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学前教育与社会
【案例导入】
移动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助推了全球学前教育的发展步伐。互联网在线教育已经成为世界教育发展新趋势,并占有重要地位。当下全球幼教产业的互联网科技风口集中在O2O、VR/AR、云计算和SaaS等模式,尤其是上述互联网科技模式在移动端与学前教育游戏的结合。
以美国为例,2014年,美国移动端学前教育游戏销售收入为2.83亿美元,2019年预计将达到7.14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20.3%,而同期PC等传统设备的学前教育游戏销售收入年复合增长率为-12.5%,衰退趋势明显。
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了全球在线学前教育大部分市场份额,但发展中国家才是在线教育最具潜力的市场。这些国家正处于经济起飞期,互联网用户基数迅速扩大,且传统教育体系较不完善,人们对优质教育更加渴求,给予在线教育巨大市场空间(18)。
【点评】
让科技和创新助力学前教育,是每一个远见卓识的当代人都十分关心的问题。高科技+互联网+未来的大环境之下,作为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学前教育也不得不进行创新了。创新让学前教育能够更好地面向未来,结合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3D打印、机器人等先进技术,已成为未来世界学前教育的大势所向。
学前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必然会对学前教育的内容、形式和方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本节将对社会发展各要素与学前教育的关系进行简要介绍。
一、社会经济发展与学前教育的关系
经济发展与学前教育具有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会影响学前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手段,以及学前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另一方面,学前教育也对经济的发展有着潜在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广泛的,而且是深刻而长远的。
(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学前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
1. 学前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生活化到实体化的过程
作为一种实体化的教育形式,专门的学前教育机构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农业社会的学前教育是一种生活化的学前教育。在农业社会,生产以畜力耕作和手工操作为主,生产力发展缓慢;生活也以田园农耕为主,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父母有较充裕的时间照顾儿童,早期儿童教育也就自然地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19)。到了工业时代,学前教育逐渐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的社会机构活动。这一变化是18世纪及19世纪初期兴起的工业革命发展的结果。随着大工业时代的到来,由于工厂的发展,需要雇用大批女工和童工,许多年轻的母亲开始外出做工,大量幼小儿童无人照料,于是有了建立专门的儿童教育机构的现实需要。同时,现代机器的运用,大大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大大推动了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也为建立学前教育机构提供了必需的物质基础。随着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各种学前教育机构率先在工业发达的英、法、德、美等国建立起来。那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学前教育机构一般都建立得比较晚。
2. 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学前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学前教育机构的设置和发展,不仅需要有教育的条件,也需要有教育的对象。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社会对学前教育师资的培养和经费的投入,也会影响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需要。不同国家由于经济条件的不同,其学前教育的发展水平也有很大差异。这具体体现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的经费投入、园所数量和幼儿入园率等方面的差异与变化上,如美国1996年3岁和4~5岁幼儿入园率分别为64%和92%;德国1995年3岁和5岁幼儿接受正规学前教育的比例分别是47%和79%;法国接受学前教育的年龄始于2岁,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2岁幼儿的入园率达35.6%,3岁以上幼儿入园率则达到100%;英国3岁和4岁的幼儿入园率分别为45%和94%。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我国在园幼儿仅有14万人,到2018年,我国在园幼儿数达到4 886万人,幼儿园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9%,提前两年实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计划的目标。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我国的学前儿童入园率等指标距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不小差距。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也有很大差异。从当前我国各地区学前教育现状来看,各地区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差异非常明显,不平衡状况十分突出。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学前教育发展得很好;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学前教育事业也有明显的发展。以经济发达的上海为例,目前已经基本普及学龄前3年教育。2005年,3~6岁在园幼儿为28.70万人,入园率达95%以上;学前教育已下移自出生起。0~3岁婴儿的家长以及看护人员能通过多形式的早期教育服务,得到科学育儿指导:已经建立了幼儿园保教人员(包括园长、教师、保健教师、营养员、财会人员等)专业持证上岗制度,专任幼儿教师队伍中,学历合格率达98.70%,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83.50%。随着上海市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群众对学前教育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实现0~6岁儿童教育的一体化,正常儿童与有缺陷儿童教育的一体化,学前机构教育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的一体化已成为上海市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新目标。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指导意见》的目标,到2007年,我国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学前三年儿童受教育率应达到90%;0~6岁儿童家长及看护人员普遍受到科学育儿的指导。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县(市、区),学前三年儿童受教育率达到50%,学前一年儿童受教育率达到80%。90%的0~6岁儿童家长及看护人员受到科学育儿的指导。尚未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县(市、区),学前三年儿童受教育率达到35%,学前一年儿童受教育率达到60%。大多数0~6岁儿童的家长及看护人员受到科学育儿的指导(20)。这一目标的制定与落实,是与我国目前社会发展迅速、经济繁荣的现实相一致的。
