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素养与历史教育
——以“美国总统里根的儿子失业”的新闻报道为例
国内对媒体素养教育的研究起步较晚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以介绍海外媒体素养教育的做法与经验为主，辅之以在我国开展媒体素养教育的建议与零星的实践。早在十年前，就有人提出，“现有的未成年人教育课程中几乎没有媒体素质教育内容。迄今为止，尚没有中小学开设专门的媒体素养教育课程，也没有一本针对未成年人公开出版的媒体素养教材”。十年过去了，这种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
2016年9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正式发布。该框架提出了“信息意识”这个概念，其内涵为能自觉、有效地获取、评估、鉴别、使用信息；具有数字化生存能力，主动适应“互联网+”等社会信息化发展趋势；具有网络伦理道德与信息安全意识等。从其内涵来看，我国的“信息意识”可归入国际通用的“媒体素养”，其重点都在于有效识别和利用各种媒体信息。其区别在于，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信息意识侧重于对信息的态度，即如何有效地识别和利用媒体信息，涉及对媒体技术如何影响信息表达的认识；媒体素养则侧重于对媒体的态度，包括对媒体信息的识别和利用，以及合理利用媒体技术表达自己的能力。为方便起见，本文仍然使用国际通用的媒体素养和媒体素养教育这些概念。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的发布，意味着媒体素养教育在我国的再起步。这一次，媒体素养教育不再停留在民间研究的层面，而是上升到国家教育政策的层面，并且要落实到相关学科的教学之中。为此，本文力图通过一则案例，探讨在历史学科开展媒体素养教育的可能及策略，为媒体素养教育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扎根贡献绵薄之力。
一、一则新闻的流变与回响
1．美联社电文对事实的选择
1982年10月14日，美联社在纽约发布了一条信息，全文如下：
就在罗纳德·里根总统对全国说“美国正在走向经济复苏”之前几小时，他的儿子普雷斯科特·里根却在这里同失业者一道领救济金。
白宫副新闻秘书斯比克斯13日承认，这位23岁的芭蕾舞演员自从被乔弗雷芭蕾舞团解雇后，近几周中领过两三次失业救济金。
这个芭蕾舞团已解散一个月。小里根和妻子多丽亚住在曼哈顿的格林威治村。
斯比克斯解释了总统儿子为什么拒绝他父亲提出的在他失业期间给予帮助的表示。他说：“里根夫妇表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但尊重他们要独立生活的权利。”
小里根加入了美国约1130万领取救济金的美国人的队伍。这个国家的失业率上周达到10.1%，这是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数字。
真实是新闻的底线。以上这则新闻，守住了这条底线。报道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都没有虚构。当时美国的失业率高是事实，小里根领取救济金是事实，小里根拒绝总统爸爸的帮助也是事实。众多事实交织在一起，是不是意味着记者对此保持中立，毫无自己的倾向与立场呢？
常言说得好，新闻是通过事实来“说话”的。记者的立场或倾向，许多时候不是表现在直接发表评论，而是围绕事实做文章，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事实的选择，一是对事实的组织。在上述新闻报道中，这两点都得到了体现。首先，当时美国失业者约1130万，记者选择的报道对象却只有一个，即总统的儿子。为什么不选择其他人，而只选择小里根呢？显然，这是因为小里根的特殊身份。其次，在事实的组织上，第一段为什么要将里根总统发表讲话和小里根领取救济金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并刻意强调其时间间隔如此之短？最后一段为什么要强调1130万的失业人数和10.1%的失业率？显然，记者对事实的选择与组织，是为了表示对美国经济形势之不满，并对里根总统的政策进行反讽；特别地，其重点在于反讽。这就是此则新闻报道为读者所预设好的意义。
2．新华社对美联社电文的改写
美联社的这则报道发表后，为中国新华社的记者所关注。中国的记者随即对其进行了翻译与改写，并发表在中国的报纸上，全文如下：
美国总统里根的儿子失业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据外国通讯社报道，美国总统里根的儿子罗纳德·普雷斯科特·里根13日在纽约挤入失业者的队伍，等候领取失业救济金。
这件事发生在里根总统13日晚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声称他的“经济复兴计划已经取得进展”, “美国正在走向经济复苏”之前几小时。
罗纳德·普雷斯科特·里根今年23岁，原来是美国乔弗雷芭蕾舞团的舞蹈演员，而且不久前已经上升为该团的主要演员。
