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恩师姜占魁：蒙以养正，弦歌不辍

陈明哲　口述

谢　岚　采访/整理

2.1　学生准备好了，老师就出现了

“大学里，我玩得很厉害。一三五打桥牌，二四六打篮球，周日呢？就找黄牛买门票，看热门的球赛。当时我读的是中兴法商（中兴大学法商学院，现台北大学）。那时候企管系更像国际贸易系，什么国际贸易、会计、财务管理，我都没什么兴趣。我家里几代都是会计，我却不喜欢算来算去。所以，大学里逃课逃得一塌糊涂。”（笑）（陈明哲）

“中兴法商毕业后，我进了一家教育研究所。那时候收心了，认认真真读点书，想自己的未来究竟要怎么走。当时是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地区出国的风气蛮盛的。我也想换个环境重新开始，想找机会读博士，可没有大方向，不清楚应该往哪里努力。1978年，中兴法商举办活动，想请姜占魁老师来讲座。大家让我去邀请，我就去了。这是我和姜老师第一次见面。”（陈明哲）

姜占魁当时是中兴法商的老师，教授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和行为、人群关系等课程。学生们都知道姜老师“很有料”——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从美国名校回来的“正牌博士”之一。

“20世纪60年代，密歇根大学在台湾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政大）成立了研究中心，18位政大的讲师通过选拔，赴美进修，6位拿到了博士学位，姜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32岁出国，在美国读了12年。”陈明哲说。

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交流。

美国政府联合美国的大学，通过学术关系构建战略同盟，服务其地缘政治目标。

纳尔逊的研究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越来越担心世界各地的大学生并不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于是美国政府联合大学，在全球推动了各种文化和学术交流项目，以建立信任，获取这些未来社会精英的支持。大名鼎鼎的富布赖特项目、姜占魁入选的“密大—政大”项目，皆是这个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而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地区中青年学人来说，出国研修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甚至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机遇，但同时也意味着抉择的为难和割舍的愧疚。

“1960年，由政大法学院院长朱建民推荐，先生赴美攻读公共行政硕士及政治学博士，前后历经十二载。当时先生已婚（时年32岁），忍受离乡背井和师母两地相思的孤寂，只身远赴异国深造。师母含辛茹苦，一面在初中任教，一面独自负起教养子女之重任。”（台北大学校史馆）

2.2　读不懂的，和太有趣的

1972年，姜占魁以优异成绩博士毕业，“值尼克松总统任内中国热正炙，研究中国问题之美国学界，争相礼聘，然先生放弃一般博士生梦寐以求的密歇根（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之教职，及共和党智库兰德公司（Rand）研究员之聘约，束装返台，献身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台大校史馆），尤其专注于公共行政和组织管理。

和姜占魁初次见面后，陈明哲做了个决定：请姜占魁教他读书。“那时候，我对管理学、行政管理、组织理论之类的东西，都只是朦朦胧胧地了解，但我想，姜老师是美国回来的博士，一定有东西可以教我，于是我就跟着他开始读书。”

从1978年到1981年，这一读，近三年。

“那两三年里，每隔两三个星期，我就会去找姜老师。”这对师生见面的地方，通常有两个。“当时姜老师是淡江文理学院（现淡江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夜间部主任（兼任）。要是他晚上有课，我们就会在上课前聊聊。”

“还有一个地方，是姜老师在新北市中和区的家。师母是初中老师，当局分配给他们一间宿舍。宿舍地方不大。我们一对一地交流，一次见面谈一两个小时。我读到什么都和他聊，自然而然就有很多话题。”

桌椅、炊具、床铺、晾晒的衣服、饭菜味儿、邻居上下楼的脚步声、窗外的叫卖声……在小小的家中促膝而谈，使读书这个精神性的行为有了油盐酱醋的寻常生活之味。

姜占魁的“导读”，没有一点花哨，实实在在，就像扎马步。他学识扎实、完备，能够为学生提供一张“地图”，像个经验丰富、沉稳笃定的领航员，让学生知道在茫茫无涯的学海中从哪里下水，向哪里划桨前行。

