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同的起步，同样的艰辛

首批民办高校的诞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加速高教事业发展的重要尝试。

我国私立教育历史悠久。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成立被基本取消，改为公办。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从穷国办大教育的实际出发，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1982年，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在宪法中对社会力量办学做出原则规定。在这个精神鼓舞下，一批有识之士和教育专家开始了民办高等教育的艰难探索，首批民办高校应运而生。

1984年7月，浙江省政协的几位老同志根据浙江高等教育资源十分紧缺、人民群众子女上大学十分困难的实际情况，提出办一所民办大学的建议，得到当时的政协主席王家扬的肯定和支持，报省政府批准筹建，校名定为“浙江树人大学”，“纳入省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学生入学参加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学完规定课程，考试合格，承认学历”。但在当时，学校仅有一块牌子，无校舍、无校园、无资金、无教师，有的是一批老教授、老教育工作者对教育事业的拳拳之心。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学校创始人带领大家东奔西跑，租借校舍，购置桌椅板凳和家具。他们东借西凑，筹集资金，为了保证学校开学的经费，王家扬同志自掏腰包，把落实政策所返还给自己的工资也投了进去。他们走访在杭州的高等学校，聘用高质量的师资。他们用艰辛的劳动，迎来了1985年秋首届学生进校。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发表，极大地鼓舞了树大人的办学积极性。他们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征土地、造校舍，聘用优秀师资，提高教育质量。1991年，树人大学终于有了自己的校园。1993年10月，树人大学通过国家教委高教设置评议组的认定，成为一所国家承认学历、具有大专学历文凭颁发资格的民办高等学校。

与树人学院的情况相似，黄河科技学院也是在艰难的岁月里起步的一所民办高校。1984年，因公致残的郑州大学教师胡大白不甘心三年多的病榻生活，与病魔展开了顽强的斗争，针对当时上大学困难，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风靡全国的形势，她萌发了帮助热血青年自学成才的愿望，开始了黄河科技大学艰难的创业。学校创办伊始，一无所有，白手起家。胡大白用自己的36元钱，买来纸墨，制作广告，在大街小巷里张贴。由于行走困难，经常是丈夫用自行车推着她找教室，求教师。身残志坚的胡大白，终于办起了黄河科技学院前身——郑州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站，从而开始了创办民办高等学校的艰难探索。1985年，辅导班143名学员在统考中取得令人惊异的好成绩，从此，胡大白的名字和她的辅导班声震郑州！18年过去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也走过了黄河科技专科学校、黄河科技学院的发展历程，学校也从单一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站发展到具有颁发大学专科、本科文凭学历资格的全日制高等学校。而今，黄河科技学院已成为全国最早升入本科的民办大学。1984年，根据当时学校资源紧缺的实际，北京成立了民办公助的走读大学——北京海淀走读大学。校长傅正泰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84年学校初创时，没有经费，没有校舍，没有设备，没有教职工，而其中最突出的是没有最低限度的开办费。作为创办人，我向清华大学核能研究所吕应中同志借了5万元，应付急需。从此走上民办公助、自负盈亏的创业道路。”[1]

如果说民办高校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那么，邓小平南方谈话则是民办高校发展的春风。一批热心教育的老教授、老专家以教书育人为己任，挑起了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重担。1992年6月，以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的离退休教授为主体，由其中长期担任教育管理的老同志为核心，创办了江苏省第一所民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南京三江大学。8月，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部分老教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杉达大学。1992年11月，黑龙江省高校老教授科技咨询工作委员会发起成立了黑龙江东方大学。在这以前，1991年，四川天一集团在成都成立了天一大学。他们不要政府投资，但求政策扶持，艰苦创业，办学育人，一心为培育现代化的建设人才而工作，为提高民族文化科学素质、培养一代新人而努力，理应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赞赏。

根据民办高校发展的形势和国家对民办教育“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国家教委颁发了《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并按照条例的规定和民办高校发展初期的实际，组织专家对上述高校进行了考察、评估，经专家设置委员会审议通过，正式批准了这些学校的办学资格。回过头来看，当时国家教委的领导以及专家评议组的教授们，确实有着对民办高校满腔的热情、极大的宽容、巨大的勇气和超前的胆识。这些民办高校，大都从无场地、无资金、无教师的“三无”境地中走过。就是国家教委审批的时候，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其办学条件也是不堪回首。值得一提的是，学校的创始人以事业为重，一心扑在学校建设上，从来就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东方学院的校领导，每月薪水仅250元，他们戏称自己为二百五校长。树人大学的老教授，自己经常当搬运工，也舍不得请民工帮忙。四川天一学院的冯蜀龙校长，从公办学校调入民办高校，工资未拿多少，到头来却背上一身债务。尽管如此，他们却毫无怨言，心甘情愿投身民办教育。他们的艰辛终于感动了上帝，得到了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家教委在审批这些民办高校时，考虑到当时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办学规模，均批准“学院”冠名，但是，这无伤他们的办学积极性，毕竟，首批民办高校正式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