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细读李渝的《朵云》
在李渝的小说里，台北的温州街频频现身，令作者魂牵梦萦，已经成为其艺术灵感的重要源头；阿玉则是李渝小说里常常出现的一个人物，人们从中可以辨识出作者的昔日踪影。重温并疏理遥远的生活记忆，重访并重建自我的身份认同；在记忆之镜中辨析历史经过个体生命的方式与留下的印迹；在非理性的历史湍流与知识分子的无常命运之间游移低回，回复日常生活的感性与温暖，找寻精神超越的诗性可能与美学救赎的途径……这些，似乎构成了80年代以来李渝创作的重要动力。李渝小说，也因之拥有了一种激越动荡沉淀之后宁静致远的美；宁静中，仍可听到时代暗流的喧响。
这里要谈的《朵云》，是李渝温州街系列小说中的一篇。故事发生在60年代的台北温州街，人物有十六岁的阿玉，阿玉的父母；邻居夏教授，夏家的下女及她的丈夫，两个串门的大学老师。人物并不多，关系也简单明晰，唯一的暧昧之处也是小说里最有戏剧性的事件，就是夏教授与下女的亲密关系。夏教授是小说中分量最重、悲剧色彩最为浓厚的人物，但是作者并未将叙述的任务交给他，而是选取了少女阿玉为主要的观察视角。李渝在《无岸之河》里认为，“视角能决定文字的口吻和气质，这方面拿稳了，经营对了，就容易生出新颖的景象。”她提出了小说创作中的“多重渡引观点”，即“频频更换叙述者，绵延视距”的手法。在《朵云》中，这种渡引法虽不似《无岸之河》那么明显，但视角的转移运用显示出隐蔽、自然、自如、不黏滞的特点。全篇运用了第三人称有限视点，限制叙述者对“我”字的使用而逃避语法人称范畴，意在拉开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以保持客观、节制的叙述状态，常以画面的呈现来代替逻辑的叙述。在小说的多个人物中，叙述者更多地进入了阿玉的内心，展露阿玉天真未凿的心态，回首和品味她在十六岁的夏秋之交这段时日的经历，解读她少年的迷惑与成长的了悟，读来清新与亲切。小说常常将镜头跟随阿玉的视线来移步换景，也按照她的听觉来聆听周遭，串联起散漫的生活细节和场景。因此，小说里的个人事件和历史踪迹时而显得藏头露尾而隐约懵懂；但是聪明世故的读者却在文本的闪烁其词之间，早已探明事情的真相。
“阿玉曾经十六岁。那时候，天比较蓝，太阳比较亮，风比较暖和。”
小说开篇，以一种回忆的叙述姿态，奠定了澄澈、淡定而宣叙的怀旧基调；温暖抒情的语气，简短明朗的句式，喻示着优美宁和的氛围。叙述者从容不迫地将视线投向几十年前——似乎将要温习十六岁阿玉的一段难以忘怀的时光。一般而言，女性作家带有怀旧意绪的文字容易陷于感伤，李渝的《朵云》没有落俗，相反，它的感性丰盛润泽而意象繁茂端丽，并未堕入感伤一途。这也得益于叙述人始终保持着的清明节制的态度。
阿玉眼中的周遭风物人事其实多半只是些寻常琐碎的生活细节，有的是一个画面，一个场景，一个感觉印象，一个对话的断片。她十六岁那年，父亲收到了教授聘书，买了新烟丝庆贺，开心地带回洋红色的玫瑰花，他还开始种植起丝瓜，后来又喜爱上了盆栽；阿玉上街买绿格子布，为父亲缝制书房木窗的窗帘，父亲欢喜，“有点知识分子味呢”；母亲则成日忙碌着煎鱼、养鸡等家务；父母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让她知道一点夏教授的往事和现在的故事；父亲的同事有时来家里垒长城，留给阿玉的印象是灯光下四张“苍黄而又疲衰的脸”；阿玉隔着篱笆瞧见“小老头”夏教授喂鸟，跟小鸟说话；她几次与夏教授路遇，有一次他站在路上发呆，有一次下雨天他为她举起了雨伞，还有一次他介绍她看泰戈尔诗集；阿玉常常听见夏教授的咳嗽声，夏教授从前的妻子——那个梳刘海的少妇在镜框里朝她浅浅地笑，一次偶然，她看见夏教授与妇人依偎一起，安静地睡着了像个瘦弱的孩子；在夏教授家里阿玉第一次看到鲁迅作品；那年秋天夏教授离世。此外，女孩记忆里还充满那些与人事相浑融交织的景象与感觉，像一幅幅画：父亲那些茂盛生长的丝瓜藤蔓；窄廊上米黄的桂花；夏教授院里的海棠；笼中两只警觉的斑文鸟；被面上盛开的牡丹；黄昏穿过屋梁的镂花落在妇人丰腴的背上形成一幅郁金山水；暗夜，妇人渐行渐远，衣袖上的白鹤在闪光；一朵云无着无落地飘过……
