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民族文学之间相互吸收与共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继承民族传统和借鉴外来经验是发展民族文学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特别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兴起，空前加强并深化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民族文学互相借鉴、共同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马克思、恩格斯高瞻远瞩，科学地预见这种必然的历史趋势，并为世界范围的民族文化交流身体力行，作出了光辉的榜样。连西方的“马克思学”研究者们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不仅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革命论方面发动了一场空前深刻的革命，同古代的、中世纪的和资产阶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登上了当代世界思想的最高峰；而且就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他的一系列卓越见解也是难以企及的。马克思曾经自豪地声称：“我是世界的公民。”[40]表现在文艺观点上，就是他完全抛弃了资产阶级的传统偏见，革除了“西方文化优越论”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倨傲，把目光投向了全世界，包括东方各民族的古代文明和非洲、大洋洲“土著”民族的民间文艺。他旁搜博求，把汲取各国人民的精神财富并加以消化当成自己神圣的天职。他博览群书，悉心钻研过数量惊人的文学名著，因而他一生中崇拜的文学泰斗愈来愈多，从古代的荷马、埃斯库罗斯、维吉尔、卢克莱修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直到近现代的歌德、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海涅。马克思家里的“常课”是由一家之主当众朗诵《神曲》，整场整幕地背诵莎士比亚剧作，或者如数家珍般地引征《浮士德》的名句和靡非斯托的嘲讽以自娱。“说来可怕，用法文不能阅读的东西，却用西班牙文读完了，……现在我拼命读《堂·吉诃德》[41]”。马克思擅长在理论著述和书信往还中信手拈来地引用评论各国各民族的古典名著和民间文学，其中包括《一千零一夜》、阿拉伯寓言（船夫嘲弄哲学家）、伊朗格言、爱沙尼亚情歌、古希腊自由之歌、法国诙谐民歌等，对这些民族的勇敢机智和美好情操表示了由衷的钦慕。列宁终生喜爱欧洲各国有反抗精神的文学作品。在流亡瑞士和法国期间，他不断写信向亲友索取诸如《浮士德》的德文本和俄译本、海涅的两卷本诗集，以及史诗《伊利亚特》等。他喜欢维克多·雨果洋溢着革命气息的诗歌《惩罚》，经常深入法国工人聚居区去专注地倾听革命家的歌唱[42]。在夺取政权前后的紧张岁月里，他还在阅读巴比塞的小说《火线》，多次邀请艺术家为他演奏贝多芬交响乐，并时时深情地唱起海涅的抒情歌曲和《浮士德》中华连亭的咏叹调：“血腥的战斗开始时，我宣誓，我将奋勇当先。”[43]显然，列宁是把各国进步文艺当作鼓舞斗志的号角、增长知识的宝库来对待的，非常动人地表现出一位共产主义者深邃的目光和宽广的胸怀。少数民族出身的斯大林热爱大俄罗斯文化，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这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时，既反对庸俗社会学的牵强附会，也反对形式主义的简单类比方法。他们总是在深入研究两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紧紧把握住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从当前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高屋建瓴地指出这种联系的实质内容以及它对各民族文学发展的意义，科学地总结有益的经验并预示未来的图景。例如，文艺复兴是席卷欧洲的一场空前伟大的思想革命，从各民族思想文化的相互影响来看，这场革命的动因和结局包含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恩格斯联系西方历史文化传统和资本主义萌芽期的现实要求，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古希腊罗马文化全面深刻地反映这个民族鼎盛期的精神风貌。“近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欧洲各国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孕育成熟引起了对新思想、新文化的渴求，希腊哲学所昭示的那种“明快的自由思想”正好适应了新社会创造者们的需要，立即成为他们文化思想的丰富“营养”。“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发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失了。”这种突然发现的民族精神像强劲的东风在欧洲大陆上鼓荡，使各国民族文学很快地苏醒过来，“在意大利、法国、德国都产生了新的文学，即最初的现代文学；英国和西班牙跟着很快达到了自己的古典文学时代[44]”。古希腊文化对欧洲中世纪民族文艺的启蒙作用如此，19世纪后期的挪威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给整个欧洲文学带来的冲击力，也具有大致相同的意义。以易卜生为代表的挪威文学反映一种积极进取的斗争精神和对世俗人生的批判态度，在欧洲面前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展示出新颖的艺术方法。这对四分五裂、民生凋敝的德国来说，无疑是一服清爽剂，使疲惫不堪的小市民精神为之一振，并在它的文学（还有其他欧洲文学）身上打下了明显的“印记”。以列夫·托尔斯泰为时代终结的俄罗斯文学给予欧洲各民族文学的影响，也首先是它对历史转折期社会人生的深刻观察和体验，对人民特别是农民思想情绪的忠实反映。托尔斯泰提出来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他的作品所反映的“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对全欧洲都具有普遍意义，实际上说出了它们想说但还没有说出来的话。这样，彼此之间声气相通，一拍即合，托尔斯泰由此赢得了崇高的世界声誉，他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连同“勿抗恶”“道德的自我完成”等消极的“托尔斯泰主义”一起风靡全球，极大地促进了欧亚各国的文学交流。
