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及《民国日报》附刊《觉悟》上的急进声音
1923年10月27日
实庵（陈独秀）《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儿？》，载《中国青年》[5]周刊第2期，第15页。
文不长，全文如下：
“贫学中国，翻译外国的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似的书籍，自然是目前的急需；即是于我们目前思想改造上有益的文学书，也有翻译的必要；若纯艺术的文学作品，便没有译成外国文的可能了。
“由此观察，此时出版界很时髦似的翻译泰谷儿的著作，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欢迎他的艺术吗？无论如何好的文艺品，译成外国文便失了技术上的价值；即令译得十分美妙，也只是译者技术上的价值，完全和原作无关。欢迎他著作的内容即思想吗？像泰谷儿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与之昏乱思想，我们的老庄书昏乱的程度比他还高，又何必辛辛苦苦的另外来翻译泰谷儿？
“昏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谷儿了！”（第15页）
关键词：《中国青年》 陈独秀 中国不欢迎宣传昏乱思想的泰戈尔
1923年11月3日
中夏《胜利》（诗歌），载《中国青年》周刊第3期，第9页。
全诗如下：
那有斩不除的荆棘？
那有打不死的豺虎？
那有推不翻的山岳？
你只须奋斗着！
猛勇的奋斗着；
持续着！
永远的持续着。
胜利就是你的了！
胜利就是你的了！
关键词：邓中夏 诗歌《胜利》
1923年11月10日
〔俄国〕高尔该（Maxim Gorky）著、沈雁冰译《巨敌》（一段神话），载《中国青年》周刊第4期，第12～15页。
神话讲的是黑人（邪恶势力）和红人（正义力量）的争斗，中间再穿插灰色人（调和派）的助纣为虐。
文末对灰色人的结论是：
“这个卑陋的两根舌头的丑类，常常立于两极端（红人与黑人）之间，自私地阻止两极端的各自发展。
“有了他在中间作祟，于是人生就失却了鲜明的色彩，变成秽污的呆钝的可厌的灰色。
“这个灰色人横在进化长途的中间，简直拉住了已被时间宣告死刑的遗骸，阻止新人生的通过；所以他永远是一切光明的自由的美的……生活之巨敌！”
关键词：高尔基 沈雁冰 调和派永远是巨敌
1923年11月12日
沈雁冰《俄国文学与革命》，载《文学周报》第96期。
1923年11月17日
秋士《告研究文学的青年》，载《中国青年》[6]周刊第5期，第5～7页。
作者首先对文学现状不满：少数人遨游于高山流水之间，或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讴歌爱和美。即或认文学为助进社会问题解决的工具的人，他们除了在研究室里书丛中埋头工作而外，休息的时间，仍不免是访胜，探幽，赏花，玩月，并没有去表现人生。
他希望：若真有意做文学家，就应该知道怎样才算是一个文学家。文学家应该到民间去，身入地狱，到一切人到了的地方去，吃一切人吃过的苦，受一切人受过的罪。总之，应该快快抛去锦绣之笔，离开诗人之宫，去从事实际运动。
关键词：秋士 对文学现状不满 文学家应该到民间去从事实际运动
1923年11月17日
济川《今日中国的文学界》，载《中国青年》周刊第5期，第13～14页。
这是一篇通信，是济川写给恽代英和林育南的信。
作者认为今日中国文学界的现状是：杂志上“几乎本本有几首令人读了肉麻的诗和着几篇平铺直叙不关痛痒的小说，真是令人作呕”。偏偏“没有一篇读了令人兴起或者读了至少令人落泪的东西出现”。
因此，“中国所急于需要的是富刺激性的文学”，要使人读了能猛醒，心底产生波澜，而“不是那些歌舞升平，讲自然，谈情爱，安富尊荣，不知人间有痛苦事的文学”。
他认为，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艺术和创造社的为艺术的艺术都不行。比较起来，创造社略好。译品太次。新诗矫揉造作，是变相的闺怨诗。
作者“理想中的诗人至少在下列四种中有一种：Blook的雄伟，Byron的悲哀，Heine的缠绵，Wilde的俏丽”。（第13～14页）
将布洛克、拜伦、海涅、王尔德作为理想中的诗人，不免标准混乱。
