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其他作家的评论
冰心研究的开展——叶圣陶研究的起步——对其他文学研究会作家的评论——发现蒋光慈——其他作家评论
在1917～1927年间，新文学阵营中还涌现了不少青年作家，这些作家受到了文学批评的关注。
冰心是“五四”时期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1919年，冰心发表小说《去国》之后，鹃魂发表评论，他认为：“对于这篇《去国》，我决不敢当它是一篇小说，我以为它简直是研究人才问题的一个引子。”论者还说：“我想这位冰心女士，做那篇《去国》的时候，一定也有无限的怀抱！所以才做得那样的沉痛、那样的恳切，也是具有醒世的苦心。”[96]
1921年，冰心的小说《超人》在《小说月报》12卷4号发表时，茅盾在这一期以冬芬的笔名发表自己的读后感：“雁冰把这篇小说给我看，我不禁哭起来了！谁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如果有不哭的啊，他不是‘超人’，他是不懂得吧！”茅盾用自导自演的手法，推荐冰心，用心良苦。潘垂统随后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批评文章，其中评到《超人》，认为“《超人》这篇东西，最能救近来一般青年的堕落。著者正面描写何彬的觉悟，但他心血的焦点在叫喊背面的一般悲悯的青年”“著者苦心用意，全在援救一般颓丧的青年”，因此，“《超人》是救我们青年的上帝啊！”[97]受到批评界的鼓励，冰心的创作越发活跃。随着新作的不断发表，对她的评论、研究形成了一个小高潮。
1922年《小说月报》13卷8号又发表了三篇评论冰心作品的文章。一篇是张友仁的《读了冰心女士的〈离家的一年〉以后》。该文认为，《离家的一年》比《超人》还好，这篇小说，“事实是平凡而寓有深长背影的。加以女士描写的委婉尽致，缠绵慈爱的情感，溢染于字里行间”，读后生“我也描写在其中了”之感。另一篇是佩蘅的《评冰心女士底三篇小说》。这篇文章认为，《超人》“与其说此篇是以艺术见长，不如说以作者底一个纯洁诚挚的心博人同情为是”，《爱底实现》是“作者欢喜宁静时的出产”，《最后底使者》是“作者徘徊忧伤时的表现”。还有一篇是沈泽民（直民）的《读冰心底作品志感》。沈泽民认为：“母亲底爱，小孩子底爱，这二者是冰心底一切著作中的基调。海是一个喜用的背景。”沈泽民还归纳了冰心作品的三个特点，“一是白话文底清丽，一是思想底幽邃，一是气度底安闲”。这些概括是相当贴切的，后来的冰心研究也大致不脱这个范围。沈泽民还把冰心的创作放在当时的文学背景中考察：
现在，一部分人在要求着“血和泪”的文学，一部分人在要求“感情奔放”的“幻想的”文学，冰心却做了些非血非泪也非幻想的一潭秋水般安定沉静的文学出来。
看了“血和泪”的作品使我兴奋亢张，看了“感情奔放”的文学使我陶醉，看静默幽深的冰心的作品使这像沸水般的我底灵魂受到一阵清风底慰藉。从社会的立脚点上来看，该当血泪的时候是应该有血泪，该当感情奔放的时候是应当感情奔放。但是“健康”是一个恒久不变的条件。我们为艺术底真价值上，为人类底前途上，都该要求健康的文学。虽不必都像冰心那样的作品才是健康的作品，然而冰心底作品可是任如何也找不出一点“世纪末”文学的气息，为社会的缘故，我也深深的赞美了冰心底作品了。
这样，沈泽民就在比较中指出了冰心作品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1922年《小说月报》13卷9号又发表了王统照评论冰心的文章。王统照认为：“冰心的全体作品，处处都可看出她的‘爱的实现’的主义来。”王统照认为，《超人》是冰心“整个思想的最高的表现”“《疯人笔记》是冰心向来作小说的一种变体”，因为“她平常的小说，是对于亲爱者的眷恋，对于人们的扩大的同情，独有此篇，却是作者对于一切的情感，用疯人来叙出，而处处可见出象征的色彩来”。不过，“这类带有奇异性及象征派的作品，不但在文艺鉴赏贫薄的中国的现状之下，是不易得一般人的了解，即在西洋，恐怕也是在比较上有点‘曲高和寡’”“在近时中国的文坛上，此等作品，似乎出现的早了一步”。[98]王统照对《疯人笔记》的评论相当准确，其预言后来也应验了。
1922年《小说月报》13卷11号还有三篇冰心作品的评论文章。张申府（赤子）的《读冰心女士作品的感想》指出，冰心女士是一位伟大的讴歌“爱”的作家，她的本身好像一只蜘蛛，她的哲理是她吐的丝，以“自然”之爱为经，母亲和婴孩之爱为纬，织成一个团团的光网，将她自己的生命悬在中间，这是她一切作品的基础。式岑的《读〈最后底使者〉后之推测》认为，这篇小说是冰心的艺术观的宣言，冰心的艺术观，就是宣扬母亲的爱，小孩子的爱，朋友的爱。严敦易的《对于〈寂寞〉的观察》认为，这篇小说描写的只是母性的爱和儿童的天真。以上三家观点相近，说明人们对冰心创作特征的认识比较一致。《小说月报》在1922年连续发表评论冰心的文章，隆重推出了冰心这一文坛才女，扩大了冰心的影响。
对于冰心的小说，也有批评的意见。静观认为：“冰心女士作品的特色是在表现自己；但是一方面固然是好处，而他方面在体裁上我以为恐蹈平凡之病。我看她的小说差不多都用自叙体，这实在是个大毛病。”[99]枝荣认为《超人》中“母爱”主题表现得不成功，“这样的母爱，断不足令世界充实和有意识”。[100]成仿吾承认冰心的文学才能，但认为《超人》并不成功，还说冰心的作品不论是诗还是小说都有一个共通的大缺点，就是都有几分被抽象的记述胀坏了的模样，“这也许是冰心偏重想象而不重观察的结果”。[101]
