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有教无类：恩师爱新觉罗·毓鋆教育理念的承传行践^[1]

原文出处　陈明哲，2019，有教无类：恩师爱新觉罗·毓鋆教育理念的承传行践，《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1卷第1期，页141-152。

3.1　前言

从就读博士班时期的马里兰大学，到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再到现在的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离乡赴美转眼已30余年，教学与教育始终是我的核心工作，教过的学生超过万人且遍及世界各地与各行各业。每一年，学校都例行性地迎新送旧，我也经常收到毕业学生的回馈，但是，每当有学生告诉我，我当年的某一句话、某一个观念或某一段对话如何影响他们的事业、家庭或生活时，还是让期望成为一位“学行合一”的管理学者的我备感欣慰。2014年，我有幸获国际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 AOM）“杰出教育家终身成就奖”，^[2]一方面深受鼓励，另一方面更感责任重大。感今怀昔，我之所以兢兢业业、终日乾乾^[3]，热衷于教学育人，三四十年如一日，早年在中国台湾地区求学及赴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多位良师对我的启发与教导，^[4]实为个中关键；其中，尤以先师一代大儒爱新觉罗·毓鋆（1906—2011）为最。

事实上，在美最初的20余年，因忙于取得博士学位、初任教职，再加上美国一流名校对科研、教学等专业的严格要求，因此，我的重点全放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上，几乎没有时间接触中国的传统学问，自然也就很少温故知新，重习恩师爱新觉罗·毓鋆当年谆谆教诲的“四书”、《大易》《春秋》《老子》《庄子》及《孙子兵法》等诸子之道。一直到几年前，当我重新审视我首创的“动态竞争”（competitive dynamics）与“文化双融”（ambiculturalism）理论时，才惊觉恩师当年播种的华夏智慧，早已悄然影响了我的思考、教学与做人行事，并贯穿于这两个理论之中。回想当年在天德黉舍（奉元书院前身）读书时少不更事，国学基础也不扎实，很难想象四五年的私塾生涯会对我平日所思、所学、所行及下半辈子从事的管理学术与教育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开始长居美国，很少再回黉舍。没有记错的话，最后一次拜望老师是在2006年短暂回台北期间。黉舍位于台湾大学附近罗斯福路的巷弄中，老师晚上九点刚下课，随即在地下室的教室中接见我，谈完离开时已是次日凌晨一点多！当时他老人家虽已年过百岁，却仍一如既往神采奕奕、目光如炬、字字珠玑，让我茅塞大开，受益良多。老师的教诲，个人始终铭记于心，不敢或忘。2011年，老师辞世，迄今已七载，海内外门生追思怀念的书籍与文章相当多^[5]，内容真切感人，阅读后不仅让人生出哲人日已远的无限追思，更令人动容，产生见贤思齐、效法承传之心。

文化、思想、精神的传承，严格来说用“承传”两个字更贴切。先“承”才能“传”，承先才能启后，先继承才能薪火相传，一棒一棒地交（教）下去。至于“承”什么、“传”什么，怎么“承”、怎么“传”，这几年来，我最大的体悟就是“继志述事”，继续先人之志、遵循先人之事^[6]；用白话来说，就是承继前人（辈）的志向愿景（“志者，心之所主”），接续发展他们遗留下来的心愿与事业。以下，谨由管理学术与教学实践的专业及经验出发，略抒我个人如何承传毓老师的教育理念，借此表达对恩师无限的追思与感念。

3.2　毓老师与“有教无类”理念

3.2.1　毓老师生平经历与育人生涯

恩师的身份与经历相当特殊。他是清朝宗室礼亲王的后裔，幼年进宫陪伴已逊位的末代皇帝溥仪读书学习。少年时，留学日本、德国学习军事；青壮年时，任职于伪满洲国，直到日本投降。1947年，因国民党政府的安置，老师只身远赴台湾。在年富力强却又困顿受限的当下，老师毅然决定以传承华夏智慧、弘扬中华文化作为后半生志业，开始了60余年的讲学与教育生涯。最初，老师在台东^[7]农校担任教务主任，1958年开始在台北指导留学的外国博士生，后来陆续受聘至几所大学短暂任教。1971年，开办书院，取名“天德黉舍”，传授四书五经及道家、法家、兵家要籍等华夏经典；^[8]1987年，天德黉舍改名“奉元书院”，老师继续讲学，一直到2009年2月才不再授课。