不过，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不是任意的，随时随地可以发生的。“一国文学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与两国社会关系的类似成正比例。”[45]社会制度、经济生活、政治、哲学和文化类型的相近或相悖，对两种文学的吸引或排斥关系极大。不顾国情民情地生搬硬套，往往给民族文学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也败坏了群众的胃口。人为地撮合给民族文学带来的损害，在世界各地不乏其例。十月革命以后，在创造苏维埃民族新文艺与借鉴外国艺术经验的关系问题上，发生过尖锐的斗争。一度十分活跃的形式主义“革新派”公开宣布普希金、托尔斯泰、格林卡、列宾“已经成为过时的人物”，继承俄罗斯民族的现实主义传统被斥之为保守主义者和因循守旧者。他们鼓吹西方现代主义的矫揉造作是“艺术上的最高成就”，力主不加区别地引进这些东西以“更新”民族文艺[46]。马雅可夫斯基也一度成为苏联“未来派”的代表，发表了《一万万五千万》这样一些“离奇古怪”的诗歌。彼得堡、莫斯科街头和展览厅内纷纷出现象征主义和未来派的雕塑，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踏着四只大象”的所谓设计纪念像。列宁对此非常激愤，多次以个人名义或通过中央决议提出尖锐指责，警告人们要把适应新生活要求的改革同大吹大擂的、反常的、病态的冒牌货严格地区别开来，把合理的借鉴吸收同盲目的搬套以充时髦区别开来。他公开批评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派”诗歌“难读得很”，“很难理解”；“未来派”雕塑好像一些“怪物”。他说：“为什么只因为那是‘新’的，就要把新的东西当作供人信奉的神一样崇拜呢？那是荒谬的，绝对是荒谬的。此外，在这方面也有很多伪善，当然，还有对盛行于西方的艺术时尚的不自觉的尊敬。我们是优秀的革命家，但我们不得不指出，我们也是站在‘当代文化的顶点’上。我有指出我自己是个‘野蛮人’的勇气。我不能把表现派、未来派、立体派和其他各派的作品，当作艺术天才的最高表现。我不懂它们。它们不能使我感到丝毫愉快。”[47]当一位女演员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我们的上帝，是奔跑，心，是我们的鼓”向列宁作出“进迫”的姿态时，列宁手足无措，“显得很尬尴”，直到另外的演员开始朗诵契诃夫的《凶犯》，他才“如释重负地透了口气”。列宁就是这样对“新艺术”“格格不入”。这当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更是代表了俄罗斯民族的欣赏习惯。“对于人口以百万计的广大居民来说，艺术对其中几百人甚或几千人的贡献也是不重要的。”[48]当然，真正优秀的或艺术上可取的外来艺术，可能要在传播中经历一段与民族审美情趣互相适应的过程。因此，列宁并不一般地抵制和反对西方艺术。即使是对“未来派”作品，他也尽力保持审慎态度。卢那察尔斯基回忆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来没有把自己个人的审美好恶作为领导思想”，强制别人接受自己的艺术观点[49]。但是，外来文化中反动腐朽的东西是同优秀的民族传统不能相容的。列宁认为，指责人民对“新艺术”的厌弃是所谓“愚昧”和“落后”，这不啻是对倡导者自己的嘲弄。
民族语言的互相渗透、彼此丰富也在随着民族文学的密切联系而逐步深化，这是世界范围内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同一语系、语族的民族语言之间，处于统一国家中的主体民族与各个少数民族语言之间，这个过程发展得更快。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著名英国作家卡莱尔就顺乎时代潮流，一反英国资产阶级“高傲浮夸而又萎靡不振、冗长累赘”的文风，大胆地使用富有生命力的古字古语，甚至“依照德语的方式”来改造英语，创造了一种新的英语表达法。他的作品由此而获得了“绚烂绮丽，永远独特新颖”的艺术风格，对英国和德国文坛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尽管这种新风格有时不免“夸张而乏味”[50]。具体作家如此，整个民族的语言结构也往往因外来影响而发生变化。中世纪拉丁文曾经是欧洲的通用语言，虽然它的“官方色彩”和日趋僵化的性质严重阻碍了各国民族文学的健康成长，但是也应当承认，它对各国统一的文学语言的形成也产生了影响。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影响还在各国文学巨匠们的身上表现出来。虽然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会说四五种语言”，而拉丁文依然在文坛上保持着某种正宗的地位，成为各民族联系沟通的交际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从“自发地产生的语言提升为民族语言”可能由三种原因造成：一是“从准备好的材料中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如日耳曼语；二是“由于经济、政治的集中所决定的各方言集中为统一的民族语言”；三是民族文化交流对语言的影响，如“现代发达的语言”之一英语，它就从来不是处在孤立封闭的状态中，而是“由于各民族的交配和混合”逐步形成的[51]。经典作家从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学的角度所提出的这些论断具有深远的理论指导意义。当然，民族文学、民族语言的相互吸收是一个自然融合的过程，绝非人为的强制所能实现的。列宁指出，“由于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而需要知道俄罗斯语言的人”，不用强迫就能掌握它，运用它。如果强迫学习，企图“用棍子把人赶上天堂”，这不仅不能使俄语传入其他民族，反而会由此而引起民族间“新的摩擦”和“隔膜”，阻碍了语言的传播和民族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