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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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想的光芒照耀历史课堂

郭富斌 张艳


长期以来,中学历史教育中普遍存在着课堂思想贫乏,人文精神退化,怯于思考历史和叩问心灵的现象。在一些课堂热闹的表象下面,真正宝贵的东西却与我们擦肩而过,它就是本应贯穿于整个课堂的灵魂:思想。

思想决定高度。教师思想的深度与高度决定了其在教育的道路上到底能走多远,教师要用思想把沉睡的知识点激活,赋予历史以现实和灵魂的思考,点燃学生内在的学习热情,促使学生思潮奔腾,学生才有可能真正感受到历史的魅力。缺乏思想过程的历史教育不会促使学生自觉思考,也难以达到学史明智的境界。况且,在这个媚俗之风盛行的时代,历史教育作为人文学科的核心课程,更应成为思想“补钙”的佳品,教师也更应以启蒙者的身姿昂然出现,高扬人文旗帜,秉持批判眼光,用激情、理性、思想驰骋于课堂,让自己和学生直面历史、人生和社会。

思想是历史课堂的筋骨,思想更是一种力量。当思想敏锐地走动时,历史会穿越时空,用智慧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没有思想的历史课堂,不过是精神侏儒的训练场;只有一种思想和一个声音的课堂,说大些也不过是驯顺奴隶的加工厂,在这样的课堂里,教师与学生一样可悲。思想的塑造,是“立人”的核心;思想的进步,是社会真正进步的标志;思想的站立,是一个民族的真正站立。遗憾的是,许多老师自身还没有这个意识。

由于历史时代的久远,历史话题的厚重,历史现象的错综复杂以及年龄和阅历的限制,中学生往往不善于思考历史,要跨入思想殿堂之门,无疑需要教师引导。要正确有效地引导学生,教师就必须登高望远,把握好历史教育的方向。

1.让历史教育超越传统,拥抱现代文明

历史教育首先面临着如何对待传统和现代的问题。传统是滋养我们精神的源头,历史教育当然有传承的责任。但在传承的同时,也需要反思,尤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对于现代文明是一把双刃剑。马克思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402页。,中国社会也不例外。更严重的是中国的传统主要形成于封建时代,与君主专制制度相匹配,整体上带有很大的保守性,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带给我们的阻力远远大于它所能提供的资源。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历史巨变就是不断变革和超越传统的产物。

但让人忧虑的是,我们虽然抛弃了帝王制、跪拜礼仪、贞节牌坊、多妻制、小脚、长辫等等外在传统,但内在的传统枷锁依然禁锢着我们民族的头脑。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能从中产生。”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阿兰·佩雷菲特也认可这个观点,他说“要批判黑格尔关于中国停滞不变状态的观点是很容易。……然而,黑格尔是对的。”“1960年8、9月间,我从香港出发,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探索。我马上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马嘎尔尼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都带有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前言:《一次探索的冒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1月版。这些话尽管极端,但依然让人震惊!时间已过去了200多年,中国社会也经历了一系列革命的冲击和洗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在他们眼中,还依然处于前公民社会之中。而且,这样的观察角度不是个别的,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也有类似的看法。[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9页“中国历史形态的超稳定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的回答可能会给我们启示:“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在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的艰辛之后,才逐渐意识到国民的心灵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军翻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所以人们常说我国社会还有“封建残余思想”存在,现在看来,封建思想在我国恐怕是“余”而“不残”!2005年12月11日山东电视台《齐鲁开讲》栏目专题讨论“风水是不是科学”,此话题在21世纪的中国还要讨论,还有“看点”,本身就是一种悲哀。而且,“风水派”支持率居然有40%多,代言人中竟然有山东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员、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等,其论据荒唐至极,什么“如果风水不是科学,为什么有那么多群众相信风水,这不是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情感吗?”“如果风水不是科学,为什么北方宅院的上房都坐北面南”“如果风水不是科学,为什么人们喜欢住三楼,不喜欢住地下室”(大意)……呜呼,令观者好像梦回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愚昧与科学”的辩论中,很难寄望于这样的民众能成为现代公民!

