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杂忆

那时候，我们在学习国语上花费的工夫最多——

每天早晨，我们到校后的第一件事是早读。这时我们坐在院子墙根下的条凳上，个个扯长喉咙放开嗓音，一个比一个念得起劲。虽然用的全是方言，土得掉渣，但从来不失抑扬顿挫，声音也是绝对的洪亮——在离学校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我们琅琅的读书声。对于这一点，村民们都很满意。

那时“汉语拼音方案”还未颁布（颁布于1958年2月11日），老师教我们认字时，用的是“注音字母”。“注音字母”和拼音字母的写法绝不一样，如声母“玻坡摸佛”，写作ㄅㄆㄇㄈ，而不是现在的bpmf。在我的记忆里，通过注音识字，同样很方便。

那时没有钢笔，上学时我们带的都是铅笔、粉笔和毛笔。此外，还有个一尺见方的小黑板及一个用烂棉花套子做的黑板刷。记得有些同学，还带过石板和石笔。课堂上我们从不使用练习本，都是在小黑板上写字，用烂套子板刷除字。国语课学写生字，算术课演算习题，都是在小黑板上进行的——写完后擦掉再用，既节约又方便。

老师教我们写字时，是他在大黑板上写一笔，我们就在自己的小黑板上学着写一笔。当时汉字还未简化（《汉字简化方案》是1956年1月27日颁布的），我们学的都是繁体字，所以要学会写一个字，还是挺不容易的。特别是遇到笔画较多的字时，师生们都要费很大工夫。记得学写“听”字时（繁体写法是“聽”），老师刚教我们写完左偏旁“耳”，我以为这个字已经学完，就把它擦掉了。谁知老师接着教起了右偏旁，我才知这个字还没学完，急得几乎哭起来。

每天中午，我们要完成一项作业——写一页大字（当时叫“一仿”）。所以中午到校后我们的第一件事，便是各自研墨，然后拓着影格写字（描红）。老师毛笔字的基本功很扎实，我们写字的影格全是他执笔“起”的。我们写的这页大字，老师每天都要批阅。他认为哪个字写得好，就用毛笔蘸些红墨水在上面画个圈。每当大字本发下来后，我都要数一数，看老师画了几个圈，同时和前一天的作以比较，看自己是否有所进步。

除了读写之外，老师偶尔还会布置一些背诵内容。有次布置的是《老公公拔大萝卜》，内容较长，晚上睡觉时我还没有背会，急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干脆用被子蒙住头，钻在被窝里背起来，直到背会了，才安心睡去。

那时的算术课，全是数的读法、写法及四则运算之类的内容。学到乘法口诀时，大家都很感兴趣，把它背得滚瓜烂熟。算术课中最有趣的是文字题，因为题中常夹杂着小鸟、小猪、萝卜、苹果等插图。如在文字题“家中养了5只小鸡，爸爸又买回了4只小鸡，现在共有几只小鸡”中，“小鸡”二字是用图画来替代的。我们对文字题中的这些插图，都很感兴趣，常常用蜡笔给它涂上颜色。

除国语和算术外，老师偶尔还会上几节体育课、音乐课或美术课。

体育课的内容是跑步或做操，有时老师也撒手不管，干脆让我们去自由活动。这时男生主要是打垒球、滚铁环、“斗鸡”等，女生主要是踢毽子、跳绳、跳方等。每逢打垒球时，我们打得都很疯狂，觉得还没打够，下课哨音却响了。

音乐课的内容是学唱歌。我们老师不会教歌，只好请人代教。瑞凝庄初小教师张希印、郭村小学六年级学生岳天顺、本村复员军人刘友友，都被请来给我们教过歌。“我是小小的音乐家”是张希印老师教的，“青线线那个蓝线线”是岳天顺教的，“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是刘友友教的。这几支歌儿，至今我仍然会唱。

我们的老师也不会画画。上美术课时，他常常是在讲桌上摞两块砖，砖上放个闹钟、玻璃酒瓶子或搪瓷杯子什么的，让我们“照葫芦画瓢”。我画的闹钟虽然不好，但因用蜡笔涂成彩色的了，所以还受过老师的表扬。有时候，他也让我们自由作画——谁想画啥就画啥，绝不强求一律。

除此之外，记得那时还有个“手工劳动”课，为此我和一些同学还买了小刻刀。上这节课时，老师让我们自由想象自找材料自己动手制作玩具，课堂上时间不够，可以在课外继续进行。后来，一些同学用火柴匣的方框套在一起，把火柴棒一根根地插在缝隙间，做成小房子模型。一些同学用旧报纸折叠成“官帽”，可以戴在头上。女同学的作品，多是把彩色纸经过折叠、裁剪、粘接后，做成彩色链条、绣球之类的小饰物。一些同学还制作过贺年片——用剪刀剪些和平鸽、小灯笼之类的图片，铺在一张白纸上；在篦梳齿上涂些红墨水，用旧牙刷刷篦梳齿，使溅出的红雾点洒落在白纸上；最后把和平鸽、小灯笼等图片轻轻去掉，在白纸上写上祝福语就行了。当时我手拙，实在做不出什么，想来想去就用泥揉了个圆球，中间穿根绳子，晒干后涂上颜色，在绳子下端扎一撮丝线。这时提起上端，就是一个泥塑花灯笼了。我的泥塑花灯笼，是众多作品中独一无二的。

回想起来，60年前的村级初小，能弘扬、激发、培育学生的个性、创造性和想象力，最大可能地践行人的教育，是多么难能可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