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机：网络社会下的主体

无论是卡斯特还是哈特和奈格里均对当前全球信息化的趋势展开了合理的描述，他们共同展示了全球技术文化对社会的形塑作用。这种跨区域的、流动的、去中心化的根茎式传播系统颠覆了旧有的社会制度和结构，改变了人类的交往状态。信息化生存模式的出现使得诸多学者关注新的身份认同问题[176]，以及在网络社会条件下的主体/主体位置。在本节中，我将继续以卡斯特对于自我（Self）的讨论为出发点，探索信息化生存下主体的变迁。我将指出卡斯特对于自我界定的总体化（totalization）倾向，而这种倾向不免与其界定的多层级网络的社会结构产生矛盾。随后我将借由波斯特（Mark Poster）的“人机”（humachine）概念对其进行补充。需要指出的是，本节的探讨并不会涉及卡斯特探讨的“认同”问题[177]，即并不会触及“社会行动者自我辨认和建构意义的过程”[178]，而仅仅局限在信息化生存状态下的主体性问题。

新的信息技术正在作为全球工具性网络整合世界。以电脑和网络为中介的沟通事实上产生了庞大多样的虚拟社群，这些社群分散于不同网络结构之中，依据既有的链接逻辑相互关联。卡斯特正确地把握了现实的自我的解体与虚拟的自我兴起的过程，“自我似乎完全无可挽回地失落了自己。因此，要以共享的、重构的认同为核心，追求新的连接状态（connectedness）”[179]。但是在界定这种新的主体之时，卡斯特似乎遇到了某种难点：一方面，他将自我视为一种全球多层级网络中的诸种节点，“全球财富与权力的网络连接了全球的节点和有价值的个人，同时孤立与排除了社会的大部分地区段、区域”[180]；另一方面，卡斯特又无法完全区分出当一个个体处于这些多层级网络中各个节点的异同，以及如何相互关联。这种模糊导致了卡斯特倾向于用一种总体化的倾向将自我还原为一个“大写网络”（Net）的节点位置：“当网络（Net）切离了自我（Self），这个个体或集体的自我，便无需参照全球的、工具性的坐标来建构起意义。”[181]最终，在面临网络社会下的主体问题之时，卡斯特选择了一条颇为谨慎的结论：“此处所提出的信息化社会中，有关自我之矛盾展现的一些想法，仅是为了描绘我的探索历程，给读者提供信息，而非预作结论。”[182]

事实上，如何考察信息化生存之下的主体性问题牵扯到关于网络的重新认识。在传统的媒体中，信息来源于一定数量的固定节点，这些节点由不同的传统媒体所界定，并依据信息流通渠道展开交换。而在互联网媒体时代，信息开始“脱域化”（deterritorialize），信息流的流动出现了无法预兆的、变动的、弥漫的扩散状态。传统的既定节点开始崩溃，并且依据互联网每一次的信息流向开始重新定位。当两个互不相识的人登录同一个网络聊天室进行互动之时，与其说双方的信息交换是由既定的节点链接而成，毋宁说双方是通过自身的“登录”（log in）行为完成新的节点的嫁接。同样，当身处大洋彼岸的两个朋友通过电子网络展开沟通，甚至于通过视频信息传递“面对面”的交流，在这一刻中，很难再次界定这次交流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沟通还是节点与节点之间的碰撞。这种新颖的场景模糊了传统的人与工具的主客体二分原则，从而创造出一种人—机不分的互动场面。

许多信息时代的理论家尝试重新定义人机交流状态，瓜塔里（Felix Guattari）强调“现今的传播机器不仅仅传递表征性内容，而且有益于形成有利于观点阐发的复合装配（assemblage）”[183]。哈拉维（Donna Haraway）检视了新兴人机复合状态的可能性，并且将这种人机状态命名为“赛博格”（cyborg）。[184]德兰达（Manuel DeLanda）则认为旧的人与机器二分在新时代已经毫无用处，必须提倡一种“非有机生命”（nonorganic life）的分析方法。[185]也就是说，互联网络的广泛使用颠覆了笛卡儿意义上“理性自我”（cogito）的统一性，主体不可避免地与其所依赖的信息交流媒介纠缠在一起，诚如波斯特的断言：“电脑与其使用者之间的联系已经密不可分。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共生合成体（symbiotic merger）可说是正在形成。”[186]

如果说福柯展示了一种历史性地理解主体的情景，即主体是在诸种历史话语中形成的[187]，那么电子交流媒介则不断推广了主体的偶然性，主体如今悬置于种种不同的客观位置之间。不同的媒介构型也使得主体随着不同的偶然位置被一再建构。因此，在信息化生存状态下，“自我什么也不是，但自我并不是一座孤岛，自我存在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比以前更复杂，更具有流变性。不论男女或贫富贵贱，每个人都不外乎是被安置在特殊网络中的某些网结上，不管这些结是多么细小”[188]。我倾向于采取波斯特的“人机”概念来界定网络结构中的主体关系：“我使用‘人机’一词来指称人类和机器的联合界面（combined interface）。联网数码资讯人机（networked digital information humachine）

这个短语假定人类和机器的交融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严格地说，人们已经无法找到一个类似主体或客体的位置。”[189]主体不可避免地被还原为诸种网络结构之中的主体位置，而这每一个主体位置都伴随着不同电子媒介的信息流所汇聚成的节点而得以生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检索卡斯特对于“大写网络”（Net）的含混表述。主体并不是被大写网络切割为信息环路中的节点，而是恰恰相反，主体的生成依赖于其所占据的诸种“小写网络”（net）。主体寄居于多层级的小写网络之中，依据不同的媒介的信息流所生产的信息方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得以构型。“信息方式中的主体已不再居于绝对时/空的某一点……这一主体被重新指定身份，在符号电子化的传输中被持续分解和物质化。”[190]信息化生存状态事实上展现了一种理解主体的新的情景：主体不再是基于先验自我的纯粹统觉，也不再是基于劳动的社会历史中的实践主体，而是新交流技术下多重的、碎片化的、漂浮的、信息实践中的主体位置。简而言之，“自我构建本身变成了一项规划”[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