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同传的职业生涯
胡茂亚
“同声传译”，也叫“会议口译”，简称“同传”。自1983年我从北外“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的同传专业毕业以来，从事职业同传35年。最初也在国内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过“交替传译”，为当时中国唯一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英文版做过笔译和审校。1990年应聘联合国，第一站是设在泰国曼谷的“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七年后调往纽约总部，现任联合国会管部口译处中英“高级口译（Senior Inter-preter）”，除同传本职外也分管培训与考试。此前还创办并主持过上世纪末网上影响力最大的双语网站“汉英论坛”。
35年的职业生涯，自有讲不完的故事，会有机会和盘托出的。或许有人以为，既然是联合国总部的高级同传，应该重墨勾出纽约的辉煌，那才叫惊艳。我却不以为然，偏要由小及大、自下而上，这叫见微知著、每下愈况。于是，应组稿方要求并限于篇幅，先上一份开胃点心：《高级同传的职业生涯》之“亚太篇”。
一 小试锋芒
联合国的中文同传主要分布在五个服务地点：美国纽约总部（25—26位）、瑞士日内瓦办事处（13—14位）、奥地利维也纳办事处（4—5位）、肯尼亚内罗毕办事处（3—4位）和泰国曼谷亚太经社会（3位），共50位上下。前四处为全球性机构提供服务，唯有亚太经社会属于地区性机构。类似的还有非洲经委会，欧洲经委会，西亚北非经委会，拉美加勒比经委会等，但因为那里没有讲中文的成员，无须中文同传。同理，亚太经社会没有用阿拉伯文和西班牙文的成员，只用中、英、法、俄四种语文，而其他全球性机构均须提供阿、中、英、法、俄、西六种语文的同传服务。
20世纪90年代，应该是亚太经社会中文同传的黄金时段，这与当时会务科科长蒋亨达先生似有很大关系。蒋先生属于那种大陆人眼里的“台湾人”，台湾人眼里的“外省人”,1949年前后随父母去的台湾，后来留学美国，再后来改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考进联合国秘书处，平常爱好舞文弄墨、吟诗作赋，双语功底扎实，甚至强过他的某些同辈口译。作为会务科的华人科长，他经常为前来亚太经社会参会或访问泰国的各级政要，比如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国务委员兼科委主任宋健等，积极安排演讲或作专题报告，给在职同传开辟了难得的用武之地。
刚到曼谷不久，就赶上国务委员宋健来曼谷出席环境与发展会议，会后应邀给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全体职员发表演讲并回答问题。蒋先生事先特别交代，演讲部分，宋自己宣读准备好的英文讲稿，但进入问答部分将用中文，需要同声传译，让我负责把宋的即兴答问同步译成英文，另配一位口译把听众的英文提问译成中文。宋的15分钟演讲，主题是科教兴国，可是听众似乎对后面的答问兴趣更浓，涉及国内的科技体制改革、科教人员的现状、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等等。用汉语答问毕竟比用英语念稿顺口得多，国务委员侃侃而谈，形象生动，有问必答，气氛活跃。本来只准备15分钟演讲再加15分钟的答问，可实际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言者口若悬河，译者滔滔不绝，听者意犹未尽。会后听众的反馈也很热烈，还持续了好几天。
“你们才是真正的口译！”
第一反馈来自同行。英文厢的口译Tina（英国人）快步赶来中文厢道贺：“Congratulations! You've got a very good accent!”（祝贺！你的口音很好听！）然后又补了一句：“You guys are real interpreters,doing two-way,unlike us,only one-way!”（“你们才是真正的口译，做双向，不像我们只做单向！”）
这也是事实。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阿、中、英、法、俄、西。除阿文和中文外，另外四种同属欧洲语言，译员只做单向，将别的欧洲语言译成自己的母语，无须将母语译出去。比如在亚太工作的英国人Tina，只需将法语、俄语译成英语即可，而在其他全球性服务地点，英文厢还会有西、法组合的搭档轮着将西文或法文译成英语（只不过亚太不用西文），而所有英语发言均由中、法、俄三语的口译分别译成各自的母语，在全球性服务地点还得加上阿语和西语。只有阿文和中文口译兼做双向，既要把外语译成母语，也须将母语译成外语，因此也只有阿文和中文每厢每次安排三位同传，而其他四种欧洲语言是每厢每次两位。既说明中文与欧洲语言的巨大差异，也揭示了中文口译难上加难的现实。
根据语言学家的广泛共识，“英法西俄”四种欧洲语言同属“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languages）”，阿文属于“闪含语系（SemitoHamitic languages）”或称“亚非语系（Afro-Asiatic languages）”，中文属于“汉藏语系（Sino-Tibetan languages）”。如果把大的语系比作大树，那么同一语系中的不同语种可按地缘语源的远近亲疏分归不同的大小树枝，比如在印欧语系这棵大树中，法文西文同属拉丁分枝，英文归属日耳曼分枝，俄文另属斯拉夫分枝。鉴于欧洲大陆与中国大陆在幅员上的相似性，欧洲语言之间的关系其实类似中国各大方言块。中国要不是用表意方块字统一了书面语，而用拼音字母分别将各地互不相通的方言标出，那么，中国的语种会数倍于欧洲语种。在某种意义上讲，欧洲的不同语种，实际上类似中国的不同方言。
方言之间沟通的特点是：只要把握一些用语的发音差异，会有相互提示作用，而不用苦苦搜索对应词。比如英文的administration，法文是 administration，西文是 administración，俄文是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发音 administratsiya），而中文呢？前面任何一个单词能给普通中国人什么提示吗？什么也没有，必须死记硬背这个单词。不仅没有提示，还得视不同的上下文使用不同的中文对应词：1.行政（xingzheng）、2.管理（guanli）、3.施政（shizheng）、4.当局（dangju），无论是汉字还是拼音，跟四大欧洲语言不仅毫无相似之处，而且不可能一一对应。再比如：
英文 admiral，法文 amiral，西文 almirante，俄文 адмирал（发音admiral），中文：1.海军上将（haijunshangjiang）、2.海军总司令（haijunzongsiling）；
英文 arbitration，法文 arbitrage，西文 arbitraje，俄文 Арбитраж（发音arbitrazh），中文：1.仲裁（zhongcai）、2.公断（gongduan）；
英文 communication，法文 communication，西文 comunicación，俄文коммуникация（发音kommunikatsiya），中文：1.通讯（tongxun）、2.沟通（goutong）、3.来函（laihan）、4.交通（jiaotong）；
英文 information，法文 information，西文 información，俄文Информация（发音 Informatsiya），中文：1.信息（xinxi）、2.宣传（xuanchuan）、3.新闻（xinwen）、4.情报（qingbao）、5.资料（ziliao）、6.知情（zhiqing）；
英文revolution，法文révolution，西文revolución，俄文Революция（revolyutsiya），中文：1.革命（geming）、2.公转（gongzhuan）、3.颠覆（dianfu）、4.天翻地覆（tianfandifu）；
英文terrorism，法文terrorisme，西文 terrorismo，俄文 Терроризм（发音terrorizm），中文：恐怖主义（kongbuzhuyi）