冰心还是“五四”时期有影响的诗人，其诗集《繁星》和《春水》开创了小诗创作的风潮。
胡愈之评冰心的《繁星》说，从一位天真的富于玄想的女作家的“冷静的心”里所发出的每个字，都暗示我们以一个更深微的世界。[102]赵景深指出《繁星》的两个特点，一是用字的清新，一是回忆的甜蜜。[103]
对于冰心的小诗，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梁实秋认为，冰心的诗歌“完全袭受了女流作家之短，而几无女流作家之长”，女流作家之长在情感丰茂，之短在气力缺乏，不幸冰心女士，竟保持其短而舍去其长。梁实秋还说，我从《繁星》与《春水》里认识的冰心女士是一位冰冷到零度以下的女作家。从冰心的诗作中“得不到同情与慰安，只有冷森森的战栗”“在那里只能遇见一位冷若冰霜的教训者”。梁实秋认为，没有情感的不是诗，不富情感的不是好诗，没有情感的不是人，不富情感的不是诗人。因此“《繁星》、《春水》这种体裁，在诗国里面，终归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梁实秋的结论是：“冰心女士是一个散文作家，小说作家，不适宜于诗；《繁星》、《春水》的体裁不值得仿效而流为时尚。”[104]
梁实秋的批评带有偏见，当时就有人不同意他的观点。肖保璜说：“我读《春水》，总只觉得她是极自然的，又是极低弱冷峭的，然而我也只取她这两点，字句的优美次之。第二点也许会有许多人同梁先生唱同调，然而我们这种本来就低弱冷峭的人，总觉她是我们的挚友，是我们最对症的清凉剂，我始终赞成，爱慕她。”[105]这是对冰心诗歌价值的另一种认识。
围绕冰心小说与诗歌的争议，其实源于文学观念的分歧，也掺杂了宗派意识。但批评家都认为冰心是代表“五四”新文学的重要作家，对冰心的成就和地位，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共识。冰心创作中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爱的哲学、问题小说的形式、文字的清丽、气度的幽静等，都已经被发掘出来了，为后来的冰心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是，到了1925年，冰心突然受到蒋光赤的激烈批评和全盘否定。蒋光赤的《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一文把冰心比喻成“一朵暖室的花”，而“在现在的世界中，只有那无忧无虑丰衣饱食的市侩可以醉心于暖室的花，能以闻得暖室的花香为满足。一切穷苦的人们，或忧心社会的人们，暖室都没有，还说到什么花呢？”又把冰心当作“小姐的代表”“她的人生观是小姐的人生观，她的回忆也限于旧日家庭的生活，她的春水永远起不了大浪。读者能够从冰心女士的作品中看出时代和社会的背景吗？她与那唐宋以上的小姐有什么区别？”“若说冰心女士是女性的代表，则所代表的只是市侩式的女性，只是贵族式的女性。什么国家，社会，政治……与伊没有关系，伊本来也不需要有这些东西，伊只要弟弟、妹妹，母亲，或者花香海笑就够了”。蒋光赤最后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学家不是这样的！”[106]蒋光赤的文章预示着对冰心的否定性评价的到来。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登场之后，冰心研究出现了重要转折。
文学研究会作家叶圣陶（叶绍钧）这一时期的创作实绩引人瞩目，对叶圣陶的评论在数量上也较可观。
1922年3月，叶圣陶的短篇小说集《隔膜》出版。顾颉刚撰写了长篇序言，介绍了叶圣陶的生平及其与小说的因缘。顾颉刚有很强的史传意识，打定主意要“搜集他早年的思想行事，来备将来的文献”，这篇序言因此更像一篇“叶圣陶小传”。顾颉刚是叶圣陶的好友，他的记述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所勾画的叶圣陶小传，成为后来研究叶圣陶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至于《隔膜》这个集子，顾颉刚认为，这个集子的名字“不大好”“因为集里固然有几篇——如《一生》、《一个朋友》、《隔膜》——是从骨子里看出人与人之冥漠无情的，但《母》、《伊和他》、《小病》、《低能儿》诸篇，把人类心情的相通相感之境写得美满极了，况且圣陶做小说的趋势，又不向隔膜方面进行，怎能把小部分去赅括全体呢？”顾颉刚认为，作者既然提倡博爱主义，在小说集的名称上就应该表现出来。
1922年4月，《文学旬刊》第35期发表了俞平伯的读后感《〈隔膜集〉书后》。论者认定这部小说集是“血和泪的文学”，认为作者是“描写爱及对于被损害的同情”。1922年5月，胡愈之评论这部小说集。他认为叶用自然主义的方法来描写人生，读了让人起真实的感觉。这二十篇的短篇小说，描写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都很真切，结构完密，能够截取人生的剖面，“我们不能不承认作者是一个短篇小说的能手了”。[107]1922年12月，陈炜谟在《读〈小说汇刊〉》[108]中准确归纳了叶圣陶小说的三大特色：
