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在伟大的战略构想与浓重的历史悲剧之间
全面考查毛泽东上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思想，其思想内容即使以今天的视界来看，意义也是不容低估的。他借势苏共二十大，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和克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条主义，带领全党反思苏联模式和中国既往的经验，创造性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新的建设路线；他融会中外古今的政治经验，致力于改革由中国传统和苏联模式影响而成的中央集权过多的政治格局，提出了思考中央与地方的纵向权力配置及其改革方略；他力排国内极“左”思潮干扰，阐发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反复提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反对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成中国版的苏联集体农庄，主张通过社队企业的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力量，增加农民收入，并就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为综合性解决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富有创见的方案等。
然而，毛泽东的时代毕竟是有过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悲剧性历史的，而且这种历史还与上述思想息息相关。这就提出了一个需要进一步认真对待的问题：这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构想，何以在实践中导致了具有浓重悲剧色彩的社会后果？
我相信这是一个十分沉重而又复杂的问题，需要学界长期深入的研究才能解决。然而，根据对于资料的阅读，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应该是思考这一问题所不可忽视的：
第一，毛泽东当年在推进其构想的实践中，实际上并不拥有从容宽松的政治与社会环境。这主要是由于在党内，尤其在党内的高层决策群体中，他的构想并没有真正得到理解和支持，相反的，一直面临着党内不同意见的巨大压力。从毛泽东在1958年及其以后的一系列言论中，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例如，他一方面十分自信地认为，已经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另一方面又感叹不论在全党还是全国，真正“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恐怕“只有少数人”，并有所谓“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的指责性言论，甚至斥责这些干部是“既不能令，也不受命”的“绝物”，等等，稍后一点时间，他还发出令人不安的警告，“党搞得不好要分裂”。这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颇有些不正常情绪的言论，正是他面临着不同意见的巨大压力的反映。后来，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和“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分歧公开化，所面临着的压力更加清晰。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就几乎把毛泽东战略构想中的主要内容都加以明确的否定。会上还出现了在民主集中制的主题下，毛泽东大谈民主制并强调只有民主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而刘少奇却大谈所谓集中制而反对分散主义的局面。这些都表明了中央领导集体中并没有真正形成对于毛泽东的战略构想的高度认同。正是党内不同认识及其形成的压力的存在，使毛泽东的探索一开始就面临着十分紧张的境地。也正是由于这种紧张，决定了毛泽东不可能得到其他任何重大探索取得成功所不可缺少的调适、修错和完善的条件。甚至一旦出现问题，不管问题的具体原因是什么，都会面临着被否定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探索和实践实际上就变成为只准成功，而不能有任何闪失的战略博弈。我们后来看到，在三年困难时期后，尤其是“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后，毛泽东的许多主张遭到了搁置或否定，其重要的历史原因就在于此。
第二，战略性构想的实施缺乏强有力的战术性支持。任何伟大战略构想的实现，都离不开好的战术性支持。好的战术性支持包括能够对于宏大战略构想作出合理而又有可行性的政策性分解，对其实施的时序与节律能够作出周密的设计，并施以高超的实践艺术等。然而，在实际的过程中，或许是因为人们对于毛泽东的战略构想本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或许由于建国以来照抄苏联模式所形成的惯性难以立即消除，或许实践理性能力的差异等，毛泽东所推进的战略构想并没有得到中央决策群体中其他同志的高度默契和有力的战术性配合。以关于改革纵向权力的配置为例，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不能像苏联那样，把权力过于集中在中央，而把地方卡得死死的，而是应该充分地调动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更为难能可贵的还在于，他从1956年到1958年就反复地提出关于实现“企业自主权的问题”。这些都是对于中国发展具有战略性的要求。但是，在根据这种要求而形成的改革方案中，由于担心“如果权限下放后没有全局的综合平衡，局部的发展也会遇到很大困难，甚至会造成浪费和损失”[56]，着力点基本上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作技术性的改良，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改革力度。以至于在文件草案出台后，毛泽东还对各省市区负责人说：“中央、地方分权，你们感到不过瘾，‘一没钱，二没权’，你们要什么，请尽量提出来。”[57]尤其对于实现“企业自主权的问题”，不论是国务院的方案还是陈云主持设计的相关方案，都基本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薄一波在谈到这一改革的缺陷时曾经指出：当时的改革主要是在中央与地方打起关于“放权”与“收权”的圈子，而并未把权放给企业。[58]这里，可以看出从事制度性设计的负责人与毛泽东的构想的明显差异。而这一问题真正引起重视并付诸实践的，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就是说这一思想的实施被推迟了20多年。至于在实践推进方面，战术性配合的失当更是突出。一个改变中央集权过多的改革，却出现了先是中央政府向地方不恰当的“大放权”，后又出现了中央向地方不恰当的“大收权”。体制经过一阵折腾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在发展钢铁工业的问题上，当时提出重视钢铁工业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主张。但实施部门却把它折腾成为一场不顾质量，劳民伤财的高指标竞赛。“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说，也是可取的。“多和快有了好和省的限制，就没有弊病了。多和快，就是要求多办事。好，就是要求质量好，省就是要求少用钱。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么，多和快就没有毛病了。”但在实践中却蜕变为只讲“多”与“快”，不讲“好”与“省”，等等。显然，任何重大的历史失误，都是由其复杂的原因酿成的。如果我们不是抽象地谈论问题的话，对于当时毛泽东战略构想实践上的失误，战术性配合的失当，至少应该是一个值得检讨和记取的重要原因。
第三，党内滋生了严重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在毛泽东的问题上，由于他积极倡导“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也由于他曾经在反驳有人说共产党“好大喜功”时，明确赞成“革命派的好大喜功”和“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还由于他说过要破除对于工业高不可攀的迷信，提出过在若干年内实现钢铁产量方面“超英赶美”以及“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这些年来，人们几乎把他与“大跃进”时期出现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同起来。但是，真实的历史却远比这种看法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这里，我们仅引用毛泽东1958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关于农业基本建设和钢铁产量的两段讲话，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关于农业基本建设，毛泽东颇为坚决也颇为无奈地说：“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