叙述者渺渺无痕地将这一切错落有致地连缀起来，编织成一匹色彩绚丽缤纷的记忆之云锦。这个叙述人，有时我们不禁把她想象成多年以后的成年阿玉。那年轻女孩的背后难道不曾隐藏着一个历经世事的知识女性（中年作者）敏锐细腻而深沉的心绪么？洗尽铅华，返璞归真，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幽暗朦胧的往事拨云见月，一切景语皆是情语。正是她的无形无迹却无处不在，让作品充满往昔自我与今日自我之间隐蔽着的对话与辩证的趣味。或许，作者正是在这样个人化历史的回溯过程中，更能觉悟宏大历史与渺小个体命运之间的密切幽微的关联，也借此发现自我和重构自我。
少女阿玉虽是小说的主要视点，但作品里也偶尔会运用他人的视角。比方仔细观察妇人梳篦长发的那种审美眼光，就似乎发自夏教授（当然也可能只是全知的第三人称叙述）。有意味的是，在细致入微地描摹妇人梳理流泉般的长发盘起乌溜溜的发髻戴上新月型的茉丽花这一过程后，视点迅速转移到了妇人这里：“只是先生的发，无论在一天的什么时候，都萧瑟得像秋日的干草。”这一视点的转移让读者感受到妇人心性的善良美好，和她对教授那近乎母性的关怀。这样的笔触，有助于读者接受、理解并同情夏教授与妇人的关系。
小说若隐若现的事件线索，色彩分明构图雅致的风物，静态的人物造型和动态的人物言行，支离破碎的对话，欲扬反抑的情怀，乃至于行文，神韵……一律是那样的清简、静逸，端凝、素雅，知性而淡泊，却又弥漫着生活原生态的浓郁况味，字里行间，氤蕴着云烟的往事和历史的陈迹。读《朵云》，你会被细腻感性的描摹所牵引，真切感受几十年前台北黄昏时分温州街宅院内外那泥金粲然又诡秘暧昧的阳光，以及入夜的一丝不知不觉间拂过的寒意；你甚至会嗅到小说里生命呼吸的气息：芙蓉在结子，丝瓜在疯长，茉莉戴上了妇人的头发，米黄色的桂花香气袭人，笼中的鸟在啁啾，院落里鸡们在嬉戏和生蛋，厨房里传来煎鱼声，灯火闪烁不定，而温州街的上空，几颗水亮的星子在沉思。
《朵云》就是这样，把精微、内敛、含蓄而优美的韵致，润物细无声地一一显现在了我们面前，让我们体悟生命的本真与诗意。哪怕在一种压抑的窒闷的时代，生命总是要奋力找寻存活的泥土，人更是要坚韧地寻找生存的价值，而世间的善意和诗意可能让心灵获得拯救。我以为，这种生命的顽强韧性和不屈不息才是《朵云》诗性的真谛。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那富于质感的典雅诗意，形塑了现当代汉语小说中少见的文字与句式的宁静之美。从中可见作者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和别具一格的语言表现力，以及作者在岁月沉淀后那悲悯清朗的心性。如果对这诗意进一步追根求源，可追溯到李渝心仪的沈从文作品乃至唐人诗词的意境，以及李渝长期浸润其间的古典绘画艺术那里。
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言，小说不能脱离与历史、与生活之间的那种广阔和精微的呼应。《朵云》是诗意的，却丝毫不意味着它仅关风物与风月；可以认为，《朵云》是作者与生活、与记忆、与自我、与历史的多重对话辩证的一个审美文本，从中我们看到作者从历史乖谬与个人创痛解不开理还乱的纠缠之中，企图寻求一条精神超越与美学救赎之路。在台湾不少涉及非理性的历史乱象与知识分子命运遭际关系题材的小说中，《朵云》有它独到的精神特质和书写方式。《朵云》既不似陈映真的《小路》那么杜鹃啼血般悲壮怆然，充满对历史残暴的愤激和政治正义的呼吁；也不像白先勇的《冬夜》充满了失败、失意的颓败苍凉和涕泪飘零的痛苦。它看起来要平和、平淡许多。曾有评者将李渝的温州街系列与白先勇的《台北人》系列相提并论，因二者都涉及国共分裂两岸对峙背景下由大陆来台的“台北人”的命运遭际，同样体现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浓烈的爱国热情与忧患意识。但是，李渝小说似乎更愿意以低调的暗示等表达形式，含蓄传达一种诗性的美学救赎意念。