“姜老师带着我一本一本地读英文原著，先让我读组织学和管理学中最重要、最经典的那些著作。”陈明哲说。

“当时我英文不太好，大部分书是读不懂的。但姜老师一向不太给人压力，从不会因为你英文不好就说‘你怎么不行’，从来没有因为你英文不太好而嫌弃你。”陈明哲回忆道，“师生的关系非常平等。姜老师说我是‘饿狗’，英文就是hungry dog，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抓。姜老师知道我英文不够好，可他非常尊重我的求知欲。”

陈明哲很快也发觉姜占魁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姜老师不直接告诉我答案，而是考我一些问题，促使我自己去琢磨，表达自己的见解。这也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启发式’‘讨论式’教学。他懂得循序渐进，因材施教，会从我的程度、我的反馈来调整。姜老师和其他几位深深影响我的老师有个共同特点：一个好老师，不论你资质好坏，都能找到合适你的方法带你、引导你。”

这样一知半解地读着、读着，陈明哲感觉到了自己内在的变化：“慢慢地，心就比较安。”

心安下来，门就开了。

“有一次，姜老师推荐我读《组织与管理》（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A Systems Approach），也是英文原著。我很喜欢，被它吸引住了。尽管还是有很多句子读起来疙疙瘩瘩的，但就是想一口气读下去。书里讲，一个组织是一个开放系统，它在不断地和外界环境互动。这个观点很吸引我，我开始从这个视角去思考企业。企业是如何与外界互动的？如何被外界影响的？企业的大政方针是如何制定出来的？高管团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消费者对企业而言又是什么样的角色……我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觉得这些事情太有趣了。这本书，打开了我对管理的视野。

“跟姜老师读书的两三年，我渐渐清楚了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在他的引导下，我慢慢发觉，我的兴趣是在宏观思考和研究上。在和好的老师相处的过程中，你慢慢地会发现和清楚自己的兴趣是什么、自己的‘性’是什么。”陈明哲说。

20世纪80年代初，陈明哲启程去美国马里兰大学攻读博士。当时华人留学，多半选择学财务、会计，而陈明哲却选择了企业管理，而且还是战略管理，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但他确定，这就是他想要的。

2.3　37公斤的意义

1989年秋天，陈明哲在新泽西海边参加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主办的学术精英工作坊，当时他刚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陈明哲在工作坊的一项任务是宣读评论“战略群组”（strategic group）的论文。当时，“战略群组”是一个热门的学术议题，光是那一年，探讨这个话题的博士论文就有33篇。而陈明哲在评论中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战略群组方法对竞争者分析并不是那么有用。

当时在座的有许多学术界的大人物，而陈明哲只是个学术新人。他的发言遭到了非常严苛甚至刻薄的反弹。为了平复自己的心情，他开了两个小时车去另外一个小镇。在那里，他买了一幅油画，画中是一艘船在狂风怒浪里航行。

出国后，全新的生活环境中处处都是挑战：论文多次被退稿，如何调整自己？日复一日地辛勤研究，是否真的能有成果？如何把握分寸，处理学术界的人际关系？如何在人才济济、竞争激烈的顶尖名校里生存下来，脱颖而出……“学术界和其他行业一样，有最好的一面，也有最坏的一面。日后，当我面对横逆，姜老师在我临行前送给我的两个词——决心（determination）与坚持（persistence），始终是驱策我往前迈进、追求精一的动力。”

陈明哲时常会提起姜占魁的一段往事：当年，姜老师在台湾大学英文系读书，一本本“啃”英文书，一本本“背”英文书。一个大男人，读书读到瘦得只有37公斤！

“一个大男人，读书读到瘦得只有37公斤。”如果放在今天的语境中，这恐怕会令人颇为费解，甚至招致讪笑——这不就是个书呆子？！然而，当我们了解了姜老师经历过什么，才能多少明白这句话背后的意味。

“先生1928年出生于山东省莱阳县，家境清贫，成长期间历经战乱，颠沛流离。14岁离家赴县城求学，为全村仅有的两个中学生之一。”（台大校史馆）

姜占魁，曾是中国千百万流亡学生之一。

“现代中国，有个名词叫流亡学生，它前后有三个梯次。第一梯次，‘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青年入关。第二梯次，‘七七抗战’开始，沿海各省青年内迁。第三梯次，内战期间，各地青年外逃……流亡的青年千万百万，流亡很苦，很孤独，有时也壮烈，危险。”姜占魁的同代人，且是山东老乡的台湾作家王鼎钧在回忆录《怒目少年》中写道。