关于钢产量问题，毛泽东说：“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钢二千七百万吨，我赞成，三千万吨，我也赞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北戴河会议没有确定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零七十万吨，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北戴河会议后，约三个月来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办不到。可不可以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万吨有无把握？前天晚上，我找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等几个同志，研究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已经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型。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作文章，要说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采矿之关，破碎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过关。现在有些地方已陷无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二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五百万吨，三千万吨，我都赞成，问题在于有无把握。”
这两段论述非常感性而又具体地再现了毛泽东所面临着的政治生态和他复杂而又无奈的心境。应该说，这里提供了我们理解历史性悲剧何以发生的丰富历史信息。当然，我们仍然应该避免就此而作出任何有失偏颇的结论，因为真实的历史远比这些论述丰富得多。深化认知性研究仍然应该成为理解毛泽东的基础性工作。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10年第6期，公开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并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和《新华文摘》转载，发表时个别文字有删改）
[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42页。
[2]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4页。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5页。
[4]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5～366页。
[5]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8页。
[6]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17页。
[7]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5页。
[8]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9～370页。
[9]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0页。
[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114～115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5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0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页。
[16]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4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页。
[18]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2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6页。
[20]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3页。
[21]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1998，第755页。
[22]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517页。
[2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第559页。
[24]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16页。
[2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29页。
[26] 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第315页。
[27]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610页。
[28]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637页。
[29]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638页。
[30]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638页。
[31]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609页。
[32]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608页。
[33]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649页。
[34] 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北省档案局编《毛泽东与河北》上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第269页。
[35]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7页。
[36]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9页。
[37]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0页。
[38]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7页。
[39]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5～436页。
[40]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第38～39页。
[41]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7页。
[42]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8页。
[43]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7页。
[44]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第492、494页。
[45]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第736页。
[46]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第46页。
[47]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第197页。
[48]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第739页。
[4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385页。
[50]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464页。
[5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21页。
[5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54页。
[5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69页。
[5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70页。
[5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71页。
[5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557页。
[5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556页。
[5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5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