《朵云》和《冬夜》二篇，都讲述了当年在大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知识分子来台后的命运转折。但两篇作品的神韵却有所不同。《冬夜》，两位五四青年几十年后的对话，正面宣泄了历史大潮席卷之下知识分子的命途多舛和壮志难酬的悲叹，弥漫着今不如昔的历史凭吊之感，以及颓败、迟暮的死亡气息。《朵云》里面，固然也有知识分子的忧郁与落寞、失落与惆怅、悲惨与不幸，但同时也有生命原始力量的光辉，有日常生活的平淡和韧性，有美的发现与感悟。生命没有停滞，生活仍在继续。《朵云》里，少女阿玉的迷茫与成长占据了正面位置，但它内在的深层线索却关乎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历史反思。几个知识分子人物，理学院的张老和助教小王只是客串的龙套角色，只在打麻将时露面，他们和父母一起以聚会闲聊打发时光；父亲与夏教授在小说里有其分量不轻的戏份，他们有着内战后从大陆来台从此不能返回故乡的相似背景，在大陆时曾经一样投入爱国、左翼运动，夏教授的命运尤为惨烈，抗日期间曾被日本人逮捕并被施以灌辣椒水的酷刑，落下终生不治的病根；他们境遇最大的不同处在于父亲还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夏教授当年则是别妻离子只身来台。小说中最具悲剧色彩也最为感人的知识人的形象就是夏教授，他昔日的抗日和学运事迹，二十几岁出版书的英雄往事，当下境遇的不堪和默默的挣扎，孤寂、落寞的形象，和气、善良的禀性，以及孤独中与妇人的相好，主要是通过白描、阿玉的眼光、人们的对话等途径得到深入刻画的。
阿玉放学，从夏教授的身旁骑过，看见他合上眼，进入了恍惚。黄昏的天色反映在它两小片圆镜片里；有一朵云，无着无落地飘过。
钟声回荡着回荡着远去，从一排排篦梳般的青瓦间。
先生叫我欧巴桑，妇人浅浅地笑着说。
下来吧，小妹。
阿玉刹住了车。
夏教授把书夹到腋下，把伞换过一只手，移过来伞面。
书包背这边，别弄湿了，夏教授说。
知道老夏的事么，父亲说。
哗啦的水声里，阿玉听不见母亲说什么。
一个人住，倒也是寂寞。
这样的段落零零散散，似乎毫不经意。
但凡涉及国家民族历史与个人命运遭际纠缠不清的关系时，作者用笔总是极其俭省含蓄，深味留白之要义。主观情感和情绪仿佛地下河水，沉淀，暗涌，却极少浮出历史的地表；但细心的读者不难体察，那些一闪而过的愤激，还是电光火石般，在琐碎日常生活的间隙里固执地冒出头来，尖锐地击打着貌似平安的生活表象。历史果真可以像一个噩梦那样被遗忘被抹除么？
当年的才子，学运的领袖呢，父亲说。点上了烟。
白烟袅袅穿过瓜叶，升去近夜的天。
可是——，那时候，谁又不是左派，谁又不是革命志士哩。
可知道，父亲的声音。中国第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谁写的——
——
老夏呢。二十几岁呢。
——
谁不二十几？张教授说。
一车给拉走的，连麻袋都来不及盖的，也都二十几呢。
不都给清了。二十几。
一部满布枪林弹雨与生离死别的现当代中国历史中，两岸的中国知识分子裹挟其间，无论置身于风口浪尖还是跌入谷底深渊，他们的命运可歌可泣，又可叹可悲。《朵云》，一篇不长的美文小说，在精致的诗意里，让人仍无法忘却历史的血雨腥风和暴戾无常，以及知识分子个体的苦难与坚持。
让我们还是回到阿玉与夏教授的忘年之交中。阿玉年轻善感，正需要美的启蒙。那一次，他带她到书摊看泰戈尔的诗集，小说这样写道：
青色的底面，画了几条水纹，标题下面飞着一只白色的鸟。
阿玉打开书。黄昏从她肩后悄悄过来，温暖地落在书页上。
霎那之间，世界变得无比单纯和温柔。在这隽永美好的细节里，小说让读者感受到了知识传承的内在力量，以及美的洗礼对于无常人生的超越功能，就像李渝本人一直执念的白鸟（白鹤）所具有的超越意涵那样。也因此，小说中夏教授对阿玉的文学知识传授，可以被视为一种美的传承的仪式或象征。
