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反右派运动中受处分

1950年代，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话：“1950—1952年是扭秧歌的时代；1953—1956年是知识分子的春天；1957年以后，是政治运动的天下。”这个顺口溜，完全符合我个人的体验。从1952年到1957年反右之前，是我的黄金岁月。我得心应手地从事着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大公报》 《经济研究》 《新建设》等报刊公开发表了20多篇论文。1956年初，我被评为讲师。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年轻的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和自信。

但世事多变，厄运正悄悄地向我逼近。1957年5月，党中央号召人们“帮助党整风”，动员党内外群众给党提意见。响应党的号召，这是我从参加革命之日起就确立的信条。于是，在一次由贸易经济系党总支召开的“征求意见”的会议上，我提了两条意见。

第一条是涉及思想认识的意见：“德才兼备”是正确的用人方针，但在现实中往往把“德”等同于“政治表现”，而忽略了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第二条是涉及实际操作的意见：“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小部分教师，文化程度太低，知识面太窄，难以完成大学教师的任务。”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两条意见很快就被定性为“右派言论”。接踵而来的，就是“积极分子”们声色俱厉地批判我的“右派言论”。开始，我有些发蒙，随后又有受骗上当之感。在当时那种一边倒的肃杀气氛之下，任何一点点不同的看法，都会被镇压下去。思想和言论的暴力，是以物质和权势的暴力为支撑的。此时此刻，我只能听天由命，等待着临头的大难，因为我知道，按当时的标准，“右派分子”，我当定了。这种悲剧的产生，就在于我不认同当时专横武断的用人标准。

大灾大难之下，也有稀少的幸存者。我所在的贸易经济系划定的“右派分子”，超过了毛主席规定的数量界限，这使我得以逃过劫难，有幸降格为“中右分子”。但是，“积极分子”们不会容我以“无政治问题”的身份生存下去，而赐我一顶“党内严重警告”的政治帽子。当然，这与“右派分子”身份相比，可称为“难得的幸运儿”。一位工农出生的党支部委员对我说：“同样的言论，出自你的口与出自工农的口，性质是不同的。”

在极左路线肆虐时期，有“政治问题”的人，日子很不好过，每天都经历着有形或无形的歧视。但逆境促人深思，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反右运动之后，我不再是纯朴的、轻信的“革命青年”，而被社会教化成了“复杂人”。更重要的，我倚靠自己崇尚真理、追根究底的习惯，逐渐找到了应对厄运乃至为人处世的新思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特别是道家的祸福转化思想、“道法自然”思想以及儒家的“推己及人”思想，给了我新的启迪和自信。

不久以前，我读到季羡林先生说的一句话：“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在1957年反右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也不谋而合地按照季老概括的这副巧联行事。这一“说话之道”，为我减少了许多烦恼。总之，1957年的厄运，对我来说，确实是“利”大于“弊”。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无疑是此后更大的人祸——十年“文革”的一次预演。