白宫发言人斯皮克斯13日向记者证实，里根的儿子自从被乔弗雷芭蕾舞团解雇后，在最近几周里曾领过两三次失业救济金。
里根儿子基于自己要独立生活的愿望，在失业以后拒绝了他父母提出的在失业期间内向他提供帮助的建议。
美国9月份的失业率达到10.1%。这是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失业率的最高纪录。里根总统在13日电视讲话中承认，目前，美国失业人数已经高达1130万，而且还说，美国失业率可能还会有所上升。
改写稿与原稿在事实认定上有一个小的冲突。改写稿认为美国失业率达到10.1%是9月份的事。原稿说“一周前”失业率达到10.1%，而原稿写于10月14日，“一周前”应该还是在10月份。
与原稿相比，改写稿增加了几个事实细节。首先，写出了小里根的全称，即罗纳德·普雷斯科特·里根。其次，强调小里根是芭蕾舞团的主要演员。再次，美国失业人数高达1130万是出自里根总统之口，而且他认为“美国失业率可能还会有所上升”。之所以增加小里根的全称和失业数据的来源，应是为了增加新闻报道的可信度；之所以突出小里根在舞团中的地位，是想暗示失业现象之严重。
此外，改写稿还删除了两处信息，其一，关于小里根妻子的相关信息；其二，关于乔弗雷芭蕾舞团被解散的消息。删除的原因，应是改写者认为这些消息不重要，缺乏新闻价值。
增删之间，会给读者造成什么影响呢？在原稿中，小里根失业的大背景是经济形势严峻，小背景是乔弗雷芭蕾舞团被解散。在改写稿中，因为读者不清楚乔弗雷芭蕾舞团被解散的背景，只知道小里根是舞团的主要演员，容易留下“主要演员都失业了，经济危机该多严重啊”的印象。
除了部分事实的重新选择之外，应该说，改写稿保留了原稿的主要事实；但在另外一方面，改写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事实的组织方式，从而无形传达了另外一种倾向。首先，改写稿增加了一个标题——美国总统里根的儿子失业，揭示了这则改写稿的主旨——总统儿子都失业了，美国经济形势十分危急。其次，原稿突出的是爸爸讲话信心满满与儿子失业贫困潦倒这两件事的巨大反差，暗示对总统的经济政策缺乏信心；而改写稿则将重点放在了总统儿子失业这件事上，为此，改写稿的第一段突出总统儿子小里根的失业，第三段强调小里根是舞台主要演员的地位，第六段借总统之口再次强调美国失业现象之严重。
总之，原稿和改写稿都拿总统儿子失业这件事做文章，但其侧重点有着细微的差异：原稿意在表明对美国总统经济政策之不满，改写稿则想突出美国经济危机形势之严重。
3．读者对新闻信息的创造性理解
新华社改写的电文为读者精心预设了这则新闻的意义。那么，读者在阅读新闻时，是被动地而又完整地接受其设置的内容与意义吗？
美国总统儿子失业的消息传播开来，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趣的是，当时的新闻行业研究人员和普通民众的看法有着很大的差异。
作为新闻行业研究者，人们当然能准确把握报道背后的意图：“新闻广播报道了美国总统里根的儿子失业的消息，意在说明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破产，以反衬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研究者们关注的是新闻“在中国引起的社会影响”和本身的“新闻价值”。比如，国家总统的儿子加入失业者的行列可“说明美国失业问题多么严重”，这“在中国引起的社会影响”好；而小里根拒绝父母的帮助在欧美社会中很常见，并没有什么新闻价值。
但是，对于普通的中国读者而言，人们往往不是从专业的角度去剖析新闻的内容，也不是按照记者的原意去接受新闻的意义。“受众对新闻媒体发布的新闻的理解，往往并不只看报道本身，而且常常会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热点和自己的兴趣、感情与关注点联系在一起，形成特有接受倾向。”时值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干部利用特权搞各种不正之风，这是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关注点，人们并不是真正关心美国经济衰退到何种程度，也不关心总统因为儿子失业而丢脸，更不关心美国社会人情冷漠到连儿子都不帮助。因此，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人们更愿意创造性地理解（或者说“误解”）这则新闻：“总统的儿子照样失业，美国不搞特权；总统的儿子照样解雇，说明美国民主，风气好；总统的儿子不靠老子的金钱和权势，说明美国青年有志气。”普通民众的反响如此强烈，以致有的新闻行业研究者认为这条消息的社会影响是“适得其反”的，“在听众中所引起的思考，并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选择上的失当”。
4．21世纪的读者对这则旧闻的重新解读
进入21世纪，中国人仍然没有忘记这则旧闻。一旦有合适的时机，人们仍然会从不同的角度提及这件事。不过，与之前相比，意识形态的色彩淡了许多，角度也更加多元化。
