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文献综述

传媒的基本功能是传递信息，而这一功能在为农民工服务时却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许多媒介变得城市化，成为专属于城市居民的媒介平台，进城农民既不能从媒介上得到自己需要的信息，也无法借其向外界传递自己的需求和诉求。在互联网环境下，信息发布的自由度大为提升，这本可视作边缘群体克服“知沟”的新机会。“知沟”是指“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的知识差异”。由于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等诸多限制，新媒介很难为弱势群体所用，“知沟”进一步扩展为“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是指人们在接入和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方面出现的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信息分布严重的不均衡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发展机会的进一步丧失，给其顺利融入城市生活带来了影响。考虑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庞大基数及可能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对此问题的研究变得益发重要，本书的研究也由此源起。

1.3.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1.3.1.1 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

近年来，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内容、形式、重要性等话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学术界的研究重点仍集中在进城外来农民工方面，并对他们面临的经济困境、社交困境和文化困境进行了一定的思考和探讨。张桂文（2013）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困境与出路》，从专业角度论证了对农民工进行融入引导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张沛（2009）在《中国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西部地区发展研究与探索》中，描绘了当前农民工面临的经济困境。在当前西部城市化的进程中，受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改革等因素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然形成了托宾描述的“失业与空位并存”的局面，这极大地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是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关键，但它的发展必须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相适应。这同时也指出了对新工人进行文化素质教育、提升其技能和素养的必要性。

上海大学王兴周（2009）的博士论文《农民工城市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从社会学视角切入，进行了城市性理论模型建构，基于假设对影响农民工城市化的关键因素进行了验证。该研究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但对个体的差异性关注不充分，以宏观研究为主。

辽宁师范大学张琳琳（2008）的博士论文《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与培训目标的定位及达成研究》从教育学视角关注了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的现存的问题及培训目标的研究，但文章停留在较为泛化的研究，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撑。此外，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需求和发展与农民工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金三林（2014）在《使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中提出了要实现新工人经济立足、社会接纳、身份认同和文化交融。邱鹏旭（2014）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路径思考——以成都市为例》中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农业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的转移，职业类别与就业形式的转变，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与城市原住民的互动。职业是指任何形式的继续不断的活动，这种活动既能为别人服务，又能利用个人能力达到种种结果。学者们在肯定新工人存在的合理性的前提下，提出了帮助其发展的可能策略，有的学者提出了职业化的概念，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秀丽（2014）的博士论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化研究》就从管理学角度提出了农民工职业化设计的相关因素和可行性论证。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对新工人的身份认同必然产生影响，它与工人的城市社会融入的关联研究还应进一步深入。

东北农业大学韩玉梅（2012）的博士论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从管理学的视角，通过实证的方法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趋势和走向，对本书的城市文化融入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君甫（2004）的博士论文《贫困地区农民非农就业中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研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农民职业化和非农就业增加的趋势，通过分析相关融入进程中的主体和融入项目的得失形成系统经验，但是对农民工个体的需求关注不够充分。

首都师范大学夏和国（2014）的博士论文《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研究》从哲学发展观的角度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证了加强新工人城市融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西南大学肖前玲（2013）的博士论文《我国农民工教育政策体系构建研究——以包容性发展理念为视角》以包容性发展理念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从教育学的角度关注了农民工融入政策体系的建构及发展。研究有宏观指导价值，但对农民工个体需求的关注略显不足。

福建师范大学黄丽云（2012）的博士论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研究——以福建省为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的现状及对策。研究有一定的参照性，但代表性略显不足。

中南大学李昱（2010）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和谐问题研究》从思想政治教育入手，将农民工融入城市与建立和谐社会形成关联，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并寻找和谐社会建设的路径。研究体现了对此主题的重视，但对策过于宏观，缺乏操作性。

徐大兵（2013）在《关于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的思考——以珠三角地区为例》中提出了因地制宜，多方参与的思路。研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未关注变化了的媒介环境对此进程的影响及传媒作用的发挥。

