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再探讨
——第二届“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观点摘编
《现代哲学》编者按：
2002年，经中山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批准，中山大学成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作为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重要组成机构，中心以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思路为基本学术取向，以“重视学术积累，严格学术规范，注重学术操守，追求学术原创”为理念，在学术资料积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扎实推进，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是该中心近年来十分关注的研究课题。2008年底，中心曾围绕着该课题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和湘潭大学毛泽东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2010年12月1～3日，中心在中山大学举办了第二届“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专家主要来自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马克思主义基金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湘潭大学、河南科技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哲学研究》编辑部、《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和中山大学等多家学术研究机构的40余人。研讨会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为主题，以徐俊忠教授最近分别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6期）和《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上的论文《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几个问题再探讨》为“靶子文章”进行了讨论。会议秉承思想开放和学术争鸣的精神，在多维度多视角的思想交锋中深化了对问题的理解。为了满足读者对本次研讨会的了解，编者在录音整理的基础上对“靶子文章”作者及部分与会学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编辑，希望能够较为客观地再现本次研讨会的主要学术观点。当然，由于篇幅限制，编者不得不有所取舍，在此对未被编入本文但同样为本次研讨会贡献真知灼见的学者表示真诚的谢意和歉意！
徐俊忠（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广州大学教授）：这些年来，我基本上潜心在毛泽东研究的领域里。就我个人而言，作马克思主义研究，我更愿意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我觉得学术应该追求原创。在中国做国外问题的研究，在原创性方面会比较困难，甚至是很难有希望的。而做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毛泽东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对象。这些年来，中央文献研究室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和建设性工作，毛泽东的各类文集、文稿、年谱、传记等权威性资料越来越公开和丰富，这为研究者相对全面和客观地了解和评价毛泽东及其时代提供了以往所不能企及的基础和平台。从现实角度看，国内对毛泽东形成了两种极端的看法，观点的交锋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支撑观点的史实究竟是什么？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觉得对毛泽东的认知性研究非常不足。作为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我们有责任对这段历史进行梳理。如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弄清楚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是怎么走过来的，这对于我们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对毛泽东的研究就出于这样的考虑。
这次提交大家批评的文章，是本人长期研究和思考的成果。文章主要讨论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关于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照搬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问题，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经验和历史的原因，出现了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情况，毛泽东对此极其不满。他在这种情况下，执意要寻找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在那段时间里，对照搬苏联的做法进行了非常密集的批评。他认为，在经济工作中，在文教卫生工作中，出现了教条主义。附带说一下，在军事领域，毛泽东与彭德怀的理解不一样。彭德怀认为军事领域中出现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因此在军队里面开展了反教条主义运动。而毛泽东认为，军队里面虽然搬了一些东西，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而对于重工业、计划、统计、银行以及文教卫生，他则认为发生了严重的教条主义。他的许多批评直率明了，情感激越，惟妙惟肖，今天读来，仍然引人深思。
毛泽东强调要努力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探索的初步结晶是《论十大关系》。后来，他把这种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表述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国外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国外的坏经验，引以为鉴，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在这个概括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强调独立自主地干社会主义建设，走自己的路。应该说，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重要的思想基础。但同时，他也特别强调借鉴国外经验。大家看《论十大关系》，其实当时毛泽东讲借鉴国外经验，不仅仅指借鉴苏联经验，尤其是在讲到如何处理国家纵向权力关系的时候，特别强调，我们要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怎么配置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样一个想法，出现在1956年，按现在的话来说，思想是很开放的。
另外，这部分中很重视毛泽东对于探索新道路的艰巨性的强烈意识。他一方面认为已经找到了这条路，但是另一方面他认为这条路是否正确还有待确证。尤其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条路线虽然找到，但在党内和国内得到的赞同很少。这实际上是他对于当时国内政治生态的一种把握。正是由于他预料得到赞同很少和探索的复杂性的意识，他认为探索会出现曲折。但他认为即使出现曲折，毕竟是探索新道路过程中的曲折，总会比照抄苏联路线要好。这个过程中可能会犯错误，我们要力求犯得少一点。到1958年的时候，他担心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右派可能会进攻。弄不好党内会分裂。这表现出在探讨新道路过程中他是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的。
第二，探讨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在权力上如何配置。他强调了几点，首先权力不能过度集中于中央，权力过度集中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政府不能以行政的方式去管理经济；再次，企业应该有自主权，或者叫做“独立王国”。如果把这些话拿到大学校园，拿到大街上给人说，让他判断这些话是谁说的，可能不会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说的，但这些话确实是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说的。
毛泽东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有大的战略思维的。他反复讲到自秦朝以来，中国的发展为什么很慢，欧洲近代的发展为什么很快，欧洲发展迅速，在于小国林立，有自主权。中国自秦朝以来，好处是统一，但坏处是统死。因此要放权。这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大战略思维。他针对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出现的体制性复归说，“目前这种按照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方法不好，要改。比如说，企业里用了这么多人，干什么！人是要吃饭的，要消耗的，不像孙猴子吃铁砂，拉铁屎。用那么多人，就是不按经济法则办事”。然后讲到商业，他说：“商业为什么不能按经济渠道管理，为什么只能按行政设置机构？要打破省、专（区）、县界嘛！就是要按经济渠道办事。”我在文章中有点感慨。毛泽东的这些构想，在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同志那里——他们是毛泽东战略的实施者——都没有被采纳。我觉得有点遗憾。它被搁置了20多年，因为到改革开放时，它们才在实践中被重视起来。
第三，商品生产问题。一讲起毛泽东，很多人认为他是拒绝商品生产的，其实不是。在非常多的材料中，毛泽东批评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左”得要命，一提商品生产就说是资本主义。他提出了把商品生产中性化的逻辑思路，提出并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主张包括农村人民公社都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毛泽东这样一种思维取向，实际上成为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思路。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论述，逻辑思路是一样的。当然，这个思路也不是毛泽东的原创，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实际上是来自斯大林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论述。我在文中用较多材料，强调毛泽东的主张，如中国的商品经济是落后的，甚至比巴西、印度还要落后。农业生产率为什么低，农民为什么穷，人民公社为什么没有钱用于分配等，都是商品生产不发达所致。因此，不能拒绝商品生产。当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概念与后来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是不同的。但中国经济改革的起步，是与对于这些思想的挖掘有关的。你把毛泽东说成一概拒绝商品生产，更是没有依据的。
