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语言、内容进行研究，可以发现：译者波热塔那热克西提·卡仁摩吉是位才华横溢的语言文学大师。他不但精通吐火罗语和回鹘语两种言语，而且对于佛学、突厥文化也有很高的造诣。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虽然译自吐火罗语的同名剧本，但是，其翻译回鹘语的过程，也是吸收回鹘文化的过程。在哈密本《弥勒会见记》中，弥勒时常出现在突厥人中，例如，第一幕第4叶B面第1～3行“波罗那库天神问：弥勒菩萨现在何处？沙陀伽利天神回答说：我的兄弟曾在突厥突骑施城廓（见过他）”。此剧本的佛教用语一般采用梵语的音译，但是，有些却是用回鹘语词汇替代的。例如，佛教一些相当有名的神——帝释天、梵天、幸福保护神等，均是以古代维吾尔人信仰的神之名称取代的。著名的护法神“帝释天”，在哈密本回鹘文原文中用的是“hormuzta”，此词是回鹘文古老的词汇，原指古代维吾尔人崇拜的神灵。再如，“梵天”是婆罗门教的创造之神，哈密本回鹘文原文用的是“ezrua”，此词亦是古代维吾尔人崇拜的神名。“幸福保护神”（kut vahsiklar），其中“kut”是古代维吾尔词汇“福运”之意。“vahsik”是粟特语，再加入突厥语的构词成分“lar，表示多数”，因此，佛教的保护神也是用古代维吾尔词汇替代的[8]。另有一种情况是突厥语与梵语合并使用，例如，（佛）的兄弟难陀特勤（nati tigin），“难陀”是佛的名字，“特勤”在回鹘文中意为“王子”。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不可能一一列举。神是印度籍的神，但是经过回鹘诗人的翻译、再创作，印度籍的神更名为回鹘神灵的名字。部分佛教用语，经回鹘诗人的翻译，也出现了一些突厥化的现象。从语言的角度考察，可以说，它被翻译成回鹘文的过程，也是突厥文化渗入其中的过程。
《弥勒会见记》主要塑造了两个人物——佛祖释迦牟尼与弥勒菩萨。其中对于释迦牟尼生平的叙述、对他形象的描绘，与突厥史诗对于英雄事迹的叙述与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处。
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的第一幕（14叶B面至15叶A面、B 面）中，通过波罗那库天神之口讲述了佛祖释迦牟尼的生平。他先从释迦牟尼的父母及其生活环境开始叙述：“在喜马拉雅山附近的拔伽罗河畔有一座美丽而令人向往的迦毗罗卫城。城内居住着一位出生于峤昙弥种姓、位于诸释迦之上、犹如帝释天般的净饭王。其夫人摩耶公主在蓝毗尼园中（生下了释迦牟尼）。”释迦牟尼的诞生非同寻常：“摩尼珍宝般的神童在四射的光芒中，如破云而出的太阳出世了。他一出世就像兽中之王狮子一样大胆地饮食，向四面观望，并用梵天般铿锵的声音说‘我是上至诸天、下至大地众生的唯一法师’。说这话时，三千大千界震荡，蓝天下起了莲花雨，四面八方传来了歌声。具有未卜先知神力的智者预言：如果此男童留在家，他将成为威震四方的转轮王；如果他舍弃家眷出走，施狄尼塔之事，他定获无与伦比的正善佛果。”天神接着叙述道：释迦牟尼29岁时，舍弃夫人耶输、诸公主及众宫女，离开迦毗罗卫城，到陀跋雅森林中苦行六年，盘腿坐在金刚座上。他战胜了360万魔军，在第34刹那间得举世无双的佛果。为此，辽阔的大地震动了六次，须弥山也在振荡，海洋与湖泊掀起波涛。日夜六次以醒悟和明智，施向无数众生，普度所有生灵，因此，他被称为天中天佛。
《弥勒会见记》对释迦牟尼特异诞生的描写，与突厥史诗英雄特异诞生的母题类同。在突厥史诗中，英雄诞生时，被红光笼罩的描写悉为常见。几乎形成叙事模式。玛纳斯诞生时，他所在的毡房放射着红光，河水倒流，敌人的宫殿猛烈地震荡。玛纳斯出生前，有占卜师朗古都克的预言：柯尔克孜民族中将要诞生一位叫玛纳斯的英雄，他将征服全世界。这与释迦牟尼诞生时先知智者的预言不谋而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释迦牟尼一出世，便像一头饥饿的雄狮吞吃食物，并四面观望，一出世就会说话，且声音洪亮。这种描写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史诗对于史诗英雄特异诞生惯用的手法。例如，在古老的突厥史诗《乌古斯传》中，英雄乌古斯一诞生只饮了母亲的初乳，就要吃肉、喝麦酒，40天就下地奔跑。对于佛祖释迦牟尼生平的描述，从特异诞生、29岁出家苦行，一直叙述到战胜魔军、得道成佛。这种按着自然时序、由本及末的叙事方式，是突厥古老的碑铭文学、突厥英雄史诗长期形成的古老叙事传统模式。这种叙事传统在公元6～8世纪的突厥碑铭中已经有记载。一些古老的突厥史诗，如神话色彩浓郁的《乌古斯传》（wugusname）、《艾尔托什吐克》（ertoshituk）均是从英雄特异诞生叙述起，按着自然时序，叙述了英雄少年的战功、娶妻成家、征战凯旋。从叙事方式考察，《弥勒会见记》对于释迦牟尼生平的记述，字数虽然不多，却与突厥史诗的叙述传统完全一致。