诚然，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四语所有单词都这么相似，视地缘和语源的远近亲疏，相似度高低不等。同属拉丁分枝的法语和西语，词汇相似度（lexi cal similarity）普遍认为在75%上下；被划归日耳曼分枝的英语，直接借用至少10%的拉丁和20%的法语单词，60%的英语单词带希腊或拉丁词根，这个比重在政法科技词汇中甚至高达90%；象西葡意三语之间，德荷（兰）佛（拉芒）之间，以及北欧各小语之间，各说各话都能沟通，相当于用上海话与常州话对谈或者用贵州话跟四川话交流。也就斯拉夫分枝的俄语，相对于英法西三语，差异算大的，相似度不足10%，大致相当于汉语跟藏语之间的区别吧。
虽然欧洲四个语种的口译除母语外须掌握至少两种其他欧洲语言并把它们译入母语，但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北方人只需将上海话和四川话，或者至多再加广东话，译入普通话，都无须把普通话译回去，这份工作难度如何？即便类比差异较大的俄语，如果一个藏人只需听懂普通话，能把普通话和四川话译成藏语，却无须把藏语译回去，其工作强度又能如何？
因为与欧洲语言的差异太大，中文口译的难度是最大的，大于英法西俄就别提了，也大于阿文口译。阿文虽然与欧洲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但因欧洲与西亚北非（欧洲称之为“中近东”）这两棵大树靠得太近，盘根错节，历史上频繁的物流、殖民、征战造成的文化土壤的相互交融及语系间的相互渗透，与遥居“远东”的汉藏语系没有可比性。华人自称“炎黄子孙”，而欧洲和西亚北非的同源宗教“犹—耶—回”的信众都认“亚伯拉罕（Abraham）=易卜拉欣（Ibrahim）”为其祖先，只不过发音稍有出入而已。当以色列或欧美代表提及鸡同鸭讲、各说各话的“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el）”或者为地球保住劫后余生的“诺亚方舟（Noah's Ark）”等诸如此类的传统典故时，从小吟诵《古兰经》长大的阿文口译想都不用想，对应语汇脱口而出。而这些对于中文口译来讲，都是必须当学问去做的异域文化，平日少不了大量的阅读。
作为相对距离最远的语种，中文口译的难度本已够大，还要做双向，尤其是一会儿从外语译成母语，突然又得从母语译成外语，好比涡轮正在热转，突然逆转，用脑强度可想而知。Tina那句“你们才是真正的口译！”的感叹应该是肺腑之言。
但毕竟一向如此，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此刻又何必特别提及呢？这个问题，蒋亨达先生给出了答案。
“本想看你怎么出洋相的！”
“小胡啊，昨天下午可是出尽了风头啊？”蒋先生第二天一见面就冲我竖起了大拇指，“今天好多同事还在议论，没想到滔滔不绝的即兴讲话，中文厢能出那么好的英文，连英文厢都觉得有压力啊！她们说，你才是真正的口译！哈哈……”
“夸张了吧？”我觉得他的话带有玩笑色彩，“中文口译本来就该这样啊？自打有了同传，不是一直要做双向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嚄，话虽这么说，小胡啊，其实几乎没人相信中文同传真的能够做好双向”，他接着说，“他们欧美人只管译入母语是对的。谁能真的做到双语一样强，双向都能同步做好口译呀？总归是一强一弱嘛。”
“那么从小在英语国家长大的呢？”
“那他们是英文强，中文弱，总是一强一弱，”看来蒋是用心观察过的，他接着说，“我儿子女儿都是美国长大的，大学毕业了，英文比我强一点，但中文差远了。没有深层的理解力，他们吃不了同传这碗饭。即便提高了中文理解力，也就勉强做点中译英吧，那英译中怎么办啊？还是做不了双向啊！”
“可是中文对欧美人来讲，确实很难，谁能指望他们来做中英双向啊？”我耸了耸肩，“只有国内培训机构才会有意识地集中加强弱项，培养出能做双向的口译呀？”
“不错，国内两会期间都有高层的记者会，为总理、外长提供服务的口译，质量算高的，但是，他们只是先听，用笔记下讲话内容，等发言人停下，才把记下的这段翻成英文，并不是在发言人讲话的同时译出外文。那个不叫同步翻译吧？”
“对，学名叫‘交替传译’，发言与口译一前一后分段交替进行。口译只要记录做得好，是有一点斟酌加工余地的，比同声传译要来得从容一点。”
“反正我还没听到过真正的中到英同声翻译呢，更没听到过昨天下午那么流畅的同步英译。”
“不对呀，”我觉得奇怪，“那每年四月亚太经社会的年会，还有每月常开的例行常驻代表磋商，以及各个专题领域的实质性会议，中文厢不都提供双向口译服务吗？”
“嗨呀，谁不知道嘛？就因为普遍担心中文口译做不好双向，但凡正式会议，部级以上的发言都是事先译好的讲稿，口译照着念就行啦！”蒋摆了摆手接着说，“即便是大使以下级的发言，也会提前给口译一份中文讲稿，应该是有时间准备一下的。非正式会议呢，有时给，有时不给讲稿，不给讲稿的发言一般不会很长，都来不及听一听口译的英语到底怎么样。”
“那么类似昨天下午这样的演讲会呢，以前难道没人做过吗？”
“呵呵，这回可是因为你来了才敢安排哒，”蒋咯咯笑道，“给你发聘书之前啊，中国常驻团为了给你争个高一点的职级，把你吹得可好啦。说你在联合国录用考试中名列前三，在国内曾给最高首长做过翻译……”
这一点倒是没有说错。出国前，外交部干部司的黄泉生副处长也让我看过联合国录用考试的分数单，在联合国秘书处考试委员会主持的英到中和中到英双向同传考试中，只有三人的平均得分超过了90，而我是其中之一，中到英还获得单项最高分。在国内也确实得到了所在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重用，承担过本单位接待的外国政要会晤中国最高层时的口译任务。
“所以啊”，蒋接着说，“既然来了一匹高头大驹，我们想试试到底是马还是骡，呵呵。说实话，一，我不相信真的有人能够做好中英双向同传；二，既然这么优秀，怎么会来小小的地区性机构？”
后一个问题好耳熟哇！可是，彼时彼刻还真的答不上来……，只觉得心里堵得慌：上本科的时候，也被同学问过，“既然你是高考状元，怎么会来江苏师范学院？”一发奋，大三就考上了北外的联合国译训班。可是毕业后到了外交学会，又被人问，“既然你是联合国同传前三名，怎么会来外交部的附属机关？你的其他同学呢？”是啊，与我同列前三的另两位早去了纽约总部，排名第四也稍后跟进，第五去了驻英使馆，第六、第七去了翻译室，第八、第九去了国际司……如今应聘亚太经社会，再一次被问“怎么会？”诸如此类的问题真会与我白头偕老吗？倒也说不定哈？
见我发愣，蒋笑了笑，“哈哈，本想看你怎么出洋相的！”
蒋爱开玩笑，无论这最后一句是真是假，既然说出了口，即便为真，也就见光死了。打那以后，这位长我二十多岁的会务科长就成了我的忘年之交。他确信我一定下了一番苦功，否则不会拥有如此深厚的双语功底，从此他也可以放心安排来访政要在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发表演讲了。
“大大出乎预料！”
中国常驻亚太经社会代表团是亚太口译的主要服务对象，其反馈意见权重较高。他们的杨代表两天后来秘书处大楼参加常代例行磋商，会后跟我聊起了国务委员的演讲，也对同传效果感叹了一番：
“本以为会很枯燥，至多一到两个问题就差不多了。倒不是说宋的口才不行，而是即便他说得再怎么好，再怎么风趣幽默，碰到生硬晦涩、残缺不全的同传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吊不起胃口。没想到，结果大大出乎预料！气氛热烈，提问踊跃，兴趣浓浓。你的口译还真的很传神，当谈及科教体制改革如何解决知识分子收入偏低的问题时，宋用了‘允许科教人员工余兼职增加收入’，你立即用了‘moonlighting’一词，非常地道而生动，气氛一下子就活了！”
杨代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英文专业高才生，以前也曾当过高翻，俗话说“内行看门道”，鉴赏力非同一般。有他在场监听，同传的压力也挺大的。
“宋健出口成章，讲话文绉绉的，不好翻，”杨代说，“可是你处理得不错！比如说‘仓廪实知礼仪，衣食足知荣辱’，你是怎么翻的来着？”
“Satisfied basic needs impart awareness of civility and sense of honor.”
“两句变一句啊？”杨代笑了笑，“好！这样倒是为口译节省了宝贵时间，而且基本意思都在！”
“幸好平常注意积累，一些常见的老祖宗的至理名言、成语典故，基本上都独立译过，印象深刻。这句名言的译法，参照了英文句式‘Unsatisfied needs motivate.'”