1.圣陶是有创作的天才的。……他的小说一篇有一篇的面目。2.他的小说都是精密观察的结果，非熟知之事物，他决不描写。因此，他的小说写教育界的情形者居多，其次便是描写人与人之漠漠无情的或息息相通的作品。3.他的文体完全照他观察所得的去描写，所以白描的居多，堆砌字句的很少。
1923年11月，叶圣陶又出版了小说集《火灾》。为《火灾》写序言的依然是顾颉刚，顾颉刚点出了叶圣陶的创作目的：“唤起世界的精魂，鼓吹全人类对于人的本性都有眷恋的感情，寻觅的愿望，这是圣陶的责任。如何可以使得人的本性不受现实生活的损害？这是我们读了圣陶的小说以后应当激起的烦闷，应当要求解决的问题。”[109]1924年1月5日《晨报·文学旬刊》有一篇署名“云”（作者疑为王统照）的《〈火灾〉的漫论》，称赞叶圣陶的小说“基本上无粉饰，而反映现实，使人如坠入此客观的范畴中，以思，以动，以深深的叹息”。
1923年11月，叶圣陶出版了童话集《稻草人》。郑振铎为童话集《稻草人》作序，勾勒了叶圣陶童话创作的心路历程。郑振铎认为，叶圣陶最初动手创作童话的时候，“还梦想一个美丽的童话的人生，一个儿童的天真的国土”，但后来的作品，“却不自禁地融化了许多‘成人的悲哀’在里面”，这种悲哀分子“一天一天地浓厚而且增加重量”，到了后期，“悲哀已造极顶，即他所信的田野的乐园此时已被摧毁。最后，他对于人世间的希望便随了稻草人而俱倒”。
叶圣陶这一时期创作的基本特征，如人道主义情怀，写实主义的手法，基本上被以上这些批评抓到了，不过，这些批评重在肯定叶圣陶创作的价值，均未深谈其不足。对叶圣陶的激烈批评，仍出自革命文学派的蒋光赤。蒋把叶圣陶定性为“市侩派的小说家之代表”“作者本身是市侩”“他们的主人翁不过是市侩，他们所熟悉的不过是市侩的生活”。[110]蒋光赤批评叶圣陶欠缺阶级观点，未免过于苛刻。特别是把叶圣陶本人说成是“市侩”，陷入了人身攻击，很不恰当。但蒋光赤对叶圣陶的批判，预示着叶圣陶研究中新的动向。
在1920年代初期，文学研究会的许地山、王统照、朱自清、庐隐等作家也引起了批评界的注意。
对许地山的小说，当时批评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换巢鸾凤》发表后，茅盾赞扬这篇小说的“真实性”：“这篇小说，是广东一个县的实在的事情。所叙的情节，都带有极浓厚的地方的色彩local color。广东的人一看就觉得他的‘真’。”[111]不过，广东人张资平则认为《换巢鸾凤》“其实广东的色彩不单没有在篇内浓厚表现，作者全由旧小说采取材料做成的，如行酒令，唱典，山寨生活，压寨夫人等都是受了旧小说的影响，我读了就不觉其‘真’。我想这篇的实写程度，怕够不上20%”。[112]张资平与茅盾两人意见针锋相对。
《命命鸟》也引起争议。潘垂统认为，这篇小说在艺术上“窃取石头记的笔法和结构”，其浓厚的佛教思想“容易诱惑烦闷的青年厌世”。[113]陈炜谟则认为《命命鸟》“是一篇好小说”“有人说他容易诱惑烦闷的青年厌世，但我还是相信施蘅君的话：‘《命命鸟》是烦闷青年的一服兴奋剂，因为他是可以资现实青年借鉴的一件事实’”。[114]成仿吾激烈批评《命命鸟》：“这篇作品，不仅技术是旧的，即观察也是旧的，他的人物不仅于我们是异乡的，而且都是还没有发见人性的旧的人物，在狂热与神秘的氛围气之外，我们希望一切的现象，由人性的各种本能发展，我们决不能把现象的再现暂时满足，我们要求作者把现象里面的人性的本能之发展进行，也写给我们看。这篇作品从这些地方能够说起来完全失败了，而他所预想的宗教的色彩，也没有可以挽救的实力。”[115]
吴守中的《批评落华生的三篇创作》[116]认为，《商人妇》是一篇“不失掉真的人的创作文学”，《换巢鸾凤》“叙述的情景和客观的态度，都和旧小说大大的不同”，《黄昏后》“艺术的功夫竟比前二篇——《商人妇》《换巢鸾凤》——又强似些”。方兴的《〈商人妇〉与〈缀网劳蛛〉的批评》[117]认为，“这两篇的事实，我觉得都很真实而且很普通”，在立意上，“这两篇都是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障蔽，冥漠无情，赤裸裸地写出来”“虽对于人生含着无限的悲哀与痛恨，却又处处含勇往奋斗的精神，于人生究应怎样的问题，以正确完满的解答”。这两篇批评对许地山的创作又持肯定的意见。
批评界对许地山的评价不一，固然有文学观念的分歧以及宗派情绪的掺杂，也与许地山小说思想倾向的复杂性有关。许地山的小说中，既有人道主义思想，也有佛教思想，人道主义使他热烈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痛恨吃人的礼教和社会。佛教思想又使他把一切归诸天意与命运，认为一切不平等不公正及由此而来的苦难，都“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人道主义使他赞美积极向上的、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佛教思想使他宣扬忍耐、淡化与超越的宿命观念。这两种思想并存于他的小说中，人们难免盲人摸象、各说各话。
与许地山相比，王统照的小说创作在思想上比较单纯，容易把握，因此对他的评论相对一致。王统照的《黄昏》发表后，《小说月报》14卷3号和9号先后发表了张子倬和补碎的同名评论文章《王统照君的〈黄昏〉》。两篇文章都以写实主义为标准衡量这篇小说。前者称赞“这篇中的描写，是何等的真切而不虚伪”，人物“描写的亦是活灵活现”；后者感叹：“若非洞烛世情，那（哪）可以刻画得这般周致。”