几千年来我们讲究政治智慧,什么宫廷斗争、奸相忠臣、处世良方的故事比比皆是,但在国际舞台上,却屡遭尴尬,除了国力的贫弱外,它昭示的结果还有,传统的小农规则难以与现代规则接轨。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要求日本给予适当的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也是符合国际法的。当年的国民政府出于内战和偏安台岛的需要放弃了赔偿要求,20世纪70年代,我们以战争是由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为由,轻易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对照目前中日关系接近冰点和日本右翼势力猖獗的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以德报怨”并没有感动日本,反而授军国主义分子以口实。这一方面是对我们历来把道德与政治混淆的惩罚;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我们对现代政治认识的局限——缺乏现代“国民”概念,看不到现代社会“国”“民”一体。却以重政府、不重百姓的封建“臣民”眼光看待日本国民,一厢情愿地把战争责任完全归于军国主义分子,忽视了日本国民狂热支持侵华战争的事实。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经天朝的崩溃,社会制度的变革,直到目前社会表层结构的大量西化,我们穿西装,吃汉堡包,住欧式别墅……,可悲的是我们还只是穿西装的“农民”(指小农意识),头脑里缺乏现代的思维方式,缺少用现代思想武装的社会群体。说到这里,又回到历史教育的责任这个话题,薛涌先生在《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一书中谈到,美国越是精英的大学,学历史的越多,耶鲁学生选的最多的专业是历史,高达15%左右,20世纪以来美国众多政要名人出自耶鲁历史系。历史教育能给他们什么呢?他的答案是“教育给他们的是价值观念、社会理想、对未来的远见、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不是怎么在那里数钱”薛涌:《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新星出版社,2005年7月版。

其实,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超越传统、变革传统和升华传统的过程。科学、民主、自由不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是人类的普遍公理。在历史教育中,既要找到传统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点,还要超越传统,以开放的心态、发展的眼光认识现代化的历史潮流。早在20世纪30年代,史家蒋廷黻就已指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蒋飞敏:《中国近代史》,武汉出版社,2012年6月版。

2.让历史教育回归常识,拥抱理性精神

走向现代文明还要回归常识。常识的力量是巨大的,当地球围绕太阳运转成为常识时,上帝的地位被动摇了;当中国不是天下的中心,而只是世界一部分成为常识时,天朝上国的观念被动摇了;当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成为常识时,君王的专制权威被动摇了。历史的前进常常要借助常识的力量,资产阶级冲破封建枷锁的“自由、平等、人权”思想,是从人人都想自由地、有尊严地活着的常识出发,一旦全民族认同这个常识,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便开始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动员令更直接以《常识》为名。为历代史家津津乐道的汉唐盛世局面的出现,是统治者尊重了百姓的生存常识,多留了一些生存空间的产物而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巨大成就的取得,更与国家政策回归常识有关,70年代末,邓小平在广东说:为什么那么多人逃港(香港)?那边的工资高嘛!(大意)这也许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依据之一吧。相反,因违背常识而受惩罚者,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所以,谢泳先生在《书生私见》序言中说:“了解过去,认识未来都需要先回到常识,回到基本的历史事实中来。”谢冰:《书生所见》,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基本的历史事实必须是真的事实,回归常识,首先要回归真实。可很多时候,历史充满了迷雾。高中《中国近现代史》下册第108页谈到反右派斗争时是这样叙述的:反右派斗争在当时是“必要的”,只是“严重地扩大化了”。同册第127页讲到给右派平反时说“全国改正的错划右派约五十四万人,约占原划右派总数的98%”。如果说10%算扩大,20%算严重扩大,而98%这个惊人的数字说明反右派斗争是“扩大”还是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悲剧?与之前的“必要性”不是矛盾了吗?非常明显,偏离了逻辑常识。