一些人从美国人家庭伦理的角度去解释这件事。有人认为里根总统的儿子失业“并不是说家庭中毫无温情，只是他们认为依赖他人是一种羞耻，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有人则称赞里根总统是个好父亲，“不许子女借自己影响力去为自己谋利”。
有人则从这则旧闻中看到了冷战期间“中国媒体上的美国形象”。在综合《人民日报》对美国的各种报道的基础上，他认为，“强烈的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是1972～1988年“人们经常在中国媒体上看到的美国人的形象”, “美国青年更是讲究个性独立的代表”，其例证之一就是小里根拒绝总统爸爸的帮助。
有人则另辟蹊径，采用假设的方法，推想了总统儿子得到总统照顾的后果，进而解释了总统儿子不愿接受照顾的原因。他认为，总统儿子即使有才能，大公司也不愿招入，因为他们“担心总统的儿子进入后，公司的业务可能会受到‘不好影响’——且不说国会那些议员会紧紧盯住总统儿子所在的公司，全国的媒体与‘刁民’也不会放过那些大公司啊。人家大公司本来安分守己可以赚到钱，结果招了总统的儿子来，反而处处受到监视”。在这种氛围下，“美国的‘官二代’也明白了，靠父亲的关系经商，好处得不到多少，反而更加容易失败，也会更难看”。
有人则因为一位中国大学生为顺利求职而在网上发帖找干爹的新闻想起了美国的这则旧闻。他认为，在当今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正在演变为其父辈的社会资源和财富实力的竞争。而在美国，“里根总统或许希望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儿子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但在高度发达的公众监督下，要成就其事谈何容易？”为此，他呼吁要加强制度建设和公众监督，消除国内“代际效应”下的就业腐败，保障大学生的就业公平。
二、媒体素养与历史素养的关联
新闻与历史的关系十分密切。二者都以记事为根本，新闻记载现在的事，历史记载过去的事。新闻在未来会变为历史，历史则往往是由过去的新闻构成。更重要的是，历史学的思想方法与新闻学的思想方法有着惊人的相似，故此，信息意识与历史素养异曲同工，这在上述案例中体现得较为充分。
首先，真实性是新闻与历史的共同追求。新闻写作亦称非虚构写作，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丢掉真实，新闻也就丧失了意义。同样，历史的意义也根植于其对真实的信仰。中外历史学家概莫能外，都将记录真实的事情视为自己的本职工作。在中国史学传统上，“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一向为人所津津乐道；在西方史学传统上，伟大的史学家兰克以“如实直书”为治学格言，影响了一代代学人。
其次，新闻写作与历史记录一样，都具有选择性。比如，领取救济金的约有1130万人，记者不会一一写入新闻报道。这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同样，历史浩如烟海，而能进入历史学家法眼的总是少数。对于这些“少数”史实，历史学家还要抉剔爬梳、去芜存菁，从中选择出有意义的史实。他们按照时序排比事实，将重要的史实放在核心位置，其他史实放在边缘位置，甚至将之无情淘汰掉。只有这样，历史学家才能讲述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故事，或者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面貌。
其次，新闻作品与历史作品一样，都具有倾向性。新闻是通过对事实的选择和组织来“说话”的，美联社的原稿和新华社的改写稿都体现了这一点。历史同样如此。在当代史学理论看来，历史叙事自身就是一种解释，无须再另行添加“太史公曰”这类的赘语。这是因为，选择史实和组织史实都是有标准的，而标准是由历史学家来决定的。这种倾向性，无论是记者还是史学家，都是无法摆脱的，也没有必要去摆脱。他们真正要慎重考虑的，是如何平衡真实性和倾向性之间的张力。
再次，新闻作品与历史作品一样，都有可能被“误读”。读者在阅读新闻作品时，常常是积极主动的，他们会联系此时此地的语境，结合本人的兴趣、关怀与价值取向，对新闻作品做出不同于记者原意的解读。史料和历史著述的命运同样如此。史料和历史著述诞生以后，不再简单地归属于作者本人。对于同一史料，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史学家有各自的解读。对于同一历史著述，读者存在迥异的评价。这是因为，有历史、有生平、有心理和有个性的读者，并不只是被动而消极地阅读历史，接受历史创造者和历史记载者设置的内容和意义，而是在阅读中主动介入历史和历史记载，进行再创造，从而最终完成理解。正如历史学家所言，“张三做自己需要做或者想要做的事情时，不可能不想起过去的事情；他想起过去的事情时，不可能不以某种巧妙的方式，将它们联系到自己需要做或者想做的事情上”。
当然，新闻与历史也存在许多差异。新闻与历史的重大区别在于“时”，前者记载当今之事，后者记载过去之事；新闻讲求时效性，历史重视持久性。