王统照的长篇小说《一叶》出版后，引起了成仿吾的注意。成仿吾挑了这篇小说的一堆毛病，如结构的问题，过长的倒叙，人称的不统一，不讲究修辞，但又认为“它的缺陷虽然很多，全体却还不坏”“《一叶》成功的地方，在能利用那四个插话，表出在运命掌中辗转的人类之无可奈何的悲哀，使谁看了，也要感到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悲哀的醺醉”。成仿吾还赞赏王统照“能够把这些人生的现象的一小部，关连于全体表现出来”[118]，符合表现论的文学观念。
王统照的小说集《春雨之夜》出版时，瞿世英为之写序，他指出，“剑三的理想，是爱与美的实现，爱即是美，美即是爱”“小说作家的作品的内容，大致是描写实际生活与理想生活不融洽之点，而极力描写他理想的生活的丰富和美丽，剑三的小说，也是如此。他所咒诅的是与爱与美的生活的不调和的生活，想象中建设的是爱和美的社会”。[119]这些评论抓住了王统照小说的思想特征。蹇先艾评论说：“剑三因具有清超琼绝的天才，本着爱美的思想，能致密的观察，又善于用婉绵的笔调，所以才有这样丰富的产品，就现在剑三的努力，我敢断言，其将来的收获，必更有甚于此！”[120]
在“五四”时期小诗的创作热潮中，朱自清的长诗《毁灭》可说是独树一帜。俞平伯称赞：“这诗的风格、意境、音调是能在中国古代传统的一切诗词以外，另标一帜的。”俞平伯认为，这首诗风格宛转缠绵，意境沉郁深厚，音调柔美凄怆，其“中心思想”则在阐发诗人“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与“刹那主义”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虽然根柢上不免有些颓废气息，而在行为上却始终是积极的，肯定的，呐喊的，挣扎着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毁灭》便是生长，《毁灭》正是一首充满了积极意味的诗”。俞平伯还表示，“我们要充分了解一件作品，除研诵本文以外，不能不略考作者的身世——成就作品的境遇”，俞平伯认为“佩弦为人柔而不弱”“他的人生观念——在《毁灭》及其他诸作中所表示的，是呻吟，也就是口令，是怯者的，也是勇者的叫声”。[121]俞氏是朱自清的挚友，他的这些评价，大体是客观准确的，但也有一些过誉之词。周志伊认为，读了朱自清的诗《毁灭》后“觉得留有一种惘惘欲绝样的印象”，并且推测：“这位诗人一定也同当世其他许多青年一样，曾受过这过渡时代里某种制度束缚底痛苦的。”[122]
朱自清的小说也引起了关注，镜如评论《笑的历史》，他说读过这篇小说后“感到极深刻的印象和不可言说的悲哀”，因为朱自清“把现在旧家庭在人类上的污点，从篇中赤条条的指示给我们两个注意点。第一，妇女解放的问题；第二，家庭改造的问题”。[123]善行评论《笑的历史》，认为“凡是使读者读了血泪迸流的作品，一定是作者血泪的结晶，从受了深刻的创痕的心底深处放射出来的”“这篇小说，我武断是朱君身历的实境”。[124]这一论断并非武断，因为小说确是以朱自清自身的婚姻生活为原型创作的。
受到批评界关注的还有庐隐。陈炜谟在《读〈小说汇刊〉》[125]一文中评论了庐隐，认为“庐隐的作品亦是个性的真实表现。她那种温厚纯笃的感情，精细缜密的头脑，芳然清幽的情调，处处表现女性艺术家的特色”，还比较冰心与庐隐，认为：
“冰心的人生观是‘澈（彻）悟的’，所以她常常描写母亲的爱，小孩的爱，以贯彻她的‘爱的实现’的主义。庐隐却和这不同，她的心田被哀婉和不幸的同情充满着，她见着不平的事情，可憎的现象，眼圈立刻就红了。但同时她那纯笃的性情，能溶解悲哀的分量，和蔼的笑容，不绝的希望，仍旧从文字里流露出来。”
这里对庐隐的特色说得不很准确，庐隐自承，悲哀是其思想的骨子，“无论什么东西，到了我这灰色的眼睛里，便都要染上悲哀的色调了”[126]，陈炜谟所说的“和蔼的笑容”和“不绝的希望”并没有完全“溶解悲哀的分量”。
冰心、叶圣陶、朱自清、王统照、庐隐等都是在1920年代初期成名的，还有一批在1925年后成名的作家，也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
在这批作家中，蒋光赤（光慈）最为引人注目。1925～1927年，他相继出版了诗集《新梦》《哀中国》，创作了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出版了小说集《鸭绿江上》，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
高语罕为《新梦》作序[127]，强调了这本诗集的思想政治意义。他认为，“现在流行的新诗人，他们的脑子是资产阶级的出产品”，他们的作品“绝没有替无产阶级‘打抱不平’的”，而《新梦》“却处处代表无产阶级大胆的赤裸裸的攻击资本主义的罪恶”。在肯定这本诗集的政治意义时，高序也指出了这本诗集艺术上的缺憾，认为多有“宣教师的口气”。
钱杏邨认为：“为无产阶级前途努力的文学作家，现在已不乏其人，而光赤对于这一方面建设独多。”钱杏邨解释了《哀中国》的内容，认为：“《哀中国》写于光赤回国之后，他所见到的中国，是民众的不觉悟，军阀的专横，官僚的作恶，以及帝国主义者的压迫。”而《哀中国》的主题思想在于“呼唤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进攻”。[128]