由于师承、历练的不同，加上时代苦难的锻造，老师的教学不像一般学院教授着重知识、技能的传授。他始终训勉学生不能做书呆子，要学做人，要能经世致用、道济天下、掌握时势、真诚实践，在不同的岗位上承担造福社会、解决时代问题的责任。数十年来，老师秉承“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理念，培育了两万多名学生，遍及海内外，分布于各行各业，俨然孔子无私造就“三千弟子”的再现。^[9]

3.2.2　有教无类的含义

孔子被誉为中国第一位教育家，被后世尊为“大成至圣先师”，“有教无类”﹙及其相关理念“因材施教”﹚是孔子的最高教育理想，也是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毓老师盛赞这是孔子最伟大之处，因为当时只有贵族才能接受教育，他却不分身份地位，什么学生都收，相当于全民教育。对此，毓老师有一段深刻而犀利的评论：“不动声色，对乱制用釜底抽薪的手段。百姓不再糊涂了，都有知识了，那做坏事的人焉能不小心？要向下扎根，从根本解决问题。”^[10]为什么孔子会有这样的理念？毓老师讲述《春秋》时说过，孔子认为没有人生来就是尊贵的^[11]，政府官职只凭血缘就能世袭是不合“礼”（理）的^[12]。因为人人平等，人人皆可为尧舜^[13]，所以孔子毕生以实现“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春秋繁露·俞序》）为奋斗目标。教育，正是达成此理想最根本的办法。

孔子的“有教无类”还有另一层重要意义。孔子说过，一个内心安于“仁”、始终怀着仁爱之心的人，就没有分别心，对所有人一视同“仁”。^[14]孔子真正做到了，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只要有心向学，都愿意接纳，正如钱穆的描述：“孔门富如冉有、子贡，贫如颜渊、原思，孟懿子为鲁之贵族，子路为卞之野人，曾参之鲁，高柴之愚，皆为高第弟子。”^[15]既已入门，孔子倾囊相授，未曾保留或隐瞒。^[16]孔子的言行启示我们：每一个学生都有求知受教的权利，这是每一个“人”生来俱有的基本权利，只要他们真诚求教，做老师的就有责任去教，就好像医生不能选择病人，因为救人是他们的职责使命。更重要的是，老师对所有学生都要完全尊重、一视同仁，不可以因为个人背景、财富、资质或个性的差异，而给予不同的对待。

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有教无类实在是真知灼见，既然担任老师，就应该有如此的自觉和信念。然而，说起来容易，真正去做却不简单。知理不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17]这是因为，每一位学生的个性、资质、成长背景、学习态度都不相同，而且老师也是人，和一般人一样有自己的偏好，甚至私心。例如，张三嘴巴甜，李四勤奋好学，王五天资聪颖，这样的学生很容易受到特别关爱。只是，一旦有偏好或特别关爱，就会产生分别心，而有（分）“类”了。因此，对为师者而言，学习真正地落实有教无类，乃是终身不容松懈的修炼，做起来实在不容易！

3.2.3　毓老师“有教无类”的体现

毓老师是如何阐述、践行“有教无类”的呢？我用两件一直铭刻在我内心的小事来说明。第一件事，当年我在黉舍读书时，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上课都像去“听训挨骂”。老师极具威仪，又以如雷的洪钟之声，抱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对于听课的学生不仅谆谆教诲，更常疾言厉色，借圣贤之言教训学子平日言行应当如何如何。这其中，最让我佩服的是：他能让满屋子五六十位学生，每一个都觉得老师不是在骂别人，而是在说我，每一句话都直指自己，每个训诲都鞭打在自己身上。正因为如此，不知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受到激励而奋发！第二件事是老师过世后，许多弟子著书立说以传“毓子”之道，多位师兄（姐）也借此表达老师对他（她）个人的特殊期许。这一点正是毓老师与一般老师最不一样的地方——他就是有办法让每一个被教过的学生都觉得，老师对我个人有特殊的期许。

