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及其需求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95.1%的网民用手机接入互联网，手机网民规模达到6.95亿人；其中初中学历的网民占比为37.3%。从职业结构来看，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占比为1.8%（较2015年有所下降），制造业工人占比为4.5%，自由职业者为22.7%，三项相加为29%。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以初中学历者居多，大多从事制造业、自由职业，我们可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手机上网率占手机网民总数比例接近30%。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占比下降不能说明农民工对手机网络的使用下降，反而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自我身份认知的改变。他们更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本书为方便研究，较多地使用了“新工人”的提法。

2.1.1 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

2.1.1.1 技能局限

如果以受教育程度衡量农业转移人口，其综合文化素质仅为城市居民平均水平的43.13%；农民工中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仅占10.5%，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26.2%。这些都反映了农民工的工作技能较低。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里大多从事本地人不愿从事的脏、苦、累、重、险的工作，如收废品、卖菜、做保洁、当保安等。他们为城市经济的发展补充了不可或缺的劳动力，但并没能得到积极的回报。第一代农民工有的还在城市打工，有的因为年岁渐长而处于失业边缘，其整体人数过亿。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也从事着技能要求低、体力要求高的岗位，常见的工种包括建筑装修、流水线装配、餐厅服务员、体力搬运等。工种的技术要求低，工作岗位培训不足，导致农民工在职业选择、职业技能提升等方面陷入恶性循环：职业选择狭隘导致职业提升机会缺乏，而职业技能较低又导致职业选择狭隘。

2.1.1.2 收入较低

行业整体不景气使得农民工整体收入水平较低，工作的劳动强度所消耗的不仅仅是体力还有时间，农民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月工资在3000元左右，加班成为增加收入的唯一途径，但也同时牺牲了休闲、娱乐和学习的可能。由于没有电脑，有的工人喜欢到网吧消遣，加班自然就会与上网的时间冲突。有的年轻工人为了上网，宁可放弃加班，这在许多年长的工人看来完全无法理解。辛苦获得的收入很少被用来购买书报杂志，能够花钱接受教育培训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网络资源的免费性吸引了他们的使用，但为了节省流量费用，新工人会去公共场所使用免费无线局域网或者把娱乐资源直接转录到手机中。为了吸引年轻工人，许多工厂招工也以提供无线局域网作为一个卖点。

2.1.1.3 压力增加

在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中，“80后”“90后”打工者已然超过了85%。虽然都是年轻人，但由于工作劳累，加上富士康的人员流动性极强，同一宿舍的人员经常流动变化，这使得打工者们长期处于无法和他人交流的状态。富士康曾做过一次即兴抽奖，谁能说出自己同宿舍的六个人的名字就可以得到2000元现金，结果是无人中奖。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中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富士康的“十二连跳”事件警醒了管理层要关注工人的心理健康，资方开通了热线咨询服务为工人提供心理辅导，并把郭台铭等高层领导的头像放到减压室的人偶上供人击打，但效果并不明显。工人自杀的主要因素是信仰的缺失、社会的原子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人际关系的冷漠，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吞噬了个人存在的价值感和自我空间。新生代打工者实际工资收入不如父辈，又缺乏回到农村的退路，他们的焦虑与无助是自杀增加的深层原因。

2.1.1.4 产业转型

由于工人工资逐年增加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制造类企业有强烈地向劳动力相对更为低廉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的冲动，如阿迪达斯就已开始将工厂转移到越南和危地马拉，这说明了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中我国工人的相对竞争优势已不复存在，提高工人素质是当务之急。当现在的青年农民工步入中年后，由于不再具备体力优势，加上工种的技能增长有限，一旦产业升级，大多数人将面临失业的危险；而一旦失业，此类人群极易聚集。1963年，马丁·路德金号召众人进军华盛顿，一周内就有25万人涌至首都，这说明了无业人群极易对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

当前围绕社会化大生产而展开的各种劳动设计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把工人固定在某处，包括岗位责任制、弹性工作制、自主管理、劳动过程分散化等手段，这就使工人变成了流水线的一部分，麻木而缺乏生机。随着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原有农民工集中地区出现了“找工难”与“民工荒”并存的情况，不懂技术的农民工在城里找不到工作，而各大城市对熟练工人的需求却得不到满足，这充分体现了中高级技能工人短缺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目前主要集中在大中型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中小企业，由于制造业的简单重复劳动和中小企业的落后技术，工作的技术含量低，缺乏培训的空间和可能。需要有一种教育，使工人了解他们职业的科学和社会的基础，以及他们职业的意义。没有这种融入教育，工人就不可避免地降低到成为他们所操作的机器的附属品的角色。一个技工，他的技能全靠习惯，一旦机器的运行发生故障，他的技能就无用了。但是，一个了解机器的人，就知道他干的是什么一回事，知道一定的习惯在什么情况下起作用，并且能改变自己的习惯以适应新的情况。在现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一台机器人据估算能替代六名工人的劳动，机器对人的替代已经不可避免，对年轻人而言学习成为必选项。有一部分年轻人已经意识到了未来的发展困境，主动回到技术学校学习，而国家也积极给予了补贴学费的优惠，但现在能够进行这样主动选择的年轻人数量相当有限。