人常说要敬畏自然,其实,人也要敬畏历史。不敬畏自然必有天灾的惩罚,不敬畏历史必有人祸的惩罚!何况,当站在课堂这方净土上,我们怎能不尊重事实,而让下一代在历史错误中恶性循环?偏离了事实,还奢谈什么以史为鉴!因此在正确引导的前提下,要敢于面对事实。当然,有些真实的历史也许是丑陋的,可正因为不尊重真实,错误和丑恶的一再重复才让历史变得更可怕。事实上,一个人对本国历史了解得越真实,越容易对国家产生真实的情感;一个国家的历史越真实,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就越高。退一步讲,逃避了真实,历史教育的内容就变得肤浅与呆滞,会严重影响到学科的生命力,使历史学科沦落为死记硬背条文的应试工具。这样的结果,可以想象能让历史在中学教育中占什么地位,能在学生成长中起什么作用。

回归真实,就要回归理性,理性是现代精神的起点。回归理性,就要回到独立的思想起点,不能仅仅让学生简单地认同教材的结论,囿于教材的视野,而是要立足教材,放眼更广阔的空间,充实学生的思想内存。如教材中提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共和国英雄有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向秀丽等人,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优秀的民族精神,确实值得我们敬仰。可还有另外一种英雄被教材“遗忘”了,有拆下肋骨当火把的顾准,有舍身捍卫真理的张志新,有一叶知秋的杨伟名,有批判血统论的遇罗克,他们化骨肉为柴薪,化思想为火炬,忍受着孤寂与死亡,为我们照亮通向光明的道路,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盗火者”,同样是共和国英雄,也值得我们敬仰。这样的扩展,不仅使当时的历史更真实、更丰厚,而且更是对学生的一种思想的启迪和精神的激励。

把握好历史教育方向的同时,教学中教师应选取适当角度,从“小切口”引导到“大主题”,让思想自然流畅,渗入课堂。

1.增强学生思想的人文内涵,引导学生追求人的价值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育人。人是什么呢?帕斯卡尔说“人不过是根芦苇,是自然界中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人类的全部尊严都在于思想”。[法]帕斯卡尔:《思想录》,钱培鑫翻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9月版。在历史教育中,我们应时时注意启发学生思索:我这一生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中国这片地方,我是要做什么的。这关乎学生未来的人生定位,是历史教师职责所在。

以但丁《神曲》的教学为例。若重复教材无非是以下内容:但丁是文艺复兴的先驱,代表作《神曲》,讲述了作者游历地狱、炼狱和天国的故事。但丁的价值观与教会相反,他在地狱里为当时还活着的教皇朴尼法八世“预定”了一个位子,成为反天主教会的第一位勇士,因此,但丁逝世的1321年被看作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标志。这样讲述虽无不可,但总觉得与学生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与学生的自我发展没有直接的关联。如果从关注学生发展的角度考虑,就会发现但丁是第一个探索人类心灵的人。当无数的人匍匐在上帝的脚下丧失了真实的人生价值与意义时,但丁却探求人的价值和意义,寻找通往人内心的“天堂”之路。他让代表着知识和理性的诗人维吉尔做向导引导他走出迷惘和苦难,让代表着爱和信仰的初恋女友贝德丽采指引他游历天国,提出了“知识”+“爱”=天堂之路的思想。600多年后,英国哲学家罗素说“高尚的生活是受爱的激励并且有知识引领的生活”,其与但丁的认识何其相似!时光流逝,可但丁对人生的认识没有过时,尤其在物欲横流、理想贫弱的今天,在人生道路上,我们更需要有自己的“维吉尔”和“贝德丽采”,引导我们在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思考个人价值和民族命运。这样,才不会迷失自己。

2.把中国史放入世界背景下思考,引导学生感悟历史发展潮流和现代精神

中国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是在外部世界不断冲击下发展的。把中国史放入世界背景下,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叉点上,以现代化的眼光分析比较,促使学生去关注、思考,感悟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时代的精神脉络,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

以《四库全书》为例。若单纯放在中国史背景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成就,但放在世界背景下,与同时代的《百科全书》相比,两者的差距就很明显。两书成书时间只差4年。就篇幅相比,《四库全书》共有9.97亿字,《百科全书》仅有0.2268亿字。但《百科全书》的价值远远超过《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竭力清除各种反封建的“异端”思想,全部毁掉的书多达2453种,部分毁坏的达403种,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的又一次空前的文化典籍浩劫。《百科全书》由法国启蒙思想家编纂,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为标准,关注现实,重视科学技术,批判专制制度,全书洋溢着人性与理性精神。从此意义上讲,《四库全书》是维护封建专制的帮凶,《百科全书》则是呼唤新社会的助产士,推动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推动了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