关键词：济川 中国所急于需要的是富刺激性的、读了令人猛醒、心底产生波澜的文学
1923年11月24日
瞿秋白小说《那个城》，载《中国青年》周刊第6期，第6～13页，未完。
记者在文前交代：“这是象征派的小说。那个城即是俄国大革命，大破坏后的光景，那个小孩即是指的中国。”
十月革命后的“那个城”是：
“城上喷着光华，奇形，在模模糊糊的雾里，现在他已经不像火烧着，血染着的了。那些行列不整的屋脊墙影，仿佛含着什么仙境。”
“那个城活着，热烈至于晕厥的希望着自己完成仙境，高入云霄，接近那光华的太阳。他渴望生活，美善；而在它四围静默的农田里，本流着潺潺的溪涧，垂覆在它上面的苍穹又渐渐地映着紫，暗红的新光。”
后来钱杏邨在总结文学史时说：只有瞿秋白的这一篇《那个城》才“表示了普罗列塔利亚革命文学的正确的倾向”。（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论》，《文艺讲座》第1册，第185页）
关键词：瞿秋白 《那个城》表示了普罗革命文学的正确倾向
1923年12月1日
中夏《新诗人的棒喝》，载《中国青年》周刊第7期，第4～6页。
邓中夏的棒喝词是：凡是做新诗的人多半都是懒惰和浮夸两种病症的表现。他们不研究正经学问，薄识寡学，不注意社会问题，不知道自己处在一种什么环境里，应负什么责任。因此，“他们的作品，即使行子写得如何整齐，辞藻选得如何华美，句调造得如何铿锵，结果是以之遗毒社会则有余，造福社会则不足”。
文末作者“垂涕泣的叫喊道”：“春花般的青年们哟！/朝暾般的青年们哟！/烈火般的青年们哟！/新中华的改造只仗你们了，/却不是仗你们几首新诗。/青年们！醒来哟！”（第6页）
关键词：邓中夏 《新诗人的棒喝》：“凡是做新诗的人多半都是懒惰和浮夸两种病症的表现。”
1923年12月7日
恽代英《八股？》，载《中国青年》周刊第8期，第3～6页。
文中有这样的话：“我以为现在的新文学若是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自然应当受一般人的尊敬”；否则，即使文学上有价值，也应该如对八股一样，反对它。
关键词：恽代英 只要社会功利，不要文学
1923年12月10日
沈雁冰《苏俄的三个小说家》，载《小说月报》第14卷第12号“海外文坛消息”之191。
（本文自编页码）第1～3页。
文章说，俄国文坛在十月革命后的头3年，即1917至1920年，是没有文学的，“文坛是已经死了”。一是因为旧俄的作家，如蒲垠（Ivan Bunin）、亚格舍·托尔斯泰（Count Alexey Tolstoy）、古卜林（A.I.Kuprin）、弥里士考夫斯基（Merezhkovsky）、苏古旭夫（I.D.Surgutchoff）等，都逃到外国去了。第二，“这次俄国革命仿佛是晴天的一个霹雳，把人心震动得不知其所以然”。第三，内战，生活不安定。
但1920至1921年这一整年，苏维埃政府所属之印刷公司，已创办两种文艺月刊：《出版与革命》《赤色的大地母亲》，使俄国作家放下斧头、锤子，再来拈钢笔，从事创作。
在大批小说家中，最著名的有3个：必尔尼克·伏笳（Boris Pilniak-Vogan）、伊凡诺夫（Vianeslavovich Ivanov）和李淀（Vladimir Lidin）。“时代底特异的色彩在他们神经系上印下了深刻的痕迹”。第一，他们所选的题材是同方面的。“他们的小说几乎非革命与内乱不写。他们的作品，严格的说起来，大半没有主人公或女主人公；他们的舞台的中心，常常簇聚着一群人，中间各色人等都有，咄咄的在我们眼前闪过。”第二，他们对于政治潮流都取超然的和自由的态度。但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论”，具有“阶级意识”。第三，他们都是写实派。其特点是：“先以短而冷隽（峻）的文句，描写人生的一片段，随后忽又跳到人生的另一片段，而这两段也许是不联（连）续的。可是他们所选的人生的片段，虽无事实的联络，精神上仍是联络的。他们把革命后俄国的速变而兴奋的人生底灵魂，纳在他们的小篇里了；它那急调，繁影，和闪电似出没的情绪，自成谐律，读之，使人感到不可名言的愉悦。表现近数年的俄国人生，只有这种文体最为合适。”（第2页）伊凡诺夫的态度，在小说《洛斯克尼湖》里，“是极温和的。他描写那些温厚质朴的农民忍饥去找他们所耳闻的圣地，终至因饥而自相残杀；他描写一个有阶级意识的红兵快活而狂叫；他描写那些灰色人自溺于血和泪的海里，完全不知道为了什么：他把这个可纪念的大时代的各方面都忠实地表现出来，处处蕴着未来的光明和希望”。必定尼克是属于“讨厌的唯美派，但的确是个伟大的天才”。李淀的作品出现了城市。读他的著作，“首先感到的，便是他对于友爱，哀怜，温柔的渴念”。“他最喜欢描写琐屑的小事；但在这些小事中间，就有强烈的大革命后的新精神放射出来。”（第3页）