高书国（2006）在《中国城乡教育转型模式》中认为学校应发挥区域内的教育中心、文化中心和信息中心作用，为流动人口的城市文化融入提供帮助。但研究未能关注互联网在此进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陆有铨（2012）在《躁动的百年：20世纪的教育历程》中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来强调对工人进行融入教育的重要性。他大量列举国外产业工人融入项目的经验，例如图书馆对美洲人谈吐的改进，普通的农民显得同绅士一样聪明。他认为，工人的社会融入和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这种引导的目的在于教导工人了解有关权利和幸福的问题，帮助工人做出决策。这已然涉及新工人身份认同的问题，但对其他方面的需求没有足够关注。

南开大学徐丽敏（2009）的博士论文《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融入研究：一个发展主义的研究框架》，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农民工子女文化融入的可能性和路径，对本书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崔铭香（2010）的博士论文《青年农民工的生存境遇与学习行为研究——基于若干个案的分析》，从教育学视角出发，基于个案研究，考量了青年农民工的学习行为与其生存境遇之间的相关性。深度访谈的优势在于信息的准确性，虽然在样本有限的情况下难以保证其代表性，但这种质性研究方法很有借鉴价值。

一些研究论文也对农民工教育的相关论题有所涉及，但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尚需加强，如史春琳（2011）的《成都市青年女性农民工教育现状调查》、侍建旻（2012）的《发达国家农民工教育政策对我国农民工培训的启示》、郑光永（2011）的《非对称信息下改善农民工公益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机制设计》就分别从女性视角、他国经验立场和教育机制设计等方面进行了思考，但由于篇幅所限，未能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随着情况日益复杂，研究出现了层级化，陈琴（2016）的《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代际差异分析——基于全国31个省2711位农民工的调查》就通过翔实的样本对不同代际农民工的认同及市民化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却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城市的认同度低于年长农民工群体。邓睿（2017）在《两代农民工的社区公平感有何不同？——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背景下的经验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度低于年长农民工群体，对新生代工人的关注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2016—2017年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这一主题的关注有所增加，2016年相关文献为305篇，2017年为236篇，学科范围涵盖教育学、经济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领域，关注此话题的博士和硕士论文比例也有明显增加。这说明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对农民工教育和引导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1.3.1.2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

很少有年轻人进入城市后愿意回归田地，但如何在城市中融入并生活下去却成为他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在工厂打工者众，富士康“N连跳”事件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人们开始思考如何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现有的研究集中在与之相关的教育培训研究、生存境遇研究等方面，许多专家和学者开始比较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的差异。

从图1.1可见，教育研究是个热点，1999年至2015年间，围绕“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主题展开讨论的文献有2813篇，从数据来看，该主题从2006年开始成为讨论热点，当年有33篇相关文献发表；2013年对该主题的讨论最为热烈，有604篇相关文献发表，充分体现了学界对该群体的关注。但无论是关于农民工的融入教育，还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其中与传媒相结合的却少之又少。以“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为主题进行搜索，与新闻传播相关的文献在12年的跨度里也只有47篇，而有限的探讨还大部分集中在对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分析，关于农民工报道的技术分析，少有论及传媒如何发挥教化功能来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提供帮助，关于此话题的探讨显然还需深入。

曾宁（2015）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困境及对策》中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提出了他们关心的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这种需求在对老一辈农民工的研究中很少涉及；王晓慧（2014）在《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及应对策略研究》中强调了新生代工人的子女教育的变化，即从留守到随同父母进城；但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过多，对成人的融入引导显然更有现实意义，也应得到重视。周密等（2015）在《城市规模、人力资本积累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中提出的思路是通过技术培训实现农民工城市融入；这已经涉及了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融入的素质提高的层次，只是需要进一步拓宽视野。肖云（2015）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困境分析》中结合新生代农民工交往呈现内卷化的特征，提出了加强社区作用的观点；但要注意的是，在工人融入城市社会的进程中，社区只是起执行的作用，统筹和管理还是应该由各地政府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和政府进行协调。

金晓彤（2015）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探析：社会认同建构的路径选择》、罗竖元（2015）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行为与就业质量》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消费、择业就业方面的一些共性问题，但对该群体的个性研究关注不够充分。

