议高峰时期，有时半天同时召开十场会，一名翻译可能会被分配到任何一个会场。例如，一名翻译可能第一天上午被分到联大第一委员会（一委）翻小轻武器题目，下午在二委翻与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对话会，次日上午在三委对付人权或艾滋病问题，下午在四委翻直布罗陀等非自治领地人民代表情绪激烈的请愿，第三天上午在五委参加涉及大量数字的联合国预算的讨论或谈判，下午翻六委的BBNJ（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多样性）有法律约束力文书的谈判……

所以，在联合国是不可能专攻一样的，而且也不像在同传市场那样提前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得知某场或连续数日的同一专题活动，可以尽情做充分的查询和准备，提前跟客户索取讲稿和PPT。在这种情况下，要从容应付突如其来的各种题目和无数背景各异的发言者，胜任每一场同传工作，就须有扎实的知识基础和实战经验，并在原有基础上毕生不断积累学习，辅以（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抓紧有限的时间对重要和不熟悉主题进行搜寻，在会前少量时间里和会议期间快速翻阅分发的会议文件（如果有的话），重点熟悉相关人名、职务和个别关键词语。当然，也总会遇到你知识范围之外的内容，这就需要有灵机应变的能力（resourcefulness），尽快抓住意思，边干边学，及时妥当处理。所幸的是，我们平均每周做七场各为三小时的会，相当于七个半天，即每天都在做同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常年下来，早就习以为常了。这也是跟一般同传不一样的地方。当然，除工作之外，平日不断学习，跟上世界的变化，也是力争处于不败之地的最佳保证之一。例如，几十年来，只要有可能，我就一直坚持听 BBC News Bulletin和Newshour节目，尤其是早上开车上班的时候。

可见，要成为联合国同传队伍之译员，除中外语言和翻译技巧需过硬之外，广阔的知识面、相关中英或中法文词汇和长期的实践积累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因如此，近十几年直接从社会上招入的正式译员，往往都是在同传市场和外交部滚打多年，甚至十几二十年的佼佼者，鲜有刚出炉的研究生。这并不是说毕业生就没有机会了，而是意味着如果你开始一两次没有考进联合国，也不必气馁。只要持之以恒，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提高，当你的技艺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后，如果改变想法想到联合国工作，或许会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国外，尤其是联合国、欧盟等机构，同声传译并不是吃青春饭，近年考入联合国的中文同传，就有年近半百的，而且由于基础扎实，经验丰富，很快就能胜任各项工作了。为应付联合国会议高峰时期的需要，联合国还拥有一支人数相当的freelance队伍，其中不乏70岁甚至80岁的退休同行，一些人的翻译质量甚至超过多数年轻人。

联合国成立之初就设有中、英、法、俄、西（班牙）语五种正式语文，随着20世纪70年代初油价飞涨和欧佩克组织在世界舞台的崛起，增加阿拉伯文的呼声日高。于是，联合国于1973年对宪章进行了历史上唯一一次修改，增加了阿拉伯文作为第六种工作语文。此后，在联合国绝大多数会议上，这六种语言并行，每场会议除英、法、俄、西语各配两名同传外，阿文和中文厢里则各有三名同传，这是因为阿文和中文需双向翻译，而前四种语言只需，也只允许译入译员本人的母语，只做单向翻译。作这种安排的原因是在联合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一个母语是英、法、俄或西语的正式译员能胜任阿文或中文的同传翻译，无论是哪个方向；阿文和中文厢由于要进行双向翻译，整场会没有喘息之机，而其他四个语种，尤其是英文厢的同事则只要遇上发言者用相关的母语发言，就可关机休息，至少只要聆听跟会就行了。因此，联合国一般每场会议需分配十四名同传译员提供会议翻译服务。