学生们感觉毓老师对自己有特别期许绝不是空泛虚无的。我认为，那是老师内心相信每一位学生都是可造之才，对学生用心深细、始终如一，希望大家能“知至至之”^[18]，精深化育，不断引导每一个人将特质与才能发挥到极致的自然结果。入学之初，老师都会要求我们写一篇短小的报告或自传，借此了解每一位学生的基本状况。上课时，老师会一边讲课，一边以目光扫视并观察每一位学生的眼神、表情与举止反应。只要持续在学，老师通常会分批（或个别）找学生交谈，在聆听、回答与发问的过程中，老师会细致入微地关怀每一位学生的个人与家庭状况，引导学生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使学生在谈话结束后总能感受到老师的眷顾与激励，带着温暖与感动或是惭愧与振作交杂的心情离开书院。此际的老师，就如同子夏对孔子的形容：“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严正）”（《论语·子张》）。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对话并未随着时光的消逝而被淡化，因为学生提过的事，老师几乎全记在脑海中，数十年不忘！正是这样令人惊叹的基本功、这样深的了解与用心，让老师可以个别提点与指导每个学生，帮助每个人了解自己的才能，知道自己在社会上要承担的责任、发挥的作用。这正是“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的真实体现！

毓老师经常训勉每一位学生要真正了解自己，检讨自己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要自欺、不要妄想。这是传统儒家真精神——“反求诸己”^[19]的口授心传，与“失之正鹄，反求诸其身”（《中庸》）、“严师出高徒”的道理一脉相通。谈到“严师出高徒”，一般人往往解释为：严格（厉）的老师才能教出高明的徒弟。然而，毓老师根据传统智慧的解释却是：严“身”之师出高徒。也就是说，一个老师对自己要求越严格，徒弟才会越有成就，这是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所能达到的最佳效果，也是一般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最好的说明，与“经师、人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20]“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师说》）等，更是相互呼应。老师以“一字一义”的功夫来阐释经典，果真是一字之差，境界迥异。

毓老师的一生就是反求诸己最好的典范。例如，他只身在台60余年，谨守《周易·乾卦》中初爻的“潜龙勿用”，虽有“龙德”，却“大隐隐于市”，不仕任何官职。他对自己要求极严，常说“君子当守身如玉”“有守才足以有为”，以此训示告诫我们。有一次，照顾毓老师晚年生活的关门弟子颜铨颍告诉我：颜回当年是怎么过的，老师就是怎么过的（《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太师母过世，他不能回大陆奔丧，为了反哺报恩，手绘观音像千幅赠人，这需要何等毅力！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司马光《训俭示康》），若非对自己有最高的要求，以他出身清朝皇族、前半生尽享优渥生活的背景，岂能甘居陋室、视荣华如粪土呀！

再如，与师母相隔两岸，一个终生未再娶，一个终生未再嫁。老师曾收到师母辗转送来的亲笔信，信中有段诗文：“倚门闾而望穿云树，履林海而恨满关山。两地相思，一言难尽。花荫竹影，满地离愁；独对孤灯，一天别恨。月夜，雨夜，无事夜；饭时，眠时，黄昏时。此六时滋味，不可言传。”师母过世后，老师思念益深，曾写无题诗一首：“餐唇啖鬓玉温香，缘尽孤雁恨茫茫。空留今生怀幻想，怎醒黄粱梦一场。倚栏未了知心话，当在冥中诉衷肠。一年几度情露水，都化清烟随意狂。”含蓄之谓美，两段诗文，彰显了老一辈中国人字字句句所蓄足的无限情感。老师与师母的情深、愁思，以及对彼此感情的坚贞，在其中表露无遗，每次读来都让我感动莫名，难以自已。

3.3　我对“有教无类”理念的体悟、承传与实践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文天祥《正气歌》），毓老师的言传身教今日依然如此清晰。回想过去30余年的教学历程，我发觉自己在有意无意间，不但受到了老师的影响，也与时俱进、因地制宜，践行了老师的核心教育理念。比方说，针对每一门课程，我自己最用心也最乐在其中的一项，就是花大量时间与心力做课前准备。这不是指教学材料的准备，而是努力去了解每一位同学的背景与兴趣，找到他们的“一”，不论是“一”个纠结、“一”个长处、“一”个短板，还是“一”个需求、“一”个动机。曾经有一位复旦大学EMBA学员回馈说：“陈教授的课前准备工作之细致让人惊叹，他对每一位同学的履历、从事的行业、教育背景等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还为每一位同学准备了针对性的问题，在教育界充满浮躁风气的今天，实在难能可贵。当他叫你的名字的时候，你感觉和他已经认识很久了，那种亲切、自然、平等的感觉在其他老师的课堂上很难感受到。”同学的溢美之词，实在愧不敢当。饮水思源，这些都是毓老师当年对我潜移默化的结果。