《弥勒会见记》对于释迦牟尼形象的描写，也具有游牧文化的印迹。弥勒启程会见佛祖释迦牟尼之前，师父跋多利婆罗门嘱咐弟子接近天中天佛时，要熟知其32种福禄之吉相。他对弟子们这样描绘佛祖释迦牟尼：“他有像獐子一样的腿”，“有像阿耆尼亚种马一样的阴部”，“有狮子王一样的上身”，“淡蓝色的眼睛，像公牦牛般的眼睫毛”。
獐子、马、狮子、牛等是突厥语民族叙事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动物。在突厥语民族中，运用动物类比的手法塑造英雄形象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乌古斯传》对于英雄乌古斯形象的描绘：“腿像公牛的腿，腰像狼的腰，肩像黑豹的肩，胸像熊的胸。”在早期的《玛纳斯》中，玛纳斯的形象是：“面庞像丛林中野熊的脸，头好似出没山梁的老虎的脑袋，长着一对蝎子似的眼睛和一口钢牙。”史诗称玛纳斯为“雄狮”与“苍狼”。突厥史诗中经常用来形容英雄的猛虎、狮子、苍狼、野熊、豹子等凶猛的野兽，对游牧民的人身安全与畜群安全构成巨大的威胁，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赤手空拳是难以战胜这些猛兽的。畏惧是产生崇拜的重要根源，对于猛兽的恐惧导致先民对于猛兽的崇拜。在古代的游牧民族中，猛兽崇拜、动物崇拜的现象十分普遍。在他们的心目中，猛兽是力与勇的象征。
羊、马、牛、骆驼是游牧民赖以生存的四种动物，他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这四种牲畜。在突厥叙事文学中，以这四种牲畜作喻体的特别多，例如最常见的比喻：“眼睛像牛眼一样美丽动人”，“马像英雄的翅膀”，“英雄像发情的骆驼一样冲进敌阵”等。因此，在《弥勒会见记》中，采用动物类比手法塑造释迦牟尼形象，具有游牧文化的特点。这与突厥史诗塑造英雄形象的方法如出一辙。
此外，应特别予以关注的是，在哈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序言部分每段的结尾处，反复5次出现虔诚信徒曲·塔什依甘都统的名字：
（1）“面对护法神与圣天的不朽功德善根之妙？我曲·塔什依甘都统头面礼足以我诸世之体恭敬地顶礼膜拜”（第7叶A面第20、21、22行）；
（2）“我静虑了如此各种无量善法宝德，我曲·塔什依甘都统恭敬地顶礼膜拜”（第8叶B面第13、14、15行）；
（3）“在善佛僧众宝尊前，我曲·塔什依甘都统合掌头面礼足恭敬地顶礼膜拜”（第11叶B面第22、23、24行）；
（4）“对三宝持如此诚心的曲·塔什依甘都统从以前的诸法师那里听到了法言后如此作念：我以难得之躯体敬拜了历尽艰难才得以相遇的三宝”（第12叶B面第21、22、23、24、25、26行）；
（5）对三宝虔诚的曲·塔什依甘都统和我的夫人托孜娜一起，为了能与未来佛弥勒相见，特建弥勒尊像一座，并使人书写《弥勒会见记》一部（第14叶A面第5、6、7、8、9行）。
诗段的尾部出现作者名字的传统，在突厥诗人的诗歌创作中，尤其是在维吾尔诗人的诗歌创作中体现得最为鲜明，并从古沿袭至今。这种诗歌形式已成为维吾尔诗歌别具特色的叙述特点之一。
上述现象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的译者波热塔那热克西提·卡仁摩吉不仅是位精通吐火罗文与回鹘文的翻译家，他也是一位精通突厥史诗与突厥叙事传统的文学大家。因此，学者们对于他族属的推断是有依据的，从他对回鹘文、对西域佛教文化以及对突厥史诗叙事传统的熟悉与精通程度来看，他当属回鹘汗国著名学者。哈密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所具有的突厥文化、回鹘文化的特点是鲜明的。
回鹘文剧本《弥勒会见记》无论在西域戏剧史上，还是在中国戏剧史上，均具有里程碑的作用。以往的国内外的学者，一般都认为中国戏剧的形成在元明时期，发端于宋末的杂剧。如著名文学史学家冯沅君在《中国文学史简编》论及汉唐戏剧时写道：“纵观这千余年的戏剧，真是幼稚得很！既无正式的舞台，又无写定的剧本。只是随便的玩耍而已。”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他编写的《中国近世戏曲史》中亦写道：“戏剧在唐以前，殆无足论；至宋，稍见发达。”上述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即认为宋以前中国没有戏剧。主要的依据是“无正式的剧本”。且不说“苏摩遮”“钵头”“西凉伎”“合生”“弄婆罗门”等有情节、有歌、有舞、有科白的西域歌舞戏在北朝和初唐已相当盛行，就是“高级戏剧概念”意义上正规戏剧剧本《弥勒会见记》在公元4世纪也已出现于西域（现新疆的南部地区）；而27幕回鹘文剧本《弥勒会见记》于1959年在哈密发现，说明公元8～10世纪西域的戏剧已经相当繁盛。这有力地反驳了“中国在唐及唐以前没有戏剧”的观点。