第四，讨论人民公社的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人民公社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书，很多研究。在毛泽东心目中，人民公社非常重要。他认为，人民公社是中国农村一条不同于苏联集体农庄的集体化道路。苏联集体农庄只搞农业，不搞工业，而农业搞广种薄收。所以，他认为，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不能走苏联的路，应该走人民公社的路。人民公社的路是什么路呢？他认为，应该是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要通过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在实现农业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农村各类工业和商品生产。有人说毛泽东主张自给经济，主张农村变成一个小而全的东西，其实不符合毛泽东的论述。毛泽东认为，为什么大城市的郊区比较富裕，就是因为它的农村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因此要通过发展农村的商品生产来解决问题。因此，他心目中的人民公社应该是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尤其不应该是纯粹的农业组织。
对人民公社的问题，他还寄托了另一个东西，我文章里面引了一段话，大意是：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当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将来的农业人口都涌到城市里面去，使城市的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了。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的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点，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向城市盲目地流动。原来前些年我们常用的“盲流”一词，就是从这里面来的。而今天当我们面对着由于农村的产业难以发展，众多农民工涌到城市来，造成了诸多严重社会问题的局面，你不能不看到，老人家的思考还是十分深远的。
毛泽东的这样一个理想在实行的过程中并不顺利，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当时出了乱子。公社办了太多的事，太多的工业（许多是不具备条件一哄而起的），太多公共的事情。从1960年开始，1961年和1962年进行调整，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的这一人民公社的想法基本上受到了否定。虽然农村人民公社的名称仍然保留，但是中央明文禁止：一般不能办企业，已办的企业要关门，实在不能关门的，要让它脱离人民公社，实在不能脱离的怎么办，只能生产满足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直接需要的东西，也就是说它没有资格进入商品流通。我把这个过程叫做“去工业化”和“去商业化”。这样一来，人民公社就变成纯粹的农业组织，实际上变成了中国版的苏联集体农庄。这样的后果一定很糟糕。因为组织人民公社，等于是圈起一大批人，去耕种并不需要那么多人去耕种的土地，窝工、低效率和贫穷等情况，一定比苏联的集体农庄还糟糕。因为至少苏联有很多的土地。当然，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这样一个理想。1962年，中共中央文件中提出不能办企业，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他又提出有条件的农村还要继续办一些小工业。严格说，这是违反中央文件精神的。1975年借助批转人民来信的形式，他批转了一批文件，再次呼吁要积极支持社队企业这一可能巩固人民公社的新生事物。直到改革开放，社队企业才很不容易地获得了发展的正常条件。这是多么的难呀！
我的论文最后提出思考毛泽东的战略构想与毛泽东时代悲剧之间的关系问题，与大家一起讨论。
第一，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并没有真正赢得党内特别是党内高层的支持。这个问题文章有不少材料说明。尤其透过他对于高层人士带有情绪化的许多批评性语言，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其实是在不同意见的巨大压力下去探索的。这种状况使得毛在实施其战略时，难以获得宽松的从容的环境。因为人们由于不是真正理解和支持毛泽东的战略，行动上就不可能自觉。而且，不出事还好，一旦出事，不管具体原因，他的构想很快就会被否定掉。这样的政治氛围是不允许毛泽东真正从容地去实践他的构想，包括从容地进行必要的调整或者必要的修错。探索由此变成为一次性的博弈。
第二，战略构想和战术配置有问题。实际上，很多东西的战略构想不会太差。但是战术的实现太糟糕了。前天我看到一位苏联专家的一个材料，他也讲，多快好省是个好东西，但是，多快好省后来变成了只要多、只要快，去掉了好和省。毛泽东说，多快加好省，问题不大，没有太大的弊病。但这是需要很高超的战术去实现的，而实际上这种战术并不到位。毛泽东讲，不能把权力都集中在中央，要分权，以调动各方积极性。原则也是很对的。但后来折腾成为先是大放权，后来又大收权。这也是战术不配套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能按行政的方法去管经济，要给企业自主权，等等，这也是需要战术来实现的。但这方面的结果都很不理想。毛泽东与许多抓经济的领导人由此有不少分歧。总之，战略得不到战术的有力支持，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第三，党内和整个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共产风”和“浮夸风”。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我的文章最后引用了毛泽东于1958年11月份讲到有关要冷静，要压高指标的问题时所说的两段话。我个人读完这两段话以后有很深的感慨。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李锐先生说，他给毛泽东写过三封信，其中第二封信的内容“看来”被毛泽东接受了。其实，据李锐先生自己所说，这第二封信是1959年2月底至3月初写的，信中大致说了1959年钢的指标（两千万吨）是实现不了的。据李锐自己说，他的判断是计委综合局局长廖季立告诉他的。但人家毛泽东早在1958年11月讲到来年的钢产量时，就提到钢指标应该往下调。他认为有关部门把1959年的钢产量定为一千八百万吨也是根据不足的，不能说服他，应该往下压。“搞一千五百万吨也好嘛”。可见，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其实不是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讲这些，无非强调一点：真实的历史比我们现在了解的复杂得多，深化认知性研究，仍然应该成为理解毛泽东的基础性工作。
我的论文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这里面涉及的问题比较广，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薛广洲（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徐教授的这篇文章构思了很长时间，前前后后我们也做了很多交流。他的很多提法我是认同的。下面我主要谈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贡献。近年来，对毛泽东的评价，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挺”毛，还有一种是“非”毛。“非”毛的有一个突出的倾向，就是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毛泽东的一系列举措是导致20世纪70年代末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一种评价得到国内外相当多人的认同。究竟毛泽东懂不懂经济，应该如何来看，俊忠的文章对此做出了一定的回答。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在建国之前，在我们的根据地建设当中，特别是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当中，当时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曾经有一段时间被从军队中排挤出来，他把很多的精力放在苏维埃经济建设里头。他实际上为共和国经济发展的道路进行了一个尝试。应该说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非常成功的。当然我们不能把它和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完全对应着来看，但是至少说明，毛泽东在那样的环境和背景下，能够把经济工作做得非常出色。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从这一点来讲，是不能成立的。还有一个方面，我们对于一个大国的领袖，他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怎么去看，他对国家的经济建设的作用定位在哪里？恐怕是要思考的。比如，毛泽东并不是一个科学家，但说他不懂科学，就不准确了。一个大国领袖对科学的认识，和我们一个科学家对科学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着眼点是不同的。那么作为一个大国领袖，对于经济建设、经济发展道路的着眼点是什么？不是具体的经济方式、经济建设的政策，而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是战略的构想。他的着眼点是在这里。我们评价毛泽东，应该是看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什么贡献，这个贡献具有什么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比较合适，更加切合实际。应该说，徐教授的这篇文章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研究，它开启了一个新的路子。
第二，如何看待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徐教授的文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探索。理解毛泽东对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首先要弄清楚毛泽东在建国之初思考的三大问题。第一是如何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第二是如何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毛泽东通过两种方式。一是抗美援朝，还有一个就是两弹一星。第三是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如何才能长治久安。这就是毛泽东建国之初思考得最深刻的三个问题。