“难怪，”杨代说，“我说怎么老觉得你的一些译法跟汉英辞书上见到的好像不太一样。”
“噢，工具书毕竟是供中级以下学生参考的，现实中的话语千变万化，必须因境制宜……”
“没错”，杨代深有体会地说，“出了大学校门我基本上不用《汉英词典》，那里面的可用译法不多。比如宋健用的‘揠苗助长’，你译成‘Haste makes waste.’妙极！可惜《汉英词典》没收吧？还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夙夜在公’，都很经典。快给我写下来！”
我掏出笔记本，在某张空页上写下了现场版“Nothing's achievable without rules（没有规矩不成方圆）”、“Just like sailing upstream,unless forging ahead,one will surely drift backwards（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和“Work for the public good 24/7（夙夜在公）”，然后撕下递给了他。
“要译好这类妙语警句，一定是需要大量阅读英文原著的，我知道。”
“是的，文史哲，诗词歌赋，需要大量的积累和储备，才能举一反三。一听到妙语或诗句，要以超光速从英文储备中检索出类似或相近的句式或意象，不求完全对应，凡可借鉴的词法句法，皆可移植改造，为我所用，这样整出的译法才能做到既贴切又地道。”
“能否举个例子？”杨代问，“比如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请以这个为例说明你的解题思路。”
“嚄，大使这是想考我呀？”我笑了笑说，“‘恻隐之心’，用一个词表示即可，选个贴切的，compassion，可以吗？然后找出类似‘人皆有之’的句式。我能想到的‘凡是人都会怎样怎样’的英文句式是‘To err is human（孰人无过/人皆犯错）'。那么把这一句的‘To err’换成‘Compassion’就能得出咱们所要的译法：Compassion is human（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嗯，不错，既贴切又地道，”杨代连连点头。
成语俗话的口译能力当年也曾得到过联合国考官的认可。记得我们那期毕业的1983年夏天，联合国录用考试的评判和面谈也恰好全部结束。在庆典酒会上，有位唐姓考官与我碰杯并意味深长地说了声“纽约见！”我觉得好奇，就跟她多聊了几句考试情况。她说我考得不错，尤其是中到英，问我，“‘无异于养虎遗患’你是怎么翻的还记得吗？”我说记得，“tantamount to courting disaster.”“对了”，她说，“就这个，评委们一致认为这种处理方式最适合同声传译，所以中到英给了你最高分！”听了这话，当时都有点不敢相信。要知道，进入前三的另两位都是北外读的本科，平均分名列第一的是高级外交官的女儿，从小跟老爸学的英语，另一位是由南京外校考入北外本科的，有着深厚的“童子功”，我的中到英怎么可能强过他们？!“没错，”唐老师说，“有几个嘴皮子确实挺快，可是即便翻得较全的那位，用‘just like raising a tiger and suffering from it later on’对译‘无异于养虎遗患’，把嘴塞得满满，哪能保证后面不丢东西？而你的译法不仅达意，而且从容，后面没丢东西。当然，还有的考生干脆就栽这儿了。能在瞬间明快译出成语，这类考生的发展前途绝对不容小觑。”
“的确，”杨代在听了我的“考联”花絮后叹道，“你那天的口译也是，不仅保留了演讲人原话的意境和语气，有的地方听上去甚至比原话更有灵性，所以效果才好。”
只知道此前为《外交季刊》笔译英文的时候，常常被夸“译文润饰了原文”，也不知道是真心还是客套，反正习以为常了。可是当下口译被夸“更有灵性”还是比较受用的。
“根据我的观察，”杨代若有所思地说，“一个优秀的口译，遇到诸如此类的挑战，往往会像鲨鱼嗅到血腥，精神为之一振，而表演欲较强的同传呢，更像‘人来疯’式的童星，会把惟妙惟肖的传神口译当成自己又一场英语脱口秀，声情并茂、愈战愈勇。”
的确，那正是我当时的现场感受，越进入角色就越放松，好多地道英文表达得以脱口而出。
同传应该是全科通才
“不过，还有一点我觉得奇怪，”杨代接着说，“国务委员是科学家，讲了许多与科研相关的东西，什么‘星火计划（Spark Program）'、‘火炬计划（Torch Program）'、‘数控（numeri cal control）'、‘控制论（Cybernetics）'，这些当下的时髦用语你肯定背过，就不说了。就连‘质能方程（mass-energy equation E=mc2）'、‘洛伦兹坐标变换（Lorentz transformation）’这么专的科学概念，中文都要动动脑筋查查资料才能搞懂，你却能用英文翻得条理清楚，有点不可思议啊？”
“这个没什么，我有理科背景……”接着给他讲了《我的高考故事》（详见附一）。
从小酷爱理科，中学时代破解数学难题是当游戏玩的。77年报考的是理科，临考前一天被告知只能参加文科考试，仓促上阵，加上必须考前填报志愿，阴差阳错进了外语系。即便是在本科第一年，依然没有放弃转校转系的梦想，还看过好几部英文版的数学、物理专著。这些经历都成了日后同传必备知识积累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在亚太小试锋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个优秀的同传最好是全科通才，至少不能偏科。
二 口笔并用
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的语文科确实很小，四个语种，中、英、法、俄，分成四组，每组统管“口笔打”，口译（3）、笔译（3）、打字员（2）、资料助理（1），加上组长一共10人左右。每年四月份有个为期七至十天的亚太经社会年会，每月有个半天的常驻代表例行磋商，平均每月还有一个为期三至五天的实质性专题会议，涉及本地区经济金融、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地质能源、人口与发展等问题，某些年份还有经济社会领域全球性会议的亚太区筹备会议，偶尔也会碰上前来泰国海滨胜地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常”部长级劝和促谈会议（详见第三章）。只要有会，口译便为会议提供同传服务，闭会期间，也得做笔译，把会前会后的一大堆文件译成中文，把中国代表团的讲稿和提案译成英文。
中文组当时的组长跟会务科蒋科长的背景差不多，还算识货，相当认可我的双语功底和笔译质量，不到一年，就让我负责修改、审定其他同事的笔译产品，让我得以集中更多时间和精力琢磨一些棘手的语言现象，发现并反思一些翻译质量问题。
“机译”“艺译”
无论是修改同事的译文，还是参考已版译文，不难看出，有的翻译双语基本功扎实，且酷爱文字工作，把互译过程当成一门艺术而陶醉其中。也有为数不少的产出比较生硬，可读性不强，作业过程比较机械，译者仅把翻译当成“爬格子”的苦差，一切看在经济回报的份上，一砖一瓦往上垒，碰到不规则的空隙，拼凑一个碎块填上交差。不妨先看个例句：
UN-ESCAP welcomes theresumptionof high-level dialogue be-tween the Cambodian People's Party and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 of Democratic Kampuchea to make further progress on key priorities such as theconstitutional review,DDRof Khmer Rouge ex-combatants，preparations for one-person-one-vote elections in 1993,judicial reform andsupportfor provincial security forces.