1942年，王鼎钧17岁，离开家乡山东兰陵，前往安徽阜阳。同一年，14岁的姜占魁也开始了流亡生涯，先赴县城求学，后随校辗转至青岛。

“那时，山东省是沦陷区，日本控制学校，修改文史课程，培养以日本为宗主的思想，办理各种亲日活动……高压之下，中年老年懂得世故分寸，可以苟全。年轻人血气方刚，心里窝着一把火，留在家里很危险……家长们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出去。”（引自《怒目少年》）而当时，国共两党都成立了战时学校，收容流亡学生，在硝烟炮火中一路求生、一路读书。

“先生（姜占魁）14岁离家，在四年物资匮乏的学校生活中，曾因饥饿缺粮濒临死亡……1948年，先生离开青岛转赴南京，幸得同乡协助，在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旁听。正当此时，先生罹患重病昏迷，醒来时，身上所有皆被偷光，只得将仅存之大衣向农家老妇换来一袋鸡蛋和少许米麸，得以撑到广州，不致沦为饿殍。”（台大校史馆）

流亡学生中，有的半途投笔从戎，有的自谋生路，有的则将读书向学作为风雨飘摇中的精神支柱、生存支柱。

“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漫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游兵散勇及不愿做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道路上塞了各种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生，一片泥泞。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地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顿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齐邦媛，《巨流河》）

“颠沛流离有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学校永远带着各科教科书、仪器和基本设备随行。我今天回想那些老师上课的样子，深深感到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信心。他们真正相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除了各科课程，他们还传授献身与爱，尤其是自尊和自信。”（齐邦媛，《巨流河》）

“流亡学校”的创办者有政府、军人、教育家，形形色色，因为他们的心力、能力、物力之不同，其所创办的“流亡学校”也千差万别。然“为国家民族保存一点读书的种子”，却是彼时中国共同的愿力。

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留踞海南岛做最后挣扎。21岁的姜占魁亦流亡至海南岛海口师范学院。后解放军挥师南下，姜占魁便追随恩师邓文礼先生（后任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教授），渡海来台。

“到了台湾，先生举目无亲，生活困顿，依然奋发图强重拾书本。1950年如愿考上台湾大学外文系，却于体检时发现罹患二期肺病，必须强制休学。校长傅斯年先生得知，特别拨款补充伙食。先生经过调养，身体得以康复并复学。在台湾大学四年期间，先生披星戴月寒窗苦读，从来不敢有须臾享乐或松懈，终以优异成绩毕业。”（台大校史馆）

2.4　尽己之谓忠

“公共行政和组织管理，是姜老师一辈子的研究课题。其中，他又专注于组织架构的优化健全，台湾当局如何改变叠床架屋、权责不清的问题，如何通过建立更好的制度引进和任用人才。姜老师就是踏实、勤勉地翻译、出书，然后结合台湾的实际情况，传播给台湾当局和企业界。当时台湾有一批这样的学人，比如杨必立、许士军、吴静吉、林英峰、黄国隆、刘水深、司徒达贤……这些前辈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心付出，在台湾共同建立了管理学学科体系。”（陈明哲）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管理学在台湾应运勃兴。

新兴的管理学积极地和政府、企业、社会互动。“我觉得姜老师那代人做得很好，从无到有，实实在在、很扎实。他们不仅贡献了思想资源，更贡献了求真务实的风气。”陈明哲说。

“姜老师是政大送出去培养的，苦读12年，回来后是台湾学界为数不多的美国博士。按理说，以姜老师的学养应该留在政大，但他受到了排挤。最初去中兴教书，也是无奈，但我在他身上看到，一个学者如何在逆境中看大、看远，如何‘尽己’。”（陈明哲）