3.3.1　平等待人，“奉元”育人

这份学员回馈中的“平等”二字，其实也道出了有教无类的真谛。同学感受到的“平等”，或许是觉得我“通过各种方式谦虚、平等地与学生交流沟通”，没有“国际大牌”的架子。^[21]这样的观感，与我一直牢记、自我惕厉的一句话“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周易·乾卦·文言》），乃是一致的。我总觉得，一个做老师的能够做到不骄，做到真正的因材施教、教学相长，是因为他（她）没有上下“位”的观念。毕竟，“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22]，课堂中的老师只是某个专业的先进，在其他方面未必贤于学生。我始终抱持着这样的观念，将它作为有教无类的内涵，持续努力地实践。

平等待人、一视同仁，其实就是毓老师“奉元”理念的重要内涵之一。近年来，同门师兄弟对于“奉元”有过一些阐述，他们提道：老师曾说“将所有东西看成一样，所以我们才奉元”，因为，“奉元”就是“民胞物与”。能有万物平等的基本体认，进一步落实“人人皆可为尧舜”“群龙无首”的观念，最终就能实现“天下一家”。^[23]反复温习思考后，我的领悟是：“奉元”在教学育人上，就是要对所有人（学生）一视同仁（人），坚信每一个人都有无限可能的发展（“人人皆可为尧舜”），教师的职责就是引导学生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社会各界的中坚（“群龙无首”）。因此，“奉元”育人岂不是有教无类的体现？

反思以往的教学实践，以及最近对于“奉元”育人的体悟，我发觉自己多年来坚持的一个信念竟与老师的“奉元”理念契合，这个信念就是：我认为自己在课程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一般定义的“老师”（虽然一生从事教育，但“老师”这两个字对我始终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伴读”。在我的认知里，“伴读”注重从知识传递到心智启发与个人反思的整体过程；“伴读”者需要把握节奏，在适当的时机进行适当的引导，并在关键时刻与当事人的体验精准地对接。课前的充分准备，正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精彩的故事，更不用说来到我的EMBA/DBA或企业培训课堂上的诸多“成功者”了。有一次，在北京的某个课堂上，一位助教于课前告诉我，某位学员在全球富豪榜中名列前茅；他见我没有回应，第一节课后又来跟我说，有位著名的女明星追求过这位学员。未经细想，我直接告诉他：“那又怎么样呢？”尽管我的助教是出于好意告诉我学员的背景资料，但对我来说，学员的财富、身份、地位都没有意义。比起对他们经历的好奇，我更关心他们在我的课堂上学到了什么，以及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们状态的改变、气质的变化，甚至行为的转变。在此期间，我会根据学生的状况，因势利导、唯变所适，调整原本预设的课程内容与次序；我的内心也经常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为学生们能在课堂中打开自己、推动自己的思考往前多走一步而喝彩，期盼每一个“我”都能够真诚、平等地呈现出来。^[24]课后，我也很用心地维系彼此的情谊，在书信往复、会面交谈中，关心学生的最新动态，分享我的心得与建议，并且乐此不疲。这样的方式，乃是我终身追求、承传自孔子与毓老师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诲的学习和实践！

记得毓老师说过：“谁知道天上的哪一朵乌云会下雨？”他以此形容人才培育的不可预期性。哪一位老师会料到：当年班上看似呆呆的学生，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位成就非凡的学者或企业家？有教无类也可以如此理解。进一步说，有教无类也是教育的结果，通过教育，可以消弭不同人所受到的差别待遇。以企业界为例，如果企业家能把每一位员工都当作一块璞玉，以播种、海纳百川的心态，了解他们、雕琢他们，就可以发挥他们的最大潜能。由此来看，有教无类的意义既深且广，可以延伸、应用到企业的经营管理层面，对企业家深具意义。毕竟，每一位企业家在自己的企业中，都需要带领员工，有的甚至长达数十年。员工目睹企业主怎么做事、怎么做人、怎么样兴业、如何成长发展，并参与其中，在此过程里，企业家实际上扮演着“社会教育家”的角色。

3.3.2　管理专业的精一实践：教学与研究双融并进

30多年来，我在管理专业上努力做自己，一股傻劲地在教学与研究的路上奋力迈进，并且尽力保持两者间的平衡。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精一坚持，就是为了承传行践“有教无类”。因为，研究成果能够支持、落实于教学（育）；教学育人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则有助于研究课题的发散，教学相长更是我投身教研志业重要的动力！这种双融而精一的坚持，一方面要感谢毓老师的教导，另一方面也要感谢各个任教学校对我的不同要求，以及其他多位师友对我的影响。比较可惜的是，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下，同时对教学、研究倾注心力的学者仍是少数。

