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象征的现实化：合唱原则

维·伊·伊凡诺夫强调，艺术家的任何创作都不应是“天堂”与“尘世”的分离，象征主义艺术也不例外。他把象征视为是以“尘世的、现实的”方式体现宗教思想的最佳途径。他在人类的文化史上寻找着自己的支持者，例如柏拉图、弗·索洛维约夫等以及俄国象征派诗人。维·伊·伊凡诺夫作为俄国象征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对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的理论阐释是非常独特的。他不再像以勃留索夫为代表的俄国“老一代”象征派诗人那样，往往过于追求唯美主义，酷爱把心理体验投射到他们所否定的客观现实上，创造一种最为别出心裁的幻象世界。在他的《当代象征主义的两大本原》（1908）、《象征主义的遗训》（1910）和《关于象征主义的沉思》（1912）等论著中，就鲜明地表现出俄国“年轻一代”象征派理论的“现实化”特征。

维·伊·伊凡诺夫所遵循的是歌德关于“象征”的认识，即象征的客观认识性。他从“现象”触及“本体”，把“事物”化为“神话”，从对象的实实在在的现实性触及它的内在隐蔽的现实性，从而揭示“存在的秘密”的现实意义。“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的艺术激情在于：“运用象征认识每一现实，审视它们与最高的现实，也即现实之中更现实的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1]在维·伊·伊凡诺夫看来，象征的现实化是由“合唱原则”来加以实现的。“合唱原则”就是要求作者放弃自我浪漫主义的独白，应当适当地牺牲“自我”。为了“别人”，为了“聚和性”，作者就要把自我主体彻底融合在集体的“巨大的主体”之中。“聚和性”意味着一种爱，意味着“自我主体”在作为绝对现实性的“你”或“别人主体”之中的本性恢复。“聚和性是一种独特的结合，即结合于其中的所有个性都可以充分敞开，取得自我唯一的、不可重复的、别具一格的本质规定，取得自我完整俱在的创作自由的定位，这种自由使每一个性都成为一种说出来的、崭新的、对于所有人均需要的话语。”^[2]

如果细致分析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的艺术结构，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合唱原则”是作家结构该部小说的主要艺术手段。小说的主要部分均是由一个个人物群体的“合唱”而组成的，尽管每个场合参与的人物众多，但是时间大都短暂和紧凑。在小说作为引子的第一卷后，第二卷就展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集体“合唱”场景——佐西马长老修道室中的“不适当聚会”。这里集中了小说几乎全部的主要人物，读者可以在这个“合唱”中看到不同心灵交织的“乐章”，折射出社会现实的图景。第三卷则让读者更贴近每一个人物，在同一空间上感知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及其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在第四章里，作者继续分解了前面展开的各条情节线索，增添了不少插曲，使得费多尔·卡拉玛佐夫与他的儿子们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第五卷和第六卷在小说整体结构中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作者把两个相互对立的人物伊凡与佐西马放置在了一起，构成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道德观、宗教观的相互碰撞，形成了复调的“合唱”。第七卷通过阿辽沙与格鲁申卡的对话，更是把现实主义的场景与宗教的、民间口头创作的象征融合了起来。第八章、第九章描绘了米佳和格鲁申卡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内心发生的激烈冲突与重大转折，直接由人物道德观念的重要变化反思了一些社会现实问题。第十卷一般被视为是作者有意识让读者放松的章节，为更好地阅读最后两卷做准备。小说第十一又是由一系列零星的插曲组成，读者随着阿辽沙一起对格鲁申卡等人走访，表现了主人公们在老卡拉玛佐夫被杀到米佳被审判前的复杂心态的“合唱”乐谱。最后一卷更是借助审判这一场景，由复述检察官和律师的演说，与当时的司法制度形成了相互对立的话语语境。

显然，从维·伊·伊凡诺夫的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出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象征的现实化是通过主人公的场景对话以及人物在他人意识中的活动等“合唱原则”来实现的。相对于“独白”的作品来说，“合唱原则”构成的艺术作品才具有不断的可阐释性，艺术作品的现实性才能够不停地延伸，才具有可持续性。维·伊·伊凡诺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象征艺术（狄奥尼索斯崇拜）、“合唱原则”等探讨，后来对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思想形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 Жорж Нива，Илья Серман и т.д.，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ХХ век.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Москва，Изд.《Прогресс》，1995，с.165.

[2] В.Иванов，Легион и соборность，(1916) ，Родное и вселенское，Москва，Изд.《Республика》，1994，с.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