当然，不可能期待译员们同时精通这六种语言，所以实际的做法往往是要进行接力。如一位讲阿拉伯语的代表发言时，我们中文厢会先等阿文厢的同事先译成英文或法文，而他们有一半人是只能译成法文的。如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要先等英文厢的同事“接力”将法文译成英文，我们中文厢再次接力将英文译成中文。而这一切都是在短短几秒内完成无缝衔接的。在原来就要求很高的基础上，这对每一道翻译的完整性和准确度进一步提高了要求。听说有一个区域组织对同传一次性译出率的要求是90%。试想一下，按此译出率，经过三道翻译之后，原来的内容就只剩约70%了！这在联合国会议和针锋相对的外交谈判和交锋场合，是万万使不得的！记得一位同事有一次只是因为出于习惯将 S 国代表介绍自己国内的“disarmament”（裁军）译成了“nuclear disarmament”（核裁军），即误加了“核”一个词，结果被其敌对国抓住不放，行使答辩权指责S国家在否认数十年后，终于承认自己拥有核武器。接着造成连锁反应，S国的友国纷纷起来也行使每个国家都享有的两次答辩权发言，支持S国，声讨其敌对国，最终这一字之差导致会议延长了一个半小时之久！

由此可见，在联合国这个国际多边外交大舞台上，政治敏感性之强是不言而喻的。在国名的翻译方面更是如此。例如，由于与希腊历史纠纷的原因，1991年脱离南斯拉夫独立的马其顿在联合国长期使用的唯一正确名字只能是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Macedonia），否则希腊会马上提出抗议。2019年1月11日马国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名易作“北马其顿共和国”，随即引起希腊联合政府的动荡。看来，这个长达27年的国名之争，还将持续下去，作为联合国的翻译，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陷阱，引起不必要的风波。

缅甸的英文国名原为Burma，是大英帝国从1824年开始的一百二十多年殖民主义中使用的名字。缅甸于1948年获得独立之后，仍沿用这个名字，称为the Union of Burma，直至1989年政府决定要去掉旧殖民主义的痕迹，按本国语言的发音改成Myanmar，各国也就照用了。但是，从2010年前美英等国支持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派试图推翻缅军政权起，这两国在公开发言和国家媒体报道时执意改回使用Burma，刻意贬损缅甸，英国有时还不阴不阳地同时并用两个名字：Myanmar（Burma）。2015年11月，西方极力支持的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最终赢得大选掌权后，英美随之改用Myanmar。但好景不长，随着美英就缅甸的若开邦等地骚乱及难民事件后开始对新政府、包括昂山素季施压，它们又恢复使用Burma来羞辱缅甸。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中国代表发言时，不知就里的中文翻译将国名译成Burma，那就意味着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站在美英一边了！其后果可想而知。

同样，两个朝鲜的英文译名也可能会成为陷阱。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韩国”通常译为 Korea，正式国名“大韩民国”则译为 Republic of Korea，缩写是 ROK，不叫 South Korea。“朝鲜”通常译为DPRK，即其正式全称“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Korea的英文缩写。绝不能在中国发言时将“朝鲜”译为North Korea，否则朝鲜代表马上就会举牌抗议了！相比之下，美国反而执意不说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Korea，也不用 government这个词，而是故意用 North Korea和regime 来表示鄙夷。据了解，2010年广州亚运会举行开幕式时，就因为韩国运动队的英文牌子没写对，朝鲜队拒不上场以示抗议，导致开幕式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应该算是国际事故了。

我们初学英文时，或模仿英式发音，或偏好美剧英文，都是为了学好一口标准地道的英文。不过，既然联合国汇集了五湖四海的人，用非正统的英文口音发言者占了多数，即使非洲、印巴、孟加拉、新加坡等不少将英文列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其口音对中国不少学生甚至老师也是有一定挑战性的。我原来在中国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时，除专门负责跟英国、港英当局打交道的翻译工作及按正常分派临时负责某国来访或出访某国的翻译之外，还被我的顶头上司杨洁篪处长指定专门负责印巴等南亚地区国家谈判交往的翻译，就是因为该地区的口音、句法比较难懂。笔者也遇过一名非外交部翻译室翻译由于在电视直播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连续三次听不懂某一口音较重记者的一句提问而导致记者招待会暂停、自己败下阵来的窘境。