如果说，《弥勒会见记》是佛教内容的剧本，那么11世纪由维吾尔族著名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创作的诗剧《福乐智慧》则摆脱了佛教内容，塑造了国王日出、宰相月圆与大臣贤明、隐士觉醒四个人物，并通过他们的对话，抒发了各自的治国抱负与人生理想。在此诗剧中，作者所关注的是国泰民安，农业、手工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在宋杂剧尚未发达之时，在西域已出现长达13000余行的大型诗剧。
北宋初，王延德出使高昌，在北庭受到高昌回鹘王的热情款待，盛宴有乐舞，后被请去观戏，戏很长。《宋史·高昌传》记载：（王延德使高昌，回鹘王）“遂张乐饮宴，为优戏，至暮”。这说明，宋初，西域不仅有了正规的剧本，戏剧演出活动也相当盛行。
综上所述，可以清晰地勾勒这样两条脉络：一是西域佛教戏剧发展的轨迹；二是西域佛教戏剧传入中原，促进了中原固有的戏剧发展，以及中国戏剧的成熟。西域戏剧具有悠久的历史，并对中原戏剧的形成、发展，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西域戏剧对中国戏剧史的贡献，它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应得到充分的肯定，也应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1] 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9～10页。
[2] 任半塘：《唐戏弄》下册，作家出版社，1958，第547～550页。
[3] 黎蔷：《敦煌遗书与壁画中的佛教戏曲》，载《西域戏剧与戏剧的发生》，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第91页。
[4] 任半塘：《唐戏弄》上册，作家出版社，1958，第264页。
[5] 伊斯拉菲尔·雨素甫、多鲁昆·阚白尔、阿不都克里木尤木·霍加三人校注，米尔苏里唐转写，郝关中与杨金祥翻译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第18页。
[6] （1）8～9世纪形成说：德国学者A.勒冠克依据吐鲁番出土的“胜金本”《弥勒会见记》所具有的语言与文学特征，认为此作品约形成于公元8～9世纪。耿世民教授说：“根据此书现存的几个写本文字都属于一种古老的所谓写经体，再考虑到当时高昌地区民族融合的情况（当地操古代焉耆语的居民在8～9世纪时应已为操突厥语的回鹘人所同化吸收），我认为《弥勒会见记》至迟应成书于8～9世纪之间。”（2）公元767年形成说：多鲁坤·阚白尔的观点则更具体，他认为《弥勒会见记》形成于公元767年，理由主要有二：第一，《弥勒会见记》的序言部分中标明“把此功德首先施向我们的登里牟羽颉毗伽狮子登里回鹘皇帝陛下”。我们知道，上文中的“登里”是“腾格里”（tengri）的音译，意为“苍天”。“毗伽”（bilik）意为“知识”“智慧”。敬奉三宝的信徒曲·塔什依甘督都要把使人抄写《弥勒会见记》的功德首先施向天之子、智慧的狮子王回鹘牟羽皇帝。公元767年是羊年（与记载符合），是牟羽可汗当政时期，也是回鹘汗国的昌盛时期。第二，土耳其学者对“klanpatri”（梵文意为“善贤”）人名进行考证，发现他与高昌出土的公元767年回鹘文庙文中的施主为同一人。这种不谋而合，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弥勒会见记》抄写于公元767年。（3）10～11世纪形成说。持10世纪形成说的主要代表者是法国学者哈米顿与我国学者冯家升。法国教授哈米顿于1957年撰文提出，德国葛玛丽女士刊布的《弥勒会见记》影印抄本的字体与敦煌出土的10世纪回鹘文献的字体相同，因此，她认为该抄本是10世纪的抄本。1962年冯家升教授在《文物》上发表文章，提出哈密本《弥勒会见记》成书于10～11世纪的观点。
[7] 伊斯拉菲尔·雨素甫、多鲁昆·阚白尔、阿不都克里木尤木·霍加校注，米尔苏里唐转写，郝关中、杨金祥翻译《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第9～17页。
[8] 伊斯拉菲尔·雨素甫、多鲁昆·阚白尔、阿不都克里木尤木·霍加校注，米尔苏里唐转写，郝关中、杨金祥翻译《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第9～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