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现实需要说明道德新运动的必要性与佛教道德的殊胜性
本次“道德新运动”因是由太虚《集团的恶止善行》发起的,征文启事中还特别指出要参考该文,故而大多数征文是在接受太虚对善恶界定的基础上展开讨论,所以主要论及的是道德新运动的必要性、佛教道德的殊胜性,以及如何能够善行恶止的修持与实行方法。
截至1947年1月,人类最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已一年有余,正是百废待兴之时。但“大战虽告结束,人心尚未复苏,社会糜烂,道德沦亡,风雨如晦,鸡鸣不已”。[20]从多篇征文中可以看出,对社会与人心做出这样的基本判断有一定普遍性,甚至认为此次大战后,“人心开了闸”,比以前“更贪污、更愤怒,沈(沉)醉、憍慢、浇薄、杂乱……愈趋愈下”,[21]不仅如此,人们对未来也充满了困惑与忧虑,运悲在文章中断言,国家间的和平局面,绝不可能长久维持,因为“大家又在忙准备,抢基地,征兵演武,搅得每个人们心头都掀起不安的波浪,恐怖,怀疑”。[22]尤其是原子弹的巨大威力,让他们感到“人智愈发达,机巧愈逞凶;科学愈进步,苦痛愈剧烈”,[23]“现在我们可以想到了,在将来的原子弹下,更要死掉亿万条的人命,若有发明比原子弹更厉害的武器出现,则我们全世界的人类都走向白骨露天,死无葬身的地步了”。[24]
造成这种“人类汹汹,危苦慌乱,惶惶不可终日”[25]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征文的作者们当然把“道德沦亡”作为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将矛头指向国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一,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太落伍,流于保守而不能进取。杨泽中认为“道德落伍实是中国民族遭受屈辱,莫可言喻的艰难之最好解释”。他论说,中国的儒家也提倡道德,但是“道德在中国百分之百地形式化了”,只停留在胸中想、嘴上说、笔下写,而“不知实行为何物”。并且,儒家道德着眼于社会秩序的维持而不是发展,只有“消极的意义,而没有积极的意义”,“所以中国的文化像斯宾塞所说的只是一个僵壳”。[26]其二,对道德认识存在错误观念,认为道德是对自由的束缚,要予以打破。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很多人片面地认为20世纪原子时代的人,当以“奋力争取自由平等,才是当今人类生活的急务”,不必装什么“道先生”“伪君子”!道德“似乎成了赘瘤了……不过使人多受些无谓的拘束和苦恼而已”,“于是掘开道德的藩篱恣情由性为所欲为”。[27]其三,传统道德观念被打破,新道德观念未能建立。震寰提出,“我国一部分人民受了帝国主义的熏染,把原有数千年来的道德观念打破,而西洋国民的道德又没有养成”。[28]他还引用蒋介石的话来说,近百年来,中国效法圣哲、崇拜英雄、尚友古人的风气,不仅趋于消灭,而且被人鄙弃,都去歌颂外国人物了。我们对于祖国的历史则共信沦亡,自信也失去了重心。
所以,论者附和太虚大师提出道德新运动“实为应时合机补偏救弊悲天悯人之倡导”,[29]“确为人类汹汹,危乱苦逼的当中,一味解毒散,一颗定神珠”,甚至是救世济民“唯一的善举”,[30]进而将佛教道德,乃至于佛教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称“最完美彻底的道德,首推佛教。举凡世间一切的道德,佛教无不包之尽而道之详”。[31]接下来他们从不同角度予以说明。第一,佛教能从根本上对治道德沦亡的原因。在他们看来,世界战乱与人类罪恶痛苦,是因为人类自私的弱点,即“私我”二字。用佛教的话说,叫“无明”“我执”,它“无始就跟着我们在生死的巨流中活跃。所以说,这自私的无明是先天的”,[32]人们只要抱持着自私的观念,人我界限没有破除,就不可能实现和平,就会永久处在黑暗与罪恶的社会中。只有佛法的“无我”理论能对治此症。“为利人而能损己,即充分表现了‘无我’的精神。”若时刻能做舍己利人的工夫,则“自我”的观念必日渐弱化,以“利人”来磨灭“自我”始能使“我相”尽净,智慧圆满,达于彼岸。[33]第二,佛教融汇古今中外新旧道德学说。佛教传入中国后,就一直有通过援儒入佛来融汇儒家伦理以期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做法。前文已述及太虚在《集团的恶止善行》与《转凡小旧道德成菩萨新道德》两篇文章中也以五戒类比五常、将菩萨为人之心与儒家为己之学进行对比,认为佛教道德融汇儒家伦理,并更为殊胜究竟。本次征文中也有多位论者循此思路,或以儒释佛,或以佛抑儒。如含文在文中用儒家《大学》三纲领与佛教的自觉觉人来阐说道德,意在融汇。他说人生来就有一种向上的冲动、利他的冲动,“这一点向上利他的冲动,存之于心便是‘德’,施之于物便是‘善’,故‘德’贵自觉,而‘善’贵觉人。自觉就是‘明德’,觉人就是‘至善’”。[34]通过对比崇佛抑儒,大醒则说佛教的慈悲与仁爱广大而普遍,不仅视“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还把仁爱扩大、推及过去和未来的因果,不但对人类如此,对畜类亦作如是观,“这种伟大的仁爱,试来比较儒家父慈子孝的伦理,宽狭相差诚不可以道理计矣”。[35]第三,佛教是宗教发展的最高阶段。张耀华给宗教的界定是“一种有宗旨的教化,是真善美。能够使人发生共同信仰,以统率人的精神生活”。人必须以信仰统率精神生活,由此而产生了宗教,并经历了多神教、一神教等发展阶段。这些宗教在客观上起到了统率人们精神生活的作用,“但是在实际上,是泯灭了我们人自己的智慧,自性,而失去宗教的性质”。而只有佛教“论无神以发掘人的自性,说无我以证实人与宇宙万物均为一体”。宇宙无量无边,人亦无量无边;宇宙无始无终,人我亦无始无终。故而真正的人生不是渺小、短促、虚无的,而是永恒的。它鼓励人们向上、向上,实现至高的向上。所以,“人类生活的新道德,亦唯从最上乘的佛教乃能成就”。[36]
要而言之,世界性的大战乱证明,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外在规范,更是人们自我修养的内在品性,一旦削弱或失控,人性本有的私欲和贪嗔痴便会膨胀,造成社会动乱,爆发国家冲突。西方的科学思想与技术进步非但不能治愈人类道德缺失之病,反而使战乱惨绝至极,甚至给人类的未来带来更多的危机与忧患。所以,重建道德是时代与社会之急需,而在世界人类文明所贡献的各种文化与道德形式中,佛教与佛教道德是最有针对性的,也是最全面、最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