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文化的必要性
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入城市,农村地区经历了一种持续、快速和不可逆转的变迁,这种变迁通常会对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和输入地的城市居民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流动人口的迁移性学习行为的出现也对于中国现有教育结构的体制改革、转型和发展提出了内在要求。迁移是观察、记忆、思维、想象、推理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已经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在新情景中的应用或已有经验对新知识的影响。对新工人的融入教育应该以一种他们熟悉的话语体系来进行才更有成效。随着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从乡村转向城市,对他们的教育也相应地从安居乡村的教育转向融入城市生活的融入教育,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压力使得教育与培训的任务显得益发重要和紧迫,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融入教育有必要也应该成为国家教育整体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2.1 历史经验的验证
工业大生产的机器设备开始显现出某种极权性,它不仅决定了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个体与社会间的对立不复存在,人成为了大工业生产的一部分。如果农民工家庭的孩子认为工作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发工资,并且使他们获得在工作之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那些孩子最终就可能从事那种他们所设想的低工资而又没有发展前途的工作,正是他们自己的认知增加了那种可能性。年轻工人们自己的观点和态度阻碍了他们寻找其他出路的可能性,因而也难以找到更好的生活。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曾指出:“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要素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当前社会的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外来贫困务工家庭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困。如果不想办法改变这一状况,贫富差距便会趋向稳定化和制度化,成为一种难以改变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流动的通道也将因此被严重堵塞。詹克斯指出,在美国消除贫困,首先需要帮助出生在贫穷家庭的孩子摆脱生存的困境,然后通过教育帮助他们获得在社会上取得成功所需的基本认知能力。没有适当的教养,即便突然暴富也难获幸福,正如我们在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读到的那样,出身底层的盖茨比挥金如土也无法真正被上流社会所接纳,他的爱情也注定无望。因此打破贫穷代际恶性循环的最好也最有效的机制是“立足于使家庭和社会保持在最低可接受门槛之上的补偿计划的教育改革”。机会均等和向上流动的理想都是自由的、实用的和个人主义逻辑的反映,而这些思想需要通过教育才能得到。正如罗伯特·加涅所定义的,“学习是一个导致学习者的倾向与性能发生变化的过程,这一变化可以反映在行为上”。战后流亡到美国的犹太人群体充分利用了美国公共政策的教育福利,犹太家庭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明显高于美国的平均水平,这也使得犹太家庭在美国社会阶层中的地位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边沁的功利原理认为人们一切行为的准则取决于是增进幸福还是减少幸福的倾向,人们从农村向城市继而向城市的迁移也是遵循着这一原则。农民进入城市,面临着思想观念、消费习惯、文化素质、购买力等方面的变化,无疑为融入教育营造了巨大的空间。当人们发现获得更多的教育能带来更大的收益时也会反复强调这一原则,就如同中国古代的农家讲究耕读养身,期望有朝一日能光耀门楣一样。大部分的打工家庭在财力能够承受的范围内都较为重视子女教育,就是希望子女能有新的希望和出路。同理,当工人发现融入教育将有利于其生活改善时,这将是最大的学习动机。
中国的教育长期强调“学而优则仕”,重视精英教育,忽视了对普通民众的职业教育。各国的经验都已经表明,教育机会的公平分布是衡量社会健康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近年来国家教育政策的调整表明了对职业教育和融入教育的重视,农村大学生就业的困难也使很多农村学生不再向往大学。通过对职业教育的倡导,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生活水平和技能水平的同步提升,应该是社会努力的方向。当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融入教育培训得到技能提升并获得工资增长和发展机会的时候,他的学习动机才能被真正地激发,也更有可能真正地融入城市。