个人有幸先后任教于美国一流的研究型与教学型大学，深切感受到教学与研究的严重脱钩与对立。简单地说，哥伦比亚大学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都是研究型院校，我目前任教的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则把教学当作第一要务。前两所院校对研究极度重视，只有发表在少数顶尖期刊上的文章，才会被承认，才算个人绩效。^[25]至于后者，案例和专著都被视为研究成果，而且学院实施教师研究室的“门扉敞开”（open-door）政策，欢迎学生随时拜访教师，公告办公室时间（office hours）反而是一种禁忌，这和传统认为公告办公室时间是一种负责任行为的逻辑，反差极大。

事实上，先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时，教学之外均专注于研究发表。但是，我在达顿商学院有宽广的教学挥洒空间，因为达顿商学院在创立之初即强调教学（尤其是案例），同人均以成为全球最好的教师为目标，所有权威评比也是如此，学术研究自然而然就被忽视了。^[26]即便如此，无论在哪里，我都坚持兼顾研究与教学的平衡和融合。有趣（却也写实）的一点是，我竟然不经意地改变了一些达顿同事根深蒂固的想法；他们发现，原来做研究的人也能教书，做研究的也有“好人”。这些同事之前看到目前美国学术界很多做研究的人只在乎文章的发表，犹如“自私”、独善其身的“个体户”，于是将研究者归类为“坏人”，形成了刻板印象。

重科研而轻教学，确实是当前东西学界的普遍现象。2016年夏天，我参加第四届“中国管理学者交流营”年会，与深圳大学韩巍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赵向阳教授交谈时，也谈到这个问题。他们问我：“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只当一名合格的老师就足够了吗？”我回答：“已经绰绰有余了。”随后，我问他们：“管理学者能被称为中国当代的‘士’吗？能既在专业上有贡献，又在中华文化的历史传承过程中扮演时代性的角色吗？”他们立即回答：“绝对不可能！”我又回应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当今还有哪一个职业或者群体能够（或是应该）扮演这个历史角色？”^[27]

这段对话，说明了学术界现在的核心问题与挑战。管理学界如此，整个学术大环境就不难想象了。当然，在以发表优质论文为首要目标、为发表而发表的风尚中，仍有不少学者、教师愿意在科研之外，倾注心力于教学上。只不过，受到学术考核规则量化指标的束缚与扭曲，能够兼顾教研并坚持到底的确实不多，很多教师甚至选择对课堂教学避而远之。“教学”受到冷落，“教育”更不用谈了，着实令人痛惜！毓老师曾说：“中国人不写书，一写就惊天动地。美国制度，教授一年要出一本书，由此制度知美国人不足法。”（参见《礼元录〈毓老师说〉》，页59-60）毓老师批判大学教授追求研究成果的量产，不但不是做学问根本之道，更忽视了教学育人的本职。这句话对于长期在美国任教的我而言，既是当头棒喝，更是随时提醒我自己的警世箴言，鞭策我不能将教学（育）偏废不顾，必须要教研合一，树立典范。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主流管理学界偏重纯学术研究（追求至少每年要发表一篇优质的期刊文章，而非过去的专著），轻忽实务应用性，而且不甚重视教学的情形，与毓老师当年的批评对照，实在是每况愈下。^[28]以上所言只是当前教育界诸多问题的其中一项，盼望在“逆风”前行的路途上，更多有志的伙伴能一起加入改变风气的行列。

3.4　感念师恩，自我期望

个人有幸接受毓老师的教诲，受惠于老师当年的启蒙开示、耳提面命、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因此，从一开始我就把教学（育）与研究当作一件事，“精一”“执中”，^[29]自然不会有如何融合两者的冲突与取舍，而是致力做到“无所不用其极”与“无入而不自得”。^[30]《中庸》说，“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31]，我在教育上虽然摸索出了一点心得，但是“任重而道远”，仍然不敢稍有轻忽、懈怠。

走笔至此，我想到某位师兄转述的毓老师训斥：“在学校教书的，你们能教什么？你们教的又是什么？自己好好想一想！”这句迎头棒喝的警语，我一直记在心里，提醒自己不忘当初选择教育工作的初心。一名教师，或者说一名教育工作者，不能忘却这个身份的责任、使命及影响力。毓老师常说“中国文化，就是遗爱人间”^[32]，因此，有遗德于他人、有遗爱于人间，应该是当一个老师的根本初心与使命吧！