那么，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毛泽东是怎么思考的呢？对于先进的中国人来讲，感受最深的就是，落后就要挨打。从林则徐开始，他们想的就是，我们鸦片战争之所以打败了，是因为船不坚炮不利，我们在物质层面上落后于西方，所以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物质技术。借此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洋务运动。但是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了。甲午海战中，中国北洋舰队无论是吨位和舰艇的数量上，还是它的武器装备上，都优于日本的舰队，但还是打败了。为什么？先进的中国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孙中山指出，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货不能尽其流，所以才打败仗，因此，我们不仅是物质层面上落后了，制度层面上也落后了。所以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走维新改良的路，一种是以孙中山为代表，要走革命的道路。要从制度上推翻旧的封建制度。要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尽其流。但是这也被残酷的现实打破了。因为辛亥革命以后，赶走了皇帝，推翻了满清皇朝，建立了共和国，迎来了总统，中国社会依然是封建割据、军阀混战，我们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在当时的先进中国人看来，不仅是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落后于西方，事实上思想文化也落后于西方。这样才有了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向西方学习，引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采取了各种方法。但是，向西方学习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人又面临一个先生老是欺负学生的问题。在这个时候，苏联十月革命爆发了。给先进中国人的强烈的刺激就是，和中国国情相近的俄罗斯赢得了革命。它靠什么？它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既然我们的国情相近，它利用的武器能够解决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马克思主义是这样被我们先进中国人接受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考虑的，就是如何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而出路首先就在于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经济发展上作了两个选择：一是制度选择，就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表现在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是公有制，要依靠社会主义来实现现代化。第二个选择是体制的选择，就是毛泽东选择了计划经济的道路，而不是市场经济的道路。这都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来决定的。现在有些人一讲到市场经济，就对计划经济彻底排除和否定，这不是唯物辩证法。邓小平讲，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我们的手段为目的服务，目的的需要决定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解决不同的历史任务，需要不同的手段。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一穷二白的时候，计划经济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根基，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我们以短短的30年时间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经济体系，这是十分辉煌的。
现在五中全会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在十年前就意识到了，但是一直没有转变。刚刚过去的世界金融危机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个我感受很深。2008年年底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我还在西宁市，西宁市的开发区基本上是外向型的，青海省的经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感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实是迫在眉睫。经济发展方式在我们国家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路径呢？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们走了三代经济发展方式。第一代是1949年、1950年到1978年，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是超英赶美。毛泽东提出要超英赶美，其中毛泽东最早提出了现代化这样一个战略设想，在这个战略设想当中，它的突出特点是高积累低消费，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实行了高度保护的进口替代方针。这是第一代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毛泽东只是部分认同，在大部分问题上不认同，所以才有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才有他要创造新的发展路线。我们还可以从1949年3月26日，毛泽东和黄炎培的一次讲话中看到这一思路。我们知道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入北平，25日到达北平，毛泽东出发的时候说，我们要进京赶考，这是非常著名的。3月26日，毛泽东会见了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长谈四个小时。毛泽东和他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新中国的建国方略，另外一个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新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在讲到新中国的建国方略时，毛泽东讲了一句话，说他现在正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路。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苏联模式存在很大的弊端。我们要走出一条不同的路线。但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三年经济恢复，毛泽东没有精力来思考这个问题。三年经济恢复以后，马上进入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造。一开始讲，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要用很长一段时间，但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原来说十五年，后来只用了三年。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只能把苏联模式搬过来。在第一代经济发展当中，尽管有构想，但是出现了问题。毛泽东实际上不断地在反思。在探求怎么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道路。第二代发展战略，是从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来的两步走三步走的现代化设想。其特点是逐步实现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市场竞争。这样一个战略实际上始终是以追求经济高增长为最重要最优先的目标。以加快发展为主题，以不平衡发展为战略思路，以先富论为手段。这是第二代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个发展战略的问题也非常突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地区发展差异扩大，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程度不断上升。这是我们第二代的发展战略。21世纪以来，我们提出了第三代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科学发展，要调整前人的不合理的方面，要突破前人的局限性。希望走出一条新的路子。这条路怎么走，还是个问题。
在毛泽东那一代的经济发展战略上，毛泽东对工业、农业，都有一系列的提法，比如说，高积累低消费。我们从现在看，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我们当时一穷二白，我们需要高积累，才能为以后的高消费提供积极的基础。正是依靠高积累，我们国家的工业在短短30年时间里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先生产后生活，这应该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逻辑。用当年的高积累低消费来说，这个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如果你要说当时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贫穷社会主义，这是不公正的。再有就是收和放的关系问题，一统就死一放就乱这一困境究竟是统和放本身出了问题，还是如何统如何放出了问题。统和放，这肯定是一对矛盾。我们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国家宏观调控，和企业的自主发展，这是一对矛盾。它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工业农业都面临这个问题，比如优先发展重工业，处理农轻工重的关系，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第三，如何看待人民公社和农村发展的问题。人民公社在现实当中受到两种指责。一种指责人民公社搞平均主义，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这种说法值得质疑，因为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人民公社已经不是1958年刚刚成立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刚刚兴起的时候确实是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但是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到了1961年，我们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已经纠正了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核心的亮点，就是以三级所有制为基础，这是对一大二公的一种纠正。如果我们把当年已经纠正了的东西，过了几十年以后，继续拿过来作为批判的对象，是不对的，是不尊重历史。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我们是边建设边学习。毛泽东认为，他还在探索。另一种说法，人民公社政企不分。怎么来看这个问题？人民公社是当时探索出来的一种方式。政企合一，应该说，从一个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来讲，恐怕还没有哪一种社会组织比这更强。就当时农村的实际状况而言，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个是生产力极端低下，另一个是社会分配极端不公。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分配不均的问题则可以马上解决。两个问题先解决一个，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经济。俊忠这篇文章对人民公社进程中的“去工业化”和“去商业化”分析是一种新的解读，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发展农村的工业和商业，可以避免重蹈西方城市化的发展道路。这实际上涉及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城市化是否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必然产品，城市化解决的是现实问题还是未来的问题。城镇化是否是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这样一个过程？城镇化带来许多问题。在世界很多国家已经出现了。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对毛泽东的认知性研究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对毛泽东的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我们要怎样来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用什么样的方法，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呢？今天的知识分子当中，对毛泽东持赞成和支持意见的，恐怕比较少，为什么会这样？我前不久看了一篇文章，专门讲了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所谓学而优则仕，这从两种方式体现出来：一种是当官，直接从政，还有一种是，我的主张，你当政者要接受，你接受了你就是好官，你不接受，就是坏官。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忧国忧民、经世致用的诉求。但是我们20世纪初以来，受西方的影响，多数现代知识分子出现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不和政府合作，而是站在政府外面对政府指手画脚。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心目中，知识分子应该和国家发展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如果你只站在外围，对现在的发展作为一个旁观者，你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的指手画脚是不切合实际的。所以毛泽东提出，你要和工农相结合，要转变思想观念。这对不少现代知识分子来讲，是很难接受的。所以，要真正研究毛泽东，首先要学习毛泽东，理解毛泽东，必须进入毛泽东的那种胸怀，进入毛泽东的思想深处，你才能真正理解他的一举一动，他的所有的决策。