2017年4月,教育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对“十三五”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做出全面部署,重点解决脱贫攻坚地区、两孩政策新增人口集中地区和城乡接合部幼儿园建设问题。提出通过发展普惠性幼儿园等举措,实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左右的目标。
【拓展阅读】
教育部长陈宝生纵论我国学前教育发展(21)
经过十八大以来的发展,中国的学前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面临着历史性挑战。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学前教育的服务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我们现在举办着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学前教育,2017年学前三年在园幼儿达4 600万人,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一个中等人口国家的概念,是很大的数。
二是普及水平和发展速度有了很大提高。2017年适龄儿童毛入园率达到了79.6%,国务院曾经批准过一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十年规划纲要,这个纲要提出的是80%,到2020年达到80%,2017年达到79.6%。这是什么水平呢?单纯从毛入园率来看,它达到了中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发展速度和五年前比提高了15个百分点。
三是用于学前教育的投入大幅度增长。2016年我们用于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投入是2 800多亿元,其中财政性投入1 300多亿元,总量这几年年均增长16.9%,我指的是这2 800亿元,财政性资金五年增长了77%,这个量是很大的。
四是我们重构了中国的学前教育体系。从2014年至2016年,我们实施了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7年开始实施第三期行动计划。我们现在的幼儿园发展到25.5万个,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规模庞大。
(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学前教育的目标、内容与手段
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影响着学前教育的办学规模与速度,也影响着学前教育的目标、内容与手段。
1.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学前教育目标与任务的影响
各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同的,有的甚至差异悬殊,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政府给学前教育提供的财力与物力也会具有很大差异;同样,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各个国家对学前教育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学前教育目标也会有所不同。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学前教育总的发展趋势都是相同的,都是从最初带有慈善性质,只能负责儿童生活和安全的照管任务到能注意儿童情感、智力等的发展,到逐步转向促进儿童身心全面健康发展,为儿童一生的发展奠定基础。如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幼儿园和托儿所,大都以负责儿童的安全为主要任务。五十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幼儿园和托儿所的保教目标发生了很大变化,都转向以教育儿童、促进每个儿童富有个性的发展,并为儿童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为根本目标。当前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深刻变革,引起了社会生活和教育领域的新变化,社会所需要的人才,除了应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科学素质和身体素质外,还必须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从小培养儿童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因地制宜地实施素质教育,为儿童的长远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成为学前教育的主要任务(22)。
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无一例外地影响着学前教育目标与任务。以英国为例,其学前教育的任务在20世纪以来主要经历了下列变化:1918年注意保育、营养和照管;1939年注意儿童情感及创造力的培养;1969年注意儿童智力的发展。又如美国,它在19世纪50年代最早设立的学前教育机构也是为了贫穷家庭的子女,其设备很简陋,只能保障儿童的安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长对学前教育机构的要求也逐渐提高。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的“开端计划”就是从教育机会均等出发,对环境不利儿童进行补偿教育。80年代,世界教育改革的浪潮直接影响了美国学前教育的发展,培养全人素养的学前教育理念被广泛传播和接受。1989年白宫与国会先后通过了重要的《日托法案》,促使愈来愈多的州政府认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性,从而增加了教育经费。布什总统在1990年的《国情咨文》中,把“每个孩子都要受到学前教育,做好入学准备”作为2000年的六大目标之一。在其执政的几年里,把政府资助学前教育的经费增加到83%。克林顿总统上任后,进一步增加了学前教育的经费。1994年出台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推动了学前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2.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学前教育内容与手段的影响
教育的内容和手段也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学前教育内容要反映社会的变化,同时由经济发展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又可为丰富和更新学前教育内容和手段提供条件。自1846年福禄贝尔正式创办第一所幼儿园,并制订幼儿园的教育内容,设计教具、玩具以来,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学前教育内容和手段有了很大变革。在教育内容方面,随着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儿童需要了解更多的生活与自然常识,在简单的自由玩耍的基础上,扩大了认识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内容和要求;同时,现代社会生活要求儿童有更为复杂的适应社会能力与自主学习能力,因而,学前教育越来越注重儿童认识兴趣和求知欲的发展,并强调开发儿童智力和发展儿童能力,特别是创造能力;社会生活流动性的加剧,要求儿童掌握与不同的人交往互动的能力。在教育手段方面,图书出版的繁荣及多媒体网络的发展,都极大地丰富与拓展了学前教育的教学手段。儿童游戏更为丰富多彩,寓教育于儿童日常生活,通过开发各种观察、操作和试验活动项目,运用录音、幻灯、电影、电视以及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不断提高学前教育质量。