作为专业翻译，我们的责任是要听懂、听全每一个发言者的意思并尽可能全部传神地翻过来，切不可因为自己听力仍欠火候，无法听懂而责怪发言者。记得在译训班的一堂同传课上我们用泰国代表的发言做练习，老师回放一名学生的翻译时，中间长时间没了声音。她以为是这位同学没录上，又连放了两位同学的磁带，也同样出现连续空白。究其原因，全班同学一致声讨这个代表的英文“太烂”，而且口音重，无法翻下去，也不愿为他翻。老师严肃地对我们说，作为联合国翻译，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努力听懂每一个发言者的意思并争取完整译出，真正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切不可停止翻译，也不可能告知听众：由于发言代表的英文语言质量差，我就无法或不愿翻出来了。这番话，我迄今铭记在心。

对国内不少同传学生和工作者来说，由于浸泡在英文环境的机会相对少，接触各类英文口音的机会更不多，因此英译中也许还是一大短板，在注意力同时分开使用、听力的“水龙头”被关小并有记忆、转换、传递同时干扰的情况下，无法听全听懂英文原文。在这种情况下，常出现的应付办法是翻译根据发言者的逻辑现编补缺，用足够的话语、字正腔圆的发音和流畅的语速加以掩饰美化，使听众折服，让客户满意。在联合国，这是大忌。殊不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严重时会带来产生外交纠纷的风险。上面一例足以为证。

Completeness（完整性）和Accuracy（准确性）是联合国同传招聘考试的其中两大要求。建议有志者除了看英美剧和电影之外，也多接触和试译其他国家的发言，真正闯过同传而不是单听的听力关，在平时练习和实际工作中从难从严要求自己，绝不得过且过，方能争取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立于不败之地。

在联合国除了一些正式会议里能在会上或翻到一半时得到一些讲稿外，绝大部分发言都是口译在手中没有讲稿而发言者凭讲稿阅读的情况下现场翻译的，况且一些讲稿只有法文、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文本，对不懂这些语言的翻译来说也几乎无济于事。近二十年来，即使在全会一般性辩论和安理会作正式发言，美英这两个英语语言大国都是自己凭讲稿发言，原则上一概不提供英文讲稿。特朗普总统这两年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的两次发言也如是。近十几年，随着科技的飞跃发展，不少代表就在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上写好发言稿，在会上直接照念。由于联合国讨论的问题日益增多和细分，在已有193个会员国的基础上，近二十多年的趋势是越来越向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企业界、学术界等敞开大门，而会议室数目、会议时间和相关的会议服务资源是有限的，主席只好限定每个国家代表团发言时间为5分钟、3分钟甚至2分钟，民间社会代表的发言则更短，更充满激情，不讲究发言技巧，给翻译也增加了难度。有时，麦克风通过电脑系统控制，时间一到就自动关闭，即使对远道而来的部长们也毫无客气可言。而发言者则想尽可能多讲述自己的政策和立场，其结果是不少人都在像打机关枪似地飞快读稿，或是跳跃着念或随意增加修改，甚至连加拿大、新西兰这种母语为英语的国家代表有时都念得上气不接下气，而联合国的书面语比外面讲座的即席发言语句结构复杂，要难翻得多。在此情形下做高速无稿同传，难度之大可以想象。翻译机面提醒主席让发言者放慢速度的按键早已弃用。

鉴于发言速度不断加快这一不可阻挡的趋势，建议有志于报考联合国同传者不妨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加大提高语速的练习力度和强度。