唐洲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很高兴有机会来参加这个会议。徐俊忠教授的论文我认真阅读过。读完以后，觉得他的文章所涉及的都是一些众所周知却又不以为意的问题，即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过去我也知道这样一些问题，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对其做出如此系统深入的梳理。徐教授的思考是有材料根据的，在他的框架里面是站得住的。读了之后很受教益。
这篇文章讲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四个问题，第一个其实就是讲建设道路问题，第二个是讲经济体制问题，第三个是讲价值规律问题，第四个是讲农业发展道路和方向问题。它揭示了毛泽东经济建设思想的四个特点，即主张打破苏联模式，走自己的道路；在经济上主张分权，打破大一统；强调各地有各地的特殊情况，要有自主权；对农村的发展有一整套的设想。文章认为，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毛泽东有许多火花式的思想，有的还在实践中开了一个好头，但后来却走向了失误。对于失误的原因，文章做了分析，我也完全同意。如果往更深更高的层面去思考的话，我想可能还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是毛泽东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新中国的国情以及各种各样的复杂矛盾，确实缺少像战争年代对中国社会、中国农村、中国农民那样深入的调查研究、深入的分析了解。因此他虽然意识到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特殊性，却不能完全认清这些特殊性究竟在哪里。
其次是他对经济问题不像对战争问题那样驾轻就熟，缺乏系统的理性认识，没有完全把握经济规律，因此虽然有许多的思想火花，却难以形成系统。有些预判的东西，感觉性、经验性的东西，需要理性的支撑，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可行性的论证，甚至实验，才可以上升到理论的层面、思想的层面。而这一点，恰恰也是缺乏的。
再一个就是他有许多好的战略构想，却缺少战术的支撑，因此无法在实践中贯彻下去、坚持到底。这些战术当然不仅仅是指一些具体的做法、措施和手段，还包括一系列成龙配套的东西，特别是制度的支撑、组织的运行，等等。
既有成功，又有失误，这就涉及一个如何认识、看待和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如何认识、看待和评价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问题，即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平台、采用什么样的评价体系？
中国人常说两句话：不以得失论英雄，不以成败论英雄。恰恰是这两句话，给我们提供了三个评价系统。
第一个就是以得失论英雄。这大多是来自个体的评价、主观的评价，出于一种感性的判断，即认识主体从自身的得失、切身的感受去评价对方，往往带有很强的感性色彩。说“不以得失论英雄”容易，但有多少人不是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感受论英雄？又有多少人不是以自己的利益、得失甚至命运看英雄？比如普通老百姓为什么怀念毛泽东？那是因为毛泽东创建新中国，让他们政治上翻了身、当家做了主人。这种朴素的情感使他们永远缅怀毛泽东。当然，与此相反，也肯定有人会因为自己个人命运的改变而仇视毛泽东，极力贬低毛泽东。
第二个就是以成败论英雄。这大多是来自群体的评价、客观的评价，出于一种理性的判断，或者说是一种事实的判断。评价一个领袖、一个事业的带头人，我们当然要以成败论英雄。毛泽东的一生，成败得失都有。但他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人民军队，创建了新中国，对中国的经济建设道路进行了探索，因此他是当之无愧的伟人、当之无愧的领袖。这个事实，谁也改变不了，谁也否定不了。
不以得失论英雄、不以成败论英雄，实际上是给我们提供了第三个评价体系、认知标准。那就是要跳出当下，俯看历史，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时代的前沿，以便获得更加广阔的视野来进行评价，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用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要对毛泽东进行认知性的评价。所谓认知性，我个人认为，就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既有感觉，又有感悟；既讲道理，又讲事实；源于感觉，又高出感觉；源于事实，又高于事实。
站到更大的时空里，不要局限于当下，按照这样的评价体系来认识毛泽东，来评价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就使我想起了毛泽东本人对孙中山的评价。他说：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这无疑是一个贯穿中国革命历史，甚至是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认知性评价。没有以得失论英雄，也没有以成败论英雄。
按照这样的评价标准，我们同样可以把毛泽东看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行者。作为先行者，他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想过一些同时代人没有想过的事情；看到了一些同时代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作过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的探索；当然也犯过一些前人没有犯过的错误。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想过的事情无非是，中国的经济建设应该怎么搞，领导经济建设的这个党应该这么抓，如何确立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当然还有如何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等等。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很重要的一战是抗美援朝。为什么当年中央决策那么难，就是因为人们的看法不同、意见不同。但是，毛泽东还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坚持要出兵。这一仗打了以后，对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确立新中国大国地位的努力当然还有很多。比如两弹一星，如果当年不搞，今天人家还会让你搞吗？还有可能搞得起来吗？所以说毛泽东想了一些别人没有想过的问题，看到了一些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也做了许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
作为一位先行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我认为，他首先应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没有理想，怎么可能往前走，又怎么知道往哪里走？没有信念，他就不会去设计、去筹划，以及去实施他的理想。我觉得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为了追求理想，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斗争。他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永远不满足于现实，总是迫不及待地提出下一阶段的任务。当然，因为是理想主义者，因为要走在历史的前头，因此往往也容易脱离现实。毛泽东的理想主义色彩也使他犯了许多别人没有犯过的错误。大到历史性错误，如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到决策失误，如发动“大跃进”；小到个人错误，如一度接受个人崇拜。对于他那些脱离实际的过于理想化的设想，许多高级干部不理解，中层干部跟不上，一些知识分子接受不了，大多数的年轻人和老百姓只有盲从。
其次，作为一个先行者，他必须是一个战略家，要能够提出宏观的战略计划。否则就不能带着大家朝前走，不能领着大家去做事。毛泽东确实是一个战略家，他熟读历史，纵览古今，对现实有良好的大局观，有人所未有的国际眼光、世界视野；他对未来有超凡的预判能力，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不需要成为一位科学家，但是他对科学发展的一些重大战略目标有自己的设想。这就是一个战略家应该做的事情。在经济建设上，毛泽东也有自己的一些宏观战略。这些战略，徐教授的文章中讲了许多。
再次，作为一个先行者，要有挑战精神，要有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毛泽东立足于现实但不满足于现实，为了实现理想，实施战略，他会向传统挑战，包括向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传统挑战；他会向权威挑战，包括向党内权威、知识权威、个人权威甚至各种特权挑战。为了实现理想，实施战略，他也不惜向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挑战，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挑战，甚至也不惜向自然挑战，向人性挑战。
总之，毛泽东是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研究毛泽东，我们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看似矛盾的东西，实际上是内在统一的。比如在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上，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他又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在党际关系、国家关系上，他是独立自主原则的倡导者，在支援世界革命、支持第三世界的斗争中，他又极力主张互相支持、互通有无，不遗余力、全力以赴；在一些战略层面的问题上，他的原则性特别强，在一些战术层面的问题上，他的灵活性又特别强。连他自己都说，是虎气和猴气的统一。