【小案例】
富有时代特色的幼儿园企业(23)
1. 北京红缨
北京红缨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幼儿园连锁品牌。目前在全国拥有连锁幼儿园800多家,分布在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红缨教育”全方位提供幼儿园一体化解决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幼儿园招标、装修设计、设施设备采购、幼儿园招生、幼儿园教师招聘及培训、幼儿园管理、幼儿园教学、幼儿园家长工作等。
“红缨教育”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幼教机构,不仅拥有自己的幼儿园,还拥有自己的研究所。另外,红缨还研发大量幼教产品。红缨的产品、红缨的方案均基于在幼儿园一线的反复实践论证。
2. 北京博苑
北京博苑教育是一家专业教育管理机构,致力于向全国数以万计的幼儿园提供管理咨询、连锁经营和品牌加盟服务。通过导入理念、派驻团队、整合资源、完善教学体系、梳理管理模式、深度培训师资等方式,帮助各类幼儿园解决运营出现的问题,扭亏为盈,实现提升;开展新园策划,协助新园完成筹建工作,建立当地品牌。
目前,博苑教育在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黑龙江、辽宁、内蒙古、湖北、湖南、四川、江西、广西、陕西、新疆等地派驻管理团队,2014年旗下幼儿园数量超过500所,学生数量达到80 000多人,其中30所直营幼儿园的员工总数800多人。几年来,在理念先进、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带领下,博苑教育各地的加盟园、合作园均获得了良好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3. 大地
大地幼儿园秉持“以国际视野培养完整儿童”教育宗旨,创造并使用“美语领先全脑开发”课程,该课程由华东师范大学潘洁教授指导,海内外数百位专家参与研发,是国内少数成熟完善、系统化的幼儿园原创课程之一。
目前所授权使用大地品牌的幼儿园已覆盖全国88%的省市自治区、上百个主要城市,每年有数万名幼儿接受大地的优质教育。
大地幼儿园拥有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多元益智教学工具及《大地全脑美语》《大地全脑数学》《大地全脑阅读》《小天才》丰富的幼教资源,能全方位激发孩子的各项潜能。
大地幼儿园以教育活动游戏化、环境布置教育化、活动形式多样化、保教结合生活化为教育原则,以“潜能开发,适度超前,个性培养,全面发展”作为大地幼儿园的教育目标。
(三)学前教育的社会成本效益与财政投入
20世纪60年代以来,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脑科学等方面的众多研究成果揭示了学前教育对儿童的各种能力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可以提高其未来的工作能力和适应社会能力,提高国家的公民素质,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和道德素养。学前教育还可以提高妇女就业机会,促进男女平等,减少贫困人口,降低社会救助费用。同时,学前教育有利于打破“一代贫困,代代贫困”的恶性代际传递程式,促进社会公平。
1. 关于学前教育的成本—效益研究
关于学前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的代表性研究包括1981年门罗和麦克唐纳的开端计划研究,1982年格雷等人的早期训练研究,1988年伽博的密尔沃基项目,2000年拉米等人的初学者方案研究,2001年雷诺兹等人的芝加哥亲子中心研究和韦卡特、劳伦斯、萨尔哈特等人的高瞻/佩里幼儿追踪项目等。芝加哥亲子中心研究和高瞻/佩里幼儿研究项目在这些研究中最具代表性。
芝加哥亲子中心通过追踪研究发现,在考虑通胀因素的情况下,对学前教育每投入1美元,15~18年后所获得的收益是7.14美元,其中社会获得的收益是3.85美元,幼儿及其家庭获得的收益是3.29美元,社会收益主要来源于犯罪率降低等带来的行政、司法开支的减少。艾尔密拉的“出生前和早期婴儿项目”的研究结果显示,学前教育的投入收益是1:5。在高瞻/佩里幼儿教育项目中,研究者在123名低收入贫困黑人中随机抽取了58名儿童(实验组),让他们在3岁和4岁时参与接受高质量的学前教育项目,而另外的65名儿童(控制组)没有接受学前教育项目。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儿童经过约40年的追踪研究发现:优质的学前教育对贫困儿童成年后的学业质量、经济状况、犯罪率减少、妇女就业、家庭质量和健康状况均有积极影响,让儿童终身受益。例如,实验组成员在40岁时的被雇佣率显著高于控制组(76%对62%);实验组成员年收入也显著高于控制组。成本收益分析显示:在考虑通胀因素的情况下,实验组被试27岁时,对学前教育每投入1美元能够获得7.16美元的收益;实验组被试40岁时,对学前教育每投入1美元就可获得17.07美元的收益,学前教育的投入回报率大幅增长,其中4.17美元是对个体成长的回报,12.90美元是对社会公共的回报,体现在社会福利、补偿教育、预防犯罪方面投入的降低以及纳税的增加。40岁时,实验组成员与控制组成员对比,需要社会救济的记录更少,拥有自己的房子和稳定住所的人更多,而且不少人拥有储蓄账户和车辆。男性表现更明显。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对芝加哥亲子中心研究、高瞻/佩里幼儿研究等项目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学前教育是回报率最高的教育时段”的观点。他指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幼儿时期投入1美元所产生的回报将比幼儿期之后投入同样金额所产生的回报大得多,在所有教育阶段的投入中,只有学前教育和小学低年级的投入所产生的回报超过了机会成本,教育投入的回报率与受教育者年龄成反比关系,学前教育是一个非常值得投入的教育领域。赫克曼建议:教育投入必须从幼年开始,最佳的投入模式应当是“对年龄越小的儿童投入越多的资金,并且不断追加投入”。如果家庭无法为幼儿的学习提供必要的条件,政府则应该及早介入(24)。
2. 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趋势
从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角度分析政府财政投入模式,学前教育成本分担主要呈现四种模式,即政府主导、多元主体、私立为主、三方共担。政府主导模式以法国为典型,多元主体模式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为典型,私立为主模式以日本为典型,以公立项目为主三方共同提供学前教育的模式最典型的是印度。无论采用哪种模式,各国政府都加大了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力度。
正是看到学前教育对社会及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世界各国为了促进学前教育的发展,大都采用多种方式加大对学前教育投入力度。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这一策略更加明显。美国政府于1965年通过了“向贫穷宣战”的《经济机会法案》,根据《经济机会法案》,联邦教育总署在1966年开展了旨在为贫穷家庭3岁正常儿童与残疾儿童提供免费学前教育、营养与保健的“早期开端计划”,以期对“处境不利”儿童进行“补偿教育”,使贫穷家庭的子女做好入小学的准备,实现“教育机会均等”。1994年,美国又提出将“早期开端计划”资助对象延至3岁前的儿童。美国每年都增加对“早期开端计划”的投入,到1997年,拨款达到39.8亿美元,比1965年增长了40倍。这一年全美有80万儿童得到资助。1998年,美国政府又制订了学前教育的五年计划,包括增加对“早期开端计划”的投入、加强师资培训、设立专项奖学金等。在美国历届联邦政府不断增加儿童发展事业经费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州政府认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性,纷纷增加投资兴办公立学前教育。
