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外来工人城市文化融入的中外实践

传统社会以农业为基础，农业模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依赖于自然环境；现代社会以工业为基础，工业社会则较少依赖于自然。工业的沿革从手工业到传统重工业再到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化工业，整个工业组织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文化和社会结构上而不是地理差别上，厂里的工人从哪里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受教育的程度、年龄以及性别等人口学因素。农民进入城市是在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中产生的必然现象，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向城市转化的运动过程。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影响下，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数量增多，城市规模逐渐扩大。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流动成为常态，以往人们从乡下进入城市，现在则从穷国流向富国。只要经济差距存在，人口的流动就不会停止，差别只在于流动的范围越来越大。如果人口的分布是天定，那么人口的流动便是历史的发动机。运输工具的改进使迁移更简便、更省时和更省钱；通信的改善则增强了寻求经济机会的刺激，并密切了外出务工人员与本地亲友的联系。迈伦·韦纳认为，“如果存在一个统一的移民法则的话，那便是移民潮一旦开始，它便会自我促进；移民们会为家乡的亲戚朋友提供信息和经费使他们能够移民，并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和住房”。其结果必然造成移民潮的扩大。当互联网把地球变成地球村后，这种劳动力流动变得更加容易，对脑力劳动者而言，可以稳居家中，服务四方。但对需要体力的岗位而言，劳动者仍须走向别处，而到别处去的过程就是一个融入的过程。当一个家庭，无论是自愿还是被其他因素的驱使离开自己的家园来到一个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背景的陌生的地方时，所有家庭成员马上面临着许多学习需求。但事实是，需要进成人班接受初等教育的成人无法负担所需学费，同时每天长时间的工作也使他们无法参与学习。

无论是国内迁移还是国际移民，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趋势，即人口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涌向发达地区，从农村移向城市。各个国家都有过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工人的过程，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农民工人化的进程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的。在中国，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农民进入城市甚至先于工业化的发展，因此又体现出了中国特色。从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要让农民富裕起来，必须先减少农民；要让农村富裕起来，必须发展非农产业；要缩小工农差距和地区差距，必须先缩小城乡剪刀差。鼓励农民进入城市务工是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顺利地融入需要准备，而最好的准备当然是教育。“教育是传授社会生活规范、维系社会生产关系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它的主要社会职能是为生产劳动服务和为社会生活服务”。学校的通识教育不足以让劳动者走遍四方，这使得融入教育有了存在的理由。外来移民也会对本地居民的融入教育造成反推作用，如大量移民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很多移民讲西班牙语，因此美国人选修得最多的第二外语就是西班牙语。这正是因为存在交流的必要性和必需性。对出版社来说，出于逐利动机生产西班牙语书籍是为了有利可图，但这同时也会在事实上对特定的读者群发挥一定的教育功能。

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论早已指出，在经济条件一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呈相对稳定的状态，唯一的可能就是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帕森斯认为，教育具备四项功能，即学术功能、分配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社会化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对提升工人的文化资本有直接助益。中国文化中的“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其实传达的是同样的信息。作为社会成员，人们以传播和教育来传递社会的文化遗产，包括习俗、情感、态度等，进而构成社会的传统。传播的方式包括家庭生活方式和口语环境的熏陶与教育强化，也可借助报刊传播的新闻故事和传递的社会准则。

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信息的传递与交换的过程，任何教育传播的实现都会被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第一，确定需要传递的教育信息。信息需要与时俱进，及时更新，当然最重要的是信息是受众渴求的，只有被需要的信息才会让人产生学习动机。第二，选择最能满足受众需求的传播媒体。在认识到人们对媒介使用存在的排他性特征后，应主要选择一种媒介进行传播。远程教育历经了从函授、广播、电视到网络的变迁，每个阶段都有一种主力媒介的存在就是证明。第三，信息进入通道传送，信息传送的过程中要注意对噪音和干扰的控制。在广播电视时代，人们关注的是信息接收的质量；在互联网时代，干扰则来自于大量的冗余信息和虚假信息，这都会影响受众对信息的理解。第四，受众对信息的接收与理解存在个体差异，由于受教育程度、人生观、社会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差异，不同个体对同一信息的理解会出现极大差异。第五，受众对教育信息的评价与反馈多来自于对其原有期望或者需求的满足程度，满足度与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第六，相关机构对教育信息的调整与再传播，从历史经验来看，政府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起主导作用。下面笔者试图从媒介与机构建设等几个方面来分析融入教育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