我们研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是这样，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站在一个更高更大的时空去进行认识，要有新的视野，新的平台，新的评价体系，要进行认知性的评价，而不仅仅拘泥于最后的成败得失。从这样的高度来看，说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行者，我个人认为，他当之无愧。
胡潇（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我有一个总的想法，即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不应该个人化，而是应该把它当作一种历史现象来研究。毛泽东作为中国的开国领袖，不应该在历史上被扭曲，更不应该被妖魔化。从“三面红旗”到“文化革命”，这是我经历过的，当时的政策情况我非常清楚。说毛泽东很“左”，确实有他“左”的方面。但是，这个责任不在他一个人。因此，对毛泽东的研究应该是一个现象的研究，是共产党的现象，是中国人的现象，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现象。
关于认知性研究。我们要超出仅仅从一条语录、一条政策、一个讲话出发去思考问题那样一种寻章摘句的研究方法，不能孤立片面静止地看待问题。这对历史现象的研究是很有害的。历史现象的研究要看远一点，前人曾经讲过，研究历史至少以两百年为尺度。
我认为，对毛泽东现象的研究应当用一种非线性复杂系统理论来参验。解放初期，中国面临一个政权巩固的问题，许多政策具有当时的特殊需要：第一，“三面红旗”在某种意义上是被逼出来的，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心血来潮搞出来的。1949年中国只有五十万吨钢。五十万吨钢是什么概念呢，做一个“鸟巢”。为什么要大炼钢铁，国家政权安全所在，国计民生所在，所以说是逼出来的。这是历史背景。第二，国际环境，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离不开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中国当时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包围圈，这是不争的现实。一个国家在封闭的情况下，不能和其他国家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相反要承受巨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压力，外无出路，毛泽东就千方百计在内部想办法。阶级斗争和防修反俢都与这一国际背景有关。这也合乎系统论的法则。一个封闭而非开放的系统，其内部积蕴的压力无法耗散，就会引发熵增现象，造成无序，出现动乱。“文革”动乱，在一定意义上是外挤内压的结果。
我认为在毛泽东身上有三重悲剧。一、历史悲剧。历史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创造性交织在一起。战争年代的军事体制、军事经济和党政关系，在政权环境非常恶劣的情况下被简单地移用到和平时期，致使经济体制、民主法制建设的前期准备严重不足，历史转换所要求做出的选择没有多少范例可参照，被动地学一些苏联办法；社会主义建设开局所要求的创造性也刻不容缓，在一种“试错”中仓促上马。二、命运悲剧。毛泽东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命运，他一方面是领袖，又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不免有些帝王气；同时在与蒋介石争取共产党的政治权、“出两个太阳”的斗争中也养成了一种霸气；另一方面他又是普通老百姓，他有很深刻的草根情结，时刻念及国计民生，想尽快强国富民。这些命运因素的纠结，在极端情况下容易引发反常行为。三、性格悲剧。毛泽东是一个普通的人，又是一个政治领袖、军事家，还是一个浪漫的诗人，富有文学家的幻想、诗性与率真。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冲突跟他们两人的率直性格有关系。1965年毛泽东见了彭德怀，公开承认了这种性格对峙引起政治思想方面冲突的事实，他对彭老总说：“真理可能在你一边”，这同样是率真的致歉。所以，在毛泽东的研究上，我主张，有些问题，远离一下政治；有些问题，放开一点尺度；有些问题，多一点哲学思考。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宜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观察、研究。我非常赞同徐教授的说法，把毛泽东的所思所行所言，还原到他的历史本来状态中去，还原到它的历史语境中去；更长远一点，还原到让毛泽东的思想赖以发生、存在、发展的“理解前结构”中去。我觉得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历史遗产、文化遗产，是哲学的思考，就应该推到他的“理解前结构”中去。
另外，在研究毛泽东的问题上，我还主张在思想方法论上、在认知态度上，来一次重新厘析、清理。不把这个问题搞端正，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便很难找到共同的语言，也很难找到一条达至真理的出路。
郭建宁（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徐教授多年来坚持认真扎实地做具体的工作，推进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这篇论文做得很扎实，有大量的史料，他的解释史中心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写的博士论文都是围绕毛泽东作的，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讲对毛泽东的探索与超越苏联模式。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苏联模式。苏联模式主要是指斯大林执政时期，就是1924年列宁去世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这段时间是我们所讲的典型的苏联模式。它的标志有三个，一是经济上高度集中，缺乏后劲，短期内它的军事工业、国防工业、科学技术、航天技术可以有长足的发展，但是后劲不足。二是政治上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三是思想上高度统一，缺乏活力。
其次是苏联模式和反修防修，这个问题必须注意。就是我们一开始是要超越苏联，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但是后来演化成反修防修。我们对苏联的论战大概分为三部曲：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写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是第一步。1960年4月22日，列宁诞辰90周年，我们写了列宁主义万岁，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1963年和1964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总之，以苏为鉴，最后到中苏论战，反修防修，这个情况必须充分注意，认真思考与总结。
再次，就是毛泽东有没有突破苏联模式。这要看实践后果。我觉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有很多闪光的思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总体上毛泽东没有突破苏联模式。或者说，毛泽东突破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并不成功，如果成功了，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甚至我认为是很不成功。这就是后面的中苏论战，到了1963年和1964年，思想上体制上更加僵化。国内搞四清，国际上搞反修防修。这样，“文革”才一触即发。我觉得，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苏联模式有密切联系，这个关系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缺乏创造性，整体上照搬，这是“论十大关系”之前。第二个阶段，以苏为鉴，开始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第三阶段是中苏论战，思想上体制上进一步僵化。直到1963年和1965年“文革”一触即发，它为文革作了准备。第四个阶段，才是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叫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就是两个反思的结果，对内反思文革，对外反思苏联模式。
对于中苏论战，超越苏联模式，邓小平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表述，他指出：“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了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我觉得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方法论上要注意这么几点：
第一是要看总体的情况。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有很多的闪光点，这是没问题的。但是要看总体。总体上就是这20年越来越“左”，国际上搞反修防修，国内搞“四清”，最后导致了“文革”，这是一个总体的情况和态势，对此邓小平也有表述，他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他还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1]
第二是要看当时的情境。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熟悉毛泽东的一段话，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基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了。这句话肯定没有错，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话是针对谁说的？是针对邓子恢说的，说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在那里一步一步地爬行，所以你没有相信群众没有相信党，忘记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所以一定要结合当时的情境，具体的分析，而不能任意抓一段话来说事。
第三是要看今天的发展。如果要讲统筹兼顾，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讲得最多最深刻的毫无疑问是毛泽东，他说我们有六亿人口，办事情想问题做计划，都要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都没有问题。我们今天讲科学发展，同样强调要统筹兼顾，但是我觉得，同样是讲统筹兼顾，毛泽东的重点是后面即兼顾两个字，是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而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前面即统筹两个字，是要统筹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经济社会，统筹人与自然，统筹国际国内，因此同样是讲统筹兼顾，但是理念视野境界范围内涵外延，都大大的提升了。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讲三点，要看总体的情况。要看当时的情境。要看今天的发展。说到底，就是把连续性和阶段性统一起来，就是把两个三十年衔接起来，而不是偏执一端。
我的基本看法是，既要反对“非毛泽东化”，也不赞成新左派。“非毛泽东化”是把毛的东西一概否定，但是新左派也不成，把鞍钢宪法、人民公社、“大跃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说成是体制创新，我想大家也不会接受。我觉得毛泽东研究，既要有历史的厚重，又要体现时代的特点，既要有历史的传承，又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把阶段性和连续性统一起来，把历史性和当代性统一起来。这就是要把握一个度。如果我们把毛泽东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探索说得特别高，那就没有必要改革开放了，你就按毛泽东的路走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毛泽东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么我们就割断历史了，所以要把连续性和阶段性统一起来。前面三十年是积累，是铺垫，是准备，后面三十年是变革，是发展，是腾飞，要把握好这个度。