王冬（2015）的《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实证研究——以兰州市为例》，陈轶（2015）的《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陈锋（2015）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以云南沙村为例》，金晶（2015）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能力再造的路径选择——基于江苏的调查分析》等都得到了较多的关注。这些研究大多是基于某地实际的区域性实证研究，从消费行为、择业、留城、返乡、再就业等各个角度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和需求的变化，有相当的借鉴价值，但在进行共性研究探讨上有一定不足。这些研究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与教育学相关理论结合较少，学科交叉体现得不够充分。

王珏（2013）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现状及原因分析——以苏州市香山街道为例》中提出了在农民工融入教育培训中发挥街道作用的观点；黄树彬（2013）在《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农民工教育培训探究》中提出了基于互联网进行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可行性；张梓英（2012）的《网络远程教育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作用》、李群山（2012）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供求现状及解决策略——基于福州市224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许东风（2011）的《新西兰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经验及启示》等众多论文都基于实地调查或者区域研究，或者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或者打造地方特色，关注女性工人或者互联网的使用，着重于个案研究。这些研究都对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有相当的参照性。由于地区特征较为明显，要进行共性的提炼和思考存在一定难度，系统研究体现不够充分。此外，这些研究侧重于社会学研究，与传播学的结合度较低。

北京林业大学张传慧（2013）的博士论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从主题来看与本书的研究最为接近，但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视角的选择。该研究从管理学的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但对已然发生了变化的传媒大环境未做相关研究。兰州大学张旭晨（2012）的博士论文《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问题与政策研究》对本书的写作有很大的启发，不同之处在于该研究是基于管理学的视角，侧重于政策的影响。

华中师范大学白正府（2014）的博士论文《经济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研究》，基于教育管理的视角，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体制设计、主体和培训类型、政策等方面加以分析，对此主题进行了一个较为宏观的探讨，重点关注了经济转型期的变化，但是对媒介大环境的变化关注度不够，但对本书的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淦未宇（2016）在《基于身份认同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激励机制研究》中提出了身份认同对新工人融入城市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激励对策，但忽视了政府在此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李新（2017）在《基于社会认同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炫耀性消费思考》中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通过炫耀性消费来更新城市居民对自己的认同，提出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但未能提出较好的对策。

1.3.1.3 青年媒介素养研究

国内的学者们主要从媒介素养切入，以针对传统媒介的研究居多，对互联网的素养研究则很少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事实上，媒介素养研究对农民工的整体关注相对匮乏。但郑保卫老师于2002年就已经提出了媒介素养大众化的概念，认为“它能使普通民众掌握媒介传播相关知识与技能，从而知道怎样运用媒介更好地为自己的劳动、学习、生活以及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服务”。这种大众化理应是无差别的大众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媒介教育本应覆盖全体国民，尤其是容易受到媒介影响的年轻人。

王帆（2011）在《教育技术学视野中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强调大众传媒与教学的整合，包括比较不同来源的资料，发展批判性思维，进而培养更加积极和负责任的公民。该研究提出了克服现有教育远离媒介文化的问题，但缺乏对互联网的关注，停留在对传统传播手段的分析，但仍然具备方法上的参照价值。

吕巧平（2007）在《媒介化生存——中国青年媒体素质研究》中关注到了青年这个大群体，但研究针对性不强。宫淑红（2010）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与实践》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张磊（2010）的《焦虑与希望：对北京城市贫困群体的传播社会学研究》是一个比较好的尝试，但参照群体局限性太大。严晨（2011）的《从我国数字出版人才需求看数字媒体教育导向》、孙默（2011）的《移动学习数字出版资源平台研究》都提及了互联网，但目标群体尚不够明确。韦路（2015）在《城市新移民社交媒体使用与主观幸福感研究》中基于杭州个案的网络调查数据发现社交媒体使用能在某些方面促进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但选择的样本来自微博和其他生活类网站，并非新生代农民工的主流接触渠道，因此结论不够准确。闫慧敏（2017）在《移动社交媒体对人的主体性异化与回归》中提出了青年媒介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并未明确对新生代工人的影响及清晰的对策，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复旦大学陈静茜（2013）的博士论文《表演的狂欢：网络社会的个体自我呈现与交往行为》从传播学角度探讨了社交网络对个体网络交往的影响，对特殊网络群体的构成进行了探讨，对本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