管理教育与其说是我一生的专（职）业，不如说是我的“志”业，是我期望自己成为一名现代士的初心。30多年来，我授课、教育的对象（不论是企业家还是专业人员），几乎都是“企业或商场”中人，也是现代市场与经济活动的主要推手。身为教育工作者，我对他们有很高的期许，因为他们掌握巨大的社会资源，影响到很多人、很多家庭。我期许他们，不论企业大小，都能成为当代的士（也就是我宣导的“企业士”），都能有“志”（《孟子·尽心》：“士尚志”；志=士+心），体认“企业家也是（社会）教育家”，需要担当移风易俗、文明（化）进步动能的角色。我也期许他们，不断地进德修业，日新又新，美利天下，生生不息。凡此种种，正是“有教无类”此一华夏智慧结晶在当今管理教研上的承传与行践。

3.5　后记

师与生是相对的，我常说，没有“学生”，哪有“老师”？一个老师要先发心，体察自己的角色与职责，从内心深处相信每个学生都是可造之才，“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诚于中，形于外”（《大学》），学生自然也会真实地感受到老师的期许，变得相信自己、愿意去努力。我一个新闻界好友在看完本文初稿之后的回馈中说，这类“人的价值观”在当今“草（小）民”集体意识普遍强烈的现代社会是稀缺的。她说，“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分三六九等了”，“我们这样的小员工算什么”“这样的事情有领导安排，我们操什么心”。正如我的企业家学生在还没有“进入状态”，或是还未能完全理解有教无类、人人平等理念之前，总是在比企业大小、营业额多少、排名多高一样，一般人会习惯性地以成绩、表现来划分人：优秀的、一般的、差劲的；似乎只有优秀者才会被青睐，才会被赋予期许。“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如何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重要，都有无尽的潜能，都可以做到最好，都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乃是大家（教育家也好，企业家也罢）共同的责任。

毓老师过世多年，我除了在2013年国际管理学会的主席演讲时，在来自全球各地千余名学者面前播放过老师上课的视频^[33]、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与追思外，仅有衔哀谨守个人工作，未善尽弟子之责。当年子贡在孔子墓旁筑屋守丧六年的千古美谈，我也只能遥想，望尘莫及。

本文尝试从毓老师承传孔门最高理念的“有教无类”精神与实践入手，略抒浅见一二。老师常说：文化思想承传是跑接力。老师跑了其中一棒，现在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上，将来还要一棒接一棒承传下去。谆谆之语，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耳际回荡，门人后辈岂可懈怠？谨以此文感念恩师，自我惕厉，并与同道互勉！

[1] 谨以此文献给对我一生影响深远的恩师爱新觉罗·毓鋆，同时，感谢蔡嘉麟、林豪杰协助整理润稿，谢岚、吕玉华、马越、刘刚、薛丹琦、孙中兴提供润饰意见。谨以此文与精一学堂学友分享个人对传承与有教无类理念的知与行，既是互勉，更是期许。

[2] 国际管理学会每年会从散布于100多个国家的20 000多名会员中，选出一位“杰出教育家终身成就奖”（Career Achievement Awards for Distinguished Educator）得主。

[3] “终日乾乾”出自《周易·乾卦》，就是与时精进、敬业不懈的意思。

[4] 在此仅列出几位老师（或益友）做代表。如当年鼓励我出国的姜占魁教授（前中兴大学法商学院）（请参见“Reflecting on the process: Building competitive dynamics research，（Chen, Ming-Jer）,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0, 27(1): 9-24.”），亚洲最早一批在美国取得管理学博士学位的许士军（台湾元智大学）与司徒达贤（台湾政治大学）两位教授，我在马里兰大学读博士时的塞穆尔·科兹（Samuel Kotz）教授（请参见“Sam Kotz-Teacher and Mentor”（Advance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tatistics: A Volume in Honor of Samuel Kotz, Norman L. Johnson and N. Balakrishnan (eds.), John Wiley & Sons, lns. 1997））与弗兰克·佩因（Frank T. Paine）教授（请参见“Reflecting on the process: Building competitive dynamics research, (Chen, Ming-Jer),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0, 27(1): 9-24.”），以及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亦师亦友的忘年交威廉·纽曼（William H. Newman）教授（请参见“In memoriam: Remarks in Remembrance of Professor William H. Newman, Academy of Management News, December 2002.”）和王念祖（N. T. Wang）教授。