关键词：沈雁冰 苏俄三个小说家：必尔尼克·伏笳、伊凡诺夫、费定 非革命与内乱不写
1923年12月15日
泽民《青年与文艺运动——读书随感之一》，载《中国青年》周刊第9期，第8～9页。
作者以法国象征派的兴起为例，说明从事文艺运动的青年，必须具备少年精神，热烈的兴致。要脱离自身狭小的小我，走入一个广大深远的世界去。
他说：艺术的本质就是生命。若要把新文艺运动属望于青年，必先使他们接触生命，更须使他们自己先要有活泼的生命。（第8～9页）
关键词：沈泽民 艺术的本质是生命
1923年12月20日
〔德国〕Von Heine作、文虎译《革命》（诗）等8首，载广州《新青年》季刊第2期，第10～13页。
具体诗作是：《革命》（海涅）、《颈上血》（工人某，1923年2月7日，汉口江岸）、《进行曲》（赤军，译者文虎）、《天语》（双莫）、《知心》（瞿景白，1923年9月20日，杭州）、《飞来峰和冷泉亭》（瞿秋白，1923年7月）、《出狱》（刘拜农，1923年11月）等。
《颈上血》唱道：
军阀手中铁；
工人颈上血；
颈可折，
肢可裂，
奋斗的精神不可灭！
劳苦的群众们！
快起来团结！
瞿秋白的诗中有“做个中流砥柱”的铮铮誓言。
关键词：革命诗歌
1923年12月22日
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载《中国青年》周刊第10期，第6～9页。
作者是早期共产党员，此时正从事实际革命工作。这篇文章的重要观点是“以文学为工具”。
文章说：“我们承认人们是有感情的动物。我们承认革命固是因生活压迫而不能不起的经济的政治的奋斗，但是儆（警）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却不能不首先要激动他们的感情。激动感情的方法，或仗演说，或仗论文，然而文学却是最有效用的工具。诗歌的声调抑扬，辞意生动，更能挑拨人们的心弦，激发人们的情绪，鼓励人们的兴趣，紧张人们的精神，所以我们不特不反对新诗人，而且有厚望于新诗人呢。”（第106页）
文学是激动人们感情的最有效的工具，不过现时的诗人都不明白时代和环境，都是些快乐主义、颓废主义、个人主义，太让人失望了。
作者所欲贡献于新诗人的是：
第一，“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我们要做新诗人的青年们，关于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要特别多做，儆（警）醒已死的人心，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励人们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文体务求壮伟，气势务求磅礴，造意务求深刻，遣辞务求警动。史诗尤宜多做。”（第107～108页）
第二，“须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第108页）
第三，“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如果一个诗人不亲历其境，那就他的作品总是揣测或幻想，不能深刻动人，此其一。如果你是坐在深阁安乐椅上做革命的诗歌，无论你的作品，辞藻是如何华美，意思是如何正确，句调是如何铿锵，人们知道你是一个空喊革命而不去实行的人，那就对于你的作品也不受什么深刻地感动了，此其二”。（第109页）作者举他所写的《莽莽洞庭湖》诗为例，说明：“此诗虽极幼稚，然而当时颇有朋辈为之感动，亦因我当时投身实际活动的原故。”（第109～110页）
他认为，诗歌因其有抑扬的声调，有生动的辞意，比之于演说和论文，“更能挑拨人们的心弦，激发人们的情绪，鼓励人们的兴趣，紧张人们的精神”。他希望新诗人们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借以警醒已死的人心，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励人们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他非常看中文学这种激发读者感情的“最有效的工具”的作用。基于同样的道理，他又认为，那仅仅表现个人主义的无病呻吟之作，足以使“民智日昏，民气日沉，亡国灭种，永不翻身”。