中外比较,不应只是简单的现象比较,更应深入到文化层面,揭示出不同历史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让学生在比较中反思我们的传统,启发他们吸收和借鉴其文明成果。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无疑是一次伟大胜利。但放在世界背景下,历史的一些遗憾就出现了。二战后,珍视和平成为世界潮流,百年来战祸不断的中国却又爆发了内战,当政的国民党没有“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胸怀,一党独裁之下不容“异端”存在,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失败后又负隅顽抗,不能顺应民族统一的潮流,而胜利者的宽容也有限,内战不仅留下台湾问题,也影响了新生国家的发展,使中华民族付出了沉重代价。而在大洋彼岸,我国内战发生的80年前,四年惨烈的内战后,胜利的北方联邦政府把投降的南方叛乱者重新看作同胞,使战争之剑非常干净地收入了刀鞘,不带丝毫的血腥和后患,宽容化解了双方的仇恨和隔阂,给美国带来持久的安定与繁荣。宽容是现代精神之一,它包含了自由、平等的因素。差异的背后与我们历来强调一尊,难容“异端”,以及胜王败寇的文化观念不无关系。这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多见激烈争斗,而少见和谐发展的根源所在。

3.让历史人物走进学生心灵,引导学生感受他们的精神世界

历史的主角是人,历史教育在人的教育上有独特的优势。让历史人物穿越时空走进学生心灵,让学生感悟他们的精神世界,在前人的思想和命运中去反思、追问,丰富自己的思想。

如讲魏源,若重复教材,介绍魏源是鸦片战争之后的思想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他的代表作《海国图志》,是我国近代第一部世界历史地理著作,知识的教学目标也就完成了。但这样的魏源很难在学生心目中扎根。像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可敬而不可亲,学生难以与魏源在情感、思想、灵魂上碰撞。如果能让魏源走进学生的精神世界,效果也许会好得多。教师可先从消除学生与魏源的距离感入手:魏源在鸦片战争前与龚自珍齐名,人称“龚魏”。没做多大官,却做了大学问。魏源著作现存700万字,2005年出了全集,定价1980元。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缩短了魏源与学生的时空距离——魏源并不遥远,魏源就在身边。第二,一个有个性的学者形象进入学生眼帘:学而优则仕,所谓“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封建时代读书人一贯的做法,但魏源却不为仕途而学,更不沽名钓誉,与同时代醉心于功名利禄的读书人相比,魏源卓尔不群。接着教师再介绍《海国图志》成书经过:鸦片战争结束于1842年6月,《海国图志》成书于1842年12月,先为50卷,后补为100卷,篇幅如此巨大的书,仅仅用6个月就完成了,可见魏源当时的心情是多么急切,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责任感的书生形象跃然而出。《海国图志》中,魏源通过地图打开帝国的视野,对中华民族的自我认识起到了启蒙作用:他第一次把中国的位置、大小直观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让中国人用新的视角去认识世界,打破了传统士大夫的中国中心观,打破了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其启蒙意义与震撼力量可以想见。《海国图志》中,魏源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想,提出了向西方学习这个近代以来的重大课题,为中国早期的近代化提供了可贵的思想标准,对洋务派和维新派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此外,在《海国图志》中,魏源还提出和介绍了许多开启民智的思想。如:上帝是规范万物运行的规律;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演化的;主张发展正常的对外贸易;敏锐地察觉到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好处等。当国人还沉迷在“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时,魏源却异常清醒地活着,以个人之力和超常的勇气承担了民族启蒙与救亡的责任。魏源不但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风骨,同时又不迂腐,接受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理智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种深邃的思想超越了他的时代,直到今天,对我们还有借鉴作用。至此,一个有情感、有个性、有内涵的思想家魏源就走进了学生的心灵之中。最后在魏源和《海国图志》的悲剧性命运中结束:魏源殚精竭虑,泣血著书。1850年有3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被禁止。1853年,又有一部传入日本,同样被禁。但黑船事件后,《海国图志》在日本的命运发生了180度转变,1854年有15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海国图志》让日本知道欧美列强的存在,对日本起到了相当的警示作用,日本因此出现了受这一著作启发的众多开明人物,成为后来明治维新的倡导者。但《海国图志》在中国却长期受到冷遇。东亚国家中,中国最先受到西方侵略,也最先做出反思,可《海国图志》为什么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让学生在感叹魏源的命运中去反思。