X版：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欢迎恢复柬埔寨人民党和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之间的高级别对话，以便在关键优先事项上取得进一步进展，如宪法审查、红色高棉前战斗员的解复返、筹备在1993年举行一人一票选举、司法改革和为各省的安全部队提供支助。
这是比较典型的机械性翻译。理解没有问题，字词对应按联合国词库标准也算中规中矩，可是，联合国以外的中国人能够看懂听懂多少？即便懂了，感觉如何？
偶尔会在饭桌上碰到与会的中国代表，他们还算客气，夸咱久居海外的华侨还能写出这么好的中文非常了不起！寒暄中也会猜猜翻译的祖籍。有一回问我们一位同事：“你的原籍是上海吧？”同事说：“怎么会啊？我是北京人。”代表睁大了眼睛说，“哦，是吗？主要是听你把‘资助’的‘资’念成卷舌音‘支’了，还以为您是上海人矫枉过正，把不该卷舌的卷了舌呢。”
也难怪，联合国以外谁用“支助”这个词嘛！白纸黑字扫一眼还能蒙混过关，权作“支持”与“协助”的新造复合词吧，口译照着念可不就得让人误会成发音问题了嘛。“支助”是联合国词库中用来对译英文“support”一词的，比如“外勤支助部（Department of Field Support）”。中国代表团的某位武官表示，类似情况军方的术语一般是“保障”，如“后勤保障（logisti cal support）”、为某集团军提供“战地保障（field support）”，等等。视不同上下文，“支持”“配合”“保障”可以对译英文的“support”。“外勤保障部（DFS）”就挺好。
还有这个“解复返”，中国代表初听也是一头雾水。译员自作聪明，一见“DDR（Disarmament,Demobilization,Reintegration）”就跟着英文把“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缩写成“解复返”。中国代表觉得，如果说全了，勉强能懂；如果非要缩写，按中文习惯，“复员”两字完全够用。综合客户反馈，另一位同事试着把上面的例句改了一下。
Z版：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欢迎柬埔寨人民党和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恢复高级别对话，以求重点领域再获进展，如修宪、前红色高棉官兵的复员、筹备1993年一人一票选举、司法改革、为各省的安全部队提供保障等。
汉语地道多了。（1）“恢复”这个动词换了个位置，主语就明确了，不像X版那样搞不清到底谁主导了“恢复”;（2）“以便在关键优先事项上取得进一步进展”改成了“以求重点领域再获进展”，也把欧式翻译腔汉化了好多；（3）“宪法审查”“解复返”“支助”也都分别改成了国人更容易听懂的“修宪”“复员”“保障”。
两个版本，一个比较机械生硬，犹如“机译”，另一个讲点遣词艺术，接近“艺译”。“机译”好比瓦工木匠只管按图纸垒砖架梁，缺口不规则或长度不够，就硬凑或拼接一下，而不管建筑工艺与整体美感。X版就停留在按字典词库堆砌对应字词的“机译”水平，基本上不懂修辞。有经验的翻译应该知道，字典只是助人理解词义的参考书，照搬字典释义的翻译不可能是好翻译。对职业翻译的要求怎么着也要比照搬字典的“机译”高出一筹吧？那么怎样才能完成由只顾垒砖架梁的瓦工木匠到兼顾工艺美学的建筑师的自我提升呢？
以“解复返”对译“DDR”为例，如果译者懂点中文修辞，或许知道“借代”。以部分代整体就是借代方法之一。在“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Disarmament,Demobilization,Reintegration）”这个全称中，聚焦最能兼顾整体含义的关键词“复员”并以此对译英文缩略语“DDR”，既满足了缩略的要求，又不至于让人一头雾水，况且国人对“复员”的理解基本上涵盖了那三个英文单词的意思。这就是表意文字的修辞特点。不宜效法表音文字以首字母缩写的手段，取词头汉字拼成缩写，略显机械生硬。表意文字的一个方块字与表音文字的一个字母也未必等值，勉强效法，貌似忠实源语，实际上背离了译语的修辞风格，所以受众才不知所云。
中到英的文稿翻译也一样，如果无法照搬源语修辞，转用译语修辞，有助于提高艺术含量，让译文更加准确地道。例如：
“此地无银三百两”在中文里是借典故比喻“欲盖弥彰”的一种修辞，多种版本的汉英词典都只是讲出典故并挑明寓意，如果搬进译文，既啰唆又含混。不妨转用译语的尾韵对仗（antithesis with a tail rhyme）将其译成“The more is concealed,the more is revealed”。“欲盖弥彰”更简单：“Concealing is revealing.”
当然，修辞种类很多，内容丰富，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展开讨论。以上只是举例说明，如果懂点源语和译语的不同修辞特点，或能跳出“机译”的窠臼，向“艺译”不断靠拢，力求“完整准确、行文流畅、用语贴切、修辞得体”（衡量翻译质量的“胡氏十六字标准”）。
据说也有业内权威强调恪守字典词库译法的理论，好处是便于对应译法的统一，有利于提高翻译的自动化含量，省时省力，甚至可为今后人工智能（AI）翻译铺平道路。
这个思路主要源自负责自动化翻译程序的攻关小组，而这个小组基本上由欧洲语种的译界人士主导。如第一章所述，欧洲语种之间词汇相似度极高，用语对应度就更高了。他们强调恪守词库、统一译法，一点都不奇怪。可是中文与欧洲语种不仅毫无词汇相似度，而且对应度很低，假如也被他们误导，强调恪守词库、统一译法，让受众不知所云的产品必然层出不穷。
同行常说，“翻译是门遗憾的艺术”，每次产出，无论如何费尽心机，总会留下些许遗憾。可是再怎么遗憾，它毕竟是门“艺术”，把它交给擅长“高精尖” “重脏毒”等技术活的机器人，前景到底如何？从时空上来看，这应该不是本篇探讨的命题。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附二：人工智能（AI）何时才能解放真人同传？》。
“哲译”、“官译”
有次修改同事翻译的中国代表团讲稿，发现其中“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被译成“support the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觉得有点问题，问她为什么把“自主发展”译成“autonomous development”，她说是从联合国词库反查出来的，还把出处找了出来：“lethal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LAWS）——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她的理由是，既然“autonomous”在那里译成了“自主”，反之亦然，“自主”应该可以回译为“autonomous”。
这不是个修辞问题，甚至不能算明显的词汇问题，而是在不同政治背景中如何措辞的政策水平问题。在国际事务中，“自主”事关“主权”，没有一个autonomous region（自治区）或autonomous territory（自治领）可以享有“主权（sovereignty）”，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是二战之后获得独立的，享有完整的主权。如果用“support their autonomous development”，是不是带有把这些独立的主权国家突然贬为“自治区”或“自治领”的嫌疑？比较敏感，不可随便混用。用“sovereign development”行不行？应该可以，至少不犯政治错误。国际上也确有“sovereign development funds（主权发展基金）”。比较保险的官译是“country-owned development（国家主导的发展，即‘自主发展’）”。
还有一次去日内瓦出差，为“裁军谈判会议（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提供口译服务，拿到一篇事先翻好的中国代表团的政策性发言，发现前半部分有这么一句话：
“各方都应摒弃双重标准和实用主义做法，全面、忠实、平衡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
“All parties should abandon double standards andpragmatismand im-plement their respective NPT treaty obligations in a comprehensive,earnest and balanced manner.”
最后一段收尾部又有这样的表态：
“各方必须直面现实问题，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弥合分歧，在秉持协商一致原则的基础上，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
“All parties should face the reality,bridge gaps in apragmaticand positive manner,and make efforts to find a solution by consensus.”