这是一个从事实际革命工作的共产党人对新诗人的要求。
关键词：邓中夏 共产党人对新诗人的要求 文学是激发感情最有效的工具 表现民族的伟大精神 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 现时的诗人太让人失望
1923年12月22日
阿拉伯人K.Gibran作、泽民译《诗人》，载《中国青年》周刊第10期，第9～10页。
4个诗人围着桌子喝酒。头3个诗人说，他们看到、听到、扪到了酒杯里的小鸟、歌声、翅膀，沉浸在诗意之中。第4个诗人举起碗却说：“可惜啊，朋友们！我是太钝于视觉，听觉和触觉了，我不能看见这酒底芳香，也听不见他底歌唱，也觉不到他那拍着的翅膀。我见得到的只是这个酒。所以现在我只得喝了他，好让他教我底感觉锐敏一点，也能享受你们那高尚的快乐。”他把这碗沉香酒喝得一点不剩。
“那3个诗人，张着嘴，瞪瞪地望着他，他们底眼里怀着一种馋涎欲滴的恨意，可是这种表情却很不‘抒情的’了。”（第10页）
关键词：沈泽民
1923年12月29日
楚女《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载《中国青年》周刊第11期，第7～9页。
萧楚女将回避现实，追求放纵、浪漫，称为诗的生活，刘伶、李白、唐寅、王尔德就是他们的代表；把艰难的课题，逼视现实，猛勇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坚忍，刚毅，耐劳，茹苦，持久，严格的自律，称为方程式的生活。
他认为：应该抛弃诗的生活，而过方程式的生活。
他说：“凡是在宇宙底生之大流里有些意义，在人间社会多少留下一点功业的，也就没有一个是过那种诗的生活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哪一个古今中外的伟人，哲士，贤者，英雄，不是逼视现实，直从罪恶丛中通过的？哪一个不是把自身做成一支蜡烛，点起‘为他’的爱之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让他蜡尽成灰的完事？”（第8页）
关键词：萧楚女 抛弃诗的生活，过方程式的生活
1923年12月29日
阿拉伯人K.Gibran作、泽民译小说《一知半解》，载《中国青年》周刊第11期，第11～12页。
掌握真理的田鸡被3个一知半解的同类“从木梁上挤入河里去”了。
关键词：沈泽民
1924年1月5日
Hermynia Zur Muhlen作、济川译《一只猴子的故事》（童话），载《中国青年》周刊第12期，第11～14页。
Feodor M.Dostoievski作、济川译《魔鬼的恶作剧》（小说），载1924年1月19日《中国青年》周刊第14期，第7～11页。
1924年1月19日、26日，2月16日、23日、3月1日
中夏《北游杂记》，载《中国青年》第14、15、18、19、20期。
文前说明：“此行为日虽止13天，而接触的旧交新知，约在400人以上，或杯酒道故，或围炉谈天，或开会演说，或深室偶语，环境万殊，悲欢离合，啼笑俱有。”
文中小标题为：一、纪程。二、与医生谈Philosophy。三、荒山古寺的北京城。四、直系分裂的朕兆。五、恋爱自由问题。六、新兴的实力派。七、上海的报纸。
关键词：邓中夏
1924年1月26日
中夏《思想界的联合问题》，载《中国青年》周刊第15期。
思想界的联合战线是陈独秀提出来的口号。邓中夏在独秀的基础上再提出：（一）行为派的心理学家，（二）三民主义的政治家，（三）社会化的文学家，（四）平民主义的教育家，也可以联合。
邓中夏眼中当前的社会化的文学家：“可惜此派尚没有健全的代表。现在中国文艺界他们很高傲的标榜什么‘为艺术而求艺术’，什么‘新浪漫主义’，什么‘文学就是目的’，什么‘文学是出自内心不为物奴的’，什么‘文学是无所为而为的’……有些是很和柔的标榜‘为人生而求艺术’，不过他们的人生，是个人的人生（少爷小姐的人生），绝不是社会的人生。总而言之：现在中国的文艺界是糟到透顶了。不过我们仍不存悲观，我们也可在其中万中选一的得到一些社会化的作品[7]。我们并看见一些进步的青年作家渐渐儿亦有新的醒觉，或者这个‘江河日下’的风气挽转过来亦未可知。假若青年作家能够认清他所处的物质环境，和明白他所负的正当使命，痛改前非，极力经营社会化的作品，为社会改造和国民革命的前途尽力，这亦是我们可以联合的一支友军了。”（第8页）
