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育需要世界视野
历史教育与世界视野这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我认为是一个还远未过时的话题。从逻辑上看，包括四个基本问题：即历史教育需要世界视野，历史教育需要什么样的世界视野，历史教育怎样拓展学生的世界视野以及世界视野对历史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这里我先谈谈历史教育需要世界视野。
一、认识世界是历史教育的重要任务
2003年版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明确要求，通过历史学习，要让学生学会关注和思考中华民族与人类命运。我个人的理解是历史教育重在帮助学生形成两个认识：如何认识自己和如何认识世界。核心关键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又如何对待别的民族的历史和传统，实质是如何妥善处理中华民族的发展与人类发展的关系，从长远的角度来理解民族利益与人类的利益。
从世界的角度看问题，特别是那些涉及国家发展、民族兴衰的大问题，必须超越民族国家视角，从世界全局着眼，这已经成为现代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和潮流。一方面有大量以全球历史发展为背景的经典论著问世；另一方面出现了基于现实发展需要，以解决历史问题，实现历史和解为目的的跨国家共同研究历史的新趋势。
历史教育自然会受到这股潮流的冲击和影响。有的国家通过调整中学历史教育课程设置次序，强化国民特别是青少年了解世界上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的意识，让他们从小就具备一定的世界视野和眼光。如在美国、日本等国都是先学世界历史，再学本国历史。有些国家则通过开展跨国历史研究和共同历史教科书开发，启发人们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视角，来理解人类历史的变迁。最先启动的是欧洲国家，如德国与法国，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跨国历史研究，2010年出版发行了两国共同开发的三卷本历史教科书；德国与波兰在20世纪70年代也组成了历史教科书共同编写委员会，按计划积极开展工作，它们成为国家间合作较早开发历史教科书的范例。即使因内战分裂的前南斯拉夫各加盟共和国之间也加入了共同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行列。亚洲当然也不甘人后，历史恩怨极深的中日韩学者先是通过民间方式开展共同编写东亚史的工作，2005年出版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2012年又共同出版了《跨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2006年根据两国政府间协议，中日两国学者又开始了官方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2010年对外公布了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中国方面2014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三卷本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就连有着千年仇怨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历史教师之间，也携手合作共同历史教科书的编写。
有学者指出，1830年到1871年德国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在这一关键时段所扮演的角色是前所未见的。在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历史教育也应有所作为。无可讳言的是，与学术界的热烈相比，我国中学历史教育中对学生世界意识的培养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民族本位意识和思想还有不小市场，甚至存在反文化反人类的倾向，无视、轻视甚至是蔑视、贬低别的民族历史成就的做法还时有所见，世界视野的开拓和培养刻不容缓。
二、认识世界历史学科有难以替代的优势
吴于厪教授说，历史有两个维度，纵向：由低向高更替发展；横向：各地区间由相互封闭到逐渐开放、由分散到整体。吴教授的分析揭示了历史的两大特性，一个是历时性，一个是共时性。前者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个时间的纵向参照系；后者为人类生活提供了一个空间上的横向的参照系。各民族都可以通过这两个参照系，建立起自己的一个历史的坐标系，为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精确定位。
从历时性看，对于时间中有限存在的人类来说，浩渺的时间往往激起人心中的思古之幽情，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名句的思想意蕴所在，正是由“古人”与“来者”烘托出深切的历史感。人类心灵深处存在着突破时间壁垒与有限性的内在愿望，而历史感作为某种超越当下的时空尺度上的一种视界，为人类提供了抗击时间和超越有限的形而上的可能性。如果说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人指出超越有限生命、圆满存在意义的“天路”，那么进入历史就成为人类超越自身有限性的“现世方式”，成为有穷之人追求无穷存在意义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对中国人来讲，进入历史的记忆是人永垂不朽的最佳方式，所谓“青史留名”也，所谓“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也。