英国政府早在1870年就开始实施儿童5岁入学的义务教育(北爱尔兰是2岁),近些年来政府更是想方设法筹集教育经费,资助贫困家庭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1995年7月,教育和就业大臣G·谢泼德公布了总额73亿英镑的“儿童凭证计划”,每位4岁儿童的家长能得到价值11 000英镑的凭证,以支付孩子的学前教育费用,这一计划使全国每个4岁儿童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高质量的学前教育。自1997年以来,英国已对学前教育投入了85亿英镑,并推出一系列举措,以确保学前教育对每个儿童的可获得性,推动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英国儿童保育战略的目标是:扩大就业,改善学前教育服务质量和为家庭提供广泛支持,内容包括扩大保育服务,提供基金,改善从出生至3岁儿童的早期教育服务质量,为14岁以下儿童提供校外托管服务,为16岁以下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特殊教育服务。
日本1961年通过了振兴幼儿园教育的决议,制订并实施了三次幼儿园振兴计划,旨在通过为适龄儿童提供奖励和补助费,向幼儿园提供园舍设施完善费、园具设施完善费等一系列措施,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儿童进入幼儿园。日本不断提高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的比例,1990年比1985年增长了27%,1993年又比1990年增长了8%。
以色列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确定了大力发展学前教育的策略,对学前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2004年,以色列教育部的总预算投资为247亿谢克尔,学前教育投资为近20亿谢克尔,占教育部预算的8.097%。其学前教育的教育经费总体水平居世界前列。除此之外,以色列教育部还为保护幼儿园和托儿所师生的身体健康,花费大量资金建造避难所和栅栏,进一步加强安全保卫和心理咨询服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在韩国仁川举办了世界教育大会,有100多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出席此次会议。会议发表了“仁川宣言”,设定了面向2030年的世界教育的目标。“仁川宣言”明确提出,到2030年,鼓励各国提供至少一年高质量的免费的义务学前教育,让所有的孩子都有获得高质量儿童早期发展看护和教育的机会。
2010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将学前教育纳入社会公共服务系统,强调“学前教育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当年中央财政为学前教育安排经费30亿元。投入5亿元启动了农村学前教育推进项目,在中西部61个县建设乡村幼儿园,并且明确提出将学前教育经费列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新增教育经费向学前教育倾斜。政府通过保证合理用地、减免税费租金、以奖代补等方式,购买民办幼儿园对低收入人群的公共服务,来降低这些幼儿园的办园成本,实现学前教育的社会公共福利性。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内容涵盖学前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对教育资源、教育投入、园所管理、教师培训、教师待遇、保教方法等均做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另外,通过各级政府的统筹协调,健全由教育部门主管、机构编制、发展改革、财政、公安、卫生、民政等十余个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构建齐抓共管的合力优势,为各项政策的实施保驾护航。
2010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要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城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完善成本合理分担机制,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学前教育管理,规范办园行为;制定学前教育办园标准,建立幼儿园准入制度,提高幼儿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落实幼儿教师地位和待遇等。
【小案例】
北京市加大普惠性幼儿园的财政投入(25)
2018年5月,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副市长王宁介绍说,北京市对普惠性幼儿园不分公办民办均提供财政补贴,今后,普惠性幼儿园将逐步实现同质量、同价格。下一步,将研究鼓励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办园的政策措施。
在学前教育保障机制方面,将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淡化公办民办概念,突出公益普惠。目前,北京市学前教育发展的基本政策是普惠制,由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举办。未来,所有普惠性幼儿园都将逐渐实现“四同”:质量相同、价格相同、补助相同、教师待遇相当。
在具体扶持与保障政策上,市政府按照统一办园标准、统一收费标准、统一财政补贴的“三统一”原则,坚持一视同仁,对执行政府限价的普惠性幼儿园,不分公办民办,均提供财政补贴扶持。同时,扩大财政扶持对象范围,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纳入一次性扩学位补助与生均定额补助范围,按公办园扶持标准给予普惠性民办园10 000元/生一次性扩学位补助与8 400元/生·年或12 000元/生·年生均定额补助。增加财政扶持项目,对通过租赁场地扩大学位,给予最高5元/平方米·天的租金补助。调整财政补贴使用范围,财政补贴可用于包含教职工工资在内的人力成本等办园成本的实际支出。提高补助标准,将非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普惠公办幼儿园生均定额标准由3 600元/生·年提高至8 400元/生·年或12 000元/生·年。
二、政治、文化与学前教育的关系
社会的政治、文化与学前教育也有着互动关系。政治指对社会治理的行为,亦指维护统治的行为,一般多用来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政”指的是正确的领导,“治”指的是正确的管理。它是各种团体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尤指对于某一政治实体的统治。政治是牵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社会力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而教育往往更体现国家政治的要求,学前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会受到国家政治的影响。学前教育的社会性质、领导权、办学与管理体制、目的与任务等问题主要是由政治决定的。
文化是非常广泛和最具人文意味的概念,简单来说,文化就是地区人类的生活要素形态的统称。文化的内容指群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工具、附属物、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规范、律法、制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精神图腾等。社会文化对儿童养育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也是无处不在的。如教养者什么时候和采用什么方式喂孩子,由谁带孩子睡觉等都受文化的影响。
(一)政治与学前教育的关系
1. 学前教育的社会性质与领导权受社会政治的影响,并为政治所决定
学前教育的社会性质是指学前教育的社会属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国家政治中,教育的社会属性是不一样的。