怎么把握好这个度，我最后讲四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许多很精彩的闪光的思想，今天仍然是我们重要的资源，仍然有重要意义。第二句话，毛泽东很多很有价值的闪光的思想，但是很多在实践中并没有完全地真正地落实，有的放弃了，有的变形了，有的扭曲了，有的他自己就改变了。第三句话，虽然毛泽东很多闪光的重要的思想没有被落实，但是毕竟为我们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做了铺垫和准备。比如说他讲以苏为鉴，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讲统筹兼顾，我们讲科学发展观。他讲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我们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的有益探索为我们改革开放做了理论铺垫。第四句话，虽然这些重要的闪光思想是我们重要的资源，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还要注重我们今天的创造与发展。比如说毛泽东讲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怎么调动积极因素？我们今天要讲改革开放，要讲科学发展，要讲和谐社会，要讲民主法治，要讲依法治国，要讲公平正义，要讲改善民生。这是我们今天的发展，就是我们今天新的理念、新的举措、新的应对、新的路径。把以上这四句话都讲了，我觉得，就比较稳妥。比较有利于把握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方法论，把握好这个度。
鉴传今（《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研究员）：
据我了解，徐老师这篇文章是长期研究和思索的结晶。我很推崇徐老师的这篇文章，主要是基于四个考虑。
第一个考虑，就是毛泽东的研究受到多方面的干扰。除了政治方面的因素，还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少数人的痛苦的记忆，以及由此引发的比较广泛的偏见。其次，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情绪。这两者对毛泽东的研究产生了很多影响。所以我认为，在毛泽东研究领域，首先在研究理念上，还需要清理、反思、总结和完善。这篇文章我觉得不管怎么说，首先从研究理念上，是比较客观、冷静的，是一种比较深入的思考。尽管在某些方面也有比较激情的成分，但是从整体上来看，研究理念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点就是一个新的解释框架或者新的解释模式。许多老师都提到，徐老师里边接触的材料，以及他涉及的问题，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有些甚至耳熟能详。但问题在于如何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综合，提供一种解释。解释的框架相当的重要。我觉得这篇文章，就是从中国当时的历史的环境，历史的任务和中国的未来，这么一个大的思路上着眼来考虑这个问题，这是相当重要的。这也是徐老师以及他的团队在研究中非常注意的一个方面，也是他们的研究特色之一。对毛泽东不管赞成与反对，从个人从情感从性格的某些方面去研究，不是一种好的研究方式，它会遮蔽许多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一个研究思路我觉得相当的重要。因为，无论我们对毛泽东怎么看待，我们的历史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现状都和那个时代密切相关，甚至中国的未来也和它密切相关。如果不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考虑，不仅对毛看不清，对中国我们也会永远处于一种困惑当中。
第三个理由，它恢复了当时某些真实的历史场景，这一点相当重要。在研究当中，我看过一些对毛的研究，情绪很有煽动性，到最后把中国当代史的一笔账都算在毛身上，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当时的历史场景可以提供很多的材料让我们来看清某些问题。徐老师的这篇文章至少在某些方面恢复了历史场景的某些真实的部分。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第三点考虑。
第四点考虑，就是研究方式。徐老师说是一种认知性的方式，在我看来呢，这种认知性的方式一个是和总体性相关，第二个就是一种具体的方式。这恰恰是我们当今学术最为缺乏的一种方式。我们习惯于走向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维，用这个东西来展开我们的思想。但是，在我们对于一个问题的研究的时候，我们往往缺乏总体的历史的一种观念，这往往使得我们无法真正地把握历史的趋势。所以现在的研究走向一种碎片化，这在中国学术研究中非常普遍。作为编辑我遇到的太多了。我们现在的许多学者都致力于打磨砖头，把砖头打磨得十分的光洁，但是没有人会想砖头是干嘛的。没有人来想，我用砖头是要去砌墙。这种碎片化的思维是我们学术界中非常流行的一种做法。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认真反思和认真避免的一个问题。还有，关于具体化的研究问题。我们现在习惯于抽象，比如说，在中国哲学里边，我们现在对于中国哲学从古代到近代所有的观念都进行一个抽象的价值的肯定，但是对于儒学的理解，能够抽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这个鲜活的历史的因素吗？抽去了这个，中国的一部观念史，你还怎么来写呢？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研究当中非常值得反思的。这篇文章，提供了这样一种视角，这样一种研究方式，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
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非常高兴参加这个会。我听了大家的发言以后很有收获、很受启发。徐俊忠教授的大作会前已认真拜读，感到观点鲜明，材料丰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富有新意，是值得一读的好文章。
首先要说的是，在一些人“去毛泽东化”和“非毛泽东化”的时候，徐教授专心致志从事毛泽东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丰硕，给读者以启示，这是非常可贵的，令人钦佩。其次，他带研究生，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做这方面的论文，这也值得称道。现在大学生中研究毛泽东的很少，博士论文以研究毛泽东为题的更少。徐教授指导了一批学生，为培养毛泽东研究人才做出了贡献。再次，他注重认知性的研究，很有自己的风格。他重视文献的搜集，重视用丰富的资料说话，重视还原历史场景。这种风格也影响到他的学生。他的这种风格虽然还有待完善，但值得提倡发扬。我希望在徐教授的带动下，能形成毛泽东研究的中山大学风格，以至于形成一个毛泽东研究的中山大学学派。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研究毛泽东，自然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的语言，但也需要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学派。这对推进毛泽东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趁此机会，我想结合徐教授的文章就如何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道路探索问题谈几点看法。
第一，要努力把历史感、时代感和现实感更好地结合起来。
这好像是老套话了，但真要把这三者结合起来，还是比较难的。坦率地讲，徐教授这篇文章历史感很强，现实感也很强，但是时代感可能略显不足。不少研究毛泽东的论文也有这种不足。我们强调时代感，当然不是要拿今天的标准来苛求历史人物。对历史人物要取同情的态度，但我们又不能站在历史人物的立场上来评价历史人物。我们应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以新的视野、新的观点来研究毛泽东，品评毛泽东。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做了创造性的探索，他确实想打破苏联的框框，走自己的路。徐教授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来论证这一点，对此，大家不会有争议。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从什么时候讲起（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有区别的），我认为不能从1956年，而要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讲起。那么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什么时候算起，好像应从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时开始。从1956年起，毛泽东想打破苏联框框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并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试验。徐教授文章讲的几个方面的创新都对。但是，从总体上讲，他打破了苏联的框框没有？我认为，从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没能打破。毛泽东在1958年讲，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这话表明在基本方面没有打破。从1957年莫斯科宣言上讲的九条普遍规律到1964年“九评”讲的十五条经验看，也没能打破。这是一个大的宏观的总看法，当然这并不否认毛泽东在局部问题上有不少突破。
落后国家如何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20世纪及21世纪的世界性的历史课题。毛泽东的功绩首先是提出了这个问题。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在科学研究中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提出问题需要创造性。毛泽东提出了这个世界性的历史课题，并进行大胆的试验，但没有成功，晚年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他的探索总体上没有成功，这一点并不能否定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性功绩。没有“大跃进”，没有人民公社化，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如果照着苏联模式走下去，苏联垮台了，我们怎么办？能否不垮台？这是很大的问题。垮台了，走回头路，发生历史的大倒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再者，没有毛泽东探索在先，就没有邓小平成功在后。因此，我们对他的历史性探索不应简单否定。当然真正打破苏联框框的是邓小平。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问题，提出了市场经济的问题。在对待商品经济问题上，毛泽东比斯大林前进了一步。斯大林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毛泽东说生产资料可以是商品。但是，毛泽东还没有进入市场经济。如徐教授文章中讲到的，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批评否定商品生产的观点，甚至讲人民公社也要发展商品生产。但是也不要忘记，毛泽东讲的人民公社是以自给生产为主，商品生产为辅。他没跳出计划经济这个基本的框架。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突破，比毛泽东前进许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搞？当然有许多问题要解决。