从共时性看，英国史学家麦考莱说过，历史是“以事例进行的哲学教诲”。据陈乐民先生讲，他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过许渊冲先生的回忆文章，许先生说，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皮名举先生对他们这些学生说过：“你们要好好学习中国历史，不学习中国历史，就不知道中国何以伟大”;“你们要好好学习世界历史，包括西洋历史，因为如果不学习世界历史和西洋历史，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会落后”。正是通过不同发展路径的比较，人类对自己的处境才可能有比较准确的了解和定位，换句话说，历史通过各民族不同生活实践向我们展示的是人类不同存在的可能性，为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多方面的丰富案例，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人类成长的精神导师。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为例，可以坦率地说：要是没有欧洲人近代以来在政治、经济领域成功的历史实践，人权、民主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对我们是难以想象的。
三、对世界认知意愿的差异影响着各民族的命运
无论东西方，人类很早就有了解世界的愿望。很遗憾后来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类是对世界历史发展保持浓厚兴趣，主动探究构建；一类是对自身之外的世界逐渐失去兴趣，到近代被动卷入世界大潮。对认识世界的不同态度，对各民族的历史命运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长久以来在西方社会，不断有人提出关于世界理解的新学说。
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有不少史家开始了从世界视野研究历史的尝试。被誉为西方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为自己设定的研究目标是寻求人类的共同特征，成为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希腊史学家波利比阿最早提出了人类社会趋同论，成为全世界性或全人类性历史的创始者；斯多葛学派把人类看成是一个整体，提出了人都是世界公民的新颖观念。
文艺复兴时代，更是对了解世界充满了渴望。但丁认为无论文明具有怎样的多样性，一切文明只有一个目的——全面地发展人的智力，使人类在一切学科和艺术方面有所作为，有所创新。这种文化创新不是由个人或某一个国家来进行，而需要依靠所有人类配合协调集体的力量，条件是世界和平，保障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同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勒卢阿预言：全世界正在形成一个世界共和国。
启蒙时代，人们的视野进一步扩大。伏尔泰从全球的宏观角度来纵横考察人类文明史。复旦大学的张广智教授甚或认为，今天的全球史实际上是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时代编年传统的复兴。意大利学者维科通过对人类如何从野蛮人到现代文明人的研究，提出了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学说。德国史学家赫尔德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人类历史发展有统一性。德国哲学家康德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提出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内部是立宪共和的政体，外部是国际永久和平的世界政府。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马克思更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二战以后，进入全球观点世界史的新时代，世界主义史学取代民族主义史学，超越国别、地区或民族界限成为当代史学的主要特征。就像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指出的那样，一个世界性的文明正在形成。在这个未来的新文明中，世界各大陆都将分别扮演他们各自的角色。
让人遗憾的是东方世界却在观念和行动上日益走向封闭和自我中心。
英国学者伯纳德·刘易斯最近出版了《穆斯林发现欧洲——天下大国的视野转换》一书，研究的是伊斯兰世界逐渐且被动地去认识西方世界的过程。长期以来，穆斯林自豪于自身的文明，自负于自身的优越，陶醉于自己的成就，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异教国家要不是野蛮的对手，就是进贡的藩属，他们即使有再杰出的学问也不出真主的范围。很少到异教国家。即使有接触，也不屑一顾，对比邻的欧洲发生的一切，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革命都乏人问津，且充满了厌恶。导致了自身的落伍，到近代在西方列强的枪炮下，被迫向其学习，经历了从漠视到重新认识，从学习军事技术到借鉴政治制度的艰难过程。
中国也一样，明清以来以天朝上国自居，闭目塞听，夜郎自大，直到鸦片战争后，才被迫“开眼看世界”，而且往往是通过扭曲的“士大夫镜像”来看世界，通过“文饰作用”和“曲解作用”两大途径，形成文化上的“消极防御”心态，从而对世界产生了不少误读与误解，经常性出现认知偏差，偏离世界主流，在向谁学习，走什么路上交了不少学费，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可能还没有完全明白。
以往的历史不断昭示我们，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从自我中心中走出是十分困难的。日裔美籍学者入江昭在《我与历史有个约会》中说：“看自己国家相对主义很重要：特别是对学历史的人，更要意识到别的国家的人怎样看待自己国家的历史……要极力避免认为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是独一无二的例外主义。因为，例外主义常常会走向排他主义。”所以，我们应当在历史教育中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具有宏阔的全球眼光，才不致迷失自我。
四、世界视野是认识当代世界的一把钥匙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处于全球化时代，不仅经济上全球化、市场化，政治也日益全球化，当今诸多政治议题都带有浓厚的全球化色彩，美国学者里夫金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中预言，在可预期的将来，在全球可能出现若干欧盟式的洲际政治联盟。多少个世纪梦想的世界政府若隐若现。就连我们认为最难全球化的文化来势可能更为凶猛，按照美国学者彼得·N．斯特恩斯的说法，“相比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完全是更纯粹的西化”。
