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交往资本主义：信息化生存下的意识形态

在前述的论断中，经由网络社会的概念，我界定了信息化生存状态下人类社会结构、主权结构以及主体关系发生的深刻变迁。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介入由电子信息媒介开创的新的时代之中，信息的流动成了社会构成的核心要素。在本节中，我将把注意力集中于由信息和资本所构成的二元张力之中：一方面，信息流的扩展要求无局限的信息自由流动；而另一方面，资本又试图将信息纳入私有财产的架构[192]。我将借助琼迪·迪恩（Jodi Dean）的“交往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概念展示网络社会中的新型意识形态图谱，驳斥盲目追求信息自主扩散的“信息拜物教”（fetishism of information）逻辑，以期能够发展一套信息化生存下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没有人会否认信息及其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这种网络化的逻辑冲击了整个社会生产方式，乃至全球政治结构。同样，也存在着一种伴随网络社会崛起而兴起的新意识形态类型。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将信息化所带来的历史、空间、政治的终结叙事称为“迷思”（Myth）。借用巴特（Roland Barthes）的神话学概念，莫斯可强调了网络社会中对于技术的盲目崇拜。[193]但是仅仅将赛博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划归叙事性的结构，并不能发展出一套适宜的社会批判逻辑，而将会停留在各种零碎的“语言游戏”中的话语角力之中。这种对于迷思洞悉的必然逻辑仅仅是重塑另外一个关于赛博社会形态的迷思版本。因此，对于信息化的意识形态考察需要着眼于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将信息及其传播置于社会变革的显著地位之中，从而考察信息及其流动环路所带来的利益分配与阶级斗争。

我倾向于采取哈特和奈格里的论断：“信息传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形式，在这种条件下，资本成功地将社会整体纳入其全球政体之中，从而废止了其余的可能性道路。”[194]诚如我上文的分析，信息化奠定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基础，也就塑造了新型的社会形态结构，对于其与资本的意识形态关联需要从一开始就回到信息在全球网络交互过程中的逻辑之上。事实上，在网络社会条件下，我们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大量的信息传递。无论是博客、微博、微信等自生产媒体所产出的信息，还是网站、网络营销等将实物“电子化”的信息产品，信息在固有的网络空间中几何倍数似地增殖。摩尔定律（Moore Law）认为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能力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换言之，理论上每过18个月将会迎来一次全球信息增长的翻倍。但是信息的增殖与信息的流通并不相同：信息的增殖往往受制于信息自有的逻辑或依赖于更为新型的硬件条件，而信息的流动广泛依赖于一种“注意力的获取”，即它必须要被充分理解并获得反馈（feedback）。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布什政府承认在2003年2月15日所爆发的全球大规模反战游行，布什甚至公开发表声明：“抗议者有权表达自身的观点。”这种声明点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大规模的信息增殖并未获得与之相应的反馈，布什政府依然我行我素，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这种矛盾的情景也普遍出现于依据互联网所串联的新社会运动之中，大量的抗议信息事实上“就在那里”（out there），但它们未获得任何切实的有效反馈。

显然，信息的广泛增多带来的并不是交往的普遍有效性，而是一种“语言的异化”（alienation of language）：语言被剥离了交往的有效性要求，而仅仅诉诸其自身的自我繁衍。在信息交流渗透至普遍社会生活之时，“正是交往性（communicability）本身，成为阻碍交往的最重要因素。人类被曾经使他们团结的事物分割开来”[19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网络社会塑造了一种有关信息的意识形态幻象：信息越来越倾向于其自身的循环而非引发直接的回应和行动，也就是说，“信息的交换价值超越了其使用价值”[196]。这直接导致了一种以信息形式而非其内容为目的的社会交往系统的出现，正如微博或博客上呈现的现象一般，一条信息仅仅是作为其所在的数据环路中的节点而贡献给数据的流通，它实质的内容变得不再重要。这种交往行动背离了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界定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普遍性规范基础的“交往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197]，而成为具有“没有交往性的交往行动”（communication without communicability）。交往资本主义使得信息化生存下的意识形态彰显为资本对于交往本身的剥削：“正如工业资本主义依赖于对于劳动的剥削（exploitation of labor）一样，交往资本主义依赖于对于交往的剥削（exploitation of communication）。”[198]

信息化生存状态下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资本对交往的剥削导致交往行为本身产生异化。交往有效地出离了其自身的合理性要求，预先排除了其建构任何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正如马克思对于商品的分析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超过其使用价值一般，交往资本主义中信息正作为一种普遍化的、共同的商品被广泛生产。信息的交换价值必然诉求其介入全球信息环路的流动之中，从而丧失了有关其本身的任何实质内容。“关于交往接口和机遇的不断增殖、分配、加速以及增强最终导致了一种民主的僵局，而无力承担任何形式的政治改变运动。”[199]借助齐泽克所论及的“犬儒主义意识形态”——“我很清楚，但是……”[200]——迪恩界定了交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模式：主体对于实际的政治行动存在着一种“拜物教式的拒认”（fetishistic disavowal）（我很清楚我仅仅是加入了信息循环的逻辑，而非介入有效的政治行为之中，但是……）。基于这种否认，主体盲目地加入这种没有回应的交往行为之中，从而无意识地否定任何实质的政治行动。因此，在信息化生存的状态下，意识形态的作用方式产生深刻的变革：意识形态并不是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构建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所以，每一个行为主体的幻觉置位于做（doing it）的现实中。意识形态事实上“已经出现在现实之中，出现在人们正在做的事物和人们的行为之中。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社会现实本身，他们的行为是由幻觉和商品拜物教式的倒置所引导的”[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