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圣经哲学：走向信仰之路

可以说，悲剧哲学无情地揭示了人类生活的悲剧性本质，而圣经哲学则为人类指出了摆脱悲剧命运的道路：信仰。显然，走向信仰之路就是圣经哲学的核心。

列夫·舍斯托夫强调：“信仰，并且只有信仰，才能摆脱人的罪孽。信仰，并且只有信仰，才能使人从必然性的真理的支配之下解脱出来，而必然性真理掌握了人的知识是在他尝了禁树之果以后。只有信仰才能赋予人以勇敢无畏的力量，去正视死亡和疯狂，而不是优柔寡断地向它们顶礼膜拜”。^[1]当然，列夫·舍斯托夫所说的信仰是“符合圣经的信仰”。^[2]信仰为人类开辟了真正的精神家园，也只有在上帝的家园里，人类才能真正惩恶扬善，找到通往真正自由的道路。信仰给人以希望、意志和力量，帮助人类面对现实的苦难。信仰为人类提供了一种与理性思维迥异的、顿悟式、直观型的“呼告”，以回应上帝的启示。信仰可以帮助人类摆脱现代文明的异化，追求人生的终极价值。因此，信仰上帝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人道主义，即宗教人道主义。

确实，在中世纪，宗教信仰迫使理性与科学低头，因而才出现了文艺复兴的理性崛起和人性的解放。不过，当理性和科学堵住了人类通往信仰之路时，新的为信仰而斗争的哲学——圣经哲学又出现了，它在争取新的自由。这也许就是人类的认识规律吧，有人把它称之为否定之否定的循环上升，有人把它叫做钟摆式前进。

圣经的神话内容、叙事方式和审美取向都与传统的理性化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上帝是一切神话和奇迹的创造者，信仰上帝是无需任何理性证明的。这便促使列夫·舍斯托夫能够从圣经中获取精神力量，摆脱理性和真理的枷锁，追求无限的自由和信仰，追求非理性化的真理启示。传统的思辨哲学把上帝的存在视为是荒谬的，不可能的，而存在哲学则恰恰相反，开始了荒谬之旅的探索。

列夫·舍斯托夫是一个哲学家，但是一个宗教哲学家，他的哲学是以信仰为基石，以拯救人类为宗旨的。可以说，这种宗教哲学并非以神为本，而是以人为本的，只不过这种以人为本并不放弃神。他坚持，理性根本无力回答人类生与死的问题，无法排解人类社会的苦难、堕落、恐惧和绝望。世界的本质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信仰是人心灵深处的需求。如果丧失信仰，人就会走向死亡。在列夫·舍斯托夫那里，个体的存在状况显然比理性的规律和法则更重要。

列夫·舍斯托夫在自己晚期的代表作《雅典与耶路撒冷》中，明确指出：“宗教哲学不是寻求永恒的存在，不是寻求存在的不变的结构和秩序，不是反思（Besinnung），也不是认识善恶之别（这种认识向受苦受难的人类许诺虚假骗人的安宁）。宗教哲学是在无比紧张的状态中诞生的，它通过对知识的拒斥，通过信仰，克服了人在无拘无束的造物主意志面前的虚假恐惧（这种恐惧是诱惑者给我们始祖造成的，并传达到了我们大家）。换言之，宗教哲学是伟大的和最后的斗争，目的是争取原初的自由和包含在这种自由的神的‘至善’。”^[3]

列夫·舍斯托夫坚持哲学探讨的对象不应该仅仅是主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而应该是主体争取自由的过程。他努力改变传统哲学的研究视角，开辟一种以人的生命体验为基点的新视角，建立与宗教哲学为特征的“悲剧哲学”。在这一哲学中，人的存在状况是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说，人是研究的中心，信仰是出发点，依据是上帝的存在，目的是为了拯救人类。因此，列夫·舍斯托夫的宗教哲学或曰悲剧哲学是人本主义的，列夫·舍斯托夫是存在主义的先驱。

很有意思的是，德国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是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老师，他的现象学思想也被看作是存在主义的基础。然而，列夫·舍斯托夫作为存在主义的先驱则与胡塞尔的观点迥然不同，甚至对胡塞尔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评。胡塞尔坚持“哲学是一种反思”，而列夫·舍斯托夫却认为“哲学是一种伟大的、终极的斗争”。他们从不同的视角为存在主义探索开辟了道路，胡塞尔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而列夫·舍斯托夫是从信仰的，真可谓是殊途同归。

列夫·舍斯托夫还反对斯宾诺莎关于自由是必然性认识的说法，甚至指出，如果顺从必然性是自由的话，那么就等于宣布了自由的死亡。因为人如果成为了必然性的奴隶，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人一旦失去自由，就陷入了悲剧的生活境地。列夫·舍斯托夫就是要反对传统哲学对人的命运的冷漠，探索一种以关心人的命运和拯救人的心灵为宗旨的新型哲学——圣经哲学。

可以说，列夫·舍斯托夫的悲剧哲学和圣经哲学探索都是首先开始于文学批评的，因此他的悲剧哲学和圣经哲学始终与文艺批评是密切相关的。

[1] 同上，第15页。

[2] 同上，第20页。

[3] 列夫·舍斯托夫：《雅典与耶路撒冷》，徐凤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