同一篇英文讲稿，怎么会出现自相矛盾的口径？难道前面的“pragmatism”是负能量，应该摒弃，而后面“pragmatic manner”就是正能量，值得推崇？难道英文也跟中文似的，再怎么正面，再怎么必须去做，一旦成了“主义”，就物极必反，成为必须摒弃的负能量了？这两个英文单词真有相互抵触的反义关系吗？
显然不对。“pragmatic”是形容词，“务实的”“实干的”“注重实效的”“实用主义的”，而“pragmatism”只是其名词形式“实用主义”“务实作风”“实用观点”等。同一篇英文讲话，怎么可以前面让人摒弃这种态度，后面又让人遵循这种态度呢？
正想动笔修改，同厢搭档发出了警示，“哎，那可不是咱们同事译的，是代表团定稿的官方译本！除打字错误和编辑疏漏外，官方口径是不能乱动的，必须沿用既定译法。”
这话没错，同传行规也讲“客户至上”。尽管中国代表团只是我们数以百计的客户之一，却是最大的主要客户。有问题可以提，但唯有客户拥有主导性话语权。在征得客户理解和同意之前必须服从“官译”。那么在发现问题时，反映一下总可以吧？
幸好当时日内瓦主管裁军的大使虚怀若谷、不耻下问，非常诚恳耐心地与我探讨了这个语言哲学问题，并最终接受了我的意见和建议。
中文讲稿问题不大，“实用主义”的通俗理解确实有点贬义，似有“不讲理想原则和道义，只讲实际效果和利益，对我有用就行”等通俗含义，而“务实”在中文里则是褒义的，似有“直面现实，实事求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织网，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等正面含义。摒弃前者，推崇后者，从“约定俗成”的角度来看，中文可以讲得通。
可是，中文“实用主义”的这层“通俗含义”，英文“pragmatism”却没有，至少字典里的定义是中性的，指的是源于美国的一种哲学流派，“五四运动”前后经胡适传到中国，被其概括为“少讲点主义，多干点实事”。也有西方政论家把咱们推崇的“实事求是”归类为“Pragmatism（实用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Pragmatism（实用主义）”跟咱们现在使用的“务实作风”本是同根生，翻成英文后，如果前面让人摒弃Pragmatism，后面又推崇“pragmatic manner”，相煎何太急？那么如此“煮豆燃豆萁”的内耗是怎么形成的呢？
约定俗成！化工从业人员冠之以学名的“乙醇”，普罗大众俗称“酒精”——老酒之精髓；俗称“味精”的调料，学名“谷氨酸钠”……，好多生物、矿物、药材等，既有学名又有俗称，前者是行业术语，后者是大众用语。用“学名”听不懂，改用“俗称”茅塞顿开。行家总是少数，大众总是多数。在语言的“约定俗成”过程中，“俗称”往往碾压“学名”。好多用语历经“约定俗成”而变味走调的现象早已屡见不鲜。作为“学名”的“实用主义”，本是课堂上和书本里的一个哲学概念，历经批判“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烧烤，成了被劳动大众唾弃的鸡骨鱼刺，带上了负面的通俗含义，直到“白猫、黑猫”循腥而至，变废为宝，重新包装，方以正面俗称“务实作风”登堂入室。
中文“实用主义”的这段还俗履历，其英文搭档“pragmatism”无缘共享，倒是另一个英文单词“utilitarianism”心有灵犀。与1870年代前后在美国问世的“pragmatism”相比，“utilitarianism”要资深得多，整整早了一个世纪诞生于英国；虽然在中国被译作“功利主义”，但因与“utilize（利用）”同根，又强调“utility（功用）”的最大化，经二百多年的约定俗成，更贴近中国代表讲稿中所用“实用主义”的通俗含义。
鉴此，给大使提了这样的建议：（1）既然与会者几乎人人主张以务实（pragmatic）态度推进核裁军和防扩散，而且中方自己也附议，那么用英文让人摒弃“pragmatism”似乎不妥，可否改成“utilitarianism”?（2）为防口译按字典定义机械対应，中文讲稿可否考虑将“实用主义”改成“功利主义”?（3）如果不太确定，是否可以删除“实用主义”而仅用“摒弃双重标准”？
当时那位大使接受了建议的第一选项，英文讲稿把“pragmatism”改成了“utilitarianism”。此后几乎每年都有类似口径，同样的矛盾一经发现，我都会做出相应修改。然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将，时至2017年4月，在一次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年会上，同样的矛盾口径依然在中方发言的英文稿中再现。不过，再往后似有删除“摒弃实用主义”的趋势。截至本篇完稿阶段，2018年10月11日，中国代表团在73届联大第一委员会上有关裁军问题的政策性发言就没有再提那六个字。
无论是有关“自主”译法的政治敏感性，还是“实用主义”译法可能造成的自相矛盾，考验的是译者对语言现象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关联进行哲学思辨的能力，不仅学无止境，而且不可学而不思。
如果精通“修辞学”有助于从“机译”走向“艺译”，那么对语言现象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关联进行哲学思辨，并在此基础上拿出贴切而得体的译法，不妨称之为“哲译”。游离于“机译”“艺译”“哲译”之外的是“官译”。“官译”可“哲”可“艺”也可“机”，完全取决于把关人的水平，但无论如何，在特定环境中，其他“三译”原则上均须服从“官译”。
口译、笔译
套用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名言“读书使人充实，交谈使人机敏，写作使人严谨”（Reading makes a full man,conference a ready man,and writing an exact man），不妨这样界定两类翻译：“口译机敏，笔译严谨”。口译反应敏捷，摇唇鼓舌，口若悬河；笔译老谋深算，沉着稳重，志在千里。
一个优秀的笔译能不能成为优秀的口译，不敢确定，只知道有位同届同学，笔译一流，如今是某重点大学校长，当年在北外联合国译训班分班之前的第一年，也得接受一点口译培训，着急的时候他是敲过语音厢玻璃板的：“受不了啦！让我出去！”这或许跟个人的秉性有关。但是，一个优秀的口译，只要愿意，往往也能成为优秀的笔译。
记得北外研究生宿舍某房间三位同窗，两位同传专业，一位笔译专业。学期结束前有项“文件翻译”作业，同传和笔译都得做。其中一位同传专业生没打底稿，译文直接写上方格稿纸，一气呵成，没被退稿誊清，得了A；那位笔译专业生和另一位同传专业生在交稿后都被退回重誊，因为译稿被改面目全非、哀鸿遍野，只能得 B 或B-。可见，并非所有同传都是当然的优秀笔译，“优秀”二字是关键。
那么假如有人既做口译又做笔译呢，两者到底是相互提携还是互为掣肘？
口译，尤其是同声传译，必须反应快，没有时间多想，言者一开口，口译最多滞后一句半句就得跟上，否则就会丢东西。难点在（1）发言速度；（2）言者口音；（3）文化特色浓重的妙语警句，如成语、谚语、典故、诗词歌赋等。一般来讲，年轻口译反应快，听觉分辨率也高，所以不怕速度和口音，就像新兵不怕机枪怕大炮，这里的大炮就是妙语警句。为防被大炮打懵而卡壳，多做笔译，熟悉题材，储备妙语警句双语对应，实战时方能遇事不慌。
不言而喻，会前会后的文件翻译有助于熟悉会议背景，大大提高口译质量。此外，我平常还搜集并翻译了许多文化特色浓重的成语、谚语，比如“不是修指甲，而是壮士断腕：not cosmetic manicure,but aggressive procedure of amputation”;“同呼吸，共命运：As we breathe the same air,so we share the same destiny”;“吃亏就是占便宜：‘Less is more’或者‘lose to win'”；等等。
会务科的蒋科长还经常拿些外国同事碰到的中文难题让我解决，有英文编辑科转来的释儒道名言警句，也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职员工作中碰到的中文典故、歇后语、双关语、诗词歌赋等。这里一向来者不拒，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有一回，亚太经社会的执行秘书（秘书处第一把手）访问中国时获赠一帧印有“墨梅图”的横匾，上有七绝一首，看不懂，求助于蒋先生，蒋先生就拿来让我翻：
墨梅 Ink Plum Blossoms
（元朝王冕） （Wang Mian,Yuan Dynasty）
我家洗砚池边树， Plum trees by the pond I wash inkstone，
朵朵花开淡墨痕。 Blossoms tinged with ink of a fine tone.
不要人夸颜色好， Praises to seek is not the color meant，
只流清气满乾坤。 But fill up the world with purer scent.