杜俊东评论了《少年漂泊者》，他认为，《少年漂泊者》喊出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呼声”，是“社会罪恶的揭破者”“实在胜过读一万本肉麻的恋爱小说”。[129]
郁达夫为《鸭绿江上》写了评论，他认为，“我们现在所要求的革命文学，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文学”“可是在现代的中国，从事于文学创作的人，还是以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人居多，真正从田里出来的农民诗人，或从铁工厂里出来的劳动诗人，还不见得有，所以至少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文学，让一步来说，也应该是同情于无产阶级的文学”。基于这样的批评标准，郁达夫认为：“《鸭绿江上》共含有短篇小说八篇，从内容讲起来，篇篇都是同情于无产阶级，和反抗军阀资本家的作品，光从同情的一方面说起来，已经可以完全说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了。”不过，他也指出：“可是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人，所以每篇中所有的感情，意识，还不能说是完全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和阶级意识，表现得十分真挚。”[130]钱杏邨在评《鸭绿江上》时肯定了蒋光赤的创作态度，认为“的确和‘烈夫派’的同人站在一个战线上”，钱杏邨还说：
我觉得他是现代青年急需而仅有的创作，是指导他们向光明去的导引！他的作风很朴素，所表现的作者的个性与人格很明显。这几点很足表现作者的伟大！[131]
批评界对蒋光赤作品的造势活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评论蒋光赤的作品，更在引导新文学走上无产阶级文学的道路。
另一成为评论焦点的作家是新月社的杨振声。1925年2月，杨振声出版长篇小说《玉君》，引起了不同凡响。学衡派的吴宓赞赏这篇小说。他说：“愚意此书作者取为长篇，注重理想，以轻描淡写之笔，表平正真挚之情。又能熟读《石头记》等书，运用中国词章，故句法不乏整炼修琢之美，文体亦有圆转流畅之致。就此诸端而论，《玉君》一书在今世盛行之欧化文法短篇写实小说中，实为矫然特异，殊有可取。”[132]不过，他惋惜《玉君》“受欧化式白话文学之恶影响，书中语句模仿英文文法造句者，在在皆是”。与吴宓的推崇不同，新文学批评家对这篇小说颇多恶评。孙伏园认为，“《玉君》是一部表现作者个性的小说，所以也是一部道学先生气极重的小说”“在这种道学气浓厚的社会里，我们所需要的文艺，就是剥去了道学的表皮，真从心灵深处吐露出来的内在的性情”。他预言《玉君》也许可能一版再版地销售，但价值是没有多少的。[133]向培良批评《玉君》是“浅薄的东西，无聊的东西”，吴宓心悦诚服之处正是向培良大加挞伐之处：“《红楼梦》批评中学来的笔法——一切的人物，动作，言语，都是受了旧小说，——别于文学革命后的小说，——的恶影响，浅薄的，板滞的，无聊的，而其间却粉饰了假的微笑。”[134]吴宓的批评固多溢美之辞，新文学阵营的批评也是不尽客观的，这里可能与新文学阵营内的门户之见有关。孙伏园是语丝社批评家，向培良是狂飙社批评家，他们不可能以完全公正的眼光评论新月社作家杨振声的作品。
1925年之后崭露头角的作家还有废名、白薇和沈从文。废名的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出版时，周作人为之写序。周作人说：“冯君的小说我并不觉得是逃避现实的，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周作人还说：“冯君著作的独立的精神也是我所佩服的一点。他三四年来专心创作，沿着一条路前进，发展他平淡朴讷的作风，这是很可喜的。”[135]白薇的剧作《琳丽》发表后，陈西滢称“我们忽然发见了新文坛的一个明星”，陈西滢这样赞许白薇：“她是与冰心女士很不相同的。除了母亲和海，冰心女士好像表示世界就没有爱了。《琳丽》，二百几十页，却从头至尾就是说的男女的爱。它的结构也许太离奇，情节也许太复杂，文字也许有些毛病，可是这二百几十页藏着多大的力量！一个心的呼声，在恋爱的苦痛中的心的呼声，从第一页直喊至末一页，并不重复，并不疲乏，那是多大的力量。”[136]林宰平引述沈从文早期散文《遥夜》中的一段，这样评论道：“芸芸君听说是个学生，这一种学生生活，经他很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137]徐志摩在自己主编的《晨报副刊》转载沈从文的散文《乡村市集》，并写了一段“志摩的欣赏”：
这是多美丽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138]
徐霞村评论沈从文的作品集《鸭子》，认为集中的戏剧“价值是在文学方面，而非舞台方面”，因为其“对话是那样流利”“捉住人的情绪”，其小说“技术上更有经验”“主要的特点就是细腻，因为他专能在小地方着笔”“在他的散文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受过《圣经》的影响，除了他的对话的流利和叙述的细腻外，还有抒情的深刻一个特点。它们使我们知道，在著者的天真的面孔后还藏着深刻的悲哀”。[139]