原始社会中,社会处在一种原始平等状态,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儿童出生后在氏族或家庭中平等地受教育,那时的教育是没有阶级性的。到了奴隶社会,财富不均带来了社会阶级的出现,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教育也就有了阶级性,教育的权利完全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中。如我国夏、商、周时,奴隶主的家庭就注意对幼小子女的教育,有专人负责,希望将他们从小培养为社会的管理者。封建社会中,不同社会等级的子女,其受教育权及学习内容是不同的。地主阶级子女从小在家庭中受着封建伦常礼教教育,灌输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思想,以巩固宗族,维护君权。而下层劳动人民子女只能在生活和劳动中获得劳动技能训练。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有些发达的国家学前教育有较快的发展,但也还未真正实现教育机会均等。一些设备好的学前教育机构,收费十分昂贵,普通人的子女是没有条件进入这些贵族教育机构的。
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时普通百姓的子女是不可能享受社会提供的学前教育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接收了原有的幼儿园,新办了一批学前教育机构,进行了教育改革,改变了收托制度和收托对象,面向广大干部子女和工农子女,降低了收费标准,改半日制为全日制。幼儿园的布局、类型、收托制度等都贯彻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方针。另外,明确并制定了幼儿园的教育任务和教育内容,使学前教育具有了社会主义性质。改革开放后,我国学前教育事业有了跨越式发展,国家完善了学前教育政策法规,加大了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学前教育领域的教育科研日益受到重视,使学前教育质量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国学前教育改革的发展历程表明,它所走过的每一步都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政治经济发展以及教育科研状况息息相关。学前教育既要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满足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同时学前教育的发展状况又必然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2. 学前教育政策法规影响着学前教育发展模式与方向
学前教育的政策法规是国家制定的关于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相关的制度与规范措施,它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学前教育事业的均衡与公平。
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各国越来越意识到学前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各国政府都通过扩大规模、增加投入、提高教师待遇、提高教育质量等不同的措施表现出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并相继出台相关法规予以支持。如日本在战后振兴计划中重视发展教育和学前教育,战后学前教育发展的速度居资本主义国家之首。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一步加强了对学前教育的立法,联邦政府专门针对涉及学前教育的法律及其修订案接连出台,如80年代的《开端计划法》,90年代的《儿童保育与发展固定拨款法》《全美儿童保护法》《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以及2000年新制定的《早期学习机会法》,2002年颁布的《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等(26)。这些法规的出台,不仅为改善处境不利儿童的早期养育与教育提供了实质性支持,而且促进了美国学前教育的普及与质量的提升。
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来普及,学前教育与提升学前教育质量。1989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教委颁布了《幼儿园管理条例》。这一条例就举办幼儿园的基本条件和审批程序、幼儿园的保育和教育工作、幼儿园的行政事务开展以及奖励与处罚等问题做了规定。条例确立了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多渠道、多形式的办学方针,还明确了幼儿园的管理体制,条例规定“幼儿园的管理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和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原则”,并由“幼儿园园长负责幼儿园的工作”。这一条例的颁布促进了社会力量办园,使学前教育的规模有了很大发展。
1996年3月,国家教委正式颁布《幼儿园工作规程》,就幼儿园的具体目标与各项事务做出规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幼儿入园和编班,幼儿园的卫生保健,幼儿园的教育,幼儿园的园舍、设备,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幼儿园的经费,幼儿园、家庭和社区,幼儿园的管理。该规程是举办、管理和评估幼儿园的依据,它的实施加强了对各类幼儿园的宏观管理,推动了幼儿园的全面改革,提高了幼儿园的管理水平和保教质量,使我国学前教育逐步走上依法办园的轨道。
2001年7月,教育部颁发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遵循《幼儿园工作规程》的精神,从幼儿园教育的基本理念、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出发,具体地规定了我国幼儿园教育的基本内容范畴、目标以及基本的实践规范和要求。《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是学前教育改革的指南,是国家对学前教育进行指导的总纲,它对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水平与特色的幼儿园产生了积极影响,推动我国学前教育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重视0~3岁婴幼儿教育。”同时,“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努力提高农村学前教育普及程度,着力保证留守儿童入园。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农村学前教育资源,改扩建、新建幼儿园,充分利用中小学布局调整富余的校舍和教师举办幼儿园(班)。发挥乡镇中心幼儿园对村幼儿园的示范指导作用。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学前教育。”这一规划明显体现了追求普及、平等与均衡发展的学前教育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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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学前教育师资的要求(27)
美国对幼儿园教师的学历水平要求是必须在本科及以上,如果你是专科毕业的,那你需要先修完学前教育的课程,并且考出要求的证书才能上岗。所需学习的课程包括大脑研究与语言学理论、儿童心理学、电子教学等。美国的幼儿园对幼教的最大的要求是,一个被反复强调的词——“Love”,爱小孩儿,也爱这份工作。
当然,美国各个州也有各自不同的要求,在华人聚集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幼儿园教师的考试分为三个等级:能力测试合格教师、儿童培养助理教师以及儿童培养教师,而学历以及选修课程的要求根据职位高低而递增。
如果你要做儿童培养教师,你就必须获得大专及以上的学前教育文凭,或者相关专业的大专及以上文凭,并且要有不少于3个学期制学分的儿童教育实践活动经历。
(二)社会文化与学前教育的关系
社会文化制约着人类各方面的活动,当然,它也制约着人类的教育活动。与经济、政治相比,文化对教育的制约作用明显不同。从影响形式看,文化对教育的制约作用具有间接性、隐蔽性;从影响范围看,文化对教育的影响具有广泛性;从影响方式和途径看,文化对教育既有社会意识、社会舆论的影响,也有个人深层心理结构的影响(28)。文化对学前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对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方法等方面。