产业升级不仅仅关乎设备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劳动力水平的提升。对农民工而言，技能提升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项必须要完成的使命。现有第三产业的缺口主要以银发经济为主，适合培训的技能包括烹饪、看护、养老机构员工、病患护理、家政服务工等；目前经过专业培训的人才供给极为有限，这充分说明了融入教育的必要性。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小，学习能力强，自然成为融入教育的首选目标对象，通过技能培训有可能使他们成长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

2.1.2 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

根据考夫曼、赫尔曼和沃特斯的观点，区分欲求与需要是很重要的。考夫曼等人认为需要是事件预期状态与当前状态之间的差距。如果不具备包括学习欲望在内的内部条件，那么外在的信息不可能具备意义，工人也不可能从信息中进行学习。怎么能把融入教育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是成功的关键所在。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的社会里，个人掌握知识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这刺激了个人学习、进修的积极性。新生代农民工需要学到实用技术、取得一定的职业资格证书、提升个人专业技能才能找到好工作，获得比较理想的收入。他们需要习得城市生活技能，才能在城市安居乐业。

2.1.2.1 发展的需求

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然跨过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层次，进入追求社会归属的层面，但这却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困扰。出生、生活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早已把自己划入了城市人口，但在面临升学、就业等各项抉择时才发现自己属于一个遥远得记不起来的故乡。在北京读书的农民工子女初中毕业后一般宁愿选择开始打工也不愿回到故乡继续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疏离感在作祟，他们难以对户籍本上的故乡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

同样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我们发现条件越好的群体越有发展冲动，比较的参照要素来自于受教育水平、工作岗位、工作收入和居住条件等。一个人的收入情况对于他同外部世界的接触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有钱，他就能够克服几乎所有的交流障碍，他可以旅行，购买书报，把世界上几乎任何已知的事实纳入他的视线。除个人能力外，婚姻状况、性别、亲缘社会规模大小对个体的发展程度都有影响。个人的收入和共同体的收入决定着交流的状况，人们的观念又决定着收入将如何支出，并转而影响他们的长期收入状况，有些限制的真实性在于它们是自我加强和自我放纵的结果。对重庆本地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在加工制造业上班，工资在1000～2000元之间的占69.6%，一周休息半天到一天的占46.9%，其中58.6%的人表示要做小生意或创业。城市生活的刺激可以克服她们目前收入较低所带来的局限，帮助她们设定更为长远的目标，这在传统乡村中是难以想象的。

2.1.2.2 获得认同的需求

工人如果不加班工资就极为有限，在重庆富士康曾出现过因不能加班而引起的罢工，显示出了劳累与收入两相权衡的无奈。新生代工人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分化，有的人开始为满足自由发展的个人需求而选择性地生产，例如有的年轻工人会因为要保证去网吧的需求而拒绝加班，这样的现象是他们的父辈所无法想象的，但也代表了某种程度上的进步。工作不再是生活的全部，工作的同时也要满足个体的娱乐需求。新工人们融入城市的需求和愿望远比父辈来得强烈，正如有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始购买和使用苹果手机一样，他们已经跨越了实际使用的限制，而开始追求一种社会的归属感，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城市居民认同的身份。自韦伯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炫耀性消费”的概念以来，消费的象征意义已然形成了一种象征资本，已经成为某种脱离了直接使用目的而以显示名誉和地位为目的的消费。坎贝尔认为这是幻觉消费和现代享乐主义；法国社会学家李欧·谢尔也曾提出符号与物品的倒转关系，符号变得越来越真实，而物品变得越来越虚幻。笔者认为，这是这个特殊群体对自己的边缘人身份认知混乱的体现，新工人在内心深处抵制自己的原有身份，却又无法成为城市居民这个社会群体中的活跃一员，因而难以从自己身份认同的土壤中吸取力量。

总之，与其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有了更为多元化的需求，在城市定居的要求更为强烈，他们追求个人和家庭的幸福，也有为国家和社区做出贡献的愿望，希望真正地融入城市。如果新生代农民工不能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和就业权，又无法回到乡村，矛盾就有可能以某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犯罪，这充分说明了对这个特殊的群体进行融入教育的必要性。

新生代农民工更有进取心且更具行动力的特征带来了其融入城市的可能性，他们学习能力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高，应变力强，缺少对土地的依赖和认同，有更强的发展动机。有调查显示，95.4%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为下一份未知的工作做些努力，传统农民工的这一比例为78.5%；在努力程度上，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积累阅历、主动学习、扩展人脉的比例也分别比传统农民工高出28.5%、24.1%和9%。国新办把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概括为“十有”，即进城有工作、上岗有培训、劳动有合同、参保有办法、报酬有保障、维权有渠道、住所有改善、子女有教育、生活有文化、发展有目标。总体来看，这些目标不过是城市居民的日常，却成为打工者的理想，这也充分说明了城乡剪刀差的现实存在。这些目标的达成必须依靠教育手段和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保障来加以实现。有必要通过适当的融入教育使工人生活得到改善，并由此启发他们思考、寻求自身价值，产生向上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