其次，媒体与新闻也不能画上等号。传统媒体中从事新闻采编与写作的人员一般都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并且接受职业道德和行业自律的各种约束。但是，由于网络技术发展迅速，微博、微信、推特、脸书等自媒体勃然而兴，其上发表的内容许多不能称作是新闻。这些资讯与信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要想在其中披沙沥金、寻求真相，其难度不亚于史家治史。当然，这也对普通民众的媒体素养和对学校的媒体素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再次，媒体素养与历史素养也有较大的差异。媒体素养关心的是受众与媒体的关系，重在受众能对媒体信息进行批判性评估，善于并善意地使用各种媒体；历史素养关怀的则是过去和现在的关系，重在学生能以时间为基石，以史料为准则，以理解为中心，追溯过去以说明现在，透过历史认识自我与完善自我。
三、历史教学中培育媒体素养的策略
基于上述案例与分析，我们可以推知，培育历史素养有助于培育媒体素养。同样，发展历史素养有助于发展媒体素养。换言之，在历史教学中培育媒体素养，能起到一举两得之功效。在历史教学中，培育学生媒体素养的策略有：
首先，在历史教学中，引入历史上的新闻作品作为史料。随着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史料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在历史教学中，史料的范围更加广泛，人口普查数据、日记、信件、法律文件、口述历史、报纸、照片、演讲、条约、地图、家庭账册、影像资料等都是重要的材料。对当年的报纸和影像资料等新闻作品的分析，既有助于学生正确理解媒体提供的信息，也有助于学生深化对历史的认识。比如，美国总统里根儿子失业的新闻，如果立足于中国人报道的角度与倾向，可以从中窥见冷战期间的中美关系；如果立足于不同时代中国人的解读，这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心态的变化；如果从社会史角度来讲，这是分析美国社会家庭伦理观演变的素材。
其次，多使用直接史料，并引导学生区分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直接史料是指“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间接史料是指“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直接史料变为间接史料，其信息有意无意间会有所增删，上文中小里根失业新闻的原稿与改写稿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在严肃的新闻报道中，记者在采访时，不能依赖道听途说，一定要联系当事人进行核实，这实际上就等同于获取“直接史料”。在历史教学中，要尽可能地接近真实的过去，以多使用直接史料为佳。同时，为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要指导学生掌握区分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方法。
再次，区分史料或历史著述中的事实与解释。历史上的新闻作品、其他形式的史料和历史学家的著述，不管其叙述看起来多么不偏不倚，“如实直书”也好，“只叙事实，不参议论”也好，都是事实与解释兼而有之。因为对事实的取舍与编排自身就是在解释，只不过它是一种隐性的解释。揭示史料或历史著述中的隐性解释，能提高学生的鉴别能力与判断能力，为发展独立思考的能力提供可能。
第四，区分史料和历史著述中的“具体真实”与“整体真实”。事实不等同于真实，片面的事实会导致谬误，全面的事实才能反映真实。合格的记者与历史学家在创作时，选择的都是事实，但这些事实有可能只是“具体的真实”。优秀的记者与历史学家，会选择多方面的事实，讲求事实的平衡，如对一件事，记者能报道多方人士的声音，史学家能辨析正反两方的观点，从而做到“整体的真实”。
第五，培养掌握学生批判的分析史料的工具。分析一则历史资料，可依次提出以下问题：这是直接史料还是间接史料？它是什么时候制作的？制作者是谁？制作者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它是基于什么原因制作的？它的对象是什么人？制作者希望它的对象得出什么结论？有没有其他资料支持它的论点？有没有其他资料反对它的论点？它对于研究什么历史问题具有作用，有多大的作用？
最后，鼓励学生对历史进行多维解读。“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历史教学同样也是师生与历史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正如中国人对小里根失业这则新闻的不同解读，学生也应该对历史材料与历史现象进行多维解读。这种多维解读，正像多棱镜一样，能反映一个事物的多个侧面。
（苏争艳，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教育和教师职后教育研究。张汉林，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教育和教师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