1. 社会文化影响学前教育的价值取向、目标与内容
不同的社会文化结构会影响教育的价值取向。在一个封闭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社会的稳定与秩序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对教育的要求也是强调顺从与适应,服从传统就成为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反映在教育中就是以教师为中心,强调服从与灌输,在学前教育中,就是以孩子听话为第一目标,以接受既有价值规范为主要内容。与此相反,一个开放的社会,往往追求创新与变革,它会给予教育更多自由的空间,鼓励教育培养人的创造性,教育中就会更强调尊重儿童,强调师生关系的民主和平等,注重培养儿童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在学前教育中会更注重孩子的体验探究,注重孩子个性的发展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也会鼓励孩子发展一种多元、丰富的文化价值观。
作为一种沉淀于人们深层心理结构中衡量事物的基本尺度,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极大地制约着学前教育的目标。教育目标总是反映着社会对人的文化素养与文化人格的要求,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文化角色与素养要求。如美国作为一个倡导民主理念的国家,特别强调要“帮助儿童理解并尊重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其他儿童的种族文化”;日本倡导“和文化”,强调“培养儿童对人的爱心和信赖感,形成其自立和合作的态度”;韩国是一个重视群体价值的国家,它强调“培养儿童体验、热爱进而乐于参加集体生活的态度”。法国讲究人靠能力生存,他们注重幼儿能力的培养,如交往能力、动手能力、适应能力等,并将能力单独划为一个领域,这是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德国人崇尚现实,他们的学前教育目标非常注重实际,目标的定位基本上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与幼儿生活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紧密联系。瑞典是一个多元文化特点鲜明的国家,他们的学前教育目标涉及幼儿的保育和教育两个方面,比较重视幼儿的多元文化观的培养。其目标充分体现了终身学习的理念,它强调要让幼儿得到完整、和谐的发展。
教育所传授的内容都是人类积累的文化财富。从这种意义上讲,教育就是通过传递、延续、内化和更新文化而造就人才的活动。教育内容的选择,相当程度上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民族传统文化中可资利用的课程资源很丰富,包括语言、仪式、民间游戏、社会活动、民族文化传统等,这些都为幼儿园课程开发提供了广阔空间。
2. 学前教育具有传递和创新社会文化的功能
社会文化有三种基本的形式,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与此相应,不同文化形式的保存和传递具有不同的方式。教育是保存和传递文化的重要方式,它通过将社会各种类型文化纳入教育内容体系,让学生了解和学习,并尽可能带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就会使这些文化代代传承下来。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国本土的文化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因而保护本土文化更成为一种教育的责任。在这一责任的承担中,学前教育扮演着一个特别的角色,它培养的是未来社会的公民,他们有什么样的文化意识直接决定着国家与民族的走向,同时,学前阶段也是奠基文化意识的重要阶段,因而,用什么样的文化去影响和陶冶孩子就显得非常重要。中国人要保存自身的个性,就需要在教育中加强自身文化特性的教育。由此,在学前教育内容的建构中就要突出优秀的本土文化。让优秀传统文化占有重要位置。如在教育的内容中,必须有中国或本地的传统习俗与节日文化内容。
学前教育文化传递功能的发挥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不能片面地以本土文化否定外来文化。处在全球时代的中国,需要在融合本土优秀文化与外来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来建构现代文化。这表现在学前教育中就是既注重本土的优秀文化资源,也重视外来优秀文化资源,如幼儿园课程资源的选择除了我国传统的经典诗歌、故事、歌谣、游戏外,也应当注意吸纳西方优秀的童话、故事、歌谣等。二是不能简单地以成人文化代替儿童文化。成人文化往往是既成的、稳定性的文化,而儿童文化是诗性的、开放性的文化。儿童的健康成长需要从诗性的、开放的儿童文化中获得滋养,同时也需要成人文化的方向引导,因而,在学前教育的文化设计中要处理好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的内容比例。三是不能简单地“厚古薄今”,或是“厚今薄古”。文化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它自己的规律与惯性,它并不总是按照理想的需要来建构的。社会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都各有其积极面与消极面,教育的文化传承需要借鉴与发扬各时代文化的积极面,以带给儿童健康与积极的影响。这在学前教育中表现为,我们不能片面地强调传统文化的学习,也不能片面地强调对现代文化的适应。
当教育培养儿童超越世俗价值的社会文化意识时,它就在为社会培养新人,这些有着新的文化意识的新人将创造出新的社会文化,这会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因而,学前教育还有创新社会文化的功能。同时,一种新的学前教育价值观也可能带来家长的改变。如时下国内正在兴起的华德福幼儿教育,它是一种强调滋养与治疗的教育,强调家长与教师一起营造一个更健康的生活文化环境来帮助孩子健康成长。这意味着家长需要改变追随社会潮流的生活态度。显然,家长的改变也会带来社会文化的改变,这也是学前教育创造新文化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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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中的本土民族文化教育(29)
“苗家的牛角杯,举起来耶,举呀嘛举呀嘛举起来,举呀嘛举呀嘛举起来,举起来,双手端起,敬贵客,苗家的酒歌唱起来,一二三四你干一杯,干一杯……”
随着孩子们唱起的敬酒歌,贵州省雷山县示范性幼儿园大班的小主人们穿着美丽的苗族盛装,备好了香甜的“米酒”,迎接中、小班小客人的到来!
在雷山县示范性幼儿园里,活跃着一支传承民族文化、彰显教育特性的幼教队伍。她们让孩子们在做游戏的同时,真正目睹、亲身参与、亲自体验民族文化的精髓,让孩子们在课堂里体会到苗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作为苗家主人热情好客的本性,增强孩子们的交流、合作、协商能力,从而实施以大带小的培养方式。
从2017年起,雷山县示范性幼儿园将每年的10月定为“本土民族文化活动月”。在本土民族文化月期间,雷山县示范性幼儿园的老师们还通过各色各式的本土民族文化专题教育活动,如打糍粑、敬酒歌、长桌宴、芦笙舞、讨花带、板凳舞等形式,让孩子们增强民族感情的同时,通过亲自体验、亲自动手,学习了很多祖先遗留下来的习俗文化、饮食文化、吊脚楼文化和银饰服饰刺绣文化,使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充满敬意,增强民族自豪感。
三、科学发展与学前教育的关系
科学研究对人与世界奥秘的不断破解,使学前教育的理论基础更为丰富与科学。科学发展对学前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对学前教育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两个方面。
(一)早期儿童发展的科学研究影响着公众的学前教育理念