同时，这无邪的老少忘年交，亦包含着“中国性”的代际承传意味。也许，李渝再也不会像写《关河萧索》那样，在作品里直接为海外华人保钓运动而激情呐喊，但是“中国”对于李渝这一代华人作家具有特殊的意义，参加过保钓运动的李渝又怎么可能在所谓纯粹的美学救赎里放逐“中国”？“中国”这巨大的政治符码和历史天平让几代中国知识分子载浮载沉辗转漂泊，有人奋争，有人牺牲，有人离散，有人沉沦，有人麻木，有人偷安……然而，对于其中的一些人而言，那亲缘的中国、美学的中国以及文化的中国仍然是自己的人文根系所在，是此生无法离弃的精神原乡所在。也因此，有了《朵云》的高潮段落。
其实，夏教授慢慢地说：“中国的东西更好，可惜这里看不到。”
这句话，简短，但分量很重，其言外之音、弦外之响令人深思，让人联想到当时台湾政治语境的险恶，而夏教授的心灵痛楚亦流露无遗。对他而言，不能看到的不仅是中国书、中国文学，还有留在大陆的他的父母、妻子、女儿，以及他被腰斩了的前半生。
然而，阿玉属于新生的一代。当夏教授从一大排《史记》的后面找出那本薄薄的小册子——没有封面的鲁迅作品，拿给阿玉看时，他出示的其实无异于一个现代中国的人文符码和精神路标。
没有封面，四边起黄的书页；阿玉拿在手里，翻开第一页。
人睡到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子来告别，说出那些话——
多奇怪的句子，阿玉停住了手，心里想。
中国人，是不能不看的。
夏教授在身旁说。
阿玉把没有封面的书带回来房间。当黄昏温暖地爬上自己的双肩，她再翻开书，看到了一段句子：
……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们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有意味的人物关系是小说成功的重要元素，它不仅可以推动故事的进展、加强小说的张力，还可以拓展和深化主题意蕴。在这个高潮场景的勾描中，夏教授与阿玉的精神传承关系又一次得到有力确认。同时，作者选择了她本人深深喜爱的鲁迅作品作为这两个心爱主人公的精神接力火炬，别有一番寓意。鲁迅作品在台湾被禁几十年，作为中国左翼文学的代表者和独立批判精神的思想者，鲁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台湾社会的一个禁忌。夏教授特意将鲁迅介绍给阿玉，这是这个知识人传承精神的特有方式，暗示他与现代中国的血脉联系将在阿玉这一代得到延续，鲁迅文字里的深意未始不是夏教授的心思，“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这也是夏教授对阿玉的期许与祝福。
阿玉的接受鲁迅显示出另一番可圈可点的景观：她首先对《影的告别》的句式产生了惊讶和震动：“多奇怪的句子”，不管她是否能听懂夏教授的话中深意：“中国人，是不能不看的。”但从这里开始，对中国文学的探询与美的寻索毕竟已经进入她的视野。小说中数次出现的那富有灵性的黄昏意象，仿佛美与爱的使者。这意象和意境，全然不同于《冬夜》那冷雨飘零没有希望的寒冷萧瑟。
最后，回头来看看《朵云》里的那个下女即妇人形象，以及她与夏教授深有意味的关系。他们的亲密关系如何产生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可以清楚感知到的是，叙述者对这种关系的同情和善意。甚至，这种相互需要相互依偎的亲密关系，在作品里还富有某种美善合一的救赎意味。
那妇人是小说里唯一的台湾本地人形象。小说的叙述者包括阿玉对她全无隔阂，而是始终怀有好感，她的勤劳、能干，她美的外形，她朴实的语言，善良的心性，以及对落难知识人的尊敬和怜惜……在她身上，充溢着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而小说对她和她丈夫的那段描写，让人联想起沈从文小说中的某些清新有趣的片段。
可以确证的是，作者在妇人和夏教授这种不合伦理常规的人物关系中，体味到相互温暖的人性的淳真与优美，以及一种母性的救赎：
瘦小又白皙的脸，像个沉睡的孩子，身上几朵牡丹开得盛，掩盖了覆在底下的身子，倒让一双嶙嶙的光脚，落在了棉被的外头。
棉被的外头，蜷腿背着阿玉，坐着一个妇人，上半身的衣服搭叠在腰际，坦露出滑润的双肩和背脊，在朦胧的光线里。
黄昏穿过随梁的镂花，在这平广丰腴的脊背上，映出一排郁金色的山水。