1917～1927年，文学批评还注意到一些作家，如王思玷、孙俍工、徐玉诺、顾仲起等人。不过，这些评论不少是读后感，这些作家后来在新文学史上也未能产生较大的影响，此处从略。当然，也有一些有创作实绩的作家被当时的批评忽略了。如蹇先艾、许钦文、许杰、台静农、鲁彦、彭家煌、冯至、陈翔鹤等人。这个遗憾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当时文学批评刚刚起步，有所遗漏是难免的。只要作品的影响在，以后总会有人来补课的。
[1] 鲁迅：《致傅斯年信》，《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
[2] 《小说月报》12卷8号，1921年8月。
[3] 《小说月报》13卷2号，1922年2月。
[4] 《现代评论》4卷89期，1926年8月21日。
[5] 《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
[6] 《文学旬刊》91期，1923年10月8日。
[7] 《创造季刊》2卷2号，1924年1月。
[8] 郭沫若：《“眼中钉”》，收入郭沫若《文艺论集续集》，光华书局，1931，第187～188页。
[9] 署名天用《文学周报》145期，1924年10月27日。
[10] 《文学周报》251期，1926年11月21日。
[11] 1926年12月18日，鲁迅在《北新》1卷18期上发表《〈阿Q正传〉的成因》，回复了郑振铎的批评。
[12]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3年10月16日。
[13]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4年3月18日。
[14] 《晨报副刊》，1924年4月13日。
[15]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连载，1924年6月12日、13日、14日。
[16]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4年10月8日。
[17] 《晨报副刊》，1924年1月12日。
[18] 《现代评论》1卷7、8期连载，1925年1月24日、1月31日。
[19] 署名王铸，《京报副刊》，1925年4月8日。
[20] 陈西滢：《闲话》，《现代评论》3卷71期，1926年4月17日。
[21] 陈西滢：《闲话的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22] 胡适：《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奔涛》创刊号，1937年3月1日。
[23] 《京报副刊》，1926年1月21日。
[24] 《京报副刊》，1926年2月10日。
[25] 《京报副刊》，1926年2月21日。
[26] 台静农：《〈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序言》，开明书店，1926。
[27] 荆有麟：《送鲁迅先生》，《世界日报》副刊，1926年8月24、25、26日。
[28] 《狂飙》第1期，1926年10月10日。
[29] 《世界日报》副刊，1926年10月18日、19日。
[30] 署名从予《一般》1卷3号，1926年11月5日。
[31] 收入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上海北新书局，1927。
[32]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第2页。
[33] 《世界日报》副刊，1926年9月30日。
[34] 天津《庸报》副刊，1926年12月26日。
[35] 《京报副刊》，1925年5月11日。
[36] 《狂飙》第5期，1926年11月17日。
[37] 收入赵景深《文学讲话》，亚细亚书局，1927。
[38] 徐丹甫（梁实秋）：《华盖集续编》，上海《时事新报·书报春秋》，1927年6月5日。
[39] 《京报副刊》，1925年3月31日。
[40] 高长虹：《走到出版界——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狂飙》第5期，1926年11月17日。
[41] 《少年先锋》2卷15期，1927年2月21日。
[42] 黎锦明：《鲁迅先生》，收入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上海北新书局，1927。
[43] 高长虹：《走到出版界——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狂飙》第5期，1926年11月17日。
[44] 高长虹：《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狂飙》14期，1927年1月9日。
[45] 开明书店，1926。