复旦大学金萍华（2009）的博士论文《网络交往中的身体嵌入》从传播学角度探讨了虚拟社交对个人身份认同的影响，对本书关注的身份认同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山东大学郑燕（2014）的博士论文《人是媒介的尺度——保罗·莱文森媒介思想研究》从传播史的角度梳理了媒介环境学派的成长及影响，对本书关注的互联网环境有特别的借鉴价值。上述研究由于学科所限，未能实现跨学科的交叉研究，给本书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学者们的讨论从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传播学等多个视角出发，涉及进城务工农民的政治权利、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多个利益点，希望使这个群体在各方面逐步享受到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并在思想观念、身份认同、生活方式等方面逐步融入城市。总体来看，专家们对农民工融入城市这个话题的重要性还是认可的，也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但是对此主题的探讨未能体现出跨学科的合作，较少有人综合全面地梳理和分析这个问题，不能不说有些遗憾。因为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仅从国内学者的关注点来看，综合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媒介素养的研究不算太多。例如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学说，网络强调个人化的、自我指导式的学习方式，而对新生代农民工基于网络的学习或者数字化学习的探讨在国内还略显不足。融入教育与媒介的合作与互动效应未能充分体现，关于互联网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有加强的空间，对年轻一代农民工互联网素养的关注与优化还可以在实证层面有所精进。

1.3.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1.3.2.1 工人文化融入研究

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2011）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提出：工业城市的人口聚集是一种实体性的集中，而总人口的大幅增加又使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剧；集体生产的大规模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社会化集中。从城市化中派生出了群众集会，而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往往演变为乌合之众，常被简略地称为“群氓”。群氓的特征是容易上当、反复无常、群体偏见、品味习惯低下等，这与本书研究的农民工群体在某些方面有相似性，可作为反面实例来论证文化融入的重要性。

杜威在《杜威教育名篇》中谈到，学习经济学、公民学和政治学能使工人接触到当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并了解到改进社会的各种可能的途径。这论证了文化融入的必要性，但并未能探及具体的方法层面。

法国成人教育家保罗·朗格朗于196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会议上首次提出“终身教育”思想，认为教育是伴随个人一生的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在1972年《学会生存》的报告中指出，“教育的目的，就它同就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而言，不应该培养青年人和成人从事一种特定的，终身不变的职业，而应培养他们有能力在各种专业中尽可能多地流动并永远刺激他们自我学习和培训自己的欲望。”这已经提及了“终身教育”的概念，与国内通过提升文化素质，为新工人提供更多发展可能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强调自主性，对学习主体的要求较高，未充分考虑工人接受教育的其他刺激因素。

美国社区学院研究专家亚瑟·科恩也肯定了社区学院在整个美国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他认为社区学院是为个人设计的制度，它给予那些低收入、少数族裔和学习准备不足的个人第二次机会。这种制度设计对低收入的移民最具吸引力，而我国大量社区大学的存在也使借鉴有了可能，但此研究没有关注对变化了的媒介环境的影响。

安东尼·吉登斯（2000）在《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民主的复兴》中提到，种族偏见造成的社会排斥使贫民区出现，教育得到了极高的重视。“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对改进过的教育技巧和技能培训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对贫穷群体来说是如此，教育投资已经成为政府的一项势在必行的任务。”他认为教育多样化是有必要的，社区的作用也应该发挥，地方社区可以自行开展教育活动来帮助外来移民实现文化融入，但教育权力的使用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和监督。这探讨了文化融入中政府的主体地位，对本书也有启发。但由于国家体制的差异，该思路可以借鉴，方法却需要本地化。

1.3.2.2 移民文化融入研究

社会融入的含义较为宽泛，它是对移民在流入国社会生活状态及其演变过程的一般概括与描述。艾林森认为，移民的社会融合可以被定义为个体或群体（平等地）被包容进主流社会或各种社会领域（Social Area）的状态与过程，这一概念应该包含着移民与新社会之间的相互适应。社会融合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既包括个体间的人际融合，也包括群体层次（如民族融合）和国家层次上的融合。研究者们倾向于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度对社会融合的概念进行界定。由于国外移民以民族融合居多，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从现有研究来看，互联网在促进国外民族间融合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造成民族冲突的情况倒时有发生，因此有的研究结论的借鉴性不强。但是对移民的多维度融合的概念值得肯定，研究的视角更为广阔。