2.2.2 个人发展的需求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资本类型理论认为,来自同社会阶层的人拥有不同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各种类型的资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考虑到农民工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现状,在这三个方面都难如人意,明显会对他们融入城市社会造成影响:工人的工资水平很低造成能购买的生活资料相当有限,这体现出他们的经济资本捉襟见肘。社会资本是持久的、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所赋予个体的资源集合体,如中国的打工者多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等行业,他们有自己的内卷化的社会支持网络,帮助他们在陌生的城市解决实际问题并获得情感支持,但难以实现向上流动。新生代的年轻工人频繁换工作使得自己难以建立稳定的人脉,也难以拓展新的朋友圈;他们在网络上的朋友虽相对固定但难以建立真实的社交关系,因此在社会资本方面也出现了相当大的阻碍。
文化资本是可交换的知识、思想、创造性等内容,它的拥有量大小与一个人受到的教育及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教育系统密切相关。有限的教育水平和过长的工作时间都阻碍了工人们提升文化资本的可能性,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阅读或者创作。文化资本的拥有和获得与人的身体紧密相关,它要求工人能将知识资本内化并完全掌握。内化要求新知识必须与原有的知识建立关联,因此人们必须花费时间、付出努力才能将一定的知识化为己有。对媒介的了解与应用也与人们所受到的教育相关,也是人们拥有的文化资本形式之一。事实上,目前农民工的媒介素养基本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
各方面资本都缺乏的结果很可能是年老的工人老无所养,又回不到故乡,很容易在城市流浪,造成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打工者在城市的生活虽然艰辛,但乡亲们通过电视节目的描绘都相信他们过着好日子,打工者自己也就自欺欺人地逐步开始习惯城市生活而脱离了乡村。在城市中,部分农民工年轻时靠体力吃饭,年纪大了便收破烂,年纪再大一点就去乞讨的现象仍存在。在激烈的社会现实之下,他们这些人该何去何从?公共服务不会一步到位,简单地将其逐出城市则过于残忍,倒不如趁其还年轻时进行继续培训,让他们有一技之长,从而能够在城市中长久地生活下去。
社会认知理论强调人类独有的特点:象征力(语言表达能力)、自我调节能力、自省能力以及潜在的学习能力。工人的就业能力包括技巧、知识、态度、理解力、对自我的概念等,属于文化资本的范畴,可以通过学习得到提升。当工人有机会接触到新知识时,通过对知识的接受可以修正和更新原有信息,并使其依据新信息形成新态度。布尔迪厄在《世界的贫困》中指出穷人在市场竞争中因缺乏文化资本而落入贫困的循环,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固定的前提下,文化资本的提升则给工人的发展带来了可能。教育的影响可以持续很多年,有数据表明小学毕业生所受教育的效果可持续42~47年,大学毕业生则可长达32~37年。价格、时间、原有的技能都会影响人们对教育资源的获取和使用,某种专业性的工作技能可能与工人个体的教育背景、个人知识学习能力息息相关,但也会成为战胜贫困的重要力量。
新生代农民工现从事的工种大多属于简单重复劳动,很难获得技能提升,也不能产生经验累积效应。后工业主义阶段对人力从事的工种已然有了新的要求——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特别是向人和职业提供的服务)。截至1970年,美国大约已有65%的劳动力在从事服务业,强调技术和专业服务,强调人工服务。考虑到中美两国之间的发展差距,这也必然是中国的产业转型走向。第三产业的扩大造成了社会职业结构的主要转变,这在国内业已逐步显现,如富士康开始使用的机器工人就会对工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影响。蓝领工人队伍的白领化体现出了机器工业的进步,非生产性的工人数量呈现增加趋势。这种变化反映出基本生产工具的特点的变化。
当人工成本高到一定程度后,机器工人的存在就会成为一种更为经济的选择,机器对人的替代则由此开始。文化资本成为工人能否重新掌控自身命运的关键资源,它的获取不仅来源于家庭,更来源于社会或者国家。理论上有关部门可以通过提供先进技能知识的习得机会来提升工人的个体竞争力,通过城市生活常识的普及来助推农民工的城乡融合,但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工人本身对此是否有兴趣,受众主观参与的意愿决定了融入教育项目的成败。
