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道德新运动的主旨
《海潮音》“道德新运动”专号目录页的一段导读开宗明义:
集团的恶止善行,洵是一个道德新运动。然佛教在佛世时,律仪化的僧伽,便是恶止善行的集团。但今日的佛教僧伽,此种道德力量式微已极,且加入僧团的只能是少数人,故现今觉得需要来一个五戒十善的集团行动。向来受持五戒的或持行十善的只是个人的事,今应由持五戒的组成五戒团,行十善的组成十善团,对团内则互相监督,犯则当众悔过或摈除,对团外则普遍宣传劝导,展开运动。[6]
这个简短的导读题为《集团的道德新运动》,扼要阐明了“道德新运动”的主旨,署“本社”显然代表《海潮音》的立场与态度,也可以说是太虚的意思表达,因为它与尘空写的《卷头语》以及其他几篇文章事实上都是对太虚《集团的恶止善行》一文的发挥,这里就结合太虚的这篇“弘论”[7]以关键词解读的方式来梳理“道德新运动”的初衷与特点。
第一,道德新运动。“道德新运动”,还是“新道德运动”?这两个词在《海潮音》的征稿启事与征文中都被使用过。这说明倡导方与响应者在理解上是略有差异的,或者说是有个变化过程的。如前文所说《海潮音》第27卷第9期太虚《集团的恶止善行》一文的副标题是“新道德运动”;第10期的征文启事为“人类的新道德运动”;第11期发布的“征文酬例”题为“道德新运动”,内文是“新道德运动”;第12期的预告“特别启事”又称“新道德运动”专号。但是第二年第28卷第1期正式出版的专号封面醒目标示的是“道德新运动”,卷头语也是“道德新运动”,并且做出了明确的阐释,从倡导者的角度统一了名称。尘空在《卷头语》中如是说:“道德原无新旧,而实践之方法则有公私大小新旧之不同,故本刊所提倡者,非谓舍旧道德另倡‘新道德’,乃是就道德原理加以‘新运动’!”[8]
第二,恶止善行。既然是就“道德原理”加以新运动,那么道德原理是什么呢?太虚说:“解之豁然大通之谓道,践之浩然均得之谓德,果有可解而践者乎?曰:是惟恶止善行而已矣。”[9]石孚认为太虚的这两句话“道破了道德的极蕴,或可作为新道德运动欲达其登峰造极的指针”。他以苏格拉底的“道德者,知识也”(现在通译为“知识即美德”)来解读说:“唯有知识愈益真确——解之豁然大通之谓道,则所见之行事才能益得此心,此理之同——践之浩然均得之谓德。”[10]石孚的这种解读主要是他自己观点的发挥,后文再述。太虚原句的落脚点还是“恶止善行”。在他看来,“恶止善行”既是佛教的宗极,也是“道德之宗极”,是“人间超人间道德之大宗也”,是“人类能安乐生活之定则,舍此则人类安乐生活必不能得也”。那么什么是善恶?太虚给出了一个简明的界定——“害他为恶,利他为善”,并且指出实施的程序是由“恶止”而“善行”,恶不止,善不能实行,止一分恶就应行一分善,不能充实善行,恶也就不能终止,“以恶止开导善行,以善行完成恶止”,也就是“以不害他为止恶行善之始”。继之,太虚以佛教的五戒十善之说对比儒家五常之论来说明,“若能遵五戒之佛律,其五常之儒行自在其中”,意谓佛教比儒学更为高明,更究竟,“要之,不害他而止恶,能利他以行善,始乎立人,终乎成佛”。[11]在《海潮音》“道德新运动”专号上,太虚特别撰文《转凡小旧道德成菩萨新道德》进一步表述这个观点,认为传统中国儒道都是“为己之学”,是循着“为己”的路线修身养性,所谓儒家伦理是为人,其五伦实质也是“都在身家所系,君不过父之扩充,朋友不过兄弟的推广,皆仍倚重为己”,大乘佛教的出发点则与此完全相反,所以其过程与结果也大不相同。大乘佛教“其出发点是极端舍自(不为己)利他(为人)的,绝无一点为自己的心,唯为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大利益而发菩提愿”。[12]