社会融入作为移民融入教育研究的重要主题，被看作是移民发展的最终目标。这一路径最早始于19世纪90年代，以美国社会学家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对自欧洲到美国的新移民进行研究，并大体形成了“同化论”和“多元文化论”两大流派。

罗伯特·E．帕克（2011）在《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中指出，现代传媒是最有效的社会整合力量，是可能用来消除社会问题的关键手段。社会的文化传统由社会个体通过传承社会的遗产（习俗、情感、态度及理想等）构成。他通过分析地方移民报刊和大都会移民报刊的特点得出结论：“对地方报纸而言，最受欢迎的新闻就是有关读者认识的人和熟悉的地方的新闻”，而“大都会报刊主要是移民中的产业工人的报刊，是与美国生活最隔膜的群体或外国人的报刊，在大都会报刊中，对犯罪和戏剧性的生活状态的报道取代了个人和宗教新闻以及地方报刊的思乡怀旧情绪”。他强调了传媒对社会文化的传承功能，但对传媒教化功能的充分发挥未能进一步探讨。

1915年，“同化”理论受到“多元文化论”的挑战，哈佛大学教授霍瑞斯·卡伦主张的沙拉理念或“多元文化论”是针对熔炉理念和盎格鲁-撒克逊至上论而提，是一种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地位、捍卫少数民族权力的民族理论。这种强调移民相对独立性的提法在保存移民文化方面有利，是一种较为积极的观点，但与本书主题相差较大，在此借鉴可能性不大。

欧文·戈夫曼（2008）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提到，“当个体投射一种情境定义并由此或明或暗地表称自己是某种类型的人时，他就主动地对他人施加了道德要求，迫使他们以他这种类型的人有权期待的方式来评价他和对待他。”他的研究也表达出特定的文化类型对特定人群的固有影响，而这对于种族间的融合造成了更大的问题。对于传媒在此进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该研究未能充分探讨。

文化适应的概念主要在文化人类学关于移民的研究中使用较多。文化适应的经典定义就来自于雷德菲尔德·林顿与赫斯科维茨（1936）的界定：文化适应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或群体（在进入到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后）进行持续的联系与互动过程中，其原有的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过程。它包括集体、群体层面的适应和心理层面的适应。从较为具体的层面来看，文化适应就是指移民或少数族群对流入地社会的语言与文化的适应，它表明了移民对流入地实现的社会文化性融合。

1.3.2.3 媒介素养研究

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2005）在《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中指出，“在许多的发展中国家，现存的权力和剥削模式意味着穷人几乎没有自我改善的前景；宿命论的态度或许是唯一合乎逻辑的态度”。因此，如果一项调查发现媒介接触和个人激励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那么必须研究可能已经发生变化的权力和发展了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影响着对社区个体成员的激励，并影响到制度发展的问题。他认为SMCRE模式（信息来源、信息主体、传播渠道、信息接收者和传播效果）是分析一切传播过程的标准，但这个模型在分析受众时并没有充分考虑社会语境。

大卫·帕金翰（2005）在《童年之死：在电子媒体时代成长的儿童》一书中更多的是关注电子媒介对年轻人的影响。电子媒介被认为是民主的而非权威的，它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体现了充分的参与性；它被认为在年轻人中间激发了各种新意识并带领他们超越思维局限并进行想象。“新的文化与传播形式的出现，经常都会遭遇到人们如同精神分裂般的反应。”新媒介的两面性体现在它既有学习的积极潜力，又存在着使年轻人脱离生活实际的消极影响。该研究指出了问题与现象，但并未就此提出明确可行的解决方案。

最早提出“数字不平等”概念的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理工大学政治学教授蒂莫西·鲁克，他于1997年秋在《新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数字不平等的政治学：虚拟空间的获取/接入，能力和分配》的文章。他认为，“数字鸿沟是指人们在接入和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方面出现的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会出现在不同经济水平的个体、家庭甚至地区的数字资源使用中，例如英国有1000万常住人口竟然从来没有接触过互联网；这意味着他们享受不到网络上的商品优惠信息，缺少一条获取信息、接受教育的重要通道。随着政府和传媒产业把扩张的焦点放在了数字化服务上，这些人只会进一步被孤立，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该研究提出了“数字鸿沟”研究的重要性，但缺乏有操作性的建议和对策。

