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威廉·纽曼：真知灼见，双融典范

陈明哲　口述并提供回忆文章

谢　岚　采访/整理

“比尔取得了很高的学术地位，但依旧以高度的善意、沉稳、谦逊行事。他让我明白，在这个非常市场化的环境中，仍然有可能成为一位人文学者，做真正的自己。”（陈明哲）

4.1　我们常常在百老汇116大街上散步，有谈不完的话题

EMBA课堂上，陈明哲总是会播放一页PPT，上面有张照片，那是他的良师益友、忘年之交——威廉·纽曼。老先生面容瘦长，戴着浅琥珀色的玳瑁眼镜，一双眼睛——就算是在照片里——也是活的，仿佛沉静、聪敏、耐心地看着你，带着对你、对这个世界的关心。

“我和比尔（和威廉·纽曼教授相熟的人，都叫他‘比尔’）交往了14年，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他对我影响非常大。比尔是个美国人，却比我的很多中国朋友更‘中国’。他真的是‘又中又西’。”（陈明哲）

1988年夏天，在加州阿纳海姆（Anaheim）国际管理学会会议上，陈明哲和威廉·纽曼教授初次相识，介绍人是陈明哲的博士生导师、马里兰大学的李·普雷斯顿（Lee Preston）教授。当时李·普雷斯顿还幽默地说：“哦，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最资浅教授与最资深教授的会面’！”

“当时我刚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的管理学部（Management Division）。那是比尔1949年加入哥伦比亚大学后，对其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地方。”^[1]（陈明哲）

那次会面后，两人就成了忘年交。

“第一次见面后不久，我接到了卡米拉·科赫（Camilla Koch）的电话——她是比尔的助手，和比尔一起工作长达45年。她说，比尔要和我通电话，讨论一些事情。从这一天起，每当比尔造访纽约或哥伦比亚大学，我们总会聚一聚。我们在阿姆斯特丹大道（Amsterdam Avenue）一同享用早餐（主要是在Mama's，那里是比尔的最爱），在教授俱乐部共进午餐和晚餐，有谈不完的话题。我们也常常在百老汇散步，在116大街上进行漫长的饭后讨论，就在King's Crown旁，那是比尔来哥伦比亚大学时经常住宿的大楼。后来我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那4年，比尔会开车去费城，而我也经常到肯德尔（Kendal）探访他。”^[2]（陈明哲）

4.2　老天，那是55年前的课啊！

企业管理学肇兴于20世纪初，发展至今，威廉·纽曼是这个领域当之无愧的重量级人物。

涉足管理学界之前，威廉·纽曼是一位才具出众的“职场精英”。“我想大家都知道詹姆斯·麦肯锡^[3]（James O. McKinsey），比尔1932年开始担任麦肯锡的执行助理，是他最得力的左臂右膀。”陈明哲说，“麦肯锡在生命的最后三年（1935～1937年）接受了一项挑战，不再只是从‘外部’提供管理咨询，而是进入‘内部’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他接受了客户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Marshall Field & Company）董事会的聘请，出任总经理和董事长，而比尔，就是他带去的一员干将。麦肯锡还和比尔共同撰写了一本书。1937年48岁的麦肯锡英年早逝后，比尔完成了该书的写作和出版。”

麦肯锡去世后，威廉·纽曼进入了学术界，逐渐成为当时管理学领域的“关键人物”之一。

陈明哲在文章中写道：“比尔是在商业战略和管理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重要的项目，50年来，造就了数百位商界领袖，而比尔曾经多年担任这个项目的主席。1936年比尔和其他伙伴一起创办了国际管理学会，直到今天，它依然是全球管理学者最重要的学术社群。”

陈明哲说：“毫无疑问，比尔是学术领袖，但他一生充满了教学的热忱。这一点，我深受他的影响。

“1997年，沃顿商学院在上海举办亚洲校友会，我见到了两位中国校友，他们是沃顿1943级的毕业生。当得知我此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任教时，他们就问我是否认识纽曼教授，我说我跟他很熟悉，他们就马上谈起比尔在商学院管理科学课程第一天讲授的内容——老天，那是55年前的课啊！（纽曼于1939～1949年在沃顿商学院任教。）

“1993年，我身为国际管理学会委员会的一员，需要选出一位‘商业战略杰出教学奖’的获得者。当时，我收到一封推荐信，是哈佛大学行政教育学院前副院长杰伊·洛尔施（Jay Lorsch）写来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站在宾夕法尼亚车站的站台上阅读杰伊的来信。他写道，40年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MBA时，是比尔鼓励他去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并引领他开始了学术生涯，从而塑造了他的未来。想到比尔一生对年轻学者（包括我在内）的信任和引导，我不禁双眼湿润。