[46] 收入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合著《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7，第1页。
[47] 收入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合著《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7，第3页。
[48] 收入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合著《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7，第25页。
[49] 收入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合著《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7，第26～27页。
[50] 收入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合著《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7，第79页。
[51] 引自1920年9月5日出版《少年中国·会员通讯》。
[52] 玄珠（茅盾）：《文学界消息》，《文学旬刊》第3号，1921年5月20日。
[53] 《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425页。
[54] 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132页。
[55]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连载，1921年8月21日、22日、23日。
[56] 《文学旬刊》34期，1922年4月11日。
[57]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8月2日。
[58] 选自北社编《新诗年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第165～166页。
[59] 《通信四则》，《创造周报》第4号，1923年6月3日。
[60] 《努力周报》51期，1923年5月6日。
[61] 徐志摩：《天下本无事》，《晨报副刊》，1923年6月10日。
[62] 《闻一多书信选辑（三）》，《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63] 《创造周报》第5号，1923年6月10日。
[64]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4年8月15日。
[65] 《创造周报》48号，1924年4月13日。
[66] 《创造周报》42号，1924年3月2日。
[67] 1937年11月《中国诗坛》1卷4期发表的蒲风的《论郭沫若的诗》就征引了洪为法的这些观点。
[68] 朱湘：《新诗评·二、郭沫若君的诗》，《晨报副刊》，1926年4月10日。
[69] 陈西滢：《闲话》，《现代评论》3卷72期，1926年4月24日。
[70] 《郭沫若诗作谈》（蒲风记），《现世界》创刊号，1936年8月。
[71] 郭沫若：《孤竹君之二子》，《创造季刊》1卷4期，1923年2月。
[72] 此文连载于《文艺周刊》40、42、43、44期，1924年7月1日～7月29日。
[73] 茅盾：《〈创造〉给我的印象》，《文学旬刊》37、38、39期连载，1922年5月11日、5月21日、6月1日。
[74] 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国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22日。
[75] 章克标：《〈创造〉2卷1号创作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3年6月17日
[76] 成仿吾：《评〈创造二卷一号创作评〉》，《创造周报》第9号，1923年7月7日。
[77] 此文从1926年12月5日在《狂飙》上分五次连载，分别刊在第9、10、14、15、16期，到1927年1月23日载完。
[78] 蒋光赤：《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5年1月1日。
[79] 高长虹：《走到出版界——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狂飙》第5期，1926年11月17日。
[80]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95页。
[81] 《沉沦》于1921年10月15日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
[82] 郁达夫：《〈鸡肋集〉题辞》，收入郁达夫《鸡肋集》，上海创造社出版社，1927。
[83] 《晨报副刊》，1922年3月26日。