日本也曾出现过北海道地区农民进城务工的阶段,但现在中国的涉外务工人员已经担当了这一角色,农民为了工作的需要积极学习生产技能和生活礼仪就足以说明学习动力的重要性。鲁宾逊的期待价量模式认为强反馈会引发强动机,使个人的学习热情随之高涨,而这重点在于提高机制效应,增加诱因,如增加收入有利于增强人们学习的热情。一部分流动者在经济收入方面攀升到社会上层,有的靠时机,有的靠运气,有的靠勤奋工作、积极进取;其他劳动者则可能通过培训或自学,在居住地获得一技之长,从而离开低收入的蓝领岗位,成为白领,如文员、技术员、销售员、经理甚至百万富翁。他们的成功案例往往成为学习诱因,激励更多的人效仿。
2.2.3 城市和谐发展的客观需求
现代社会中人员流动量加大,容易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文化融合与冲突的问题。齐美尔的陌生人理论认为,社会是变动不居、快速变化的,一种有意识的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构成了现实的社会。“统治、顺从、竞争、交换、模仿、冲突、协作、分工、隔离、联合、接触、反抗等都是社会关系的一般形式”。陌生人在物理空间上接近,但在社会空间上疏远,指的就是来自其他地方、不与当地人进行对话交流的人,这与农民工的社会交流现状有相似之处。作为城市中的陌生人,农民工维权意识不强,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的现实是工资低,且难以保证足月得到工资;没有社保,没有机会签订劳务合同,没有稳定的工作,自身素质较低。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与原住民间因各种问题会发生冲突,在消费观念、自我意识、人生追求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其应对社会歧视和社会不公正的反应也多有不同。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在一定意义上处于“无根”或“漂泊”的状态,而且容易成为“问题民工”。虽然为了经济稳定,避免冲突成为外来人口的主流选择,但这些冲突也可能通过其他途径爆发。
陌生人与当地社区的关系取决于自身的努力程度和本地人的反应。人们之间的关系远近随着他们对他人生活的参与程度的变化而变化,这界定了他们的亲密性或关系距离。城市居民与外来工人之间的关系重组包括四个阶段:敌对、冲突、适应和同化。适应是指人的认识、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因为社会环境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方面要尽最大努力改变社会,另一方面要努力地适应社会。在互相渗透和融合的基础上,一方对另一方的记忆、感情和态度有所了解,通过分享共同的经验和历史,尽力融合到一种共同的文化生活中,由此让外来工人有可能逐渐被同化到新的社会中。互动本身并不必然保证社会和谐或相互理解,它保证的只是双方都能直面现实。
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参与度很低,与城市居民的交流极少,其交流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看上去与世无争,却可能引起更大的问题,即社会排斥。伯查特等学者指出,社会排斥是个人生活居住在一个社会中,却没有以这个社会的公民身份参与正常活动的状态。欧盟国家的社会排斥问题和五个政策领域有关:健康医疗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护政策、教育政策和住房政策。农民工基本没有政治参与度,无法行使正常的公民权,有时甚至不能保证最基本的人身权利(如以前北京等地区存在外来工人被随意遣返和查扣暂住证、课以高额罚款的情况),使其完全丧失了对城市公共生活的参与意愿。在现行的体制下,农民工缺乏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很难享受城市的公共住房福利,居于社会边缘,这事实上体现出了社会排斥的存在。社会排斥的逻辑链在于工人首先被定位于不属于这个社会,所以不会在经济上得到其他成员的帮助,当然无法参与政治生活,甚至城市文化也对工人加以排斥或忽略。
重庆市向农民工推行的公租房入户策略可以看作是消除社会排斥的积极举措,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只有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才能保证农民工正常的社会交往,而教育则是改善社会地位的最佳手段。康德的绝对命令说认为,“对一个人来说正确的对所有人也都是正确的,道德法则对所有有理性的生物都有着无条件的约束力”。这也意味着现有的融入教育不能只满足于技能的追求,也要重视对民众的精神向导。道德的基本社会职能就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的传统道德重视中庸与中和,要人们坚守中道而行,无过无不及,和为贵。外力模塑论和主动建构论属于后天形成理论,他们认为,个体道德是后天形成的,是环境影响、教育感化以及自身修养的结果。教育首先要培养人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其次才是教授必要的社会知识,还要能够按照习得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来解释社会中的诸多现实问题。人的道德观念来自社会文化,因此环境和教育有决定性的作用。任何社会都需要维护社会的秩序和凝聚力,包括维护共同的价值观。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六阶段指出,他律性道德是简单服从的表现;个人主义则是私利的表现。只有当规则有益于个人私利时才会被遵守,也允许其他人拥有同样的自由。社会契约与个人权利开始意识到,人应当遵守任何通过合理程序达成的法律。道德修养是一个终身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学校教育阶段或人生某一个特定阶段的任务。