蒋先生惊叹不已，说本来只想要个大意，没想到成就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英文诗。他建议我出个《唐诗全集》或《宋词百首》之类的英译本，让世人受益。其实我已经翻译了上百首唐诗宋词，但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应对口译中可能遭遇的“炮弹”和“地雷”。
不懈的努力让“新兵”的弱项变成了强项。口译时成竹在胸，不再害怕大炮。同事们也乐意与我探讨如何翻译文化特色浓重的语言现象，常有妙译博得好评。
“新兵”变“老兵”，大炮是不怕了，可是“老兵”怕机枪啊！在解决“新兵”弱项的过程中却可能出现“老兵”弱项。中文组的组长及时指出了我在笔译方面功力细腻的潜在风险：虽然斟词酌句的版本精致典雅，但这种风格可能会减缓产出速度。非常中肯！
由于在钻研文化特色浓重的妙语译法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一种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完美主义倾向油然而生，使得我在做无稿同传时常常因搜索最佳版本而影响速度。儒家说“过犹不及”，西人说“完美是恰好的大敌（Perfect is the enemy of good.）”对最佳版本的不断搜索往往会影响同传的流利，而流利曾经是我的强项。换言之，在“新兵”的弱项变成强项的同时，也可能将其原先的强项变成弱项。这就是笔译对口译可能造成的一点消极影响。
作业双模（Dual MO）
在被提醒潜在风险之后，立即进行了调整，努力在做无稿同传时尽量降低标准，不断告诫自己：快，先出一个粗版！先出大意！“完美是恰好的大敌”！在有意识的不断操练过程中，逐步开发出一种“作业双模——Dual MO（modus operandi）”：精致V快捷（Elegant Vs Express）。做带稿同传时，切换到“精致模式”，提供尽可能完美的版本，否则坚持“快捷模式”，跟牢发言者。这个“作业双模”非常奏效，克服了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完美主义倾向对无稿同传的掣肘。
强项和弱项是相对的，会随难点的游移而不断演变。唯有三点不可动摇：（1）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觉悟；（2）随机调整不断校准的决心；（3）对本行的酷爱和敬业。这，才是永不言败的实力与自信的源泉。
三 机会难得
在亚太经社会工作一年之后，碰到了联合国系统内同传一辈子可遇不可求的充分展示才华的难得机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法、苏、英、美，简称“五常”）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的副外长级磋商于1991年9月初在泰国海滨胜地芭提雅举行，为期两天，共四场会。这是筹备1991年10月在巴黎重新召开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的最后一次副外长级磋商。柬埔寨四方首脑，包括西哈努克亲王和洪森代总理，也参加了第二天下午的最后一场会。在“五常”撮合下柬四方就组建新的联合政府达成协议。会后，西哈努克亲王于9月14日率领由柬四方组成的柬埔寨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大会。期间，包括安理会“五常”在内的参加巴黎会议的18国外长和联合国秘书长代表与柬最高委员会成员就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达成了最后框架协议，为巴黎会议的脚本开光盖印。10月23日，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协定在巴黎签署，标志着延续13年之久的柬埔寨战乱从此结束。
“五常”副外长级磋商
之所以难得，不仅仅是见证光辉的历史，而是所有这一连串重大国际事件中，对同声传译来讲，最受考验的不是联合国总部给巴黎会议的最后脚本轰轰烈烈地背书盖章，也不是按脚本隆重上映有18国参演的巴黎大片，而是泰国芭提雅的“五常”副外长级磋商。这样的磋商，自己没有脚本，而是为巴黎会议商定最后脚本，艰苦谈判中的唇枪舌剑，别说译好的讲稿，就连没译的讲稿，哪怕只言片语的讲话要点，一个字没有！而我却有幸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因为是筹备巴黎国际会议，在泰国海滨胜地举行的“五常”副外长级磋商是由法国召集的。为节省开支，就地聘用同声传译，中文厢只聘两位，而不是通常的三位。这意味着我只能从亚太秘书处的另两位同传中带走一个搭档。当然选个双语功底强的。Z 君语言天分不错，大都市外语附中打下的基础，从本科英语专业、北外译训班到外交部，一路走来，中英双语功力扎实。就他了！我俩提前一天从曼谷驱车来到海滨胜地芭提雅。
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分管亚洲事务的副外长、东亚问题专家徐敦信。法文厢的口译同事对他的评价是“此人厉害！反应特快，一点不吃亏，对手话语中哪怕隐藏一丝暗刺，他都不会放过，立即做出精准回应。”给我留下的印象也的确如此。当然，这也间接认可了同传的质量，因为外文是由中文厢为徐副外长同步传译成中文的，其回应也是由中文厢用英文传译出去的。口译如果做不到完整准确，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
谈判内容既全面又详细。军事层面，从红色高棉武装的整编（integration）、缴械后的集结点（cantonment）、如何清理武器窝藏点（weapons cashes），到各种武器种类，什么“迫击炮（mortars）”、“榴弹炮（howitzer）”、“高射炮（anti-aircraft guns）”、“自行火炮（selfpropelled artillery）”、“多管火箭炮（multiple rocket launchers）”、“火箭筒（RPG）”，等等，几乎无所不谈。政治层面，从联合国驻柬临时权力机构（UNTAC）的职权范围（terms of reference）到1993年的选举制度，到底采取“领先者当选（first-past-the-post）”还是“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等等，周密而细致。类似的艰苦谈判此前在国内也做过，但一般都是双边，而且是交替传译，谈判者先讲一段，等口译翻完后再讲下一段，比多边同声传译还是要相对从容许多。
通常情况下，中文厢有三位同传轮岗，每20分钟换一下，每小时转一圈，一场三小时的会，每人轮岗三个20分钟。但这回只有两位，只好每30分钟轮换一次，与其它外文厢一样。
队友发怵
第一天上午的会议，开头进展顺利，徐副外长多次发言，恰好都在我的30分钟轮岗时段内。随着会议的继续，我的搭档，中文厢的唯一队友，前面听着徐的发言大概觉得难以招架，当徐在我队友的30分钟轮岗时段内请求发言时，队友有点发怵，示意我接过话筒……
我毫不犹豫地打开话筒，把徐的发言传译成英文。此后，无论在我还是在他轮岗时段内，只要徐副外长发言，都由我做中到英。第二天上午在他的轮岗时段内我也曾示意可否不接而由他担纲自己任内的中到英，毕竟熟悉了一天嘛，该给他证明自己的机会。他犹豫了一下，还是示意我接过话筒。于是，这个模式一直持续到终场。
倒也谈不上什么“团队精神”，纯粹一种工作嗜好，根本不计较做多做少，就觉得这个我行，就愿多多表现，满足嗜好；如果碰上当天这样非我不可的情形，那就更添几分刺激。什么样的场面都能知难而上，迎头直面，难道不像其他同事那样担心砸锅吗？确有十分把握吗？真能做到百分百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吗？自己也讲不清。还是义无反顾，迎面而上。或有可能出现突然卡壳的情形，没听清，没听懂，或者恰巧撞上认知盲点，并非毫无可能，还是无所畏惧。为什么？因为自信满满：如果连我都可能卡壳，换个人又怎么可能幸免？这种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从不畏缩。别人推脱的，我想都不会多想，甚至都不必硬着头皮，就知道责无旁贷。
柬埔寨问题，中国是主角之一，西哈努克亲王的坚强后盾。徐副外长频频发言，义正词严，但没有讲稿。口译除了会前可以参考一些有关柬埔寨和平进程的历史资料外，现场没有任何发言稿，连谈话要点或表态口径都没给。同传的表现获得了中外代表的一致好评。会后，中国代表团团长徐敦信副外长亲自与我们握手表示感谢和赞赏；法国主席还特别致信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对口译的出色表现深表谢意。
傅莹讲了一个故事
更有意思的是，当时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特别助理傅莹（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副外长），美丽可人，笑容可掬，像我的知音姐姐，每逢会议茶息就来找我切磋交流，非常认可我的同传水平。傅莹曾是外交部翻译室的高翻，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口译，在北京时曾有过一次合作。能得到她的认可心里还是美滋滋的。交谈中，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就这同一个副外长级磋商，上次会议曾在欧洲某地举行，聘请了当地的中英同传，可是每当徐副外长发言，口译说完“Mr.President（主席先生）”之后就开始磕巴，翻不下去，不得不当场撤换。可是换来换去还那样，说完“Mr.President（主席先生）”就语无伦次。没办法，当时跟着徐副外长参加会议的特别助理陈明明只好钻进同传厢专门负责把徐的中文发言译成英文，把陈给累得够呛。
陈明明也曾是外交部翻译室的高翻，后来曾任翻译室主任，在国内也曾与我有过一次合作。
傅莹表示庆幸，她在泰国没有成为陈明明第二。这么说来，为中国代表团团长配备的特别助理，之所以都曾是外交部翻译室的高翻，还是为可能出现的口译障碍备好了应急预案。万一亚太口译砸锅，傅莹就得披挂上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得不佩服“中国智慧”。