这是阿玉偶然窥见的一幕。显然，在已然孤独老去的夏教授和健壮年轻的本地妇人的这组人物关系里，作者给我们呈现出性爱的抚慰与救赎功能。这妇人，脱身于沈从文小说里那些生命力旺盛的敢爱敢恨的女子，也有着张爱玲推崇的那种大地一样健美包容的母性美。当然，如果愿意将这种关系通俗化和历史化，我们可以追溯到中国古典文学乃至当代文学中绵绵不绝的落难书生遭遇有情女的情节模式；如果进一步微言大义，我们也有理由从中揣摩出外省人与本地人关系模式的一种人性的温暖建构。而抛除这些，在李渝的小说语境里，它确实给了我们美与善的感动，以及女性（母性）救赎的象征。
(1) 作者简介：朱立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薛芳芳：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2) 据刘源俊的《我所知道的留美学生保钓运动》一文所述，当时在柏克莱加州大学求学的郭松棻和刘大任是美国西部地区钓运的领导者。参见邵玉铭主编：《风云的年代：保钓运动及留学生涯之回忆》，联经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96页。
(3) 郭松棻：《“五四”运动的意义》，林国炯等编：《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辑》，人间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317页。
(4) 王德威：《冷酷异境里的火种》，自郭松棻：《奔跑的母亲》，麦田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7页。
(5) 王德威：《冷酷异境里的火种》，自郭松棻：《奔跑的母亲》，麦田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5页。
(6) 王德威：《无岸之河的渡引者——李渝的小说美学》，自李渝：《夏日踟躇》，麦田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0页。
(7) 李渝：《台静农先生·父亲·和温州街》，《温州街的故事》，洪范书店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33页。
(8) 王斑：《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9) 王晓波：《台湾史与台湾人》，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59页。
(10) 李渝：《台北故乡》，《应答的乡岸》，洪范书店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73页。
(11) 郑颖采访整理：《在夏日，长长一街的木棉花——记一次访谈内容》，《郁的容颜——李渝小说研究》，印刻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
(12) 郑颖采访整理：《在夏日，长长一街的木棉花——记一次访谈内容》，《郁的容颜——李渝小说研究》，印刻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192页。
(13) 廖炳惠：《关键词200》，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254页。
(14) ［美］王斑：《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15) 钟肇政：《横切现实面·探索内心世界——郭松棻集序》，《郭松棻集》，前卫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16) 王德威：《无岸之河的渡引者——李渝论》，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