“1974年，中兴大学法商学院成立公共政策研究所，在校长罗云平先生力邀下，（姜占魁）接掌第二任所长，对所务发展和教学鞠躬尽瘁，直至退休。”（台大校史馆）

“坦白讲，中兴大学在当时不是很好的学校。当年，台湾最好的公共行政学是政大的，而姜老师到了中兴后，中兴的公共行政学很好地发展了起来，跃升到（全台湾）第二第三。”（陈明哲）

姜占魁一口山东腔，神情节制、淡然，看起来是个很“中国”的读书人，可陈明哲记得，姜占魁却有个“洋派”的习惯——只要去上课，他总是穿西装、打领带。这份“洋派”在当时台湾的大学里并不多见。

“姜老师和我说过一件事。他刚到美国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基辛格到国会参加听证会，那些议员对他非常不客气，但姜老师注意到了一个细节：议员们称呼基辛格时，先称呼他博士，再称呼他国务卿（Doctor and Mr Secretary）。”（陈明哲）

“姜老师很专心，就是读书、教书、写书、学者建言。他研究组织架构的优化，当局会邀请他做顾问、做演讲。有时当局会在姜老师的‘建言报告’上批复四个字：‘用力过猛’，然后就束之高阁了。我有时也能感觉到姜老师的挫折感，偶尔也会有些牢骚话，但姜老师的心境比较平和，从不流于激愤。他的学生里，有些做了公务员，做了官。姜老师如果觉得你哪些地方做得有问题，就会不假辞色地指出来。他认为这就是老师的本分。姜老师从不会因为谁有权力，而回避、讨好。”（陈明哲）

“先生之学生，无论在学术界、政界或企业界，出类拔萃者甚众，先生对此深感欣慰，视之为毕生最大成就，亦不负当年诸恩师对一孤苦无依流亡学生的提携之恩。”（台大校史馆）

2008年，陈明哲回台湾参加学术活动，并被政大聘为校级讲席教授。时任校长吴思华悉心安排，给了陈明哲一个惊喜：年届八旬、多年未见的姜占魁也来聚叙，一起分享学有所成的欣悦。“没想到，这次聚叙是我和姜老师的最后一面。”

2010年7月，82岁高龄的姜占魁病逝。临终前一个月，学生曾去医院探望，当时，姜占魁已经昏迷，认不得人。谁知，这几位学生走到病床前头问候时，他忽然神志清醒，清楚地叫出他们的名字。

公祭当日，念祭师文，众多学生始知老师一生坎坷。

姜占魁传略

姜占魁（1928年1月30日—2010年7月14日），中兴大学法商学院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1982年更名为公共政策研究所；1999年与公共行政学系合并，更名为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教授，其著作有《行政学》《人群关系》《组织行为与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论丛》等。姜占魁言谈幽默，举止亲切，对晚辈更是照顾有加。他一生专注于治学、著书立说、作育英才、针砭时弊，及理论与实务之结合。他的学生遍布于学术界、政界及企业界，皆有优异的表现。

姜占魁出生于山东省莱阳县，14岁时离家至县城求学，时逢国共内战，随校辗转至青岛完成高中学业，1948年，离开青岛转赴南京，经同乡协助在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旁听，后因重病昏迷且身家遭窃，醒来后只能以仅有的大衣换取食物撑到广州，然后流亡到海南岛海口师范学院。随后追随其恩师邓文礼先生（后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渡海来台。

来台后，姜占魁举目无亲，生活困顿，但仍孜孜不倦地苦读，于1950年考上台湾大学外文系；后来又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就读，1958年毕业，因表现良好留校任教。1960年，姜占魁由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院长朱建民推荐，申请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奖学金，赴美攻读，12年后取得公共行政硕士及政治学博士学位。当时姜占魁因博士论文口试成绩优异（第三名），获密歇根大学教职、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及共和党智库兰德公司研究员等聘约，但他仍毅然决然返回中国台湾。回台后，他先后任教于台湾政治大学、中兴大学、淡江大学和文化大学等公共行政相关学系，讲授组织理论与行为、人群关系、行政管理、组织设计等课程。1974年中兴大学法商学院（现台北大学）成立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1982年更名为公共政策研究所；1999年与公共行政学系合并，更名为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姜占魁应当时校长罗云平力邀接掌第二任所长，之后在该所服务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