“还有一件‘小事’。2002年的一天，当我从伦敦回美国的时候，在希斯罗机场（Heathrow Airport），见到了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学者。他特地重新安排行程，只为能在伦敦机场与我见上一面，请我转达他对比尔的问候——多年前，他曾参加了比尔的中国之行，担任过比尔的教学助理。

“许多著名商学院邀请比尔担任院长，比如沃顿商学院、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及著名的通用电气公司（GE）管理发展中心，但比尔谢绝了所有的邀请，继续履行他的教学承诺，直到人生的最后一个月。

“2002年4月，比尔来到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在弗吉尼亚大学与我共度了10天。当时他身体不太好，但依然充满了对研究和教学的热情。他继续和我商讨一个写作计划，并与我一起在达顿商学院讲授了四堂MBA课程，与这些未来的商业人士分享了他的智慧，直到他生命的尽头。”^[4]

4.3　“你千里迢迢到北极想要做什么？”“全世界有40%的石油在那里，我想去看一看。”

陈明哲认识威廉·纽曼时，他已经是七十好几的耄耋老人了，但他依然充满了活力。陈明哲说：

“比尔87岁到印度尼西亚，88岁到西藏，89岁到丝路，90岁上北极。为了到北极，他还特地办了好几个国家的签证。记得出发前我去拜访他，他正蹲在地上查看地图。‘你千里迢迢到北极想要做什么？’我问比尔。他回答说：‘全世界有40%的石油在那里，我想去看一看。’这样赤子天真的回答令人动容。

“除了这份单纯的探索精神，比尔更看出了北极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全球气候变暖，造成极地融冰，更显示出北极的重要性。现在有八九个国家觊觎这块地方。举个例子，李显龙（现任新加坡总理）在他父亲李光耀先生过世的时候在脸书（facebook）上发文，只问了一个问题：‘当北极开始融冰，从北欧到马六甲海峡的航程时间，从原本的2个月缩短成3周，新加坡应该如何因应？’

“远见卓识，是比尔最令人难忘的一个特质。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唯一一位在1990年初就预见美国金融将会出大问题的人，他当时跟我提到了几次可预见的金融动荡，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实了他的真知灼见。当时我们正准备撰写一本关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战略管理的书。以我对比尔的了解，他应该会同意我这么说：比2008年更严重的一波危机还没有到来，因为人类还未真正吸取教训。”

在中国问题上，威廉·纽曼同样具有深远开阔的眼光。陈明哲继续说：“比尔很早就关注中国，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比尔是首批来中国的四位西方商学院教授之一（1984年）。他预见到中国的逐步开放、逐步重回世界舞台，将会给中国和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变化。”

华南理工大学的管理学者蓝海林曾写过一篇文章^[5]，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威廉·纽曼关于中国企业发展的观点：中国需要世界级企业。

那是1995年夏天，威廉·纽曼在河北承德举办了一个“动态一体化战略讲习班”。当时蓝海林是讲习班的翻译和助教，由此结识了威廉·纽曼。

“纽曼教授在讲习班上第一次提出他的观点：中国需要‘世界级企业’（the world-class Enterprise）。不过，当时我们并不是很重视这个概念。”蓝海林写道，“1996年9月纽曼教授访问西藏，之后与我在顺德见面。他参观了广东华宝空调器厂之后说：‘中国的大企业不少，小企业更多，缺少的就是轻工业中的大企业。’但在当时，广东刚刚开始发展大型企业集团，我对他的观点还无法真正地理解，以为这是他对发展大型企业集团工作的肯定。1998年6月，纽曼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需要世界级企业。这时，我国发展大型企业集团的工作已经暴露出问题，我开始感到这个概念的重要性。”

据蓝林海回忆，威廉·纽曼来过中国20多次，中国人的两个文化特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一是容易产生信任，例如在没有多少中国人的地方，中国人之间可以迅速产生信任；而在中国人多的地方，这种信任的关系则可能迅速产生于同乡、同姓、同学和亲戚之间，而不再是在一般的中国人之间。二是擅长动态地调整各种人际关系。

威廉·纽曼认为，中国企业不可能再走“亚洲四小龙”当年所走的道路（即低成本加工并进入欧美市场发展壮大，然后与西方企业进行正面竞争），因为中国企业所处的环境不同了，中国企业不可能像它们那样轻易地进入欧美市场。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市场太大，太具有吸引力了，国外的大企业一定会涌入中国市场。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还不可能出现“世界500强”那样的大企业，建立“世界级企业”是更加现实和可能的目标。