卡茨曼由此提出了信息沟理论，他认为，新传播技术的采用将会带来整个社会（包括每个社会成员）的信息流通量和信息接触量的增大，但对每个社会成员而言，这种利益并不均等，现有信息水准较高或信息能力较强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例如数字资源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使用量占到了多数，而在西藏、新疆和宁夏等地的使用量则明显偏低。数字资源的使用应遵循免费与公开使用的原则，受限制的使用权和额外付费的部分会让人产生一种危险的印象，即一些人将获得比别人更多的信息服务使用权，进而阻碍普通人对在线资源的充分使用。这就需要在对不发达地区或低收入阶层制定特殊的硬件方面的扶持政策；提高全体社会成员在软件方面的媒介使用能力。卡茨曼的研究涉及了缩小数字鸿沟的两个层面，但未能提及如何提升社会成员的媒介素养。

梅罗维茨（2002）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提出“电子媒介打破了物理空间和社会场景的传统关系，出现了新的社会场景观念包括由媒介所创造出的信息场景。”他认为“社会场景形成了我们语言表达及行为方式框架神秘的基础”，而媒介场景对我们的行为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为本书以互联网环境作为影响因子来观察新工人的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他的研究主要关注以电视为主的电子媒介，对互联网未能提及。

保罗·莱文森（2014）在《新新媒介》中明确指出了社交媒介的双面性，如果对其应用不当，则可能出现知识侵权、网络欺凌等负面现象。虽然人人都能借此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总会有人被他人操纵、消费。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了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数字不平等问题，在本书主题中也有一些相似的应用。由于莱文森教授的讨论是以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为基础的，与我国使用的微信和微博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需要我们辩证思考。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界对外来工人融入城市文化的研究有一定的重视，对不同群体的特征有各自的侧重，都结合自己的专长进行了研究。通过多种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多方面内容的涉及，已经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学界认可工人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性，但就媒介在此进程中应起的作用大多局限于对传统媒介的研究，对互联网的研究极少涉及。现有研究存在的局限之处如下：第一，文化融入主体定位不明确，提出问题的多，但对于如何解决问题，提出相应对策的并不多。对相关主体没有明确界定，就难以清晰地定义在此进程中各方的职责。第二，研究方法相对单一，文化融入与媒介的结合度低，与互联网的结合度更低。传播学与社会学就此主题的共同研究体现得不太充分，能够把媒介作为文化融入的影响因子的研究相对有限。第三，研究对象缺乏代表性，多数基于实证的研究锁定特定区域、特定行业的工人进行研究，有较大的局限性，虽然样本可信度较高，但代表性不够充分。第四，基于传者立场的研究较多，从受众角度出发、关注其实际需求的研究相对较少。第五，比较研究不多，涉及跨学科、跨地区比较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欧美各国与中国在提升工人素质的理念上有很大的差异，如德国重视将哲学课程纳入融入教育的项目，而英国则更重视产业工人技能的培养；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也对工人的素质提升和个人发展方向产生了影响，这些横向比较在研究中也未能得到充分展示。

但是，纵观各国和不同地区的做法，对进城工人文化融入的重点都是帮助他们尽快地适应新环境。历史跨度造成了差距，欧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比中国至少要提前五十年至一百年，现实情况的变化特别是媒介的变化极大，虽有共通之处，但差异也较为明显。但是，不管社会环境如何变化，引导和融入的基本原则还是不会发生大的改变，中国在提高进城农民工的就业和适应能力时，同样可以借鉴一些国外的成功经验，如在某些地方口音较特殊的大城市适当考虑开展普通话和方言培训，同时在文化融入进程中强调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以帮助外来工人实现融入城市社会的目标。总之，国外研究的视角可资借鉴，国内研究可作参考，但本书的开展仍需根据变化了的媒介环境和变化了的工人实际适当调整，有序进行。

1.3.3 研究思路与内容

1.3.3.1 研究思路

本书基于建构主义框架来探索跨学科研究，综合应用传播学、教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如创新扩散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社会融入理论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入中的强化身份认同、提升文化素质和优化媒介素养问题进行探讨。根据研究的需要，本书确立了以下的研究思路：