尽管认为现在中国的文艺界“糟到透顶”了，但还是可以联合友军。
关键词：邓中夏 “糟到透顶”的文艺界也可以联合 创作社会化作品的作家是一支友军
1924年2月9日
远定《诗人与诗》，载《中国青年》周刊第17期，第11～12页。
作者特别同意邓中夏《新诗人的棒喝》和《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的观点，尤其是那“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的号召。他说：
“我以为：
“诗人不要忘却他自己是人！
“诗人不要忘却他自己是社会上或人类之一人！
“诗人不要忘却他自己是物质环境所支配之一人！
“诗人不要忘却他自己底受经济压迫，政治摧残，和强暴侮辱的兄弟姊妹们！
“诗人要明了他底头虽高插云表，他底脚却深陷入泥土中在！
“诗人在作诗之顷，固然不能预期此次必做那样的诗，但在平时应该预定目标，慎选方法去涵养自己底人格和思想。”
他强调：诗人应该记清楚“自身的地位和环境是如何；并且希望他们同时研究其他的学问，注意社会问题，从事实际活动”。（第11～12页）
关键词：《中国青年》载文认定：诗人应该注意社会问题，从事实际活动
1924年2月9日
泽民《我所景慕的批评家——读书随感之二》，载《中国青年》周刊第17期，第12～13页。
作者说，在俄罗斯19世纪的批评家中，最有名的要算别林斯基、杜薄罗林博夫、皮沙雷夫几个人，而他最景慕的则是皮沙雷夫（皮萨列夫，1840～1868年）。
“批评事业固然不是党同伐异的工具，也决不止于指出文艺作品之好坏。真的文艺批评家一定要自己先具备有文艺上深厚的素质，庶几不至于说外行话；然而尤其要紧的是能够深入民众底心里去：民众所不及见的替他们指出，及见而不及感动的使他们感动，总之，深深的给他们激刺，大大的帮他们鼓动，使他们觉醒到人生底伟大的事业——改革！做到这样的一个批评家，却不是摇笔立致的。”
一句话：“对于所批评的作品底价值不能有何增减，对于听众底思想不能有所启迪的批评家”，“休矣！”（刊第13页）
关键词：沈泽民 批评家应该深入到民众心里去，让民众觉醒人生的伟大事业是改革
1924年2月9日
正厂《文化运动底反动》，载《中国青年》周刊第17期，第13～14页。
文章说，参加“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人，以为文学革命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却“忽略了文艺复兴底革命精神”。大家把科学抛入东洋大海，哼哼哈哈地出了一大批文人：“隔夜一个诗人诞生，三天一位小说家降世：弄得我们像走入罗汉堂里，磕头也来不及。”接着，“什么整理国故，又摇头摆尾地时髦起来”。
他的结论是：“我们现在要把文化运动的旗子从新举起来，一定要认清楚文化运动底灵魂，是革命的精神，不是浅薄的甚么文艺或复古运动。”（刊第13～14页）
强调精神，却要抛弃精神所附着的载体。
关键词：认清“五四”文化运动 文学革命运动的灵魂是革命精神，而不是欧洲的文艺复兴
1924年4月10日
沈雁冰《俄国的新写实主义及其他》，载《小说月报》第15卷第4号，第2～4页。
作者把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因为经济困难，纸张缺乏，刊物少而单薄，小说写得短，用字省，不要心理描写，这种奇特的电报式的文风，称为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家就是伊凡诺夫。沈雁冰说的还是写实主义，不过是因为形式的特点，加了一个“新”字，它不涉及写实主义的性质。
本文也说及新俄诗歌。玛雅可夫斯基的未来派，“自号为无产阶级艺术，实在无产阶级已经讨厌他们”，只有卡辛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诗人”。
关键词：沈雁冰 再次出现“无产阶级艺术”“无产阶级诗人”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