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范畴的“对立”和“对待”

甲乙两个范畴要么分立要么合一，这种观念在西方语言学家当中根深蒂固，为了应对甲乙有不易区分的情形，就提出所谓的“交界面”理论，当前这方面的研究又成了一个新的热点。他们最多也就是提出一个“连续统”理论，说甲乙之间是逐渐过渡的，没有明显的分界。但是连续统的两端还是明显分立，所以连续统理论还是不能完全摆脱“甲乙分立”的观念。总之，他们缺乏甲乙两个范畴既分又合的“甲乙包含”格局可以是一种常态的观念。例如，在语法和用法两个范畴的关系上，西方语言学家的观念也是要么分立要么合一。Newmeyer（2003）说“语法是语法，用法是用法”, Bybee（2005）则针锋相对地说“语法也是用法，用法也是语法”（至少是如此表述的）。用“甲乙包含”的范畴观来看语法和用法，应该是，“语法也是用法，用法不都是语法”。

从哲学上讲，西方传统重视“是不是”的问题，中国传统重视“有没有”的问题，这个区别有语言事实为证（参看：沈家煊，2010a）。对于甲乙一对范畴，西方人认为，甲和乙分立才是两个范畴，中国人认为，甲包含乙就有两个范畴，这就是东西方“范畴观”的差异所在。不仅在“语法”和“用法”的关系上有这两种范畴观，在“语法”和“语法化”的关系上也是如此。生成语法学派说“我们只管语法，不谈语法化”，而像Hopper（1987）这样的学者则说，“没有语法，只有语法化”（There is no grammar, but only grammaticalization），这两种说法都是他们那种范畴观的反映，究其根源，是英语there is“有”跟being“是/存在”脱不了干系，那两种说法实际是基于“语法是语法，语法化是语法化”这种“甲乙分立”的范畴观。然而按照中国人的范畴观，语法作为语法化历程中的一个瞬间，虽然包含在这个历程之中，还是可以视为“有”语法，究其根源，汉语的“有”跟“是”是分开的，而跟“你有我有”的“有”（have）联系在一起。尽管有语法，中国学者还是习惯于认为，共时的语法研究不能脱离历时的语法化研究。

中西方两种范畴观的差别不妨用“对立”和“对待”这一对名称来概括。“甲乙分立”，甲和乙是“对立”关系；“甲乙包含”，甲和乙是“对待”关系。“对待”不同于“对立”，中国哲学和中国语文都以“对待”关系为常态和出发点。张东荪（1938）指出：西方名学上的分类因为基于同一律，所以必须“二分”（dichotomous division），即“甲”与“非甲”, “善”与“非善”，分类规则必须要“尽”（exclusiveness），定义必须是“定者”与“定之者”之间能划一等号。但是中国人的思想是不依靠同一律的，而只取“对待”的关系为出发点，“甲”和“乙”对待，相依相成，定义也不能有，只能由反义以明之，这是另外一套名学，另外一个思想系统。张氏的这个见解很深刻，但是在西方学者看来，“对待”关系究竟指什么有点含糊其辞，这是中国哲学的欠缺之处。我们让“对待”关系明确化，它的一种型式就是“甲乙包含”格局，意在弥补含糊的欠缺。

最后要说的是，中西方两种范畴观都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结果，各有其存在的价值，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西方学者虽然认识到甲乙两个范畴有分立和包含两种关系，但是过于注重于“是”还是“不是”，对中方认为甲乙呈包含关系就“有”两个范畴的观念不甚了解，对包含关系是“常态”的情形不予重视。中国学者太不注重“是不是”的问题，如对两个范畴的“对待”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也含糊其辞。所以中西方应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