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主谓结构和“一问一答”
“主语”是语法范畴，“话题”是用法范畴，二者似乎不容混淆，然而赵元任一再说（赵元任，1968:45; Chao,1948:35），汉语的主语就是话题。例如：
这件事早发表了。
这瓜吃着很甜。
他是个日本女人。（意思是：他的用人是个日本女人。）
“有时候主语和谓语关系松散到了如果放在别的语言里将成为不合语法的程度。……讲究语言规则的人，尤其是懂些西方语言的，要是听到自己的小孩或学生说这种话的时候，很可能会改正他们，但他自己不留神时也会照样说——事实上，谁会留神听自己的话？”如果把下面左列的句首成分定性为主语，右列的句首成分定性为话题，这样做缺乏依据，因为“没有语法形式的差别”：
他的用人是个日本女人。他是个日本女人。
今儿冷。今儿不去了。
这儿是哪儿？这儿不能说话。
他死了的话简直不堪设想了。他死了的话，就不容易解决了。
说右列的句首成分“话题化”了，这是多此一举，增添一个不必要的步骤，应该干脆说，汉语的主语就是话题。
有人发现在一些方言里，差比句的常态是拿比较基准而不是比较主体做话题（刘丹青，2012），例如绍兴柯桥话说“小王是小李长”，意思是“小李比小王高”, “小王”是话题。其实普通话也说“（说起）小王嘛，还是小李高”。方言之间有差异，但是差异不大，汉语和印欧语的差异才是大差异。
对于主谓关系松散的句子，很多人想方设法补出一个“空主语”来，使主谓关系变得严密，如张和友、邓思颖（2010/2011）是这样补的：
那场大火，（原因）是电线跑了电。
我（点的餐）是炸酱面。
这样补是吃力不讨好，因为只要有一定的语境，“空主语”完全可以是其他种种，例如：
那场大火，（结果）是电线跑了电。
我（用的材料）是炸酱面。
后一句可设想“我”是一个前卫艺术家，在跟别人谈论用什么特别的材料做装置。理论上讲，语境无穷多，空主语的解读也无穷的多。有人认为话题和主语的关系是“广义的领属关系”，可以插进去一个表领属的“的”字，如“他（的用人）是个日本女人”。然而赵元任（1968:57-58）指出，插进“的”后不仅结构发生变化，意思也会不一样，例如：
她肚子大了。他耳朵软
她的肚子大了。他的耳朵软
“她肚子大了”主要表示“她怀孕了”, “她的肚子大了”主要表示“她肚子变大了（各种原因）”。“他耳朵软”可以是他轻信，“他的耳朵软”只是说他的耳朵（物质的）软。有“的”的句子多半会照字面讲，而不加“的”则多半有专门意义或比喻意义。此外，不加“的”的句子不是都能变换成加“的”的句子，例如：
今儿天好。→ 今儿的天好。
今儿王先生来。→ *今儿的王先生来。
所以，补出“空主语”的做法是行不通也是不合理的。启功（1997:2）说“（说）省略太多，便微有遁辞的嫌疑”，比方说，猿有尾巴，人没尾巴，是进化原因呢，还是人类“省略”了尾巴呢？张伯江（2013）一文从俗语中找到许多很有意思的例子，说明汉语的主语就是话题，还有诗词和对联里的例子：
云想衣裳花想容。
琴临秋水弹明月；酒近东山酌白云。
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最后一联因为明显违背“主动宾”论元结构，所以讨论最多，有人说“鹦鹉、凤凰”发生了移位，但是“生成语法”的移位条件（孤岛限制）却禁止这种移位。而从话题-说明结构着眼就很好理解：香稻啄余者，鹦鹉之粒也；碧梧栖老者，凤凰之枝也。（曹逢甫，2004）
汉语主谓句的上述特点不是偶然的，赵元任指出，这是因为主谓句是由一问一答两个“零句”组合而成的。
一问一答：饭啊？还没得呐。饭呐？都吃完了。
自问自答：饭啊，还没得呐。饭呐，都吃完了。
构成主谓：饭 还没得呐。饭 都吃完了。
对话不限于“问和答”，可以是各种“引发和应答”，比如你说“我不来”引发我回应“我不去”。引发语和应答语之间总是“相关的”, Sperber &Wilson（1986）说，我们不是根据既定的语境来判断上下文是否相关和怎么相关，而是先认定相关，然后在无穷多的语境中找出一个合适的语境，例如：
说起鱼啊？我最喜欢吃鲥鱼。
说起鱼啊？我那天差点送医院。
不仅第一例，第二例的前后一定也是相关的，如吃鱼不小心骨刺卡在喉咙上医院。汉语的“主语-谓语”结构就是“话题-说明”结构，归根结底是互动型的“引发-应答”结构，这也表明汉语是用法型语言。
小结一下。汉语的句子（sentence）就是话段（utterance），主语（subject）就是话题（topic），名词（noun）就是指称语（referential expression）。句子、主语、名词是抽象的语法范畴，话段、话题、指称语是具体的用法范畴，我们曾经说过，在这两种范畴的关系上，英语是“实现”关系，汉语是“构成”关系。图示如下：
图1
虚圈代表一个抽象范畴，实圈代表一个具体范畴。所谓“实现关系”，从抽象到具体有一个实现的过程和方式；所谓“构成关系”，从抽象到具体没有一个实现的过程和方式，抽象概念本身就是由具体概念“构成”的。有人质疑说，“实现关系”和“构成关系”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但是事实是这两种关系的区分恰恰在印欧语和汉语中是十分清晰的，一个加形式标记，一个不加形式标记。“实现关系”和“构成关系”的区分增加一个从汉语看印欧语的观察角度，弥补过去只从印欧语看汉语的不足。这一对概念在“认知语言学”中已经为大家所熟悉，而且不仅适用于语言和语法，还适用于人类其他的认知活动和社会活动。（沈家煊，2007、201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