在世界各国,人们越来越关注与重视学前教育,这与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开明有关,也与早期儿童发展科学研究的日益丰富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证明,早期经验、教养关系和成长环境无可争议地对儿童发展有着显著影响,引起了公众对学前教育的普遍关注。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学前教育并不仅仅是父母的事,也是国家和社会的事,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从自己的位置出发,去思考如何为儿童的健康发展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在公众开始关心学前教育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误区。这些误区主要表现为对科学研究成果不加分析地接受与误用。如研究发现早期经验对儿童一生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有人则无限地将其夸大为早期经验决定论,无形中激发了家长对早期教育的非理性态度;也有研究发现丰富刺激对脑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一发现也常常被扩张为刺激越丰富越好,从而导致父母忙于为儿童寻找各种学习机会,儿童承担着过多的信息负荷,反而影响了大脑的健康发展;还有研究发现人类的右脑开发严重不足,进行右脑开发可以促进潜能发挥,这又导致了各类促进右脑开发的教育产品的盲目开发和营销。这种套着科学外衣的教育产品往往会对家长产生一种误导作用,片面相信某一教育方案的神奇作用,从而忽略了关照儿童的整体发展(30)。人类关于儿童早期发展的诸多研究都还只是一些试探性成果,任何迷信科学的做法都是非理性的教育态度,公众与教育者都需要在观察与深刻理解儿童的基础上,审慎地运用各项科研成果。
(二)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学前教育的理论基础,影响学前教育的任务、内容和方法的确定
在学前教育科学研究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当下,日常生活中的养育经验就成了成人的学习经验,这些经验就是学前教育的基础,儿童也常常被当作文化与成人的附庸而存在,不自觉地存在学前教育过分成人化与社会化的取向。自卢梭提出要根据儿童的需求与特点来设计教育以来,对儿童特点的深入研究日益成为儿童教育的真正基础之一。随着相关学科对儿童发展的深入研究,使学前教育有了更丰富的发展理论基础。这些理论主要包括成熟论、心理动力学理论、认知发展理论、行为学习理论、进化理论、信息加工理论、社会文化历史理论、人生全程发展理论等(31)。这些理论跨越了多个学科,这些研究帮助人们深刻认识到:遗传、环境及早期教育在儿童早期发展中是高度互动的,它们共同建构了儿童的早期生活经历,影响着儿童的早期发展。这些理论也影响着学前教育的任务、内容与方法的确定。
成熟论强调遗传的作用,教育扮演消极的角色,认为学前教育的内容最好不要超越儿童的发展水平,在方法上强调无为而教,忽视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作用。心理动力学理论对学前教育的影响表现为,它对儿童早期经验的重视,使人们开始更广泛地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在内容上重视儿童的社会适应和情感调整,主张让儿童自由宣泄内心情感,注意培养健全的个性,并重视游戏在早期教育中的运用。在认知发展理论影响下的学前教育,强调主动促进儿童的智力发展,重视提供给儿童丰富的环境和材料,引导儿童观察、操作、探索和试验。行为学习理论强调强化和模仿的作用,重视环境和榜样人物的作用。进化理论认为本能、生物学的初级能力以及自然选择在儿童早期发展中有着主要作用,早期教育要尊重人类进化发展的规律,呵护儿童早期的不成熟(32)。信息加工理论则强调教育要根据早期儿童信息加工的特点与方式,注意信息呈现的量与方式,不要让儿童有过重的认知负荷,同时信息呈现要有助于呵护儿童的感官。社会文化历史理论强调儿童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尤其是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要注意教育中文化的传统与现代以及文化的地域性与普遍性的联结。人生全程发展理论则认为儿童早期发展并不能决定其一生的发展,没有哪一个年龄阶段在发展中居首要地位。早期经验的影响可以被以后的经验改变。
四、家庭、社区、人口与学前教育的关系
学前教育的发展与家庭、社区与人口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学前教育也对这几个社会要素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家庭的变迁影响学前教育的规模与任务
家庭是学前教育的重要力量之一,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学前教育规模与任务的变化。家庭的变迁主要表现为家庭结构以及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
1. 家庭结构的变迁影响学前教育的规模
家庭结构由家庭中的成员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构成。随着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变迁,家庭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传统的联合家庭(几代同堂)正在向核心家庭(父母和孩子)转换。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家庭同住人口减少,尤其是双职工家庭,没有人照管孩子,增加了对学前教育机构的要求,推动了学前教育机构的发展。同时,一方面,随着离婚率的上升,单亲家庭、再生家庭的比率日益提升,儿童生长环境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这也给学前教育带来了新的困难与挑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贯彻实施,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已逐渐成为父母,他们虽然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但却缺乏基本的养育经验,在儿童的保育和教育上常常表现为束手无策;年长者虽有一定的育儿经验,但面对家庭中的“小皇帝”却只会百般迁就和溺爱。这些现状表明,科学的、高质量的机构学前教育已成为家长们的迫切需要。2016年,我国实施“全面二孩”的人口政策,人口出生率将会大幅度上升,对今后学前教育的规模提出了新的要求。
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影响学前教育的任务
父母的职业、收入和教育水平反映了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生活于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家庭的孩子会有不同的生长背景,同时也意味着他们有不同的生活品质与教育品质。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有良好的生长环境,父母的指导与生活照顾使他们的发展有很好的基础,从而能够更好地配合机构学前教育的各项工作。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在给予儿童有品质的照顾上会面临很多困难。有研究表明,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营养和健康护理较差,面临更大的情感压力和更多的能力丧失的危机。这些儿童在机构教育中往往需要更多的积极期望、认同与肯定,需要更多的良好榜样和更丰富的团队感,以及更积极的学业指导(33)。这就对机构学前教育提出了更多的教育任务与要求,他们在进行家园共育工作时,也就面临更多的困难与挑战。
(二)社区支持程度影响学前教育发展的深度与广度
社区是学前教育的重要资源与力量,它是否重视与支持学前教育,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前教育发展的深度与广度。
社区对学前教育的支持表现为积极丰富的社区文化,为儿童提供丰富的交往与学习机会,同时社区成人的生活方式也会影响儿童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当一个社区的成人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生活与工作态度时,儿童也会模仿到这种态度。当社区服务机构能够通过相关渠道去支持家长或教师的教育工作时,就能够帮助学前教育获得更充实的资源。