我们的政治体制基本上也是从苏联学来的。三十年来，我们的政治体制有很大的改革，言论自由度和民主化程度比毛泽东的时代大大进步了。对此，我们是有亲身体会的，要充分肯定。但从总体讲，我们的政治架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突破，还是高度的集权，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就这一点讲，我们对如何搞社会主义的探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毛泽东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如中央和地方的问题、集权和分权的问题，也有许多好的思想，但他并没能解决问题。在中央和地方、集权和分权关系上，毛泽东多次讲虚君共和，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讲虚君共和问题。但是他是在计划体制下来讲中央和地方分权的问题，停留在权力的收与放的层面上。邓小平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解决中央和地方的问题，这两者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今天如何来评价这个问题呢？我以为，首先要在理论上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做专门的研究，有一个当代的新认识。否则就很难对毛泽东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作出恰当的论析。
中央和地方关系也是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仅仅限于集权与放权，说放权好，集权不好，可能说服不了人。1961～1963年强调集中，反对分散主义，精简职工两千万，减少城镇人口两千六百万，关、停、并、转一批企业，停办大部社队工业，这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调整国民经济必须这样做的，不这样做不能渡过难关。因此对那时强调集权，收回下放企业，砍掉大部分社队企业，要放到历史场景当中来认识。事实上，无论在文化革命中，还是在文化革命后的每次国民经济调整，虽然情况不同，但也是首先砍中小企业，调整乡镇企业，这都是很实际的问题。
第二，要注意问题的复杂性，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毛泽东本身很复杂。在大跃进时期，他确实讲了很多反浮夸风的话。人民公社运动起来后，他也讲了很多批评共产风的话，甚至有些话讲得很厉害，如什么“左”倾冒险主义之类。看不到这点是不对的。但也不能单看这些话，还要看到毛泽东也讲了另外一些话，共产风的话和高指标的话。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又出了浮夸风、高指标。因此对毛泽东的言论，要全面把握，不能有片面性，不能片面摘录自己需要的。两方面的话他都讲了，问题是哪方面是主要的。
另外一个复杂性，要把毛泽东放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毛泽东讲了什么，现在大家有很多材料。刘少奇讲了什么，周恩来讲了什么，邓小平讲了什么，现在见到的材料很少。这样造成一种错觉，似乎错误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别人都正确。其实，那时候头脑发热的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啊，有的人比毛更热，说的话更“左”。从本质看，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高指标，平均主义，急于改变面貌，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意识和心理。
再有，如何看待毛泽东和其他人的分歧。认识是一个复杂的曲折的过程。同一个人对同一问题往往也因情况变化而有不同的认识。领导人之间对同一问题有不同认识、有分歧，这是十分正常的。当然要注意区分情况和性质。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不同认识、分歧都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这显然是不对的。夸大了矛盾，歪曲了矛盾的性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又有人说，刘少奇是正确路线，毛泽东是错误路线，现在的改革是刘少奇路线的继续。这种观点对吗？我不赞成，因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我们要看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全部的东西，不能只看片面摘取的个别言论。我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党中央领导同志在重大的问题上和原则的问题上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七千人大会上，在有的问题的认识上有分歧，这是事实。但那个时候的分歧也很难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文化革命中把它上纲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的做法并不正确。
总之，要看到问题的复杂性，从总体上把握问题。对于毛泽东的言论，要注意全面性，注意把握主要倾向。因而徐教授文章最后的三个结论，我觉得有商量的余地。像高指标、浮夸风的问题，毛泽东是有责任的，而且他要负主要责任。
第三，要注意与当时的历史实际的结合，联系当时政策和实际效果，不能停留在言论上。
要把毛泽东的研究放到当时的历史实际中。徐教授的文章重视毛泽东当时说了什么，是怎么说的，这很重要，但仅此是不够的，还必须联系他的言论和政策的后果怎么样。片面地脱离他当时的言论所引起的社会后果，纯粹从理论上来分析，恐怕很难说服人。所以，还是要看实际效果。当然，把言论和实践联系起来评价，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一个理论家、思想家来讲，我们也不能忽视他言论的普遍性意义。要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既要看到他的理论有合理性的一面，又要看到他在当时实践中带来的问题。
现在有的人完全肯定人民公社的理论和做法，而对包产到户的改革持完全否定态度。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毛泽东在那个时候不赞成包产到户，从理论上抽象地讲完全正确。在困难时期，怎么渡过难关，不是靠单干，而是靠集体经济，在理论上完全讲得通。事实上也靠公社渡过了困难时期。但是，农村生产力长期得不到恢复和大发展，两三亿人口处在贫困中，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在社队干部领导能力、思想觉悟和管理水平普遍低下，不能适应集体经营的情况下，搞了包产到户，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发展，粮食大幅增产，温饱问题解决了。这不能不承认搞包产到户有它历史的合理性。以今天来看，河南省的刘庄、江苏省的华西村等才是榜样和方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只能走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当然今天的集体经济同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已有很大的质的不同。这些问题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否则没有说服力。
第四，要历史地看问题，正确认识毛泽东时代所付出的代价。
历史发展过程中总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我们希望尽可能地少付出代价，但事实上总不能不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这是一个规律。毛泽东在1957年讲，我们民主革命二十八年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搞建设弯路能不能走得少一点，希望搞得好一点，少一点代价。但实际上比革命时期付出的代价还大，弯路走得还多。直到今天，我们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虽然比毛泽东时代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仍不能说已经完全认识清楚了，还会付出代价。代价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今天的各种社会问题，比如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道德失范问题，都是代价。毛泽东时代成绩巨大，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当然，现在有些人极力夸大这个代价，比如有人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了三四千万人，有人说七千万人口的四川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一千万人。这明显是夸大了的数字。有的地方饿死人是事实，但没有这么多。我对1960年的人口比1959年减少一千万的统计数据表示质疑。况且减少的人数并不都是饿死的，其中相当的数量是因人口出生率下降而减少的。饿死人的原因也很复杂，同是河南省，自然条件好的信阳地区发生严重饿死人事件，而自然条件恶劣的林县（今天的林州市）却在困难时期不仅没有饿死人，反而开凿了红旗渠，创造人工天河，改善了生产条件。红旗渠已成为国家重点历史文物，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这里的关键是领导干部的素质。总之，我们应当承认付出了代价，但是又不能夸大代价，要全面分析代价的原因。
毛泽东面对的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如何搞社会主义的世界性历史课题。这个历史课题，不是一个人想解决就能解决的，也不是一代人想解决就能解决的。斯大林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搞了所谓的斯大林模式，或者苏联模式。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认为苏联是我们的榜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所以我们照搬了苏联的很多东西。1956年以后就觉得有问题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我们实际上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些问题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其中有一个因素，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对于国情的认识有片面之处。毛泽东只看到一穷二白，没有看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和深入国民性的奴化意识。中国的很多问题并不是领导怎么想就能怎么做的。1948年土改中，一些地方曾发生过乱斗乱杀的问题，所以要有工作队下去。如果没有工作队，仅让农民自己搞，那问题就更不得了。毛主席看了当时发生的一些野蛮情况的材料，非常生气，说这不是我们党提倡的。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人民普遍没有人权、人道、法制等观念。毛泽东个人很有人情味，也很有人道主义精神，讲要注意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反对武斗，反对逼供信，反对法西斯审查方式，但是“文革”中还是发生了很多非人道的事情。把“文革”中发生的那些惨剧全算到毛泽东头上，这有点不公平，因为这些现象是他从创建人民军队时起就一贯反对的。但若说它与共产党、毛泽东没有关系，好像也说不过去，因为是在他领导下发生的。所以问题很复杂。为什么反对的现象屡禁不止地发生？这与整个国民素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素质有直接关系。中国人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公民对自由、人权、人道、民主、法制、尊重个性等的意识普遍没有，因而很容易发生非人道的野蛮现象。所以要历史地看待这些问题。这不是要为中国共产党辩护。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是神，不能在短时间内就都能使所有人具有现代文明意识，不能一下子就能扫除所有的野蛮现象。对于中国的历史问题，要看正反两方面的材料，要有分析。如何搞人民民主专政，严格来讲我们没有经验，因而发生过专政扩大化的错误，甚至把极少数的人民误以为是敌人，当作专政对象。错误要改正，教训要吸取，但也不能因犯了专政扩大化的错误就否认整个国家的人民民主专政性质，更不能把人民民主专政说成是极权暴政。
