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象征与现实之间：文本现实性的逆向延伸

维·伊·伊凡诺夫的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批评的理论基石是古希腊文化与宗教的探究，这也是他用以考察一切人类文化与文学现象的出发点和主要参照。在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时，维·伊·伊凡诺夫不仅深入揭示了文本的现实性和象征性，而且还用实证的方法从源头上考察了酒神崇拜和希腊民间的狂欢活动。他甚至更正了考古学的传统观点，指出，酒神崇拜不是起源于居住在巴尔干半岛东部的色雷斯人，而是起源于希腊某些荒僻地区和岛屿的土著居民。

当然，作为象征主义的大师，维·伊·伊凡诺夫明确写道，“一切伟大的艺术成就都是以宗教为基础的，并且肩负着驱恶扬善的使命”。^[1]他认为，古希腊艺术与酒神崇拜等都体现了一般艺术与文化活动的本来真实涵义，“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就是要让整个现代艺术都应复归其本真意义，复归到其宗教根基上去。因此，他的研究没有局限于文献辨析和一般考据上，而是采用“移情原则”，联系宗教心理与文化哲学背景进行考察，通过宗教的神秘体验来完成的，从而更为深入地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

在维·伊·伊凡诺夫看来，艺术的真实是“现实”与“象征”、“客观”与“主观”、“情感”与“宗教”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经典的文学文本才具有无限大的可阐释空间，读者才会有“说不尽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不尽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确实为维·伊·伊凡诺夫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批评文本。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就反复强调：“我对现实（艺术中的）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而且被大多数人称之为几乎是荒诞的和特殊的事物，对于我来说，有时构成了现实的本质。事物的平凡性和对它的陈腐看法，依我看来，还不能算现实主义”。^[2]

可以说，任何一部经典文学文本的现实性都具有两重性：小说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现实性和今天读者阐释作品的现实性。前者的现实性是非常有限的，仅限于小说反映的当时社会现实，对于《卡拉马佐夫兄弟》来说，就是19世纪农奴制改革后的俄罗斯社会现实。相反，读者阐释作品的现实性则是相对无限的，会随着时间的不断变化而逆向延伸。具体说来，不同时代的读者或者同一时代的读者，由于自身话语语境的迥异，对文学文本的现实性认识是不一样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而且越是经典的文学文本，其现实性的逆向发展变化就越大。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原苏联文学批评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现实性评价，可以以1956年为分界线，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早期作品以外，其创作中的现实性基本上是遭到否定的，其中包括《卡拉马佐夫兄弟》，而被肯定的是他的艺术表现成就。高尔基就曾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恶毒的天才”。^[3]所谓“恶毒”是就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创作的现实性而言的，所谓“天才”是指作家的艺术天才。因此那时很少有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是现实主义的大作家，而常常把他视为颓废主义作家。后一阶段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75周年开始。当时，苏联文艺学界又重新展开了一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大讨论，各主要报刊几乎都发表了纪念文章。大家又都异口同声地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尊为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可以与托尔斯泰并驾齐驱。有人甚至把作家创作内容的复杂的矛盾性也看作是现实的真实反映，真理报就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渗透着俄罗斯现实主义的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4]

很显然，无论是前一阶段，还是最后一阶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文本都是一样，但评论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一个颓废主义作家变成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这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现实性认识，难道不是我们对作品的新理解而追加上去的吗？难道不是一种逆向发展吗？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许还会不断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新现实性。

从共时的角度来比较，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时，注重其创作与现实主义联系的批评者，往往把他本来纷繁复杂的艺术创作归入现实主义艺术的行列，称他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侧重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主义艺术关系的批评者，又坚持把他的创作纳入现代主义艺术的创作模式，以现代主义的批评眼光来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并把他当作现代主义艺术的开拓者。批评者们都试图从复杂的创作现象中理出一条由因果关系串联起来的纵向线索，并以此来阐明自己的结论。前者竭力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新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后者则要证明陀思妥耶夫斯的创作之所以是一种创新，就在于它摆脱了现实主义的羁绊转向了现代主义艺术。

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研究中，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批评界对这种现实性认识的逆向延伸。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其创作文本不可能再有任何改动，但是研究者的评价却在不断地变化着，与此同时，陀氏创作中的现实性还在永动地延伸着。也许只要存在着文学批评，只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还有认识价值，这种延伸就不可能停止。

这里便出现了一种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酒神崇拜的象征是相对稳定不变的深层宗教文化涵义，而“合唱原则”构成的现实则是极不稳定的表层社会现实生活。前者具有一定的超越性，无论后人怎样重新认识，都极少变化，而后者则由于局限于现实情感、认识水平和意识形态环境等因素，被后人不断重新阐释。因此，在“象征”与“现实”交织的艺术创作中，文本的现实性在逆向延伸着，而人类文明长期积淀而成的宗教文化象征却很难撼动。

[1] Дешарт, О. “Послесловие.” Иванов, В. 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яч. Иванова. Т. 1. Брюссель: Жизнь с Богом, 1971,с.15.

[2] 波格丹诺夫В.А.编选：《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第328—329页。

[3] 《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78页。

[4]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АН СССР,Творчество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9,с.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