“可是咱也是有备而来，”我跟她开玩笑，“彻底封杀了您故伎重演的机会！”
傅莹的故事对我的搭档也是一种安慰。“挺起胸膛，”我拍了拍队友的背，“看来呀，这样的场合招架不住，也挺正常。”把这么重要的磋商权当“不过是又一场联合国会议（Just another UN meeting）”是绝对不行的。成功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
傅莹的故事也让我深信，中国代表团的欣赏和法国主席的感谢信，并非完全客套。尤其是法国主席，更有一个姿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法国主席的罕见姿态
两天的磋商，中英同传的表现基本上可以大言不惭地用“天衣无缝”来形容：没有砸锅，没有卡壳，没有漏译，也没给傅莹这样的行家留下任何纠错或提词的机会。直到接近尾声的时候，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政治协调员，傅莹用中文宣读了为本次磋商草拟的一份对外表态口径。当她念到“本次磋商取得了重要进展”时，我翻成了“This round of consultations has achieved important progress.”此时傅莹轻声补了一个英文单词“significant”，意思是说，应该用“significant”，而不是“important”。因为这个对外表态口径是她用英文起草的，是供各方与会者共同使用的，傅莹觉得字字珠玑。虽然“important”和“significant”是同义词，都有“重要”的意思，但她要的是“significant”，从外交辞令来看，这个词也更有分寸感。我立刻重复了一遍，并把“important”改成了“significant”。就在傅莹发言结束后，法国主席提醒道，“咱们最好不要修正口译的措辞，他们只管给我们翻个大意，咱们听懂就行，反正具体措辞最终还是要以白纸黑字为准”。
主席如此袒护口译，奉劝代表不要修正口译措辞的姿态，这辈子就碰上这么一回！实在太罕见了。结合傅莹所讲故事，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位法国主席或许把上回欧洲某地中文厢的砸锅事件看作是弱不禁风的口译紧张造成的，因此对这回已有上乘表现的口译呵护有加，唯恐因修正措辞打乱同传节奏、压垮不堪重负的口译。其实这是多虑了。那么温存友善的知音姐姐，怎么可能吹毛求疵给人压力呢？肯定是与人为善，特想帮人一把嘛。况且即便碰上吹毛求疵的代表，经验丰富的同传也会虚怀若谷，恪守“客户至上”底线，情绪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感恩外交部干部司
像这样为期两天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柬埔寨问题副外长级磋商，有别于联合国系统其他会议的地方有五大显著特征：
（1）范围小。只有安理会五个核大国。这意味着中到英权重高于任何其他联合国会议，至少是1/5，而不是平常安理会的1/15，更不是大会的1/193。
（2）级别高。在职副外长，而不是大使级。级别越高压力越大，金口玉言、字字珠玑，来不得半点疏漏。当然，联合国系统也常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长与会，但往往是按脚本上演的大戏，无非照本宣科，口译只管跟着朗读现成的英文译稿便是。因此，这里的“级别高”特指——
（3）完全无稿同传。不仅没有讲稿，也未提供任何谈话要点或表态口径。
（4）谈判内容具体而详细。不只是几次务虚表态，而是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的务实谈判。
（5）所涉议题中国关注度极高。事关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事务，如朝核、缅甸、印支三国、印巴冲突等，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中英同传的压力也就水涨船高。
在联合国系统，也有其他艰巨的专题会议，如国际贸易法、海洋法、国际制图、方案预算、科技促发展、金融、保险、环保、人居、裁军、人权、安理会（尤其是中国轮值主席的那个月），等等，各有各的难处，但同时满足上述五大特征的硬骨头会议应该不多。
记得在1996年拍摄的有关会议口译的一个专题纪录片中，当时纽约总部中文口译科的一位资深明星，提及最得意的故事也就是在某次历史性会议上安理会轮值主席李鹿野宣读的主席声明是由他念的英文稿：
（同期声）There are several things that make a meeting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memorable or challenging.One is the actual event itself.I remember very much a meeting in the Summer of 1988 and that was when Ambassador Li Luye was presiding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he was reading a presidential statement which I was delivering in English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going to be a formal ceasefire between Iraq and Iran…..As I was reading this,I really felt I was observing an important moment in history（有诸多因素使得安理会某场会议让人觉得难忘或艰巨。一个是实际事件本身。我清楚记得1988年夏天的一个会议，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的李鹿野大使宣读一份主席声明，我用英文发表，表示伊拉克和伊朗之间将实现正式停火……就在我念稿的时候，切实感到我正见证着一个重大历史时刻）.（David Calderwood's DocumentaryThe Interpreters:A Histori cal Per-spective,Euro-Pacific Film and V ideo Productions,Inc.for AIIC，1996.）
这还是在1991年柬埔寨问题尘埃落定五年之后制作的纪录片。对中国和中英同传来讲，两伊战争的权重是无法与印支问题同日而语的。由此可见一斑。
身在曼谷，此前从未涉足安理会工作，在亚太工作也就一年多，就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是那些捷足先登纽约总部和日内瓦分部的学兄学姐学弟学妹难以想象的。他们或者还因论资排辈而难获类似机会，或者眼看到手的机会一不小心又飞了。事实上，在联合国系统内切实得到并抓牢这一难得机会的毕竟只是极个别年轻口译。真相残酷。
每每忆及这段傲人的经历，心里总是充满感恩：无论人事如何安排，天网恢恢，总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在此特别鸣谢外交部干部司，尤其是当年的李洪均处长、黄泉生副处长，是你们的惩前毖后，挽救了这枚恃才傲物、桀骜不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废弃螺丝钉”；是你们的先见之明，料定纽约没我的用武之地，日内瓦也会埋没我的才华，唯有曼谷才真正潜伏着如此难得的机会，单等胡某横空出世。你们的预言应验了！谢天谢地。
后记
1996年下半年，蒋先生退休了，我也正准备调往纽约总部工作。忘年之交，知遇之恩……一度答不上来的“怎么会……”，如今似乎有了点眉目，答案也似乎越来越清晰了……
“文理兼优的学霸，77级的南通高考状元，怎么会去江苏师范学院报到？”
“联合国口译考试的前三名，怎么会在外交部附属机关上班？”
“一流高翻、全国唯一英文版《外交季刊》的年轻审校，怎么会来小小的地区性机构？”
到纽约总部后，类似的问题果然再度翻新：“这么优秀的同传，怎么会在同辈中最后一个评上高级职称？”
亲爱的蒋先生，很抱歉当时确实不知如何回答您的问题，如今晚辈试答如下：一切的一切，全拜“口译个性”所赐！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我说“个性成就素质”。如果货真价实的“高级同传”需要在坎坷与摔打中练就，那么上述看似矛盾的悲催遭遇，岂不恰似“口译个性”刻意自找？所以无怨无悔，反正这辈子也只想跟同传白头偕老。
听上去有点玄乎哈？那么什么叫“口译个性”呢？
曾经读过一篇老外写的有关“会议口译”的文章，里面是这样描述“口译个性”的：“highly strung,temperamental,outspoken,and prima-donna-ish……”什么意思？
Highly strung：高度紧绷状态，神经质；（要不反应哪能那么快呀？）
Temperamental：情绪化，不安分，易冲动；（不冲一冲，妙语连珠哪能脱口而出啊？）
Outspoken：快人快语，直言不讳，不顾他人感受，心里藏不住事；（什么都深埋心底，用时还倒得出来嘛？）
Prima-donna-ish：原意是有点“老娘才是女一号”的情结，其实男女都适用，意指自命不凡，自大自傲自恋。（否则气势上哪能压得住阵脚？碰到部长首相国王就筛糠岂不阵脚大乱？还怎么做得好口译？）
任何一种个性，都是双刃剑：貌似敏锐率真的一面，本身就可能尖酸刻薄；貌似知书达理的一面，本身就可能自命清高；貌似勇往直前的一面，本身就可能冲动冒进……
想当年高考，在听说理科不能加试外语后，如果没有“一时冲动，就用英文填报了高考志愿”，那就一心一意报考了清华物理系；在得知必须改成文科志愿后，如果没有“再度冲动，把志愿全部草草改成了三所省内师范院校外语系”，那么无论是总分还是外语单科，进北大西语系应该没问题。所以，悲催的高考故事俨然是“一冲动丢清华，再冲动丢北大”的个性教训。