研究毛泽东，有没有一个立场问题？我认为有，每个人都有个立场。立场可以有多种，作为共产党员无疑是应站在党的立场。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作为一个爱国者，应当站在民族的立场。对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可以也应当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批判，吸取教训，以免重犯。但若对民族英雄毛泽东进行恶意的攻击、诽谤和妖魔化，那他就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这极不可取。
徐俊忠：
毛泽东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鼓励，也感谢大家从不同的思路贡献了卓越的见解。我会很好地消化大家的意见。下面，就大家提出的若干问题，作点说明。
第一个问题，如何更加历史地看待毛泽东的问题。我的文章是非常明确地反对抹黑毛泽东的。因为那不符合历史，也有很大的害处。2009年是新中国建立60周年，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尽管有过挫折，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开始崛起，这是不争的事实。你把毛泽东抹黑了，新中国就黑掉了30年，哪里还会有历史的自豪感？不产生历史虚无主义那才怪呢！事实上，历史也不是这样。大家说当时生活很苦，这是事实。但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要求全民勒紧裤带干事业。直到这些年，尤其是去年以来，大旱和大涝的轮番出现，人们才理解了毛泽东当年号召农民兴修水利的意义。毛泽东时代兴修的那么多的水利设施，实际上支撑了中国脆弱的农业几十年。我在一个山区县挂职县委副书记期间，实地看过不少水利设施，很有感触。这些年，由于体制变更，政府投入也少，原来的水利设施老化病危，许多原来的水田变成旱地，大量土地被撂荒。前两年，广东有一个60年代修起来的“青年运河”溃了，媒体在报道中还在责怪当时修的水利质量标准太低。这些记者无知到好笑。广东的东源县有一个万绿湖水库，其库容之大，是我在那挂职时才知道的。我去调研，乘坐快艇近一个小时才能到其中一个镇。它就是在我们共和国最困难的20世纪60年代初修建起来的。这都是那时候人们勒紧裤带，过着苦生活给我们留下的财富啊！以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我们也不能把改革当作“去毛泽东化”。你说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把农村搞穷了，但你对人民公社实行“去工业化”和“去商业化”，它哪有不穷的道理呢？你现在对华西村、刘庄、南街村等实施“去工业化”和“去商业化”，它们一样也会垮掉的。你说改革开放，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恰恰就是毛泽东苦苦为之争取而难以获得的。我们说改革开放开始于反思苏联经济模式，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群体中，率先发起对苏联经济模式反思的，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突破就是改革权力过于集中于中央的体制和以行政的手段去管理经济的做法，再就是给企业的自主权。这些也是毛泽东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反复提出而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贯彻的事情。实际上，这些都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资源。不然的话，如何理解胡乔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发表那篇被誉为改革开放“第一声”的论文呢？我不是说，改革开放的思想都是毛泽东已经提出了，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说你把毛泽东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不符合事实，也极端有害。这里涉及有专家提出的一个问题：改革是不是改掉毛泽东时代不好的东西？我说：是！但应该具体说，是改掉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曾经力图改掉而后来在“七千人大会”后被强化起来的那个经济体制。只有这样认识，才符合历史的实际。这也是我常常感到邓小平身上有许多与毛泽东相通的东西的原因。大概这也是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多次出面保邓小平的原因吧。总之，把毛泽东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是不行的。你一对立起来，那三十年就被黑掉差不多了，新中国还会有多少三十年啊？而这一黑，也就屏蔽了人们对于毛泽东时代许多积极思想的汲取。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战略家，他的思考是很深远很特别的，也是很有见地的，拒绝对于这些思想的借鉴与汲取，等于堵塞了我们汲取智慧的一个源泉。这里我有一个很强烈的看法，我认为，由邓小平发起的改革开放与毛泽东的主张之间，不是对着干，而是接着说。沿着这种思路去思考，我相信我们就会得到许多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认识与经验，也会弥合一些社会舆论的对立。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论文中多次提到的“要强化对于毛泽东的认知性研究”问题。大家这么重视这一观点，看来我下来应该有一篇专门性的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但就我对这个问题的最初想法是，认知是一切研究的基本要求和基础性工作。你不重视认知，根本就谈不上研究，也就可以随意乱说了。这些年来，抹黑毛泽东的似是而非的说法之所以那么多，也很流行，除了少数人怀有某些偏激的政治情绪和一些文字投合某种人的阴暗心理外，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们都不太重视作深入的认知性工作。诉诸于认知性研究，许多东西就可以澄清。在毛泽东研究队伍里，由于历史的原因，还有很多是搞哲学的，包括我也是。这些年来，搞哲学的人有一个坏毛病，就是不重视也看不起搞具体的史料解读。例如搞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人，许多都不去看具体的史料，而是去关注所谓的哲学思想，因而提出这个“性”那个“性”的，看似热闹，但贫乏得很。问题在于毛泽东究其实不是哲学家，他是一个有哲学思维的革命家和治国理政的政治家。你一定要把他变成哲学家，而且是书斋里的哲学家，那至少是搞错了对象。我的学生一开始也很热衷于“我是搞哲学的”，但你这样一来，根本就无法把握毛泽东，得到的都是一些可以任意组合的似是而非的概念。因此，我提出要做好毛泽东的研究，第一步必须做好认知性研究。而进入认知性研究就必须认真地阅读大量的文献和史料，关注他对于许多重大问题的思考和解决的过程。这样，你就可以得到具有历史感的鲜活的毛泽东。这是研究的基础。当然，阅读文献和史料还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靠举例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列宁说举例会发生诡辩。有一本研究毛泽东的书，史料看似很翔实，但有人评价说，它是以肢解史料的方式去虚构一段不真实的历史。因此，如何去阅读和把握材料，尤其如何从总体性和具体性的统一去阅读材料和把握材料，这是另一个问题。但你不下苦功夫去阅读文献和史料，就是不行。我主张要以哲学方法与史学方法的统一去从事这个研究。也就是说，要以史学方法，使研究得以具体，从而避免对于历史问题的把握陷于空洞化和抽象化。同时，要有哲学的整体性思维，防止研究由具体而陷入于琐碎。所以，我的博士研究生的研究是非常辛苦的。他们都要就研究的问题编写30万～60万字的相关年表后，才能进入论文的写作。这样的过程，很累很苦，但他毕业时就会得到一个研究的领域。我不希望大家把“认知性研究”变成一个思辨的问题。我只是认为你应该把基本的事实呈现出来，尽量地还原历史的真实氛围和场景。有此思想的指导，在研究中，我们特别重视资料的收集和积累，尤其是某些专门性资料的收集和积累。这是学科建设的基础，也是科学研究的基础。
第三，关于人民公社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思考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农村的现代化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而人均土地却很少的国家。他对于农村现代化的基本思路是“组织起来”。但组织起来并非仅仅去耕种那人均不多的土地，而是发展农业和非农业的各种产业。因此，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反复地提出并琢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叫作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但却文不对题，讲了许多并不限于农业的问题。实际上，这种文不对题正是它深刻与高明的地方，因为它提供的是一个“三农”综合治理的现代化思路。里面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论述，即使在今天读来也不会感到落后。它实际上回答了农民组织起来干什么的问题。而对于人民公社，他就更加明确了，那就是“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也就是说，把农民组织在比合作社更大的集体体制里，根本就不是要他们仅仅去耕种人均不多的土地，而是要在保证农业发展的同时，利用所谓“一大二公”的体制优越性，去因地制宜地发展非农产业，尤其是发展工业，实现地方工业的快速发展。但是，自从“七千人大会”后，人民公社被“去工业化”和“去商业化”以后，实际上就变成毛泽东非常不愿意看到的结局，那就是把它变成中国版的苏联集体农庄。有专家说，毛泽东的农村人民公社主要是发展自给性生产，而不是商品生产。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人民公社变成自给性的生产单位，这是事实。但这种事实的酿成，主要是“七千人大会”后中央主持经济工作的同志整顿经济秩序的产物，它在根本上是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的。因此，不能以人民公社实际上存在的主要是自给性生产，就断定毛泽东主张人民公社主要是发展自给性生产的。还有的专家问：是不是人民公社不“去工业化”和不“去商业化”就肯定能成功？我说，不实行“去工业化”和“去商业化”，人民公社不一定能够成功，因为它取得成功的因素仍很复杂。但你对人民公社实行“去工业化”和“去商业化”，它就一定不成功。其实，毛泽东的构想是有成功的范例的，但它不是出现在毛泽东的时代，而是出现在改革开放下的华西村和南街村等一批明星乡镇里。因为，改革开放使它们免除了被“去工业化”和“去商业化”的对待。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不管怎么样，我个人认为，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一份非常丰厚的、值得我们认真去消化的资源。像“毛泽东与当代中国”这样的主题，更是需要大家去认真对待。如果学界的朋友不嫌弃的话，我们愿意就这一主题，每两年开一次讨论会，以此给大家提供一个切磋、交流和分享的平台。我们热切地期待着两年后，大家再次聚会在美丽的康乐园！
感谢大家的出席！
（录音整理：黄碧影）
（本文原载《现代哲学》2011年第1期）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37、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