[84] 郁达夫：《〈鸡肋集〉题辞》，收入郁达夫《鸡肋集》，上海创造社出版社，1927。
[85] 茅盾：《〈创造〉给我的印象》，《文学旬刊》39期，1922年6月1日。
[86] 茅盾：《什么是文学——我对于现文坛的感想》，原载松江暑期演讲会《学术演讲录》1924年第2期。此文收入《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87] 《通信》，《创造季刊》1卷3期，1922年10月。
[88] 《创造季刊》1卷4期，1923年2月。
[89] 《晨报副刊》，1924年3月9日。
[90] 《京报副刊》，1924年12月29日。
[91] 蒋光赤：《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5年1月1日。
[92] 陈西滢：《闲话》，《现代评论》3卷71期，1926年4月17日。
[93] 郑伯奇：《〈寒灰集〉批评》，《洪水》3卷33期，1927年5月16日。
[94] 《一般》3卷1号，1927年9月5日。
[95] 郁达夫：《日记九种》，上海北新书局，1929，第96页。
[96] 《读冰心女士的〈去国〉的感言》，《晨报副刊》，1919年10月4日。
[97] 《对于〈超人〉〈命命鸟〉〈低能儿〉的批评》，《小说月报》12卷11号，1921年11月。
[98] 《评冰心的〈超人〉与〈疯人笔记〉》，《小说月报》13卷9号，1922年9月。
[99] 《读〈晨报小说〉第一集》，《文学旬刊》第2号，1921年5月20日。
[100] 《批评〈超人〉》，《时事新报》，1921年6月21日。
[101] 成仿吾：《评冰心女士的〈超人〉》，《创造季刊》1卷4期，1923年2月。
[102] 化鲁（胡愈之）：《繁星》，《文学旬刊》73期，1923年5月12日。
[103] 赵景深：《冰心的〈繁星〉》，选自《近代文学丛谈》，新文化书社，1925。
[104] 梁实秋：《繁星与春水》，《创造周报》第12号，1923年7月29日。
[105] 《〈春水〉的回响》，《晨报副刊》，1924年3月26日。
[106]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5年1月1日。
[107] 化鲁（胡愈之）：《最近的生产——隔膜》，《文学旬刊》38期，1922年5月21日。
[108] 《小说月报》13卷12号，1922年12月。
[109] 顾颉刚：《〈火灾〉序》，《文学旬刊》93期，1923年10月22日。
[110]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5年1月1日。
[111] 《落华生小说〈换巢鸾凤〉附注》，《小说月报》12卷5号，1921年5月。
[112] 张资平：《“创作”》，《创造季刊》1卷1期，1922年3月。
[113] 《对于〈超人〉、〈命命鸟〉、〈低能儿〉的批评》，《小说月报》12卷11号，1921年11月。
[114] 《读〈小说汇刊〉》，《小说月报》13卷11号，1922年11月。
[115] 《〈命命鸟〉的批评》，《创造季刊》2卷1期，1923年5月。
[116] 《小说月报》13卷5号，1922年5月。
[117] 《小说月报》13卷9号，1922年9月。
[118] 《〈一叶〉的评论》，《创造季刊》2卷1期，1923年5月。
[119] 《〈春雨之夜〉序》，《春雨之夜》，商务印书馆，1924。
[120] 《〈春雨之夜〉所激动的》，《文学旬刊》36期，1924年5月21日。
[121] 《读〈毁灭〉》，《小说月报》14卷8号，1923年8月。
[122] 《小说月报》14卷6号，1923年6月。
[123] 《朱自清君的〈笑的历史〉》，《小说月报》14卷10号，1923年10月。
[124] 《朱自清君的〈笑的历史〉》，《小说月报》14卷12号，1923年12月。
[125] 《小说月报》13卷12号，1922年12月。
[126] 《庐隐自传》，上海第一出版社，1934，第91页。
[127] 《新梦》，上海书店，1925。
[128] 汉口《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7年7月2日。
[129] 《读〈少年漂泊者〉》，载《骆驼》第27、28期，1927年11月2日、28日。
[130] 郁达夫：《〈鸭绿江上〉读后感》，《洪水》3卷29期，1927年3月16日。
[131] 钱杏邨：《鸭绿江上》，《文学周报》4卷9期，1927年1月23日。
[132] 吴宓：《评杨振声〈玉君〉》，《学衡》39期，1925年3月。
[133] 伏园：《玉君》，《京报副刊》1925年4月3日。
[134] 向培良：《评〈玉君〉》，《京报副刊》1925年4月5日。
[135] 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语丝》1卷48期，1925年10月12日。
[136] 陈西滢：《闲话》，《现代评论》3卷72期，1926年4月24日。
[137] 唯刚（林宰平）：《大学与学生》，《晨报副刊》，1925年5月3日。
[138] 《晨报副刊》，1925年11月11日。
[139] 徐霞村：《沈从文的〈鸭子〉》，《北新》第34期，1927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