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文学”的宏观价值与基本功能

杨义

内容提要：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学的研究，涉及2000多年以来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关键的命题，即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互补和融合，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台阶上重新建构博大精深、与时共进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总体结构。这里说的“北方文学”，特指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化和文学，尤其是它的北方部分。概略地说，这种特定含义下的北方文学对整个中国文学的作用和功能，起码可以概括成四个方面：（1）它拓展了和重构了中国文学的总体结构；（2）它丰富了和改善了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3）它改变和引导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4）它参与和营造了中国文学的时代风气。

关键词：北方文化 民族政权 中国文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

对中国北方民族王朝文学的研究的意义，不只是针对特殊时代、特定区域文学研究的盲点和弱点，有填补空白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有力地推进我们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的认识，推进对这种整体性的构成和形成的认识。因为对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学的研究，涉及2000多年以来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关键的命题，即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互补和融合，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台阶上重新建构博大精深、与时共进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总体结构。长城内外，远至大漠以北，黄河上下，远至关陇西域，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中国北方，是这两种文明冲突融合的大战场、大舞台，表演过许多王朝兴亡、民族重组的历史悲剧。在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竞争交往的巨大历史语境中的北方文学，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学的存在形态、生命气质和历史命运。这里说的“北方文学”，特指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化和文学，尤其是它的北方部分。概略地说，这种特定含义下的北方文学对整个中国文学的作用和功能，起码可以概括成四个方面：（1）它拓展和重构了中国文学的总体结构；（2）它丰富和改善了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3）它改变和引导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4）它参与和营造了中国文学的时代风气。

我曾经提出一种文学和文化的理论，叫作“边缘活力说”。鉴于长期对中国文化进展的考察，我深切地感受到，当中原的正统文化在精密的建构中趋于模式化，甚至僵化的时候，存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文化就对之发起新的挑战，注入一种为教条模式难以约束的原始活力和新鲜思维，使整个文明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实现新的重组和融合。可以这样说，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原创能力、兼容能力和经历数千年不堕不断的生命力，一方面是由于中原文化在领先进行精深创造的过程中，保持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是丰富的边缘文化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保存着、吸收着、运转着多姿多彩的激情、野性和灵气，这两个方面的综合，使中华文明成为一潭活水，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一片波澜壮阔的沧海。

而我们要在这里研讨的中国北方文学，就是中原文学与边缘文学碰撞融合的极好范例，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互补、重组、升华而得到的审美结晶体。

在讨论中国古代北方文学的物质形态，以及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四大功能和作用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项关于一般意义上的南北文学的材料，然后再来看北方民族政权下的北方文学，也许是必要的。

据198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文学分册》统计：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911年，收入《辞海》的文学作家中南方作家476人，北方作家272人。如果把中国文学史分成两截，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这1000多年，北方作家181人，南方作家103人。也就是说，这1000年间文学的中心在北方的中原地区，河南省入典的人数在两汉、魏晋、隋唐几代，均居全国第一，南北朝时期居第一的是山东。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南北分裂时期的永嘉衣冠南渡，许多祖籍在北方的作家，比如河南的谢氏家族的子弟，如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谢朓等，文学活动主要在南朝，已显示文学中心南移的趋势。到了隋唐五代，南方的浙江、江苏，入典的作家人数已接近，甚至超过北方的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文化大省。

宋代，即宋、辽、金对峙的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转折时期。在宋、辽、金、元、明、清这1000多年间，入典的作家一直是浙江、江苏两省为最多，其次在文风转移中，江西、福建、安徽、广东诸省，依次引人注目。在宋以后的这1000年间，南方作家著录369人，为北方著录的80人的4倍多。

我们在这里简略地检阅了一幅中国文学历史地图。如此说来，是否可以说宋以后北方文学衰落了呢？这完全是一种假象，这幅文学历史地图是带有成见或偏见的，因而是残缺不全的。它立论的主要根据是汉语书面文学文献，而严重地忽略了大量存在的北方游牧民族语言的文学，以及更为浩如烟海的游牧民族的口承文学。只举一个典型的例证：游牧于大漠以北的回鹘（即维吾尔族的祖先），在9世纪中叶受其他民族的侵扰，分三支迁徙，一支南下河西走廊的张掖、酒泉，为甘州回鹘，后为西夏所灭，衍变为黄头回鹘，即裕固族的祖先；一支进入吐鲁番一带，建立高昌回鹘王国；一支在喀什和中亚七河地区，建立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在公元11世纪，也就是北宋中期与欧阳修、苏东坡相前后的那个时代，出现了两部伟大的书，一部是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编写的百科全书式的《突厥语大词典》，援引了300多首诗歌，可以说是古代突厥回鹘文学精华的“诗三百”。另一部是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写的长达13000行的长诗《福乐智慧》，它设计了日出国王、月圆大臣、贤明大臣和觉醒隐士等四个主要人物，对治国之道、人生哲理、宗教思潮和公正、福乐、智慧、知足等伦理道德问题，进行富有戏剧性和象征性的讨论和争辩，全诗充满着智性之美和语言韵律之美。难道这样长逾万行的诗不应该认真研究，而只研究长仅数十字、百余字的宋朝小令、慢词，就能够全面地描绘中国文学的整体结构吗？只要我们把视野扩大到中国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总揽56个民族无比丰富多彩的文学形式，那么中国古代北方文学的重要性，就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