城市中人们关系疏远,各自忙于生计,缺乏传统大家族的规范,人口流动快,所有的事情都变动不居。在乡村社会里,人们囿于血缘关系,因乡规乡俗而限定了自己的刻板社会角色,在此基础上,乡村的社会结构相当稳定。在闭塞的小村里只可能发生直接、面对面的交流,乡村中的习惯和传统提供了日常生活应急所需的一切。人们的行为建立在直接人际传播的基础上,即谈话和邻里间的闲谈,外出打工人员带回的手机在村里更多时候只有炫耀的价值。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习惯了这种生活的乡村青年进入大城市会发现工业化的社会缺乏人情味,人际交往流于形式,道德感的缺乏则带来更多的麻烦。在最初的新鲜感淡去后城市对他们便不再有强烈的吸引力,工业化城市的社会结构脆弱而不道德,人们开始寻求向传统的社会和家庭价值观的回归。人们在现代社会里的选择更多基于理性而非传统,靠法律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依靠家族的声望,这也给出身贫寒的孩子以奋斗而改变命运的机会,这在传统乡村是难以实现的。伯克的有限视域理论认为现有资源的提供将影响人们的视野;同理可证,通过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工人们的视野将被扩大。富士康的连续跳楼事件并不能依靠防跳网解决,而是要给在流水线上工作的人们一线希望。为了赢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更多的受众青睐、更多的影响力和议程设置权力,农民工融入教育还需要在赢得信任感、增加吸引力、强化依赖感和提高服务性等方面下功夫。
社会动机(Social Motivation)是以人的社会文化需要为基础,在社会生活环境中通过学习和经验而获得的;它是直接推动个体活动达到一定目的的内部动力、内部刺激,是个人行为的直接原因。社会动机推动着人们积极从事人际交往、学习和工作等多种活动,以期获得社会和他人的肯定和赞同。随着大量青壮年进入城市,农村地区经历了一种持续、快速和不可逆转的变迁,这种变迁通常会对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和输入地的城市居民双方都产生一些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更新知识、补充和拓展技能是提高自己新生活水平的最佳选择,对国家而言这则意味着劳动力水平的提升和社会的稳定,双方都有足够的动力来进行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教育。
生存压力的增加使无路可退的年轻人焦虑而无助。文化资本成为工人能否重新掌控自身命运的关键资源,它的获取不仅来源于家庭,更来源于社会或者国家。理论上企业和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提供文化教育产品来提升工人的个体竞争力,大众媒介通过身份认同教育来助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和谐共处,图书馆与社区可以通过媒介素养教育来提升工人对新媒介的认识并正确认识社会,但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教育的受益者本身,即新工人对融入教育是否有足够的参与兴趣,学习者主观参与的意愿决定了融入教育的成败。融入教育的三个部分相互影响,身份认同教育是融入教育的起点;文化素质教育是融入教育的主体;媒介素养教育是融入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身份认同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的实现有重要影响。
中国文化中有“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这指出了教育的重要性。梅贻琦先生曾说,就精神而言,人类文明的经验大致相同相通,所谓“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也”,因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社会成员,人们以传播和教育的方式来传递社会的文化遗产,包括习俗、情感、态度等,进而构成社会的传统。在新媒介环境下,新生代农民工融入教育的几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但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在新媒介环境下发挥传统融入教育资源的优势就是一个可能的方向。但融入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新媒介的兴起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