谈到语速，对汉译英的要求值得一提。中文与西方语言的主要差异之一是，中文比较简练，而西方语言音节相对较多。据统计，平均200个中文字译成英文后，会有320个音节。加上中英短语和句子结构不同，有时要等到听到后面才能开始译，因此，即使中文发言者以中速读稿发言，同传翻译能跟上速度也绝非易事，即使手中拿有英译稿跟读也是如此，更何况中国代表有时会根据会议情况对发言稿作口头增删更改。如不跟紧，是会很容易漏掉的。例如，中国担任安理会主席主持会议时说：“感谢英国代表发言，请玻利维亚代表发言。”（17个音节），译成联合国的正式英文后，就成了“I thank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ted Kingdom for her statement.I give the floor to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lurinational State of Bolivia.”（43个音节）。不论主席，还是下一位代表都不会等你，马上就接着发言了。而你还要尽快说完，以免占用英文频道，影响英文厢同事将西语译成中文，同时还需立即转换频道将英文译成中文，而这一切都必须在几秒钟内无缝完成。

有些人刚到联合国觉得中文译员遇到中译英/法的格外重视态度是“如临大敌”，大可不必，认为自己在国内已经身经百战，即使不是刀枪不入，也是经过千锤百炼，处事不惊的了。殊不知，在外交场合对立场及措辞的表达是要求很严的，有时即使是改一个短语、一个词都须向国内报批。如经国内领导精心修改的内容，即使是一个短语或一个字到了翻译口中却被漏掉或译错了，岂不白费功夫甚至引起其他代表对中国立场的误解？况且，尽管在联合国多数会议里英译中的机会远比中译英要多得多，但每当中国代表发言时，全场，包括等着接力的阿、法、俄、西文厢同事都要依靠我们中文厢，一旦卡壳或译错则一错全错，甚至导致全场鸦雀无声了。加之，英、法文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翻译的母语，要使译出语达到不仅是一般母语、而且是联合国多边外交对话的层次，也是需要长期磨炼提高的。遇上中国某一时期常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说法，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共治共享”，更要严格沿用几经推敲的标准译法。有些用词在国际上有特定的含义和商定的说法，如“残疾人”过去在中文叫“残废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邓朴方领导下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后改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积极努力，才改变了在国内外、包括联合国的译法。而英文的提法也从开初的disabled people、the disabled变为20世纪70年代左右改用的 the handicapped、handicapped people，到2007年3月20日通过的《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经过反复协商讨论最终敲定的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或people with disabilities。就这种词语而言，要认真熟悉，而不是任意发挥。

虽然国内中译英的机会较多，但如何通过浸入式的学习与模仿，通过（最好有人指点修改的）笔译练习进一步提升作为译出语的英文的水平，跟上形势发展，不失为提高自己业务水平或备考联合国的一种行之有效手段。

联合国不光有大量直属和附属机构，七十多年来也订立了大量公约、条约和协议，先后建立了数十个维和行动和特别政治团，涉及无数专有名词短语，包括军事用语。秘书处和各国代表在多次提及有关机构和短语时，为节省时间，避免冗长的重复，往往使用缩略语。这就需要同传译员平时尽可能熟记心中，会上脱口而出，不至于出现卡壳现象。举PAROS为例，不仅要知道它的英文全称是prevention of an arms race in outer space，还要熟记中文译法——“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再如，UNCLOS: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为《海法公约》）。还有 MINUSCA（United Nations Multilateral Integrated Stabilization Mission in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简称：联中稳定团。试想，如遇上这种名字再加以展开分解，然后译成中文，可能早已错过后面一两句话了。缩略语也不仅限于机构和条约名称，经社类的例子有LLDCs（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内陆发展中国家）,SIDS（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记得有一年进行招聘考试，一批考生出来后互问：录音里的ECOSOC是什么意思？这好比不知道安理会是什么一样。如果连跟安全理事会具有同等地位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简称为：经社理事会）都不知晓，对联合国经社内容的熟悉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进而对翻译质量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联合国招考同声传译有一定的程序和要求，除以上介绍的几个比较特殊的关键点之外，限于文章篇幅，这里恕不作详细介绍。有兴趣者可参看联合国有关网页：https://languagecareers.un.org/dgacm/Langs.nsf/page.xsp? key=Recruitment-Interpreters或https://u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