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湾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与悲剧命运

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治间的关系从来都是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时不容忽视的关键，郭松棻也不回避这个问题，他不倦地展示当代知识分子与国家机器间的较量与磨合。以他参加政治运动的亲身经历来看，郭松棻显然认同的是知识分子积极的入世精神，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为国家、为自由奔走呐喊，此外才能安身立命，所以他的小说无论是写情爱，写人性，都隐隐流露出作者的政治情怀；但另一面，经历了政治运动的失败，激情的落潮后，郭松棻也开始反思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时代语境，以及所采取的斗争方式。他开始冷静客观地审视这样一群怀抱理想却天真虚幻的知识人，写他们在残酷政权面前的悲剧，也写他们走投无路后的沦丧……

郭松棻在《秋雨》中除了痛陈国民党对知识分子的集权统治外，也写出了作者对台湾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理念和斗争方式的冷静思考：“没有武装起来的乌托邦思想与强权相遇时，不免像一支坦克底下的蝴蝶”，由此表达了对自由主义既心怀怜悯、又多责难的复杂感情。

而《月印》中的铁敏，对大陆怀揣满腔热情，他害病般燃烧着向往中国、愿意为建设中国而努力的热情，毋宁说是当时台湾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能够心满意足地死去，完成怡然的一生，再年轻也是值得的”，只是理想未曾付诸实现，就无情地夭折在襁褓中，虽然直接的导火线是文惠出于“嫉妒”的告发，但究其深层原因，却是当时黑暗专制的台湾政治，以及牺牲者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不切实际和空泛。文惠和铁敏的差异与选择，其实也反映出郭松棻“亚细亚孤儿”的内在窘境。

同样，李渝小说在回顾、缅怀过往生活时，不忘关怀的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台北公教人员家庭和知识分子的命运。《菩提树》这篇小说写矜持内向的台湾青年学生陈森阳因被怀疑参与运动而突然被“便衣”带走一事，而当陈森阳的老师，即阿玉父亲想要通过自己年迈的恩师为陈森阳寻找一丝生的希望时，得到的却是这样的难题：“中国知识分子继承着的，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浪漫主义，的确都是一种民族意识，和对民族命运的关怀，是不可分的。我们这种时代，具有这种意识，却有点不合时宜，要作烈士呢……”于是，矜持的人终也不得安身。李渝将一个台湾本地学生的内向老实与其参与运动的执拗决绝并列开来，在强烈的反差中，让我们看到历史在台湾这个小岛的知识分子身上留下的悲剧。

不仅如此，郭松棻和李渝更在小说中对中国百年来的创伤经历以及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有所批驳。如郭松棻《秋雨》开头，便提到回乡前后在机场看到的中国人，“排队也仍是争先恐后，半生逃难的苦楚又重新浮在每个人的脸上。那是唯恐自己会被遗弃下来，而上不得飞机的。在美国人的机场里涌现了中国近代的苦难，无宁叫人感到嘴里又是一阵苦涩”；《落九花》中写到“中国人所创造出来的日常生活给人诸多不便，一件事尚未办妥，而人已经精疲力竭。到处是有形和无形的关卡，把大家的人格硬性降至最低的层次，随时把你当作各种嫌疑犯，用谴责的眼光看你，好像到处都是警察和侦探。这种步履维艰的难处为所有中国人所体会，每个人在街上都是仆仆风尘，在公众面前被吆喝惯了，个个都一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模样”；李渝的《菩提树》：“国民性里的娇枉愚昧无理，也正来自这民族主义呢”…… 这里，作家将中国人的某些民族性与中国近代的创伤记忆联系起来，表达了自己幽远的深思。郭松棻曾在自己的小说中多次提到“中国近代苦难来自党派权力者的斗争，斗争的每一方都非为国家或人民作第一考虑”，显然，“近代中国人民的苦难”是作家潜心关怀的民族课题。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半殖民地的统治、战乱、集权政治、动乱浩劫，在历史浮沉中的中国人民潜意识已经完成了这样的集体经验，并由此导致了这样的集体行为，揭露这样一种创伤记忆，一方面时刻提醒自己痛定思痛，悉心思考和理解刚刚过去的浩劫历史，一方面也蕴含了作家对中国人“怒其不幸，哀其不争”的复杂心理。

可以说，郭松棻和李渝的小说结合了自身的创伤记忆与台湾历史的创伤，通过个人的具体创伤体现出社会的创伤。在这个层面上，不能将郭松棻和李渝的小说简单定位为“政治小说”或“二二八小说”。诚然，郭松棻与李渝本人曾积极参加过政治运动，他们的小说也暗涌着种种政治风潮，但他们毕竟没有正面陈述政治的风云起伏，主观评价历史的是非对错。正如钟肇政对郭松棻的评价：“纵观郭松棻的作品，发现他惯用独特的美学转化手法，纵使连‘政治控诉’的小说，也试图超越‘社会反映’的层面，而伸入‘内心世界’，企图将人性的深邃细密幽微复杂刻画出来，也就是将人际之间性灵志趣的相互感染神通契合表现出来。”⁽¹⁵⁾王德威对李渝的评价：“江山如画，故国情深，对海外游子这只是最表面的诱因。我更愿意猜测似李渝这般的作者，可能曾祈求自爱国运动中，找寻一种纯净的个人寄托。”⁽¹⁶⁾对于个体创伤的寂寞记忆，对于幽暗历史的精微镌刻，成为郭松棻和李渝两人小说的共同主题。作为在台湾成长，却旅居海外，因参与了一系列政治运动而被迫无法回归故土的他们而言，在80年代以来以一种隔岸观火的心境去回顾故土故事，沉静中多了几分内敛的思考。面对悲苦沉重的主题，两人并未伤感地控诉哀号，而是用精准优美冷冽的中文一一道来，以回忆的视角、以参透人生百味的澄澈佛心去审视。

因此，郭松棻和李渝的小说能在台湾创伤历史书写之外，思考台湾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际遇，琢磨人性之隐蔽幽暗的角落。无论是带有左翼批判性质的《秋雨》、《菩提树》等短小篇章，还是撰写个人在历史中浮沉的《月印》、《金丝猿的故事》等小说，还是后期转投历史的幽暗之处，借翻转历史文本之举，揭示出历史碎片另一层真相的《今夜星光灿烂》《落九花》和《贤明时代》，他们的文字均从创伤历史中的台湾创生，复又成为中国近现代史（民国史）中的台湾历史记忆书写的典范之作。其中，对日据末期和中华民国光复台湾初期的历史记忆的叙述尤其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