4.鼓励学生解放思想,引导学生拥有独立思考精神

历史教育应当从老师传授、学生背诵知识,转变为学生通过学习拥有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能力。要独立思考,就必须有怀疑、批判的勇气。要鼓励学生不迷信教材,不迷信老师,一切都靠自己独立思考。当学生产生疑问时,教师不可替学生做判断,或只许学生单纯地认可某种观点,或用“不应该”“不是考试内容”“不是教材内容”之类的话来阻碍学生的思考,而是要鼓励和帮助学生独立思考。

引导学生用独立思考的精神学习历史,也要鼓励他们带着这种精神来学习其他课程,带着这种精神来看待现实社会。前者如曾选入初中语文教材的《桂林山水歌》创作于1959年,作品的文学性也许不错,但内容令人悲哀,因为作者置事实于不顾,歌颂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重灾区广西。与此同时,彭德怀元帅写下了:“青壮炼钢去,锄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与人民鼓与呼。”一个是粉饰太平,一个是为民众疾苦呼号,哪一个更有价值?后者如2005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00周年纪念日,各地隆重祭祀,复古服装杂乱,表演仪式各异,大规模祭孔并不能说明对孔子和传统文化的敬重。其实,这种缺乏现代精神的“尊重”方式正说明了对孔子和传统文化缺乏真正的理解和尊重,使之无法与现代社会共同成长,割断了传统文化的生存命脉。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在中学阶段各学科中,能触及学生思想深处的唯有历史和语文,历史教师的重要使命就是要成为学生思想的引领者。笔者的教育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学生最感念的不仅仅是老师曾经教给了他们一些知识或帮助他们考上大学,而是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给予了较多的思想关注。2002级学生马婧说:“高中的历史课,是对我思想的一种启蒙。”1999级学生刘娜说:“虽然您只教了我一年的历史,但在您的课堂里,我不仅学习了历史知识,更大的收获是不再人云亦云,而是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客观地看待身边的事物。……感谢您给了我一双能更清晰地观察历史与现实的眼睛。”1998级学生叶蓉说:“我们的毛泽东思想概论老师说,我想得比其他同学深一点,一点也不夸张地说这得益于我聆听了您近三年的教导,您别具一格的教学方式打开了我的视野与思维,围困着我们的应试之墙,被您硬是凿开一个洞,让高墙之外丰富多彩的世界能够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班大部分人都认为,您对我们的成长有着极重要的作用。尤其要感谢您的是在您的教导下,我开始学习思考,学会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一些问题。”笔者引用这些书信片断不是为了炫耀什么,而只是想借此说明学生对历史课的期待和需要而已。有学生说,也许,老师这样做会有压力。但即使选择对考试制度的妥协,即使在完全按照教科书所选篇目或所述“史实”来传授知识的情况下,也并非就没有空间来开启一扇引领孩子进入思想殿堂的门。我们的老师至少可以做到告诉学生们:世界上有许多许多与课本里不同的思想存在,而你们也有权利去探究那些思想,从而使学生明白,道路是要自己选择的。思想方法是要自己决定的,教科书上的思想方法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至于选择权,就把握在你们自己手上。如果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道路,就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去辨别、去决定。

“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话题,不是一篇文章就能说清的。行文至此,想到韩国的“文化立国”策略,感慨当下韩流滚滚之余,更希望我们的历史课堂里能够充满思想的光芒、思想的美丽、思想的力量!


(郭富斌,西安中学特级、正高级历史教师;张艳,西安中学高级历史教师。原刊《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6年第5期,人大复印材料《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2006年第8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