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帝国：信息化生存下的主权结构

既然网络逻辑成为“穿透”现实社会的主要逻辑：它重新定义了社会组织形态，那么如何理解伴随着此种流动空间而产生的主权/权力（sovereignty/power）结构的变迁便是考察信息化生存状态的应有之义。诚如卡斯特所强调的：“网络化逻辑会导致较高层级的社会决定作用甚至经由网络表现出来的特殊社会利益。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166]在本节中，我将首先检索卡斯特关于主权/权力的论述，并且借由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的概念展示其对于主权/权力考察的不足之处。在结论中，我倾向于将帝国视为信息化生存下的政治本体论（political ontology）范畴，从而成为当前网络社会的主权结构。

关于网络权力的论述，卡斯特事实上存在着语焉不详之处。一方面，卡斯特认为在网络社会中存在着多层级的网络结构。在论及网络概念的界定之时，卡斯特写道：

网络是一组相互连接的节点（nodes）。节点是曲线和几身相交之处。具体地说，什么是节点得根据我们所谈的具体网络种类而定。在全球金融流动网络之中，节点是股票交换市场及其辅佐性的先进服务中心。在统治欧盟的政治网络中，节点是国家部长会议与欧洲委员会。在贯穿世界经济、社会与国家的毒品交易网络中，节点是古柯田、罂粟田、地下实验室、秘密着陆的简易机场跑道、街头帮派，以及洗钱的金融机构……[167]

另一方面，卡斯特又断言存在着一种控制全球经济发展的全球资本网络，这种资本网络最终决定了社会的变化趋向：

但是有一种整合的全球资本网络，其移动与多变的逻辑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并且影响社会。……这个诸资本网络的网络，既联合又统治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特定中心，以资本家对全球网络的服从来结构其行为。[168]

通过关于网络的两方面的论述，卡斯特事实上无法有效地甄别多层级的网络与全球资本网络之间的关系问题：究竟是多层级网络与全球资本网络并行不悖，以至于每一种网络依据其自身的结构设立节点，掌控权力链接机制，还是全球资本网络“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从而影响整个多层级网络的权力特权？关于网络的含混区分直接导致了卡斯特在界定网络社会中主权/权力机构之处的困难，卡斯特无法将资本的网络控制权力与其余多层级网络的控制权力勾连起来，而倾向于采取一种含混的表述：

网络是开放的结构，能够无限扩展，只要在网络中沟通，即只要能够分享相同的沟通代码（例如价值或执行的目标），就能整合入新的节点。……网络的形态也是权力关系剧烈重组的来源。连接网络的开关机制（例如金融流动控制了影响政治过程的媒体帝国）是权力的特权工具。[169]

也就是说，卡斯特回避了对于全球资本网络与其余网络的决定/平行关系之间的探讨，而是倾向于笼统地将掌控网络（并未指出是何种网络）诸节点之间的链接机制作为权力的来源。但是在另一处，卡斯特又论及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微观权力物理学（microphysics of power）：“米歇尔·福柯所谓的体现于制度与组织中的权力微观物理学散布于整个社会，从工作场所到医院，将主体紧紧包封在正式义务与非正式侵犯所形成的架构里。”[170]但在随后的论述中，卡斯特仍未说明所谓的微观权力如何对于作为“节点”（卡斯特语）的主体造成统治，这种微观权力又如何与上述的网络开关机制相勾连。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不足之处的讨论，我倾向于用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概念替代卡斯特的主权/权力概念。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资本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剧，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帝国（Empire）正在我们眼前不断实体化，“主权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由一系列的民族国家以及超民族国家机构在单一的统治逻辑下结合起来”[171]。不同于卡斯特所界定的多层级网络机制，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只有一种伴随着“单一统治逻辑”结合起来的全球网络（global network），而这种全球网络的扩张依赖信息技术的深化以及资本的不断流动。哈特和奈格里事实上界定了一种“根茎式”（rhizomatical）水平化网络体系，在帝国这一网络中，主权和领土被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和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ed），成了“一个无法决定也没有界限的互相交际节点网络，其中没有任何中心控制点；所有的节点无论其固有的区域将通过无数的潜在路径和中继，与另外所有的节点相连”[172]。

借由哈特和奈格里所论述的帝国概念，我将信息化生存下的主权结构界定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网络型信息环路。这一信息环路广泛地依赖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和资本的跨区域流动。正是由于全球互联网网络的发展，使得主权的结构在“网络社会”的背景下发生转变，而这一主权主体也由现代民族国家转变为由超国家机构、跨国公司、科学家、军事团队等团体组成的联合体。帝国这一概念克服了卡斯特无法区别全球资本网络与其余多层级网络形成的主权界定盲点，诚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言：“信息传播网络的发展与新世界秩序的形成存在有机的联系——换句话说，前者既是后者的原因，又是后者的结果；既是后者的生产者，又是后者的产品。”[173]

另一方面，哈特和奈格里通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中“机械论手稿”的探讨，区分了帝国这一主权实现的两种途径：“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与“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形式吸纳是指资本对外部非资本主义空间的吸纳，它主要借助权力和军事力量使得非资本主义空间服务于资本主义体系；实质吸纳则是资本对内纵深处的开掘，它不仅要将非资本主义体系纳入进来，还要将一切与资本有关的生命和社会关系作为权力的对象加以吸纳。在帝国的统治体系下，“资本持续地通过对循环再生产体系的吸纳加速发展，不过这种吸纳不再是针对非资本主义环境的‘形式吸纳’，而是针对其固有领土的‘实质吸纳’。它的扩展也因此是纵深的而不是横向的”[174]。其中，“实质吸纳”的概念吸收了福柯的“生命政治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biopolitics）概念，强调主权的内卷，即资本逻辑对主体的一切生活方式、情感、关系、思维的吸纳。“现今的权力是通过机器施加于你的大脑（诸如在传媒的系统和信息网络之中）和身体（在福利系统和被监视的活动之中），以期达到从生命和创造性的欲望中自动异化（autonomous alienation）的状态。”[175]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帝国的概念可以克服卡斯特意义上的网络社会中微观权力控制和宏观权力控制之间的勾连问题，即解决为何微观的生命政治生产可以嫁接于宏观的权力网络节点的开关机制中。因此，信息化生存状态下的主权/权力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成为一种弥漫的信息网络结构。在其中，权力既通过形式吸纳将网络逻辑穿透整个社会生活，又通过实质吸纳生产出网络社会下特有的主体性（节点）。这两种权力实现方式可以使得网络社会的权力主体真正地掌握各个节点的开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