[5] 请参见：许仁图，《长白又一村》（高雄：河洛图书出版社，2012年）；张辉诚，《毓老真精神》（台北：印刻文学，2012年）；李淑珍，《毓老时代的开阖起落》（收录于《夏学论集（一）爱新觉罗·毓鋆先生百岁晋拾纪念》，台北：中华奉元学会，2017年，页57-129）。

[6] 原文出自《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7] 台东是台湾地区东南部的偏远县份，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一直到17岁，我才离开那里。

[8] 毓老师讲学以《大易》《春秋》为本经，“四书”为入门，曾讲授《诗》《书》《礼》，以及《荀子》《老子》《庄子》《管子》《商君书》《韩非子》《孙子兵法》等各家要籍，也讲授《人物志》《资治通鉴》等书。

[9] 在6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毓老师除了在中国台湾地区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学生（如政界人士江宜桦、已故的英业达集团前总裁温世仁等人）外，也指导了许多在美国声望卓著的汉学家，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学院的创办人鲁道夫（Richard Rudolph）、哈佛大学的包弼德（Peter K. Bol）、芝加哥大学的孟若（Donald J. Munro）、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席文（Nathan Sivin），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已故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教授等人。

[10] 爱新觉罗·毓鋆讲述，陈䌹笔记：《毓老师讲论语》（下册）（台北：中华奉元学会，2015年），页231-232。毓老师所说的“乱制”是指夏、商、周三代的“家天下”、世袭制度，都不合于尧舜时代“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准则。

[11] 原文出自《礼记·郊特牲》：“天下无生而贵者也。”

[12] 《礼记·仲尼燕居》记载，孔子说：“礼也者，理也。”《春秋公羊传》，隐公三年四月：“讥世卿，世卿非礼也。”意思是，依照礼，一个国家的官职，公卿、大夫、士，从上到下都应该选贤而用，不应当世袭，父死子继。

[13] 孟子曾经引述孔子得意门生颜渊的一句话：“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就是说，舜是人，我也是人，只要发愤有为，都能像舜一样有成就，所以，孟子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传承孔子思想的颜渊、孟子有这样的想法，可以推知孔子必然有如此的主张。

[14] 这是毓老师对“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礼记·表记》）的解释。“仁”也有“人”的意思，《中庸》记载，孔子答鲁哀公问政时说：“仁者，人也。”

[15] 请参见：钱穆，《论语新解》（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4年），页454。在此段引文之前，钱穆对“有教无类”有所解释：“人有差别，如贵贱、贫富、智愚、善恶之类。惟就教育言，则当因地因材，掖而进之，感而化之，作而成之，不复有类。”

[16] 在《论语·述而》中，孔子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17] 清末民初学者辜鸿铭曾说：“盖天下事非明理之为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张文襄幕府纪闻·权》）

[18] “知至至之”出自《周易·乾卦·文言》：“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知至至之”的意思是，知道自己可以到达的最高目标、境界，而且致力达到，不是空谈理想而已。

[19] 孔子、孟子都以“射箭之道”来比喻反求诸己的重要性。《礼记·射义》指出：“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然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并援引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孟子也有“仁者如射”“反求诸己”的说法（《孟子·公孙丑》）。

[20] 典故出自《管子·权修》：“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21] 这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苏勇教授的观察与美言，苏勇教授说：“EMBA的学生都是成人，都是各种‘领导’，有着一定的地位、财富和权势，所以形成很强的思维定式，而且往往有着‘成功者的自负’。而陈明哲教授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各种方式谦虚、平等地与学生交流沟通，而且这种谦虚、平等是发自内心、非常真诚的，正如中国先贤所言：‘欲胜人者先自胜，欲卑人者先自卑。’再加上陈教授的‘国际大牌’身份，学生更觉其难能可贵，备受感动，所以会有分手时的依依不舍，会有最后时刻的‘热泪盈眶’。”请参见：苏勇，《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听陈明哲教授授课有感》，《复旦大学EMBA》，2011年夏季刊，页76。