那究竟什么是“世界级企业”？

这个议题，陈明哲曾长期和威廉·纽曼共同探讨、研究，因此清楚地知道其内涵。扼要地说：世界级企业不应该是小企业，但是也不一定是规模最大的企业或者集团公司，它不强调规模，而是专注于建立并发展核心专长，拥有高水平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有能力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上竞争，并很难在短期内被模仿、学习和替代。同时，“世界级企业”跨国界、跨文化，能使用和融合各国人才、制度和文化，在管理和运作的各个方面接近世界通行的标准。

2001年，“世界级企业”这一概念在中国的企业界和学术界开始流行，并广为接受。“这是对过去盲目追求规模，特别是进入‘世界500强’的一种反思。”蓝海林写道。

现在看来，威廉·纽曼对中国企业发展路径的建言不无悖论之处。比如他认为，中国不应该在企业内部搞计划经济，而是应该凭借擅长动态调动人际关系的文化特点，实行外部一体化战略（包括战略联盟、战略性外购、合资和合作等），发展成为世界级企业。殊不知，“擅长调动人际关系”这一中国文化特点，往往是“反市场经济”的。

但从更高的层面看，时至今日，威廉·纽曼的“世界级企业”观念恰恰是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发展的共识和挑战。

“比尔拥有超越当下、预见未来的能力。”陈明哲说，“他真正关心的不仅仅是眼前，更是下一个50年。”

4.4　比很多中国人更有中国智慧

一流大学位居金字塔顶端，意味着卓越，也意味着激烈的竞争。初到哥伦比亚大学几个月后，陈明哲看到了学校公布的一组数据。“（哥伦比亚大学）80%的新教职员工在评终身教职之前就离开了，剩下的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得到了终身教职。这些数字可以说明为什么老同事和新同事之间的隔阂如此明显。当有人问为什么有的人不愿意与他人交往的时候，有位老教授说：‘我们为什么要与你们交往？反正你们过几年都会走掉。’”

“我常常怀念在马里兰大学的泰丁堂（Tydings Hall）走廊里跟大家聊体育赛事的日子。我到哥伦比亚大学10个月后才有人跟我第一次聊体育。那时候哥伦比亚大学的橄榄球队刚刚创了一个新纪录，在一个最弱的大学橄榄球赛区连续输掉了38场比赛。不过当时校长的一番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只要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多于橄榄球队输掉的场次，他就不会太担心。”^[6]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陈明哲真切地感受到了威廉·纽曼的不凡。“比尔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到1978年退休。他拥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但他同时也非常谦虚和高尚，有种令人难以忘怀的亲切感。”陈明哲说，“比尔让我明白，在这个非常市场化的环境中，仍然有可能成为一位人文学者，做真正的自己。”

沃伦·柯比（Warren Kirby，威廉·纽曼的学生）讲过一个威廉·纽曼的故事。20世纪50年代，他还是个硕士研究生，跟随威廉·纽曼做研究。其他学生都会直接称呼教授的名字，而沃伦·柯比则一直称他“纽曼教授”（Professor Newman）。一位同事问威廉·纽曼：“你为什么不告诉柯比，可以更随便一些直接叫你比尔呢？”威廉·纽曼的回答很简单：“当柯比觉得舒服，习惯了叫我比尔的时候，他自然会这么叫我的。”

威廉·纽曼有一个和陈明哲合作多年的计划——共同写一本书。陈明哲在文章中回忆道：“2002年4月比尔访问达顿商学院，院长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S. Harris）问我们，‘你们合写的是什么样的书？’比尔回答说，‘一本将改变世界的书。’（该书想要贡献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概念，商界人士要从根本上改变利润最大化的心态。）当时我的大儿子安迪（Andy）13岁，他对我说，‘爸爸，没人会买你和纽曼爷爷正在写的书’。我回答说，‘不，相反，会有很多人买我们的书，因为我们告诉他们，忘记赚钱才能够赚更多的钱，帮助更多的人’。”^[7]

据陈明哲回忆，2002年纽曼教授来达顿商学院时，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心中也很期盼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本书出版。尽管如此，当年在夏洛茨维尔的10天里，他依然一点都没有催促陈明哲“尽快”完成这本书。

“那就是比尔。他不催促，只言传身教，让事情自然发生。用柯比的话讲就是：威廉·纽曼从不主动要求（pushed），而是通过树立榜样影响他人（pulled）。”

