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继承发扬民族文学传统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张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态度对待人类精神文化产品。因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存在形式绝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处于多方面的联系和永无休止的运动之中。任何一种民族文学都不可能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生存下去。民族文学间的“共生”现象遍及全世界，愈是成就卓著的文学，就愈是摆脱了“纯”而发生“混血”的结果。但是，借鉴吸收外来艺术经验必须严格地从本民族的需要出发，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化为民族文艺的血肉，最终为本民族人民所接受。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文艺发展的基本观点。

“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于其他民族。”^[33]一个民族、一种民族文学能够生存下来并得以发展，必定有它存在的理由。以大国沙文主义的眼光来观察弱小民族的文艺，它们几乎都是原始、野蛮、幼稚、粗陋的东西，可是如果排除民族的偏见，就能看到，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了民族文艺的独特性。而且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辉煌灿烂的文艺繁荣，都经历过它的萌芽期，即“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而这种童年期的文艺自有它不可代替的艺术价值。因此，每个民族都对它的历史传统、文化成果充满着自尊心和自豪感，如同儿子眷恋着母亲那样。马克思漂泊伦敦期间，时刻关怀着祖国的命运。有时，“突然迸发”的爱国热情使他不能自抑，竟在酒肆集会上即席颂扬“德国文化的伟大，德国音乐如何比英国的优越”，使与会者对这位世界革命导师的举动“非常吃惊”^[34]。恩格斯当面“斥责”一名德国青年诗人“怠惰”，提醒他必须“认真地研究各个民族的古典诗人，以便从头开始培养鉴赏力”，特别是要熟练地掌握德语。如果舍本逐末，不愿“暂时放弃蹩脚诗的创作”，那就有“完全堕落为一个极平庸的美文学作家的危险”。列宁对祖国文化充满了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在他的讲演、谈话、书信、著作中，不断地旁征博引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许多不知名的作家们的言论和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怀着骄傲和敬意称赞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天才：“怎样的一块大石头呵，噢？怎样伟大的一个人物呵！老兄，这才是一个艺术家呢。……欧洲有谁能够同他并列的呢？没有。”^[35]他抱怨旅居国外的高尔基是否正在忘掉祖国，并得意地嘲笑几名德国旅客居然不知道为外国人所熟悉的德国著名艺术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遗产价值的认识，首先是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材料”纳入了人类精神发展的轨道，指出那些“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将对后代保持某种思想认识的意义，并对整个民族的审美心理产生深远的影响。列宁指出：“即使美是‘旧’的，我们也必须保留它，拿它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起点。为什么只是因为它‘旧’，就要抛弃真正的美，拒绝承认它，不把它当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呢？”^[36]马克思认为，希腊神话和史诗不仅是后代文艺赖以生长的“土壤”，从中获取灵感的“武库”，而且只有它们而不是任何外民族的文艺才能成为希腊艺术传统的“前提”和取之不尽的“素材”。“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就是说，民族遗产对本民族人民和民族新文艺具有绝对不能替代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呢？马克思指出，古代希腊民族是处在一种得天独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之中，他们“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与众不同，因而他们的整个艺术观包括神话式的幻想也具有独特性。“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可以代替希腊神话对本民族艺术所产生的作用。这种植根于希腊自然和社会的文艺传统一旦形成，它就要循着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完全离开民族传统去凭空创造是没有结果的，依靠移植“舶来品”来取代民族文艺也没有成功的先例。“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7]列宁曾经严厉地批判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拒绝一切民族遗产，宣传用“实验室方法”凭空制造“纯粹”无产阶级文化的谬论。他在《真理报》上著文痛加驳斥，在所谓“创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引文下打上粗黑的横线，旁批“哈哈”二字，对“无产阶级文化派”专横的无知给予无情的嘲笑^[38]。

但是，马克思主义对待遗产的态度是给历史以应有的地位，而不是因循守旧，甚至颂古非今。继承遗产的目的首先是要从中“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面对现实以“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保存国粹，躲到蜗牛壳中去“勉强模仿旧的斗争”。马克思认为，一方面，法国古典主义戏剧虽然对古希腊戏剧（和它的说明者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往往是不正确的，从而造成了刻板、典雅、形式主义的弊病。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法国人又是“按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39]，这种“为我所用”地对待遗产的态度也有其积极的意义，他们的代表作的确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另外，社会在前进，民族走向了广阔的世界。这样，民族文学就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批评以后，他狡辩说自己受过古代文艺的哺育，剧本是严格按照古希腊艺术原则进行创作的。恩格斯在信中对他指出：“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当代作家必须面对现实生活，极大地丰富艺术表现力，多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很明显，恩格斯并不认为仅仅模仿古典艺术的一点皮毛，就算掌握了文艺创作的真谛。因为像荷马史诗、希腊悲剧这类古典名著所采用的人物描写技巧和故事情节布局，尽管达到了古代艺术的极致，但它们毕竟是简单社会形态下人们的艺术观和鉴赏能力的反映。对社会生活空前丰富复杂、精神领域异彩纷呈的现代民族来说，古代艺术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当前迫切需要的是“更加莎士比亚化”，即以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丰满的人物性格、多样化的艺术表现手段、充分民族化的语言来反映急剧变化的大千世界。对德国戏剧来说，它的发展方向绝不是拜倒在希腊艺术面前，“回到古代去”，而是要实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这里所谓“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即指对民族历史（物质的和精神的）客观规律的把握，其中也包括对民族遗产的批判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