[22] 此句出自韩愈《师说》：“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23] 1987年，“天德黉舍”易名为“奉元书院”后，毓老师即不断阐扬奉元的意义，如：“奉元文化，民胞物与，人人皆可为尧舜，亦即群龙无首”（参见许仁图主编：《礼元录〈毓老师说〉》，高雄：河洛图书出版社，2012年，页191）；“奉元，得止于元”“要以‘元’化际与界，天下一家，一统”（请参见陈䌹笔记《毓老师讲学庸》，台北：中华奉元学会，2014年，页44）。上面所说的“民胞物与”，出自北宋张载《西铭》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毓老师这么解释：“民（人）与物都是同根生”“树立发掘同根情，才能发挥同根爱”（请参见许晋溢笔记《毓老师讲中庸》，台北：中华奉元学会，2013年，页237）。所谓“同根”，意即天地万物（包含人类）的共同根源就是“元”。至于“群龙无首”，老师说：“天德不可为首也（《周易·乾卦·象传》），大家都不争领袖，才能奉元，奉元才能天下一家。”其缘故是人人都有“龙德”，每个人都是“龙”，都有相同程度的德，不争领袖，所以能见（现）“群龙无首，吉”，由此达到天下一家（请参见蔡嘉麟《略论奉元理念与孟子思想要点》，收录于《夏学论集（一）爱新觉罗·毓鋆先生百岁晋拾纪念》，台北：中华奉元学会，2017年，页271-272）。其实，“群龙无首”也可比喻为每一个人都是CEO，用英文讲就是“leaderless leadership”，亦即没有领导人的领导。

[24] 近年来，利用互联网线上授课，并将课程内容、讲课视频公开于网络的教学模式日益普及。网络教学让全球各地的人们可以零时差地共同学习，因此，不但课程的学员数可能巨量地增加，求学者的身份类别也更为多样。网络教学可视为“有教无类”理念的一种时代新特征，在此，教师如何去应对更复杂多样的学习需求，并善尽传统课堂中“伴读”、教学育人的职责，是我这几年持续思考的课题。

[25] 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在管理学类数百种学术期刊中，仅承认其中的四种期刊为“研究型”（research）。（请参见“Becoming Ambicultural: A Personal Quest and Aspiration for Organizations,（Chen, Ming-Jer）,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4, 39(2): 119-137.”。）

[26] 达顿商学院的同事专注于教学，比较不看重发表研究成果。几年前，我个人在A级期刊发表的文章篇数竟占全院六七十位教授总和的32%。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但也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学校以教学为使命与专注的独特性，有其特殊意义。

[27] 请参见“The research-teaching ‘oneness’ of competitive dynamics: Toward an ambicultural integration,（Chen, Ming-Jer），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8, 35(2): 285-311.”。

[28] 请参见“The Business School ‘Business’: Some Lessons from the US Experience, (Pfeffer, Jeffrey and Christina T. Fong),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4, 41(8): 1501-1520.”。

[29] 如何贯彻把教学（育）与研究当作“一件事”，而不是“两件事”的概念？一方面要“精一”，另一方面则是“执中”（双融）。简单地说，一辈子做好一件事，例如一辈子只做一个研究主题，把这个主题做到极致，就是“精一”。面对看似对立冲突的教学与研究，能够执守中道、调和两者，做到双融、发挥加乘的效果，就是“执中”（请参见：吕力，《管理学研究的“精一”“双融”和“经世致用”：对陈明哲的访谈》，《管理学报》，第13卷第1期，2016年1月，页1-6）。

[30] “无所不用其极”“无入而不自得”分别出自《大学》《中庸》。根据毓老师的解释，“无所不用其极”的意思是，没有哪个地方不用最高明的办法、最好的修养来处理各种事务。“无入而不自得”则是说，无论进入什么样的环境，都要坚持自己的理念志向，认真践行，最终实现自己的志（自得己之志）。

[31] 《中庸》原文是：“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同样是指反求诸己、从自己做起。

[32] 毓老师也经常训诲，很多人想流芳百世，但是回顾历史，真正能被后人怀念的有几人？真正能留下的是什么？其实只有“德”。“德”不是嘴上说的仁义道德，而是有实际作为，能够惠及他人。简单来说，德就是行的总和，因此我们常说德行。老师最常举晚清名臣林则徐的例子：林则徐曾被革职、发配新疆充军，他未曾丧志，主动负责修筑并推广“坎儿井”（荒漠地区的特殊灌溉系统），农业生产因而大规模地发展。当地民众感念他的功劳，称之为“林公井”或“林公渠”。

[33] 这段视频是同门师兄弟于老师逝世后制作的追思纪念专辑，大部分是老师最后两年上课录像的片段。后来，经由当年的天德黉舍同窗好友中国台湾大学孙中兴教授协助翻译，加附英文字幕，对海外宣扬老师的教诲贡献良多。（请参见“Becoming Ambicultural: A Personal Quest and Aspiration for Organizations, (Chen, Ming-Jer),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4, 39(2): 119-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