联合国录用考试名列前三，“中到英”单科第一，纽约总部的任用聘书都到了，如果不是恋爱问题上的一时冲动，也不至于滞留外交部附属机关……
眼看问题已经解决，可以应聘联合国了，又因为让我去的是日内瓦，而不是纽约，再度冲动，毒舌伤人，结果连日内瓦也去不成了，只好夹着尾巴去曼谷……，歪打正着那是偶然的后话。
来纽约后也是管不好自己的快嘴，一句“咱们这一行是纯智力活，一张嘴就能听出谁走了后门！”得罪了某位“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的”的“资深口译”，遭到他严词训斥，“在我退休之前，你甭想拿P5!（即‘专业5级’——口译最高职称‘Senior Interpreter'，所谓‘高级口译’）”说完他转身就要扬长而去，还不忘回头再补一句，“白德伟，爱动特来克右！”弄得我一头雾水，“您说啥呀？我又不叫白德伟？”只见他额头青筋一跳，“你英文听不懂啊？怎么混进联合国哒？”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补的那句是英文“By the way,I don't like you!（顺便告你，我不喜欢你！）”看来我的个性真的令人讨厌，不顾他人感受必然自作自受。
人生没有“如果”，个性本来就是一柄双刃剑。即便当初进了清华北大，又能怎样？以我的个性，会不会忘乎所以，不求上进？还能保有在江苏师院时的那份卧薪尝胆的倔强吗？即便一出北外联译班就赴纽约总部履新，谁知道二十出头的冲动青年何去何从？还能像在外交学会工作时那样“一切归零，从头做起，自证实力，顽强拼搏”吗？小小的亚太地区机构又怎么了？还不是给了你傲人的阅历？快人快语得罪人，也给自己添压力：不靠亲情不靠友情只靠纯粹的实力，付出数倍于他人的代价，去追求货真价实的终极目标，不正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真谛吗？
回首往事，人生的几个阶段，哪怕缺失其中一个坎坷，或许也造就不了今天这位货真价实的“高级同传”，至少，这篇“口译个性”成就“高级同传”的故事就得改写。所以，无悔无怨，个性不变，因为我与同传有缘。如有来生，还求父母赐我敏锐率真的“口译个性”，还当实力雄厚、文理兼优、特立独行的“高级同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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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我的高考故事
七七级高考，起先报的是理科，第一志愿清华物理系。从小学到高中，一向酷爱数理化，虽然学校教不了太多东西，但有的是时间，如今青少年爱玩的电子游戏，当时没有，破解数学难题就成了消磨时光的“游戏”。数理基础相当扎实，报考理科还是有把握的。
可是，毕竟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来不及筹备全国统考，只能由省市自治区各自为政，而江苏当年的高考政策跟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理科不考外语和史地，文科考史地不考理化，外语归入文科，外语专业的数学卷仅供参考不计入总分。
心有不甘，数理化虽强，但也希望学校知道我的英语程度，哪怕仅供参考不计入总分也行啊。可是，只要你报了理科就不可能加试外语。一时冲动，就用英文填报了高考志愿。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既然加试外语已不可能，那就只能让表格里的外语供校方参考了。
就在临考前一天，接到了招生办打来的电话，让我过去重新填表。以为只要改用中文填表就行了，结果被告知只能改填文科志愿，因为他们的理解，用外文填写申请表就是希望加试外语，那么加试外语就只能填报文科志愿。我说不行，一直复习的是数理化，用英文填表时就已经放弃了加试外语，只想通过申请表里的英文让校方知道我的英语基础不错而已，依然坚持报考理科。
“很遗憾，”招生办主任无奈地告诉我，“已经把你作为文科考生报上去了，明天考场没你的理化卷，怎么办？”
那一刻犹如五雷轰顶，似乎天都塌下来了：史地一点没复习，作文一篇没练习，数学又不计入总分，这还考什么呀？再度冲动，把志愿全部草草改成了三所省内师范院校外语系。就这样，与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的前身）外语系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年还有一个做法是必须考前填报志愿。假如按后来“语数外”考分加权，再加考后填报志愿，即便是临阵改报文科，我的总分也是足以让我在考后信心满满地填报任何一本高校的：数学卷全部顺利完成，可惜不计入总分；平日的广泛阅读和知识积累让我觉得史地卷居然满是常识性考题，没有一条漏答，应该也是满分或接近满分；英语更不用说，规定考时只用掉四分之一就完成了。虽然那年不公布考分，也不可能有什么全省排名，但至少在江苏南通外语类考生中我的名字确实排在第一。可是，既然必须考前填报志愿，又因冲动瞎填了志愿，考后就必须为自己的鲁莽负责；如果考上志愿学校而不去报到，将失去复考的机会（这也是当年的一项政策）。
附二：人工智能（AI）何时才能解放真人同传？
每次去洗牙，牙医都会跟我唠嗑：现在AI发展很快呀，就连围棋象棋，人类都被AI打败了，你们这个职业今后是不是要被AI取代呀？我说，有你们牙医自动化程度那么高吗？你看，你早就用上电脑助理了，开始只是牙床齿列图谱工程，现在连牙冠，都可以3D打印了，那就是机器代劳哇。客户的相关参数一旦搞定，输入机器，连洗牙植牙都可以让机器代劳，还不像人工那么轻重不一呢。
大凡可重复、可预设程序的高精度、高难度、高强度（“三高”）劳作，都可由机器代劳，而且比人工精准可靠。环卫工、搬运工、外科大夫、牙医、造导弹氢弹原子弹的、开汽车轮船飞机的、潜水员、指战员、播音员，他们的职业被 AI 取代的前景应该好于同传。
没错，围棋象棋，AI已经打败了世界冠军，人们很容易据此类推：AI也能取代真人同传。殊不知（1）棋谱总是有限并可以穷尽的，而人类语态则几乎是无限而不可穷尽的；天天有人讲话倒是没错，看似重复，但每篇讲话词法句法之千变万化是棋谱望尘莫及的，其精准度只有预输译文才能保证；可是谁能保证代表每次讲话都有可预输的译文呢？（2）虽说机器在逻辑联想方面获得了突破，但是人类话语除思维逻辑外，还有一大部分是感情和艺术的表述，即便 AI得以完成90%的政法科技等逻辑语言的翻译工作，从“行百里者半九十”的角度看，其余10%也不是双倍的计算速度和十倍的记忆可以完成的。
人脑是最复杂的器官，而表述人脑活动的语言也简单不了多少。传说上帝阻止人类登天的一个绝招就是给人类建造的通天“巴别塔”施了点小小的法术，让快要登天的塔中人突然间各说各话不能沟通，于是自相残杀，不攻自败，谁也登不了天，永远不能跟上帝平起平坐。假如AI那么轻易攻克这么复杂的语言堡垒，不就等于打败了上帝，由巴别塔登天跟上帝平起平坐了？不是不可能，但这意味着又一个飞跃，质的飞跃。
通天“巴别塔”的神话只是一种比喻，所谓“跟上帝平起平坐”，一是比喻跟上帝一样全知全能，也就是说，语言沟通差不多是“知”与“能”的最后堡垒，一旦攻破，便意味着人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二是比喻一种未来的理想社会，比如说“娱乐社会”，人类活得跟神仙皇帝一样逍遥自在，劳作都由AI承担，人类在娱乐中学习、工作、创造财富。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巴别塔内各说各话的问题得到解决为最后胜利日的。
所以，我会跟牙医说，等您获得彻底解放之后，我们就有盼头了。同声传译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一门“遗憾的艺术”。
由此可见，AI开发商如果聚焦前面提到的“三高”产业，投资回收期会短一点，而贸然开发口译机器人，还指望取代真人同传，那么现阶段不搞点小动作是很难回收资本的。所以AI同传开发商弄虚作假事件频发，一点也不新鲜。
当然，假以时日，总会不断改进的，欧洲方言之间互译的障碍可能会消除得快一点，大语系之间难一点，任重道远。大数据技术一旦普及，或可带来机器翻译的新飞跃。即便是艺译产品，只要上网，AI就能拿来仿真。比如这首徐志摩的诗作英译：
偶然
（作者：徐志摩；译者：胡茂亚）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减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By Fluke
（Poet: Xu Zhimo; Translator: HuMaoya）
A piece of cloud I floated out of the blue，
By fluke to shroud thy wavy heart in hue；
No need to feel dizzy，
Less still to be giddy，
Gone in a flash without trace as I flew.
We met on the sea in a dark night，
On different courses left and right；
Good to keep in mind，
Better never rewind，
The blinding moment of sizzling light.
如果让现在的机器来译这样的诗作，它只能抓瞎。但是，到了大数据时代，AI 应该能够剽窃所有上网的各种版本，从情怀、意象、境界，到韵式、格律，都能以假乱真，尽管撞上现创文学作品还须装聋作哑。
然而，然而，又怎么样呢？AI 主持的节目看过吗？看似取代了主持人，可是，收看AI主持的新闻你能坚持多久？“遗憾的艺术”再怎么遗憾，也毕竟是供人享受的一门“艺术”，期望值越来越高的人类会在艺术享受方面向AI妥协吗？这就意味着，完美的仿真工艺及相关科技也得同步跟上！还那句话，等人类经由通天“巴别塔”进入天国般的未来世界，AI必定彻底解放了真人同传。
“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为AI解放同传的伟大理想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