太虚在此所述的观点无论就他自己还是佛教界而言,都不算新鲜。他自己1935年12月在广州复旦中学的一次演讲(题为“佛学之人生道德”)中就已经做过较为系统的阐述,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亦是佛教经典之论,故而太虚也说,这不过是“老生常谈”。虽然如此,就如鸟窠禅师以“三岁小儿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回答白居易的质疑一样,太虚也指出“其事无人不易知乐行,其量惟佛能究竟穷尽”。更何况当今世界虽是“政治莫尚于民主,经济莫高于共产,知识技能莫备于科学”,却依然“大地人类汹汹,危乱苦逼,益无以安其生乐其活者”,若要“救今之民,拯今之世”,就必须“使不害他之精神,融彻于民主、共产、科学,则危苦之害可除;使利他之精神,贯通于民主、共产、科学,则安乐之利斯得矣!”[13]
第三,集团。既是“老生常谈”,何以言“新运动”?新就新在“集团”二字。太虚说:“今日非个人恶止善行能达成救世拯民之目的,必集团之恶止善行乃能达成之也。”在太虚看来,其时民众或者陷溺于集团恶习惯,或者遭受集团恶势力之侵害,故而“必养成集团善习惯之对治,振兴集团善势力之弘利”,这样才能“以集团之不害他而止恶,以集团之能利他而行善。变革人群之危苦,造成民众之安乐”。[14]根据太虚的这个设想,尘空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采佛教僧团制度,以浅近的五戒十善,组织五戒团与十善团,由曾受三皈五戒的在家信徒先行组织,对内则相规相勉共守信条,对外则宣传劝导普引加入。将此种组织推广到社会各阶层、各团体中,以期人人持五戒行十善,一国如是,他国亦如是,世界人人皆为善友,则人间暴戾之气必将转为祥和矣。[15]
从太虚之文与《海潮音》的组织运作来看,他们对本次运动非常重视与期待。《海潮音》创刊时立意与定位高远宏阔,不仅要做佛教界的“全国研究佛学、宣传佛法者精神上团结联合、融会通贯之机关”,[16]而且要面向全体大众“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17]在编辑方针上,以“博大”求“悠久”,每一期都编选学理、评议、新闻、历史、诗歌等多种类型的数十篇文稿,总页码基本保持在120页以上,“每季的第一月,更附出增刊一种”,[18]另外,每年还策划与组织各类专号与特号,如“唯识专号”“禅宗专号”“密宗专号”“人间佛教特号”等。但是随着1937年7月全面抗战的展开,交通阻塞、物资匮乏,《海潮音》更是辗转奔波,“文章与经费两感缺乏,印刷条件尤属不易,故只求维持期刊”,自1937年8月号开始大幅缩减厚度,每期页码不到以往的一半,甚至经常合并期号出版,到1940年每期已缩减至30页以内。故而尘空感叹,《海潮音》“无能作额外贡献者,已八九年矣”。本次发起“道德新运动”专号的征文,呼吁新道德的建设,得到踊跃响应,本拟增加篇幅,将征文一期刊完,但因“纸价飞腾”,甚至“旬日间京中无货无价”,只从友人那里得到陈纸一批,仍不够,不得已减少页数,分两期刊出。[19]虽如此,这也是《海潮音》前后十年间编辑的唯一的“专号”,足见其对本次运动的看重。
虽然如前所述,作为一次运动,“道德新运动”基本上是失败的,但是作为一次主题征文活动,它可以说是成功的,佛教界第一次如此集中地就道德问题进行多角度的讨论。诸位论者以佛教义理为依据,用佛教的术语对道德的本质、起源与发展,道德的最高原则与标准、道德规范体系、道德的修持、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个人与他者、社会的关系,乃至人生意义、生活态度以及佛教道德与儒家道德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展开论述,发表了较为丰富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佛教界的道德观。以下三节即以这20余篇征文来具体分析其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