《管理过程》是威廉·纽曼的代表作之一（与查尔斯·萨默（Charles E. Summer）合著），阐述了最佳领导风格的三个要素：进行领导活动的环境、被领导人，以及领导人自身的个人特性。书中提出了两类领导的概念。一类是非恒定的，比如运用参与、分享公司信息、遵守公司计划和传统。还有一类是恒定的——友善和信任。威廉·纽曼认为，领导风格应该是谨慎地顺应领导人，也顺应被领导者及环境。对非恒定的领导概念，其适应程度为不确定的变数。对恒定的领导概念，任何领导方式都必须坚持。

陈明哲在文章中写道：“比尔不仅启迪我成为一名什么样的管理学者，更指引我如何做人。14年中，我何其有幸，听闻比尔的睿智言语，有两项我特别铭记在心并持续践行。

“第一，比尔赋予我的是超越当下，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能力。它的实际意义是在逆境中看清对立面的能力。在中文里‘危机’一词结合了危险和机遇两种意思，每一个危险都拥有机会的种子。比尔提醒我不要忘记自己身上所具有的中华文化底蕴。

“第二，我必须做我自己，保有最高标准的正直和尊严，同时不伤害别人、牺牲别人。当我身处混乱之中，或是面对严峻的专业和职责的挑战，这一价值观，能令我保持清醒。”^[8]

2001年，陈明哲把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透视华人企业：全球经理人指南》（Inside Chinese Business: A Guide for Managers Worldwide））献给威廉·纽曼。“比尔所留下来的是最深切的仁慈：一种对未来无法磨灭的希望，一种对所有人的善良与理性抱持坚定的信心和耐心的信念。他真正具备了中国的谦逊、中庸等美德，在很多方面比中国人更有中国智慧。比尔是东西文化双融的典范，与他并肩同行的14年，是我一生中的无价之宝。”

威廉·纽曼传略

威廉·纽曼，著名的战略管理大师，国际管理学会前主席，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学教授，美国管理过程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企业战略管理方面的研究，其著作有《经营管理原理》《创建公司的特点和基本目标》《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与查尔斯·萨默合著）等。

威廉·纽曼是富兰滋大学（Friends University）的文学士，并在芝加哥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1942～1952年在沃顿商学院任教，1951～1978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萨缪尔·布朗夫曼（Samuel Bronfman）民主商业企业研究领域的教授，1954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首位讲席教授（由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授予该荣誉）。

1936年，他作为联合创始人创建国际管理学会，并于1951年担任该学会主席；1999年国际管理学会以他的名字设立最佳论文奖，该奖是博士论文的最高荣誉。

威廉·纽曼具有丰富的实业界经验。他曾在麦肯锡公司及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长期担任詹姆斯·麦肯锡的执行助理。他还曾在H&H集团（Handy & Harman）、Melecular Dialectics和理查森公司（Richardson Scale Company）等企业从事管理咨询工作。此外，他还是1984年首批进入中国发展管理教育的四位西方管理学者之一。

[1] Thomas, B. （Ed.）. (2016). Management.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A Century of Ideas.（pp. 55-8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 请参见“Chen, Ming-Jer.（2002）. Remarks in Remembrance of William H. Newman Given in Pendle, Pennsylvania. June 23.”。

[3] 詹姆斯·麦肯锡（James O. McKinsey）曾是芝加哥大学会计学教授，深受泰勒“科学管理”思想的影响。只是，泰勒的科学管理强调的是怎样管工人，而麦肯锡讲的是怎么管老板。1926年，詹姆斯·麦肯锡创立了麦肯锡公司，第一次提出管理咨询的概念。他认为，应该用科学、理性来管理公司，在公司内部应该强调怎样做才是一个合格的老板。1929年，美国出现经济危机，社会经济出现了大萧条，很多公司陷入困境，大批公司倒闭，因而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去清账，进行资产登记；企业需要进行资产重组，需要有人指点迷津。这为麦肯锡公司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麦肯锡公司从事大量的清产核资、资产重组、管理咨询工作，逐渐成为“精英荟萃”的“企业医生”。

[4] 请参见“Chen, Ming-Jer.（2002）. Remarks in Remembrance of William H. Newman Given in Pendle, Pennsylvania. June 23.”。

[5] 请参见：蓝海林，《中国需要“世界级企业”》，《广州企业家》，1998年4月。

[6] Chen, Ming-Jer. (1996). Remarks for Alan N. Nash Memorial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Doctoral Graduate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pril 19.

[7] 请参见“Chen, Ming-Jer. (2002). Remarks in Remembrance of William H. Newman Given in Pendle, Pennsylvania. June 23.”。

[8] 请参见“Chen, Ming-Jer. (2002). Remarks in Remembrance of William H. Newman Given in Pendle, Pennsylvania. June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