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语法和用法的关系

这一节我们要深究，怎样解释或理解“英语是语法型语言，汉语是用法型语言”这个论断？通常的一种解释是基于“语法和用法分立”的观念，图示如下：

图2

具体说，用法和语法是两个分立的范畴（只是小有交叉），英语突显的是语法，所以是语法型的，汉语突显的是用法，所以是用法型的，箭头指向语法和用法的交界面（interface）。这种解释有一个缺陷，因为功能语言学认为，对所有的语言来说，都是用法为根本，“语法以用法为基础”（Grammar is usage-based），汉语这样，英语也是这样，见Bybee（2005），就是形式语言学也不是绝对否认这个观点。如果用上面的图来表示英语和汉语的差别，那又如何说明所有语言的语法（包括英语语法）都是以用法为基础的呢？反过来，如果说所有的语言都是语法基于用法，用法是根本，那么汉语和英语的差别又在哪里呢？

造成这个解释缺陷的原因是认识上的缺陷，由于受西方范畴观的影响（见下第6节），我们过去习惯于认为一对范畴的关系只能是分立关系，没有认识到或者不重视除了“甲乙分立”，还有“甲乙包含”这种关系。从数理逻辑讲，“甲乙分立”是甲乙两个集合有一个“交集”, “甲乙包含”是集合乙是集合甲的一个“子集”。应该改用下面的图来说明英语和汉语的异和同：

图3

从语言的原生态“用法”出发，英语已经从“用法”中分裂出一个“语法”来，与“用法”形成分立格局，有一个“交界面”，而汉语是“用法”中虽然有了一个“语法”，但是还没有从“用法”里分裂出来，还处于包含格局，不存在什么“交界面”。这个包含格局是在逻辑上对“语法基于用法”的最好阐释，是汉语和英语的差别所在。箭头表示“用法的语法化”过程，从语言的历史看，英语的语法化程度高，汉语的语法化程度低。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解释“汉语是用法型语言，英语是语法型语言”。英语虽然呈“语法-用法分立”格局，但是从动态演化的角度看，说英语也是语法基于用法，这个说法仍然正确，因为这个演化过程是人类语言的共性。在解释事实的时候，逻辑和历史虽然不必统一，但是能统一当然还是统一的好，我们的解释实现逻辑和历史的统一：逻辑上有用法包含语法的格局，历史上也有用法包含语法的阶段。

因为汉语是用法包含语法，所以我们说，汉语离开了用法就没有办法讲语法，或者没有多少语法可讲。汉语语法的语序规则十分简单，可以归纳为，主语一律位于谓语之前，宾语一律位于动词之后，修饰语一律位于中心语之前。这样的语序规则也属于用法：主语和谓语就是话题和说明，话题居前、说明居后是一般的信息传递规律。从聋人的自然手语看，口语中宾语位于动词后的语序体现手势的空间序列（游顺钊，2014:78）。古汉语一般宾语位于动词后，只有代词宾语位于动词前，这也符合信息传递的规律，信息量大、可别度低的成分靠后，信息量小、可别度高的成分靠前。宾语一般位于动词前的语言（体现手势的自然时间序列），宾语如果后移的话也排除代词宾语。陆丙甫（2005）从语序类型学的角度论证，修饰语位于中心语之前的语序，既遵守“可别度高的成分领前”这一原理，又遵守“语义联系紧密的成分靠近”这一原理，因而是一种稳定的优选语序。张伯江（2013）也论证汉语句法结构实质上反映的是用法结构。总之，汉语的语法是一种“自然语法”（Haiman,1985），它的语序规则也属于用法原则。

将汉语的语法和用法的关系确定为用法包含语法，这并不是否认两者有分别，而是强调两者在汉语里“合而不分”的一面。近年来汉语语法学界有很多人提倡开展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研究，而区分这三个平面是上世纪30年代Morris（1938）在符号学里早就提出来的，他把符号和符合之间的关系划归“语形学”（相当于现在的语法学），把符号和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划归“语义学”，把符号和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划归“语用学”，所以三个平面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当今“生成语法”更是把区分三个平面作为立论的基础（只是不叫“平面”叫“模块”而已），坚持三个模块的离散性和独立性。汉语语法学界提倡三个平面的研究，其实是针对汉语的实际，提倡把语法、语义、语用“结合”起来而不是“分离”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