学前教育机构可以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拓宽教育途径,丰富教育形式。这一方面表现为教师可以采用“请进来”的方式,利用丰富的社区人力资源,提高学前教育的质量,如请交通警察讲解交通安全知识,也可以请消防员向儿童讲解火灾中的逃生知识。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走出去”的形式,开辟儿童活动的新天地。教师可以带领儿童到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展览馆、科学馆、体育馆、少年宫、海洋馆等地方去参观,增加儿童对国家政治、历史、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的感性认识;组织儿童到乡间、郊外、森林、湖畔、草原、农家去旅游,让儿童动手操作,尝试、探索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以加深儿童对周围世界的体验和认识。此外,幼儿园教师还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积极为社区服务,如举办形式多样的家长学校,传播科学育儿知识,组织文艺表演等,促进社区教育的发展。
(三)人口规模与政策影响学前教育发展
人口规模、人口政策与学前教育的发展密切联系。人口数量的多少,出生率的高低,都直接影响学前教育的规划、机构的设置及收托儿童的数量。
根据最新的人口预测研究表明,我国早期教育与学前教育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早期教育在园人数将由2008年的500万人上升到2020年的1 500万人,2043年将突破2 500万人。
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较快,学前教育机构数量从2010年以来便呈现出增长态势。其中,2011-2013年机构增长增速均在9%以上的水平;2014-2016年,机构增长增速有所回落,但增速值却不断上升。具体来说,2010-2016年,我国学前教育机构数量从15.04万个增加至23.98万个,年均复合增速高达8.1%。
2016年1月1日,我国正式施行“全面二孩”政策。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 786万人,比2015年多增131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95‰。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 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查看地方数据发现,“全面二孩”政策施行以来,各地二胎占比明显高于一胎。预计,未来中国出生人口将持续增长。
此外,人口基数大或城市社区人口密集,宜按实际需要设立托儿所、幼儿园。如果人口基数不大或农村地区人口稀疏,宜设置年龄混合的混合班。当前我国的人口政策会引起学前教育相应的变化。一是随着学前儿童的持续增加,需要新增大量的学前教育机构;二是更希望孩子从小能进入教育质量好的托儿所、幼儿园,对学前教育机构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
当前我国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改革力度不断加强。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对托儿所、幼儿园的教育任务、教育内容和方法,以及发展速度和机构类型、课程模式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学前教育要不断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促进社会的发展。
社会是一个由各个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学前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二者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一方面,学前教育是社会培养新一代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学前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托儿所、幼儿园的体制和类型,教育的任务、内容和方法以及师资和保教人员的素养,都要和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及家庭、社区、人口变化等因素相适应。要通过多种渠道举办各种类型的托儿所、幼儿园,以满足儿童入托、入园需要,并不断提高保育、教育质量,促进学前儿童健康成长。
【拓展阅读】
“全面二孩”政策对学前教育发展提出新需求(34)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简称“全面二孩”政策)。这是我国的一次重大人口发展战略决策,是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的重要举措,对促进我国人口、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深远的战略意义。同时,“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也对我国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需求。从两个方面对我国当前尚为短板,而且还未全面普及的学前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一方面要努力满足已有儿童的入园需求;另一方面则要满足“全面二孩”政策后新增人口的入园需求。因此,在我国人口战略重大调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学前教育资源必然更加紧张,压力将会更大。
据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全国每年将新增300万名学前儿童,按照现行学制,3年内会新增900万名入园儿童。据北京市测算,北京市符合“全面二孩”政策可生育二孩的常住育龄妇女约有236万,预计2017~2021年将累计新增常住出生人口58万。山东省预测,从2017年开始,全省3~6岁学前适龄儿童将出现较大幅度增长,2017年适龄儿童峰值将达到365万人,比2016年增加29万人;2021年适龄儿童将增长到436万~460万人。广东省预测,“全面二孩”实施后,2016~2020年户籍人口每年将多出生15万~18万婴儿。
人口的刚性增加,使教育公共服务受到严峻挑战,首当其冲的便是学前教育,1~2年内即将遭遇新需求的叠加压力。据山东省教育厅测算,“十三五”期间全省年均新增适龄儿童将有25万,如果按照一个园9个班270名孩子来计算,每年需要新建幼儿园900多所才能保障所有新增儿童入园需求;到2021年,需要新建4 600所左右的幼儿园。河北省“全面二孩”政策后每年的新增人口约20万~40万人,如按中间30万计,那么,要达到85%的入园率每年需新增学位约25.5万,新增专任教师1.7万名以上,新增幼儿园1 275所;未来五年共计需新增学位约127.5万,新增专任教师8.5万名以上,新增幼儿园6 375所。“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河南省每年将新增人口约26万~40万人,要实现85%的毛入园率,需要新增学位22.1万,新增幼儿园专任教师1.47万名以上,新增幼儿园1 105所;江西省每年将新增人口13万人,目前学前适龄儿童235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不足七成,若要达到75%的全国平均毛入园率水平,需新增学位约26.2万,新增专任教师1.75万名以上,新增幼儿园1 310所;如果要实现85%的毛入园率,则需要新增学位约51万,新增专任教师3.4万人,新增幼儿园2 550所。
即便是教育发达的首都,北京市学前教育学位缺口状况同样不容乐观。据初步估算,未来三年,北京将新增学位15万个;如果按一个班30名儿童计算,将需增加5 000个班;每个班配备2名教师,则需要增加1万名教师。在调研中还发现,2016年北京市某区拟入园幼儿约1.5万人,但各种类型幼儿园学位总供给只能满足0.7万~0.75万名幼儿入园;在另一城区,2016年拟入园户籍儿童就有2.4万名,但实际学位只能提供2万个,该区还有2.3万名非户籍儿童。
【思考与练习】
1. 简述学前教育学的发展历史。
2. 简述我国学前教育机构的产生和发展。
3. 试述学前教育的原则、特征和价值。
4. 试分析政治、文化与学前教育的关系。
5. 分组讨论我国学前教育杰出代表人物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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