第一，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本书通过文献梳理的方式概括地比较了美国移民融入进程中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新时期的国情，寻找可借鉴之处；基于文献研究分析城市文化融入所处的媒介环境的变化，延展至“数字鸿沟”现象，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对现有城市融入文化资源和互联网环境的使用现状，找到可能存在的数字鸿沟；在对美国缩小数字鸿沟的做法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解决途径；应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数字资源获取的偏好及习惯进行调研，辅以微信公众号“城市稻草人SISU”进行信息满足的实证研究，借以验证之前的理论假设与推测，探讨互联网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文化的影响。

第二，历时性比较和共时性概括相结合。在传播媒介分段上从传统媒介的作用引申到现在的互联网环境，重点根据变化了的受众的特点和需求来探讨如何在互联网环境下实现对受众的融入引导，使受众的发展需求通过媒介内容得到满足。变化的只是媒介环境，教育的出发点和初衷不变，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经验就有了借鉴的可能性。

1.3.3.2 研究内容

绪论部分对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做了概述，对基本概念做了界定。

第一章讨论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入的现状与需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身份认同、文化素质和媒介素养，分别讨论了互联网对现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第二章讨论了外来工人城市文化融入的中外实践，分别以欧美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大陆地区的融入实践进行了列举和分析。

第三章讨论了互联网给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入带来的新问题，通过调查探究了互联网的大量使用对身份认同造成影响，融入教育资源的供需错位给文化素质的提升造成困扰，新生代农民工对互联网的滥用使优化媒介素养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四章以互联网环境下美国的移民融入实践为借鉴，分别探讨了美国在传统媒介环境下如何实现移民身份认同、提升文化素质和优化媒介素养，在互联网环境下文化融入实践的形式与内容的变化。

第五章对使用移动互联网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入需求的实证进行了研究，结合微信公众号运营的经验教训对之前的假设进行验证，考察和总结现有的数字资源对工人需求的实际满足情况，提出改进的方向。

第六章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讨论了互联网环境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入的路径构建，对融入项目的调控者、融入项目的协调者和融入项目受益者在此进程中作用的发挥分别进行了探讨和思考。

结语部分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文化的更多可能形式进行了展望，对这个群体融入城市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再次强调。

1.3.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1.3.4.1 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在确定研究目的和问题后，文献分析法旨在通过文献的收集、整理、解读、分析来概括和明确所研究的问题。本书系统地梳理了与互联网环境下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文化主题相关的学术研究文献，包括相关著作、论文，同时比较了国外移民融入教育的相关著作，对这些文献进行了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来研究城市文化融入效果提升的问题。

（2）内容分析法

运用内容分析法对现有新生代农民工中较有代表性的明星农民工的个人微博进行了取样，在以关键词方式筛选出相关文本后对其内容进行逐条分析，对其推广方式、关注重点、文本类别和表现形式有一个大致的把握，由此了解互联网资源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

（3）比较研究法

在比较研究法中，就进城工人的城市文化融入问题兼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纵向比较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传统媒介阶段和新媒介阶段；媒介的变化带来融入方式和效果的变化，体现出城市文化融入随媒介环境变化而做出相应调整的必要性。横向比较就同一主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处理方法进行比较，如比较美国在移民融入问题上的处理方式与中国内地的异同之处，寻找可能的镜鉴。在数字鸿沟出现后，美国将互联网应用于特定群体的引导以缩小数字鸿沟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4）问卷调查法

通过在问卷星上生成问卷，向指定受众发送链接，实现简单随机抽样。通过对有效样本的分析来得出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城市文化需求和媒介使用现状，并基于此进行实证设计。结合线下问卷的发放和调查，保证受众定位的准确性。

（5）案例研究法等

其基本程序为：建立研究假设—选定研究方法—收集、分析数据—得出结论。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设计并运营了一个微信公众号，重点观察微信公众号的运营是否出现了假设与实际状况和数据资料无法对照的情况，分析变异的事例对假设的影响，寻找新的思路并扩展研究的深度。通过比较全国其他地区的相关数据来把握问题的大致走向。

1.3.4.2 技术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