按照周有光先生的说法，今天进入现代文化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双文化”时代，其特点是文化具有很强的国际性，为全世界人们“共创、共有、共享”；其标准是全世界公认的接受的形成新文化，没有公认的保留于地区的属于传统文化；其发展趋势是，现代文化传播过程中，各个地区的传统文化都在自动适应、自我适应、自然代谢；具体到每个人，也都有双文化属性：既保留本土的传统文化，又接受参与共同文化。他把五四时期民主、科学口号的提出，看成是中国参加现代文化的标志和宣言。
有了世界的视野，我们就能看清，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的浪潮、过程和潮流。只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近代化，别的国家、民族也迟早要走上这条路。
五、缺乏世界视野可能导致我们对世界的误判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深度融入世界，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一些人被成就冲昏了头脑又开始了新的盲目自大，不能正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这样下去对世界与中国发展可能出现误判。
先是海外“唱盛中国”和为中国翻案之声不绝于耳：可与英国媲美的江南（彭慕兰《大分流》）、复兴科学的中国文人（艾尔曼《自有其理：中国科学，1550—1900》）、外交上并不蒙昧的清廷（何伟亚《怀柔远人：清代的宫廷礼仪和1793年的马嘎尔尼使团》）、有现代意识的士大夫（罗威廉《救世：陈宏谋和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一些通俗性学术著作更是煽情：罗伯特·坦普尔的《中国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学发明》、路易斯·勒瓦舍斯的《中国统治大海的时代：龙庭的宝船队，1405—1433》、孟西斯《1421年：中国发现了美洲》、《1434年：中国宏大舰队驶入意大利点燃文艺复兴》等，光是书名就足以让人热血沸腾。
如果说这些著述试图从学理上证明当代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即中国在近代史上的一度落后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短暂插曲，当今中国的再度强大，不过是重续中国几千年强大的旧缘。再现一个汉唐盛世、世界超强。
我们的一些学者也坐不住了，出现了以韩毓海《500年来谁著史》为代表的一股强大的跟风潮。在“美化”中国历史的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刨”西方文明的“祖坟”，著名学者何新2013年出版了《希腊伪史考》，提出人们所熟知的“希腊”，其实只是一个窃取了小亚细亚地区文明成果的冒牌货！它是被整容过的，是西方人冒认和冒名顶替的，并非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古希腊文明”“古希腊哲学”纯属共济会控制下的欧洲人文学者的文化虚构，包括但丁、彼得拉克等人都参与了伪造。
还有一些学者对西方现代文明予以彻底否定：“现代化的到来并不象征着西方文明有着特殊的优秀，也不代表着什么历史进步。”“工业资本主义只不过是欧洲带给整个世界的、今天我们无法抗拒的现实，而不是什么我们必须欢呼的东西。……儒家政权模式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我对工业资本主义是否也可以维持这么久持强烈的怀疑态度。”“假设未来的人们会怎样看待这一段历史？他们很可能会对工业资本主义持一种极端否定的态度。谴责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难怪许知远说，中国正在重新返回一个封闭时代：“可能我们都非常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好像在重新回到一个封闭的年代，封闭是来自于政治秩序的封闭，来自知识观念的封闭，……如何理解他人的观念、他人的经验，在整个中国社会变得如此的匮乏和缺乏好奇心。”
难怪刘瑜担心：“现在许多大学生对外面的世界没有兴趣，中国模式崛起所带来的一种骄傲自满，我们不需要外面的坐标系，我们自己就是坐标。过去二十年我们与外面同步的是消费语言和娱乐语言，思想语言没有同步，还有一个滞后。”
任何民族文化都有自尊性、自爱性、排他性，但我们必须正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的现实。
就是对西方现代化持批判态度的赵鼎新先生，在批判文化保守主义者时也不得不指出：“他们中间有的误把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巨大财富当作中国的强大，不知道中国的创新能力、高端市场的主导能力、关键性技术和文化软实力等方面与许多国家相比都还有质上的巨大差距；有的以为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殊不知中国的成功主要在于民族国家建构和市场建构的成功，而这正是西方世界得以兴起的两大支柱，或者说是现代化的核心。”
他甚至预言：“现代化带来了全球化、城市化和信息化，导致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控制手段都将难以为继：臣民一旦成了公民，就自然会产生种种的权利要求；女性一旦全面走向社会就不可能再回到男尊女卑的时代；一个人群一旦产生了族群意识就很难再把它抹去……面对现代化带来的种种诉求和问题，一个时代必须产生与之相应的家庭关系、社区政治、族群政治和国家政治等。同样重要的是，现代化给了以个人成功为导向的工具理性一个正面价值。如果对这一价值所代表的种种欲望控制过强，经济将严重缺乏活力，政治会走向专制，社会也会产生巨大的反弹。”
在全球化的当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升，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需要我们更真实、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域外历史文化、价值观念，认识文明的多样性、复杂性，使人们能以包容的思维看待世界和人生。认识到全球力量及其联系如何构建了我们和世界，而不是将我们置于孤立的荣耀之中，或把自己看成是世界历史的特殊代表。在文化多元交融的全球化时代，拓展世界视野，了解、掌握人类文明知识和理念是当代国人应该补上的一课。
（郭富斌，西安中学特级教师、正高级历史教师，陕西师大校外硕士生导师。本文原刊《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