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建构主体与权力间的“有我”之传播学

互联网技术发展让人类可以在更大的时空、叙事、想象中探寻生命的真谛，为人类迈向更多的理性与自由奠定了基础，同时，它也要求主体的自我觉知与解放，而自我觉知、自由的获得与个体选择及其生命流转紧密相关。互联网认知革命时代提供了人类更加了解、发展自己可能性的同时，最大的危险可能来自个体自身，个体在追逐自我差异的同时，丧失了辨识的能力，单纯强调自由实际，却落入个体免责的陷阱。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思想深邃，博大精深，一般人会认为他是研究权力的大家，但福柯在其《主体与权力》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研究的总的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36]福柯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人这一主体在被置入生产关系和表意关系的同时，他也会同样地被置入非常复杂的权力关系中”[37]。福柯认识到人变成主体与国家权力的实施有关，也与知识理性的历史实践相关，人的主体性隐匿在权力、知识、理性、实践、交往之中。在此，主体是指具有自我识别能力的、可以与外部世界和自我进行区分交互的个体，通过与他者的互动获得感知与觉知并影响到其态度与行为的个体。人们获取信息、表达观点进而践行行动带来改变都要求个体能真正转变为主体，成为知往知返的自我判断、决断的主体。

今天媒介的定义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与外延，信息获取的渠道、介质等都可以被称为媒介，其中最为独特的便是作为主体的人其实也是一种媒介，在这里主体已不是一概而论、显而易见的一个个个体。个体成为媒介就使个体同时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传递者，在信息接受与传递的过程中，个体可能成为自我的主体，也可能变成自我的他者。这是因为信息接受与传递与自我在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中的经验、体验、感觉密切相关，经验的选取、体验的深浅、感觉之灵敏是个体生命底色的显现。

《战斗的海狸：西蒙娜·德·波伏瓦评传》在后记中总结法国学者波伏娃的作品所传达的思想为：“我们都是他者，而我们都应该成为我们自己。”[38]这意味着个体需要在与他者的共有经验中辨识自我，极其私人化的空间中的个体若无反省式的认知交流思维，便易于将事物纳入想当然的自明无须反思的范畴，其带来的后果就是消解掉了事物间差异性存在的根基，阻隔了自我对不确定性的不懈探求与思考，无法充分启动隐匿在自身中的无限广大的觉知力与认知力，一再成为柏拉图所言的“洞穴人”。

在信息丰裕时代，知识传播不仅在传递与建构信息知识本身，而且透过具体的语言、符号、渠道、结构、制度等引发与之相联系的权力场域的变化，从而影响社会的变革与转型。互联网时代生命传播不仅是自我单向的、自上而下的过程，而且是多向传播中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权力的复杂博弈。生命传播冲破了马克思所言的各种社会关系、布迪厄提出的权力场域等的边界，在跨越时空中通过个体“我”的思维、“我”的选择与外部世界沟通，自我言说成为个体“我”与外部沟通的不可分离的部分，外在坚固的事物、概念、关系等纷纷烟消云散之时，自我开放的问题意识以及不断思索与追问的能力就成为并非烟消云散的坚固。

心灵与自我、自我与主体、主体与权力、交流与语言、传播与权力等无不凸显出生命传播在互联网交互时代的重要性，时代为不断变化的传播学范式注入了转向的力量。传播学中对“我”的强调是为了在凸显宏大叙事的同时，彰显小叙事、偶然性的重要性。

“毁灭你与你无关”一直是互联网思维的主要腔调，其映照出的却是主体与权力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技术等方面展开，更重要的是深入到了个体心灵，并在交互互动中生成整体中的部分，部分中的整体。它要求人们加强反思性能力，在了解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的同时，时时觉知和认知自我，并在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达成和解与平衡。这就是说，个体观念与意识在打破时空、无处不在地进行着交锋，它对个体态度、行为产生影响，涉及自我在主我和客我之间又会在思想观念中发生怎样的变化，心灵、自我与社会如何相处，决定于人们返观内视的能力。交互中的灵变已成为权力等的重要来源，个体身处的权力关系也处于不断生成与变化之中。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个体能否抵达真正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