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与国家—身体、生命—社会相关联的生命有机体

生命传播强调“万物皆媒”，万事万物都能连接、相续发展成生命的有机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运行及形式正是在生命传播的基础上展开的。很多学者都以自身的学科背景论述了国家—身体、生命—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在寻求论证政治体、组织化等社会建制与个体关系如何能构成社会运行的生命有机体。从认知革命的角度分析，人类共同相信与共同合作的秘密就是人类学会了讲故事，正如赫拉利所分析的，“无论是现代国家、中世纪的教堂、古老的城市，或者古老的部落，任何大规模人类合作的根基，都在于某种只存在于集体想象中的虚构故事”[28]。人类语言符号的发明与运用为共同想象与共同相信提供了基础，自然变成了“词与记号的连续不断的织物，叙述与文字的连续不断的织物，话语与形式的连续不断的织物”[29]，社会建制也是人共同想象与共同相信的产物，而集体想象与集体相信也赋予了社会建制以生命。

霍布斯很早就洞悉到政治体其实是生命有机体，认为“有朽之躯的造物无不有朽”，其毁灭与重生的力量并存。国家在有着利维坦式强大一面的同时，也有其脆弱的另一面。为了维护生命有机体的长久存在，霍布斯提出：“若人真能运用他们自称所具备的理性，则国家至少不会因内生疾病而毁灭。因国家的性质，从其构想而言，就是要与人类，或与自然法则，或与赋予自然法则生命力的正义之道共长久。”[30]这就意味着国家的存在、发展与价值、意识形态等流转变幻有密切关系的同时，与自然法则和生命力的正义之道也是共在共存的。

德国人鲁道夫·魏尔啸是病理学家和细胞理论的倡导者，也是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任何行动都在于其个别情况，而民族生命无非就是个体公民生命的总和。”[31]他运用国家—身体的隐喻，将细胞理论与社会制度进行对比，指出“生命的特征和统一性不可能局限于高度发达的有机体中的任何特定的点上（如人脑），而只能在每个个体因子所展现出的那种特定的、不断复现的组织中找到。自然，相当身量的躯体，所谓的个体，其结构组成总是表现了对各个部分的社会性的组织”[32]，魏尔啸特意界定社会性的组织是指“其中为数众多的个体的存在是相互依赖的。但是相互依赖的方式是每个个体各有其特殊活动，即使每个个体的力量来自其他部分，但它自身就能影响其职责的切实履行”。[33]为此，魏尔啸批评“闭门造车的历史学家往往把组成国家和人民的鲜活个体抛在脑后。他大谈民族生命、国家特色，仿佛某种单一的力量渗透并推动着每个民族整体，每个单一国家。他随意将国家行动作为一个整体置入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下，毫不关心组成它的个体行动”。[34]研究生命政治的意大利学者罗伯特·埃斯波西多对这一论断进行了评价，他说“首先，它再现了政治体隐喻全部的比喻性特征。其次，它使其含义逆转，摆脱了国家机体的保守语域，步入与之反向运行的意识形态轨道。而更为不同寻常的是，正是借用曾使该隐喻在古典时期不断发展的同一分析工具，这一隐喻才发生了逆转”，简言之，“生命不权重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生命存在于每一个细胞。”[35]佛法中有“念起则时空现”，起心动念会有生物电、能量值变化，也是大千世界时空交错的基础。

对国家—身体、生命—社会有机体的探索为生命政治的诞生提供了思想资源。生命政治将生命对象、客体纳入其关怀的范畴，关切社会中隐藏其中的组织与管理、权利与权力背后的形式与方式，强调意识、意念、情绪等的运动、思维方式是生命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也决定着生命的演化以及进化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是超越自然生物界存在的存在，它具有繁复的内外伸缩的结构与形式，生命正是在共同想象与共同相信的基础上延展出无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